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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时代作为一个创新时代正在形成创新文化。在创新文化氛围中的大学文化也就被打上了创新的烙印。创新的大学文化是现代创新文化的一部分,它与现代创新的精神结构、制度安排、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当代东西方国家的大学的自身变革,正体现了大学适应创新、引导创新的时代精神。在大学的创新过程中,现代创新文化的深层变革正在发生。创新时代与创新文化、创新大学具有一种内在互动的关系结构。
[关键词] 创新;创新文化;大学;大学精神
创新文化的理念是一个现代理念。在古典时代,创新是一个自在的现象。古典时代也有它的创新价值、创新举措、创新成就。断定古典时代的创新是自在的,既是因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也是因为古典时代的创新还处在一个非自觉化、非组织化、非系统化的状态。在现代,创新成为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命脉。创新就此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理性自觉、一种组织现象、一种系统筹划的事宜。
在现代创新的过程中,大学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大学与创新文化的内在互动,成为人们分析创新文化的必要视角。
笔者拟在创新文化的视野中审视大学与现代创新文化的关系,并借此说明创新的大学精神与现代创新文化的内在呼应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稳定建构对于创新文化的发展具有的不可小觑的意义。
一、 创新时代的大学境况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可以称之为创新时代。这样断定的理由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是以创新作为标志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创新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显示出来;还有一个方面,是因为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组织活动的基本方式。
从第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其他时代得以区别开来的依据,就在于它是一个以创新为本质特征的时代。创新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创新是古往今来都存在的事情。但是,创新在现时代已经不仅是人类活动标志之一的事件,而且已成为人类活动的本质属性。人类既必须在创新中获得自己生存的基本物质资料,又必须在创新中谋求发展的各种手段,还必须在创新中寻找扩展活动的崭新空间与机会。人类传统的谋生方式已经无法为人类提供起码的物质生存保障条件,必须借助于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以不断创新的方式来为数量日益庞大的人类群体提供衣食住行等基本供给条件。而且,人类传统的发展手段已经无法为人类心智的成长、智性空间的拓展,以及以智性的拓展为人类开拓崭新的活动领域提供相宜的手段。人们只有以不断进入新领域、开辟新天地、寻觅新方法、找寻新工具的创新性活动,才可能为整个人类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手段,以防止因发展手段的短缺而造成发展的迟滞。现在,人类传统的活动领域与发展机会的获得方式,已不足以为人类提供足够的生存与发展的可能。这方面可以切分为两点来考察:其一,传统的农业活动、手工业方式以及思想的生产方式,都已经无法产出新的机会与空间;其二,传统工业产出所依赖的那种“硬化”方式,也不足以给人们提供足够的组织活动空间与参与组织生活的机会。人类必须在创新活动之中,为自己打拼出新的世界。这个以打拼出崭新世界为目的的当今人类活动方式,就是显示创新之为今天时代特质的最鲜明特点。
就第二方面来分析,今天的创新已经显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不只是某个领域、某个时期、某类事件、某些阶段的事情。在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创新的精神理念已经不是古典社会中某些先知先觉的人士的“突破”性观念,而是社会公众都广泛认同的普及性观念。人们普遍意识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自觉接受创新的理念,已经不是表明自己思想开明、思想新锐的方式,而是不被这个创新时代淘汰的起码要求。因此,欢迎新的观念,接受新的思想,吸收新的理念,改变旧的思维方式,就成为人们的理性选择。曾经以“保守”来显示的人类精神气质,在今天已经改写为“创新”二字了。在精神生活的世界里,显示今天人类精神气质的活动,不是对于既有观念的捍卫,而是对于创新性观念的极力寻求。为此,人类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的创新,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观念形态创新的理论标志;人类在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领域的探索,成为人类改进自身活动方式的理论求索。而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变,则构成人类精细地组织日常生活世界的创新活动的标志。同时,在日益组织化、制度化、规制化的人类集群活动领域,显示出以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集体选择创新谋求人类活动高绩效的共同特征。