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的构架特征
赵殿增
三星堆考古的主要收获之一，就是证明了川西平原存在过一个从原始社会到古国方国形成阶段的古文明中心(1)，不少研究者已正式称之为“三星堆文明”。这个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原始宗教体系。要全面了解三星堆文化的面貌和价值，就需要对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必要的研究。本文拟从部分出土文物反映的三星堆时期特殊崇拜习俗入手，对其原始宗教构成的特征作一概要的分析。
一、三星堆文明几种特殊的崇拜习俗
三星堆文化的一大特色，是表现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出土文物异常丰富，为我们探索当时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具体线索，在城址、遗址、作坊、墓葬等遗迹和造型奇特的众多器物之中，常常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因素，如土埂城墙的建设、高柄中空的灯形豆、鸟头形的器把、数量众多的各式石璧，大都包含有原始信仰方面的内涵。其中最突出最能集中反映三星堆精神文化的，则是祭祀坑中出土的成批成组专门用于祭神的文物。
三星堆遗址中心及附近地区，曾多次发现埋葬神器礼器的长方形土坑，目前学者多认为是祭祀坑(２)，它们是反映三星堆宗教观念和祭祀活动的重要实物例证。虽然在埋藏原因方面尚有多种不同的见解，但在坑中出土的文物主要是用来祭神的这一点是比较一致的。
出土的器物包括人像、神象、灵兽、神树、礼器、祭器等几大类。均与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活动有关。器物形态极为奇特怪异，从中可以窥视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信仰崇拜方面的一些特有色彩。
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地位显著、造型奇异，说明当时人们有一种崇拜眼睛的特殊习俗。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种突目人面具，例如大面具(K2②∶148)，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直径135厘米。另一对突出目面具(K2②∶142；144)，双目突出似一圆柱，长9厘米，直径10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对眼睛特有的敬重。“眼睛”纹常常作为主题花纹出现在重要图案的中心部分，如大立人像(K2②∶149；150)头顶花冠的两侧、身披法衣的双肩中心，就有一对巨大的“眼睛”纹。这些实例证明，崇拜眼睛是三星堆古人信仰观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崇拜的社会内涵和精神实质，是对以“纵目”为特征的蜀人始祖之神“蚕丛氏”的崇拜(3)。史籍中记载下来的传说中蜀人的始祖名叫“蚕丛”，其唯一的形体特征就是“纵目”。如东晋时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一书中说：“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三星堆大量出现突目巨眼的图像，正是蜀祖蚕丛神像的具体体现。以面具眼饰来表现祖先崇拜观念，构成了三星堆原始宗教体系的特有组成部分。
三星堆文物中还特别强化了对人“手”的夸大和神化，表明对“手”的崇拜是当时又一项独特的信仰习俗。这种现象首先反映在青铜人像群上，如大型立人像(K2②∶149；150)，就有一双超过比例一倍以上的大手，平举在正前方视角焦点的显著位置，作执物奉献祭祀状(也有的认为是作“掐指一算”之类的手势)。较小的一尊兽首冠人像(K2③∶264)，与大人像双手姿态大体相同，只是两个小指翘起，更象是在作“手势”。神坛上成排的小人像、神树基座上跪祭人像(K2②∶194)，也都有一双超比例的大手。有些跪祭、立祭小人像手中，还握有璋、枝条一类的祭器。在大神树巨龙身上，长有一只平伸的巨大“人手”；大铜人身披的法衣上面有四条飞龙，前后爪也都呈现为握作空拳的“人手”，表明人手与神兽已经有机地合为一体。“祭山图玉璋”(K2③∶201?)之上，有八只巨大的人手，从天而降，握成空拳，拇指按在神山的外侧，它们已被作为神的威力和法术的直接体现。玉璋上有22个祭祀人像，均呈现出整齐划一的“手势”，即双手在腹部交叉，抱作空拳，拇指翘起相按。跪祭半浮雕人像(K2②∶04；05)等，又呈现了一种双手张开、按在腹腰之间的手势。这些“手势”的重复出现，说明它们已经成为一种与神交往的“形体语言”，而从天降下的大手和人兽合体上面的人手，证明“人手”已升华为“神手”，并在后来形成以“手纹”等为主体的“巴蜀符号”，这些“手纹”逐渐具有了“神圣的宗教符号”的意义，构成一种特殊的崇拜习俗。巨大的人手又主要出现在具有巫祭身份的青铜人像、刻绘人像上，突显了神职人员的特殊法力和半人半神的社会地位。