在现代性主导的社会生活中,人类的组织化活动已经彻底替代了分散的个体或家庭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的组织性筹划是人类活动前所未有的。因此,组织创新就成为组织重组的必然状态。从组织活动的人性假设由X假设、到Y假设、再到Z假设的变化,就象征性地显示了人类对于组织中活动的人类本性认知的创新与优化。而人类组织结构从线性结构到复合结构、再到矩阵结构的演变,也显示出人类对于组织结构形式的不断创新性改良。至于人类对于组织成本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深入系统求解,以及由此显示出的巨大效益,则显示出组织化时代人们对于创新的执著与收获。从制度化的角度来看现代人类生活的创新,更可以显示出这个以创新为标志的时代特质。人类从君权神授的统治形态演变到以道德作为统治的有效手段,再演变到从制度安排着手解决统治与治理的难题,充分显示出人类从制度创新视角自我审视并优化筹组其活动方式的特点。今天的制度安排,从整体的意义上讲,都是创新的体现,也都是创新的结果。
再从第三个方面大致描述,现代创新作为组织化的创新而非个体性的创新、作为普遍化的创新而非偶然性的创新、作为连续性的创新而非中断性的创新、作为结构性的创新而非要素性的调整,使得创新成为各种类型的组织的存在与发展状态。因此,组织的存在理由、组织的发展动力、组织的竞争结果,都与组织的创新状况紧密相连。庞大的国家组织的重建、巨型的企业组织的重构、传统的行会组织的现代再造、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学派组织的崭新组合、传统大学面对现代压力的不断调适,以及各种新型的组织(诸如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急速成长,等等,都在显示出组织化生存的现代组织基本状态,是在绝无间断的创新中寻找到描述其存在和发展的辞藻的。可以说,在创新时代的背景中,一个组织的存在与发展既由创新所启动,也由创新所推动,更由创新所筛选,最后由创新决定生死存亡的命运。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情形中,大学的处境无疑只能是一种不断改造自身以便率先适应创新,并占领创新先机、寻求领导创新的处境。大学作为现代组织的源头之一,它绝对不可能在现代组织活动的创新处境之外,得到一片保守其初始状态的世外桃源的特殊待遇。[1]同样,大学作为现代组织的主要构成形式,它也绝对不可能不以自己的创新来显示它引领组织化创新的功能。今天,无论是处于发展转换期的中国大学,还是已经发展出相当成熟的大学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都处在一种以改革寻求竞争优势的状态之中,就很好地说明了创新时代与大学创新的融洽互动关系和内在一致关联。这是显现一个创新时代的大学境况的最佳视角。
二、 现代创新的大学渊源
从高等教育的历史视角来看,现代大学是人类组织创新的产物。但是,大学一旦出现,它就与人类的创新活动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从前一视角看,现代大学在11世纪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是当时酝酿中的社会组织基本方式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之得以显示的一个必然标志。正是对于新观念的需求,对于新的组织形式的需要,对于新的制度设计的期许,对于新的社会化方式的找寻,推动了大学的诞生。从后一视角看,大学一旦产生,就与当时社会并继起地与后来社会的发展相互联结,形成了大学变革、创新与社会变革、创新的紧密互动。
将这两个显示大学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切开来看,就前者分析,大学在11世纪的产生就是社会变革与创新的产物。这使得大学刚一降生就被打上了创新的“胎记”。大学兴起的教育史考察表明,正是中世纪东西方文化借助战争的冲突而发生的交汇,也正是宗教信仰加上对希腊科学与哲学知识的依靠、对新的知识探求的热望,以及在中世纪城市兴起的过程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为现代大学的兴起提供了直接的社会条件。尤其是意大利的城市体系的发展,为大学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空间。由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在城墙内的市民们取得了与日俱增的独立地位。他们组织各种议会处理公共事务,又组织了各种同业公会保护和管理行业;他们还利用先进的自治权使自己逐渐摆脱教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强加给他们的非常使人厌烦的约束0[2](P125)。教育的需求显得非常旺盛。这个时候,大学出现了。大学的一些组织特质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一是组织的持续性特征,大学将自己视为永久性的机构;二是自己的组织架构边界得到了勾画,它是一个保证教师和学生安全地寻求知识与智慧的场所;三是它相对独立的组织地位得到了承认,宗教当局与城市当局都承认它的独立存在。“最自由的也是最强有力的”城市促成了大学的降生。[2](P126)如果不是从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的演变,不是这一演变引发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动,大学的出现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当然,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学出现之后,大学为社会的变革与创新所提供的深厚和持久的动力,以及这一动力机制自身在不断的改进中为社会持续的创新与发展所提供的广泛支持。我们之所以从这个视角来审视大学与社会创新的关系,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大学作为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方式与功能发挥方式奠定了某种基础性的状态。第二,大学的运行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价值、制度设计与社会自身的再生产,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营养和设计框架。第三,大学所发挥的直接支持社会物质生产的巨大功用,显示了大学与社会物质生活直接的关联性。大学与现代国家的兴盛与衰落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是以往任何组织形式都未曾发挥过的功能。
先分析第一个方面。如果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联结起来的社会架构,那么可以说这一架构的基础就是在大学这一独特的组织结构形式中寻找到支持资源的。一方面,只是在市场经济逐渐兴起、发育并走向完善的时代,大学对于自身组织形式以及基本架构的寻求和奠立,才与市场经济之作为规模经济、作为法制经济、作为科技经济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大学对于组织状态的探求、对于法律的深入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的深度开发,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形式就无法获得深厚的理论支持。也正是市场化的导向,在某种意义上将大学引导到直接研究并影响以经济力量带动的现代社会的轨道上来了。
再看第二个方面。大学在现代精神、现代制度与现代运作方式上的综合影响,是大学显示它的独特结构功用最为鲜明的地方。恰如论者指出的:“没有西方现代的大学,现代的工业文明是不可能的。”“在现代工业文明里,大学是三个东西的源泉:新观念的源泉,新知识的源泉,和新型专业人才的源泉。”[3](P153)这是基于现代大学的三个基本功能作出的断定。一方面,现代大学需要以传播知识来体现组织的特质,这是它刚刚从旧的、传统的社会结构中酝酿诞生出来就带有的组织特征。另一方面,现代大学还必须以知识的创造来显现自己拓展新的知识空间与知识领域的能力,这是现代大学在发展中逐渐体现出来的独特组织功能。假如一所大学不能在知识上有独创性的贡献,这所大学的“大学性”就会受到质疑。再一方面,现代大学还必须以自己对于社会急需人才、尤其是实用型人才的规模化培养,来显示自己直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大学刚刚诞生时期那种展示人文底蕴并与社会普遍风气对峙的特性,在大学自身的演变中变化为与社会的协调性相处的状态,并以这种协调关系作为基础,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引领机制之中,而且以技术的发明和人才的培养牵引社会的庞大机器向前运行。
具体到现代大学所提供的三个现代源泉上,我们可以知晓,现代基本的价值观念,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治、科学等理念,都与现代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大学是从带有神迹烙印的机构中脱胎出来的,但是它自始就具有自主探求真理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的诉求。自由地思想与自由地追寻真理,成为大学最足以显示自己精神特质的方面。这种自由的精神特质最为明确的显现,就在于大学的普遍主义精神——“关切一切、怀疑一切、探索一切,这就是普遍主义的精神”[3](P27),这也就是自由的精神。大学的学习机制、组织建制也具有天生的民主特性,人们在这里平等地、因而也民主地探讨学术问题,而不以强权逻辑来处理以追寻真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问题。在制度层面上,最为典型地表现现代社会性质的法治,就更是在现代大学持续不断的探讨中获得它广泛、深厚、扎实的理论支持的。从早期意大利的大学对法律学科的高度重视,到今天大学法学院对立法与司法的理念、制度与人才支持,这是不需要太多繁复的论证就可以为人们明确了解的事情。而现代大学发达的社会科学学科对于现代社会组织的直接贡献,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为现代社会的良好组织状态提供了智力资源与思想宝库。如果没有现代大学的这一支持,我们就很难设想社会之得以理解、得以发展、得以改善的现代创新和现代进步。至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之由大学发挥的巨大作用,也是人们所共知的事实。现代大学“产学研”一条龙机制的建立,尤其是职业人才的专门化培养机制的匹配,使得技术进步与人才需求良性互动起来,从而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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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解析一下第三个方面。现代大学与现代组织、尤其是与现代国家的兴盛或衰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研究者指出:“大学兴起带来国家昌盛,这不仅仅是西方现象,也是世界现象。”[3](P29)意大利之所以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早期阶段领先世界,就是因为11世纪、12世纪现代大学的前身在意大利的兴起,以及这种兴起与当时意大利城市发展具有的某种一致性关系。后来,英国的强盛,法国的崛起,德国的发展,也都与这些国家的大学的迅速发达有密切的关系。当19世纪、20世纪的美国创新性地将英国的博雅学院、德国的研究型大学与自己的专业学院三者结合起来的时候,大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堪称“美国世纪”的时代,而这个时期美国的发展之领先全世界,也是不争的事实。