对“鸟”的崇拜在当时十分盛行，具体表现在三星堆文物中大量出现各种奇异的鸟造型上。
其数量之多达到上百件，型式也有十余种。最突出的一种是神树上的立鸟，如大铜树(K2②∶94)上，9条树枝上有9只立鸟，均作展翅欲飞状，爪下为成组的仙果和象征太阳的光焰状圆环。其他几株神树上也多有类似的立鸟，有的呈现为“人首鸟身”的精灵(K2③∶272)。这些立鸟可能具有神的使者、太阳负载者，和氏族图腾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此外，还有许多单独的圆雕立鸟(如K2③∶31?等)、大型鹰头状饰件(K2②∶141)、做成铃铛的鹰鸟(K2③∶103?)，以及众多片状飞鸟饰件，如(K2③∶70?)等。鸟还常常作为礼器上的饰件和主体纹饰，如玉璋(K1∶235?)射部顶端，镂空透雕有一只就象正在水上凫游的神态可掬的小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神坛方型顶部的四个立面正中，各有一只双翅展开的“人首鸟身”像，其显赫的地位表明它是神坛上的一位主神。至于那件被一双飞鸟悬空托起的“鸟爪人象”，更是一个乘鸟腾升的大神。在金杖(K1∶1)上有四组结构完全相同的徽记图案，各有一只箭羽将鸟和鱼组合在一起，刻绘于象征王者的头像之上，显然是一种图腾衍化而成的族徽。对鸟鱼的崇拜在当时具有如此突出的地位，使不少学者认为它们所代表的正是三星堆古国的主人棗以鱼凫为图腾标志的古代蜀国一代统治集团“鱼凫氏”的族徽(4)。
对“树”的崇拜，在三星堆时期也表现得极为生动而具体。祭祀坑中发现了大约6株铜神树(尚未修复完成)，神树形态基本相似，又各有特色。总体上均呈现为下端有云山状基座、主干挺拔直达树巅、9条树枝分成3层弯曲下垂，树上有立鸟、飞龙、仙果、光环、以及璧瑗等神器祭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殊的社会意义。我们把它定名为“神树”，正是为了说明这是一种神圣的原始宗教崇拜物。其中最大的一株高达4米(K2②∶94)，中等的高2米多(K2∶194)，小型的也有1米左右。神树的功用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上天通神的“天梯”，类似于中国古代传说中“众帝援之上(天)下(地)”的天梯“建木”(5)；也可能还代表太阳升起和降落的栖息之所，如古代传说中东方日出处的“扶桑”(6)、西方日落下的“若木”之属(7)。树木本身常常被作为生长、繁衍的象征，当作生命力和生殖力的崇拜对象。也有的学者认为铜树是“社树崇拜”的模拟物，“地母崇拜”的体现物，是“祭祀大地神”(8)。三星堆神树群体造型之优美、内涵之丰富、体态之硕大、时代之久远，大大超过各地发现的表现树崇拜的文物，表明在三星堆时期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中，它可能处于连接人与神、天与地的中心环节，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二、三星堆原始宗教的构架特征
人类学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证明了世界各地的早期人类社会大都有一部原始社会的精神发展历史，形成表现形态和程度各异，但其内容、结构、发展进程大体相似的原始宗教体系。那时的思维和宗教是浑然一体的，并不可能象文明社会那样有意识地分成两块。因此，原始宗教与现代宗教有显著的区别，即带有强烈的自发性和必然性，成为早期人类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原始思维及其形成的原始观念、原始信仰已经强化成为一种“精神统治力量”，一种“崇拜”，一种必需绝对服从的观念信仰；当这种精神统治力量转化成为人的生存方式，规范着人对事物的关系，并确定着人的行为时，就形成了原始宗教(9)。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当时众多的原始信仰观念已经发展为原始崇拜，成为决定人们关系和行为的精神统治力量，并用各种祭神器物和祭祀仪式使之稳固下来，形成比较完整的原始宗教体系。
原始宗教是以灵神崇拜为精神基础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大体都经历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几种主要形态。在具体的宗教活动中，各种与灵神相互联系相互沟通的作用，又主要是通过专门的宗教职业者棗巫师和祭司来进行的。这种巫(师)祭(司)集团是灵神在人间的代表，是涉神活动的直接指挥、直接实现者。由巫祭将各种灵神崇拜贯联起来，通过祭祀等活动转化为左右人类行为的精神力量，这就形成了原始宗教体系的基本框架。