今天,大学在人类经历的这个独特的创新时代里发挥的作用,仅仅只是我们理解大学创新与创新社会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相互对应的角度讲,大学对于人类从保守时代进入创新时代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是我们必须全面了解的。而大学自身为何具有与创新时代适宜的关系结构,也是我们所必须深入分析的问题。
三、 大学改革的精神底蕴
大学凭借什么始终具有与现代创新社会互动、甚至牵引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呢?追问起来,大学所具有的自我创制能力、自我创新机制这一答案就自然浮现出来了。大学始终处于改革自身、创新自身的状态之中,大学改革的精神底蕴就是创新。这正是大学得以与现代之作为创新时代一直紧密相连,而没有松脱其内在关联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大学在11世纪、12世纪刚刚诞生的时候,就具有了脱开当时社会流俗寻求崭新的组织机理的“先天”特性,延续至今,大学不断改革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以求与社会的变迁相互适应并引导社会的变化流向。从这个独特的角度看,大学的历史就是改革的历史,大学改革的历史就是大学创新的历史。而大学的创新历史就是现代社会创新历史的象征与写照,也是现代社会体现其创新本质的重要标志。
大学的改革史是一部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历史。在一种改革的氛围中凸显的大学创新特质,从大学的改革史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此,我们无法全面勾画大学的改革史,仅仅从大学改革史的几个关键构成阶段上,就可以一窥现代大学改革进程所内在充盈的创新精神。
一个关键的构成阶段,是早期大学奠定自己的精神气质的时候,体现出脱离神学氛围与脱开社会政治制约,为大学定位在创新的机构这一特质上的阶段。这个时期,大学与已经存在的社会政治组织之间的规则博弈,成为大学为自己寻找组织特质的特殊处境。早期大学为了社会发展的规范化需要,对于法学的张扬就体现了这一寻找的特殊性。对于社会政治统治者来讲,非规范的社会政治控制是他们所乐意选择的统治形式。但是,对于一个以秩序为诉求的规范的社会政治生活而言,法治的紧要性不言而喻。为此,如何在有效的法学理论资源上下功夫,在法治的制度设计上做到有效控制国家,就是大学在社会政治生活控制机制上得以为现代社会的规范需求进行创新性探求的功能表现。早期的意大利的大学,一方面对保存完好的罗马法加以整理,同时对权利的维护与权力的限制加以深入研究,而且集中思想资源对法学的教育体制加以摸索,对法学的修辞艺术加以强调,对法律的实际社会政治功用加以申述,这使得早期大学对于人类社会从非规范的统治状态转进到规范的法治状态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象征大学在早期起步阶段就以自己的创新为创新时代的奠基发挥重要作用的典型事件。如果我们再将视野拓展到人文主义的确立、逻辑与哲学和科学的联结对于现代精神世界的重构、大学组织特质的确定等方面来看的话,那么,早期大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兴起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更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大学自身改革与创新时代互动的另一个关键的构成阶段,是大学在19世纪时对自身特殊功能的准确确立方面的改革与探索。早期大学与其说是创新知识的机构,还不如说是传播知识的机构。因为处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主要还将组织的功能集中在整理与传播失散已久的古典知识上面,罗马法的教育、修辞学的训练等都可以代表这一时期大学教育的状态。虽然说这样对“以复古为创新”的“现代”的兴起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当整理古典知识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单纯整理知识就不足以为急速发展的社会提供充足的动力源了。大学之作为一个创造性研究机构的性质就日益显现出来。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对研究型大学的阐述,再次为大学的创新特质注入了新鲜的大学文化基因。洪堡强调,“国家不应当指望大学做与国家直接利益相关的事情,国家应当抱有一种信任感,让大学发挥真正的作用,大学不只是为国家的目的来工作,而应为一个更高的水平无限地发挥作用,,提供增加更多有效的源泉和力量的场所,而不应当只是受国家本身所支配”[2](P330)331)。这可以代表19世纪大学创新的精神状态。它显示出:其一,大学必须保持其独立于国家的组织的特质,不可以将大学纳入国家直接控制的范畴;其二,大学必须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将知识与智慧放置到自己机构的最高最优的位置上去;其三,大学必须以自己的精深研究来阐释、传播有效的知识和切实的行动策略。洪堡的大学改革为后来兴起的大学改革运动奠定了精神基础,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刻画了有益的路径。今天,大学以分门别类而又兼有学科优势的科学研究来展示自然世界、人文天地和精神领域的缤纷色彩,就是在洪堡的思路指引下获得的创新性特质。
大学自身的改革与创新再一个关键的构成阶段,是20世纪大学在面临市场化挑战的时候对于自己如何适应并主导市场化状态的改革的成功尝试。本来,20世纪市场化因素对于大学的介入还是个别的现象,运用市场化手段经营大学,曾经是成功的大学在大学营运过程中的有效手段。但是,当大学面临市场的全面挑战的时候,当市场本身的重组对于社会的重组发生结构性转变的时候,市场化对于大学的营运来讲,就不是一个大学营运的因素问题,而是一个结构的影响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学的市场化趋势日益鲜明地体现在大学的运转过程中。市场、政府与学术的交互影响,成为创新性大学必须注意的三重因素。而那些适应并创造性地开辟了大学与市场相互关系新境地的大学,就成为大学创新与社会创新相互促动的佼佼者。这种势头,目前还是大学与社会互动的基本状态。强烈的竞争与效益的制约将大学推向市场,又将市场导向大学。“消费型”导向的大学定位不仅成为大学自身创新的趋势,也成为社会对于大学的基本期待。当然,大学在市场化时代对于营利与非营利的市场导向做出的弹性反映,又表现出大学之辩证地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精神内涵。大学在价值与功利之间、在无用与有用之间,寻求着创新自身又创新社会的契机。面对市场化的挑战与面向市场化的重构,大学仍然显示出自身以灵活多变的创新来适应并引导社会创新的机构特质。这也是对于大学改革之体现大学创新精神的最为简洁明了的证明。
以创新为导向的大学改革显示出大学的基本精神。现代大学之为“现代”大学,就是因为它与现代的创新精神处境相适应。而现代大学之为现代“大学”,也是因为它具有的创新精神所具有的普世、普适特性。今天中国大学的改革,从大学定位的重新界定到大学体制的再次锻造,再到大学用人制度的改革,最后落实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上面,不论改革的着眼点在哪里,其中都体现出中国大学在创新的大学基本精神的引领下,创新性地重建中国大学的目的性。[4]这是创新的大学基本精神在中国大学的当代运行过程中必然的投射。坊间充斥的关于大学精神讨论的书籍、官方与民间对于中国大学现状的普遍不满、中国大学改革的紧张处境、大学重建的行政压力与组织自身压力,以及大学创新性引导中国之作为一个变革社会的发展的期望,都在推动着中国大学目前逐渐展开的改革运动,并逐渐将局部的大学改革推向整个大学范围。2003年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中山大学的人事制度创新引起全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就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
四、 简短的结语:大学创新与创新文化的重建
概要归纳前述三个方面的基本意涵,那就是创新时代与创新文化、创新大学,具有一种内在互动的关系结构。
创新时代、创新文化、创新大学,是三个各有指向的概念。
创新时代指的是划分出“传统”与“现代”的时代边际界限的特殊概念。这个时代,既从创新之作为时代标志,又从创新之作为普遍现象,更从创新之作为组织活动基本方式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创新文化指的是创新之作为独特的价值理念、独特的制度诉求与独特的生活方式,构成的反映了“现代”文化基本精神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将创新本身的文化意涵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于创新具有了铸造现代文化的“能力”。
创新大学则指的是一直处在创新境地中的大学对于创新在大学运行中的价值诉求、制度安排和具体举措的全面贯穿而形成的大学气质。
三者的指向趋势各有不同。但是,三者的关系结构是清楚的:创新时代注定了创新文化的出台,创新时代的创新文化注定了创新大学的浮出水面。时代的氛围条件为创新大学的形成提供了外部条件。而创新大学则为创新时代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它们与其他创新组织、创新机制共同雕刻出现代创新文化的大体轮廓。
人类的创新是不间断的。但是,以创新标榜的这个时代,如何以更为广泛、深入、持久且有效的创新来支持一个创新状态,而不至于使创新的动力逐渐耗散、使创新重新归之于保守的状态,则是创新时代的一个难题。人类在前创新时代之所以会陷入一个或因为客观原因、或由于主观原因拒斥创新而捍卫既有东西的保守氛围中,原因多是因为创新本身显示的满足人们理想期待的能力不足。现代之所以是一个以创新为标志的时代,多半是因为创新满足了人们对于理想期待的诸种实际需求。这不是一个对于创新功用的庸俗化的证明,而是对于创新之作为实际效用支撑着的活动的现实理由的说明。
今天,东西方社会对于创新的积极探求,正在发挥推进社会发展的巨大效用。其间,大学的创新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学的人文探索对于人类精神领域的重建,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对于自然世界的解释,大学的技术开发对于物质生产的巨大支持,大学的体制改革对于社会变革的直接影响,大学的功用面与非功用面的恰切展示,对于人类确认自身的理想与现实关系,无不发挥着导引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的创新再次与创新文化的建设联系起来。当今天的创新文化显现出重建的契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大学的重建中看到创新文化确立的希望之光。
[参考文献]
[1] 参见郭石明.社会变革中的大学管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2] 博伊德,金合.西方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3] 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参见钱理群,等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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