三星堆文物所反映的古蜀人的精神世界，正是这样一种原始宗教居于统治地位的特定历史阶段。当时出现了以树崇拜为代表的自然崇拜、以鸟崇拜为代表的图腾崇拜、以“纵目神”崇拜为代表的祖先崇拜，和以人像群体为代表的“灵人”巫祭崇拜，组成了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的基本构架。这种原始宗教结构既有一定的普遍性，又有鲜明的特殊性，它不仅大大丰富了原始人类精神发展历史研究的实物证据，而且也成为我们揭示三星堆古国精神世界的枢纽。
(一) 以“树”崇拜为集中代表的三星堆古蜀文化的“自然崇拜”观念三星堆原始宗教的认识基础，就是人类学家所讲的“万物有灵论”。在当时人们眼中，自然界万物都和他们自身一样，是有喜怒哀乐，有冷暖饥饱，有爱有恨，有生命之灵气。而自然界那些不可触知、不可掌握的威力，则使人产生畏惧与崇拜。至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又发展为对理想境界的祈望。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动物植物造型，以及祭器礼器，都被赋予可以与人与神相通的灵感，其中不少物品本身就是自然崇拜的对象。如刻绘纹祭山图边璋(K2③∶201?)上成列的大山与云雷图案，可能就代表山神和天神(云雷之神)。古代传说中，神山与蜀人的来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昌意娶“蜀山氏女”，蚕丛“始居岷山石室”(《蜀王本纪》)，鱼凫“田于湔山，得仙” (《蜀王本纪》)、杜宇“升西山隐焉” (《华阳国志》)等等，“神山崇拜”必然成为当时自然崇拜的一项重要内容。又如众多圆轮状“太阳纹”铜饰件、象征太阳的光焰纹圆盘、“太阳鸟”等等，表明三星堆蜀人与大多数古代民族一样，盛行对太阳的崇拜。三星堆时期“树崇拜”，更是自然崇拜习俗的集中反映。首先，它代表着有生命的“树神”，同时又被作为生长繁衍的象征，被奉为“生命之神”“生殖之神”。树上的“太阳鸟”“圆涡纹”，代表着太阳崇拜，而铜树本身则为太阳升起和栖息之处，成为类似于“扶桑”、“若木”的神树。树上的飞龙盘旋而下，象征着铜树是通接天与地、人与神的“天梯”，就象是被称为“天枢”、可让“众帝援之上下”的天梯“建木”。
作为土地之神的“社树”，又成为本土本族的保护神、社稷神。三星堆的“树崇拜”，是各种自然崇拜观念的升华和结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出对自然万物进行崇拜的原始宗教观念。
(二) 以“鸟、鱼”崇拜为突出表现的“图腾崇拜”习俗三星堆众多的动物造型，都是具有亦人亦兽、亦神亦怪特征的灵物，代表着被崇拜的各种神灵，大多包含有“图腾崇拜”的意义，即被奉为某个氏族、民族的图腾标志。
“图腾崇拜”起源于人对自身和本族来源的“亲根探寻”。当人类不能正确了解男女结合产生生命的过程之前，曾认为人起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并把它当作本族的根源，奉为标志物和崇拜物。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大多有一种女人与某异物接触而孕，所生子女为本族之祖的传说，如商民族就起源于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诗经》)，“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史记 殷本纪》)等等。三星堆青铜器群中有鸟、鹰、鱼、龙、蛇、虎、鸡、牛、羊等等，大都代表着各氏族各民族崇拜的图腾，它们是前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各个氏族部落的标志物。各种图腾的汇集表明这些民族参加了三星堆古城的祭典集会，共同构成了三星堆庞大的民族集团。其中以鸟的图腾数量最多，地位最显著，形态最丰富，可能就是当时的主要民族的图腾。图腾崇拜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部落联盟的扩大，而不断变化，发生融合与升华，最终成为了一族一国的徽记，被绘制于旗帜和权杖之类代表物之上。三星堆古国时作为王杖和神杖的一柄“金杖”上面出现以鱼和鸟组成的四组规整标准的徽记，置于首领头顶之上，说明它就是古国的“中心图腾”，所代表的可能就是曾在古蜀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鱼凫”族。推而论之，三星堆古城繁荣时期的主人，或许就是曾经消逝在远古迷雾之中的“鱼凫氏”蜀人。
(三) 以“眼睛”崇拜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纵目神”蚕丛的祖先崇拜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大约到父系氏族社会初期，自身生殖的秘密终于被发现，因而将对本族创始之神的崇拜由动植物图腾转移到了人类本身，转移到对本族起源和兴旺有突出贡献的祖先身上，产生了“祖先崇拜”。
三星堆时期祖先崇拜的主要对象是一种大眼巨头的面具或神像。它以神秘而夸张的艺术手法，表现其超凡脱俗的气质，与写实风格的人像群体有明显的差别，所代表的应是一种神祗。面具硕大而威严，被悬挂、组装在大树、“图腾柱”之类的圆柱形立柱之上，成为当时敬奉的主要神祗之一。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大量“眼睛”状饰件，和以眼睛为主题的纹饰图案，形成对“眼睛”的特殊崇拜。它们所代表的，就是以“纵目”为特征的蜀人始祖蚕丛。面具眼饰所具有的突出地位，说明当时这种祖先崇拜已成为一种主要崇拜习俗，这与各种史籍中一致认为蚕丛是“蜀”的创始者的记载正相吻合。蚕丛被奉为祖先崇拜的主神，首先在于他“始称王”，成为第一个把蜀族凝聚在一起的公认的首领，即史书所谓“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 (《蜀王本纪》)。其次，传说他正是养蚕的发明人，曾“教民蚕桑” (冯坚《续事始》) ，被奉为“蚕神”、“青衣神”。他又聚民为市，“所止之处，民则成市” (同上)。蚕丛是一位亦人亦神的宗教首领，并且“神化不死” (《蜀王本纪》)，为他建立的“祠庙遍于西土，罔不灵验” (《三教搜神大全》)，因而被供奉为民族、国家的保护神。对“纵目之神”蚕丛的崇拜，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原始崇拜中“祖先崇拜”所包含的始祖(“蜀之先”)、首领(“始称王”)、英雄(“教民蚕桑”)、保佑者(“罔不灵验”)等多方面的内涵。
(四) 以雕像群体所表现的巫祭集团，是三星堆原始宗教的实践者原始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一种以意识、观念和原始情感为基础的实践活动，是通过人为主体来实现的。那些能够组织原始宗教活动、处于人神中介地位的特殊人员，称为巫师或祭司。他们是一切涉神功能、涉神需要、涉神活动的体现者主持者，通过这些活动左右着社会上的重大事情和决定。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体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巫祭集团，代表了早期社会第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从人像写实为主的艺术风格看，他们所表现的主要是现实中的真实的人。从身体的姿态、所处的位置、所饰的装束看，他们又是祭祀者，是各种祭神活动的主持人。以大型青铜立人像为总指挥，各种形态的立人像、跪人像、人头像(原有身躯)为主要群体，包括跪祭立祭在神坛、神树、祭山场所上的众多人像，共同组成了一个巫祭集团。当时这一集团已经是权势庞大、等级严格、结构相对完善的一个阶层。由于他们具有通神的能力，经常作为灵神的代表和化身出现，也就成为人与神、人类世界与神类世界的特定使者，一种半人半神的“灵人”。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力的强化，巫祭本身也在不断进行着“自我神化”，并在以后的祭祀活动中被作为崇拜的对象。这正是出现大型青铜雕像群体的宗教原因和社会文化背景。
三、神权与王权相结合产生出的精神文化杰作
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基本内容，以巫祭集团贯穿起各种宗教活动，构成了三星堆时期精神文化的基本框架。但是，三星堆文明的艺术成就如此辉煌，除了本身的历史、地理、文化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三星堆古国时期以原始宗教为立国之本，实现了神权和王权的有机结合。由巫祭发展而来的统治集团，有意识地运用各种原始宗教、信仰习俗，作为维系古国在精神上、组织上的统一，象征国家权威的支柱，制造出大批专门祭神的雕像和器物，从而使其精神文化大放异彩并以物质造型的方式加以凝固，流传下来。这些反映不同信仰的崇拜习俗，在三星堆文明之中，并不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而是被有目的地互相揉合、互相吸收，形成多形态多层次的原始信仰融合在一起的有机整体。
三星堆祭神文物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内涵之丰富，表明三星堆古蜀人对祭祀之重视、场面之隆重、规格之高、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强烈，为古代民族中所罕见，构成了巴蜀文化所具有的注重造型艺术、吸收多元文化、强化精神观念等几方面的重要特征。《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时期“戎”的成份相对比较薄弱(以兵器为代表的武力成分较少)，而“祀”的成分则十分突出，反映了古国以原始宗教促成国家建设的古朴面貌。用举行盛大祭祀活动来吸引远方的氏族部落，实现各民族部落和部落集团在经济、文化和组织上的有机联系，形成联盟式的早期国家，正是三星堆古国的又一特色。
从巫祭集团的演变来看，在古国形成的过程中这些神职人员经历并完成了一个从人到巫、从巫到神、从神到王的过程，组成了以巫祭为主体的统治集团，用宗教的力量和形式控制着三星堆古国。其中高高站在神圣祭台之上的大铜人像，是整个巫祭中地位最高的“群巫之长”，也就成为集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于一身的一代君王。在早期国家中，常常是“君及臣吏皆出自巫”(10)，张光直先生也曾说过：“夏、商、周三代君王的行为，都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11)，商王本身也就是一个最大的巫。三星堆文明时期这种通过宗教立国、宗教首领即是国王的历史现象，在古代文明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加典型，更具有文化和历史研究价值。
注释：
(１)参见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等，《四川文物 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集》1992年。
(２) “祭祀坑”说源于《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1989年第5期)，并被广泛采用。论证此说的文章有：陈显丹：《三星堆一、二号坑几个问题的研究》，《四川文物 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时代、性质的再讨论》，《四川文物》1997年4期；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出版社，1993年。
(3)认为突目面具为“纵目”神蚕丛的文章较多，如范小平：《广汉商代纵目青铜面像研究》，徐学书：《关于三星堆出土青铜人面神像之研究》等，《四川文物 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笔者认为，包括各种眼形饰件、纹饰中的“眼睛”主题，都是用来代表以“纵目”为特征的始祖蚕丛的，是三星堆蜀人以“眼睛”崇拜的形式表达祖先崇拜观念的实物见证。
(4)胡昌钰、蔡革：《鱼凫考棗也谈三星堆遗址》，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均见《四川文物 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5)《淮南子 地形训》“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上天还下)”。《山海经 海内经》“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皛下有九枸。太﨎援过，黄帝所为”。
(6)《山海经 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居，……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7)《淮南子 地形篇》：“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山海经》云：若木是“日之所入处”。
(8)俞伟超：《三星堆文化在我国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地望及其土地崇拜》，《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9)泰勒：《原始公社》，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苗启明、温益群：《原始社会的精神历史构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１０)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华园出版社，1988年。
(１１)张光直：《美术、神灵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赵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