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与文化的关系
传统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研究的目光主要聚焦在语言的内部的结构形式。受十九世纪符号学、系统学等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他们把语言当作一个机械的物质系统，对它进行原子式的支解分类，然后进行逻辑分析，获得各级语言单位的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和语法功能。这种研究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推动了二十世纪语言学的发展。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仍然不能对所有语言现象进行有力的解释。近年来许多语言学家都注意到，语言不仅有自己内部的结构规律，它还和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美国著名语言学家Edward Sapair教授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 (EdwardSapair; Language, P221)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不可分割。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有机组成因素，又是文化的物质体现，是文化的活化石。从某一种角度，我们可以说文化是语言的底蕴，语言是文化的表现。
修辞是为了取得良好的交际效果而积极调适语词的言语行为，是人们运用语言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存在于言语交际活动中的、动态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对语言这种交际工具或符号系统的动态的、积极的运用。所以修辞所具有的文化特质要比语言系统要素本身的文化特质显得更为直接、更为坦荡，与文化的关系也更是相适迭现，协调一致，彼此吻合。近年来，修辞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了国内一些语言学家和在校的研究生、博士生讨论的热点问题。他们就修辞与文化的关系做了积极的、有益的探索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各种学报、期刊也相继刊发了大量的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论文。现在对其中所涉及的一些主要观点作简要归类概括。
修辞文化的理论阐释
语言理论是解释语言现象的工具 ，没有成熟的理论很把一种语言现象解释得清楚。 修辞与文化关系的探讨必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一直以来许多语言学家撰写论文从理论上多角度全方位地阐释修辞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论文有：
王海英的《从修辞活动看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文章提出探讨修辞活动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要把重点放在观察分析汉语修辞特点的基础上,了解汉民族特有的修辞心理特征。这样,既可以比较科学地分析、解释汉语修辞现象,又可以逐步建立符合国情和体现民族特色的修辞学体系。修辞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一些汉民族文化心理有:1、避俗求雅的文化心理；2、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3、委婉含蓄的文化心理；4、群体趋向与注重谦逊的文化心理；5、形式上喜欢对称均衡的文化心理。最后作者指出从修辞活动看汉民族的文化心理,还有很多值得探索。
刘晓利的《汉语修辞的文化底蕴析》。汉语修辞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所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它所追索的也是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企盼。研究汉语修辞，必须站在文化与历史的层面上，这应该是深人研究汉语修辞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汉民族文化对修辞的影响主要是一、汉民族的生活方式使汉语修辞具有和谐、舒级、匀称的特性；二、汉民族独特的心理特征决定了汉语修辞含蓄、婉转、谦忍的风格；三、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使汉语修辞富于联系的、感性的、写意的特色；四、汉民族的审美观念决定了汉语修辞对协调、神韵、意境的追求。总之，研究汉语修辞，离不开这种文化与历史的审视，这也应该是深入研究汉语修辞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秦崇海的《论传统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灿烂的汉文化促生并影响了汉语修辞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汉语修辞一些独特的表达方式与表达技巧。从文化的角度去关注修辞，我们可以更准确地从宏观和微观上理解、认识和阐释修辞现象，这对丰富语言理论和语言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于逢春的《论汉语修辞的文化价值取向》。修辞是在民族文化的土攘里诞生出来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因此，修辞学不应只研究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应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把握修辞学的内在规律，认识汉语修辞的本质特征。文章通过对修辞造词的文化镜象、民族文化背景下的辞格选择等问题的探讨，揭示了汉语修辞格的文化渊源与内涵，这将有助于人们认识汉语修辞的本质特征。
王苹的《民族文化观照下的汉语修辞》。文章主要从传统思维这个角度来考察民族文化与汉语修辞之间的关系。直觉思维使得汉语修辞讲求具象生动、含蓄蕴籍；整体思维要求汉语修辞适情切境、合位得体；辫证思维则让汉语修辞体现出虚实统一、和谐变化美。
方建珍的《浅析修辞与文化之关系》。文章就狭义修辞中的比喻和委婉语两种辞格作探讨,阐明修辞与文化的必然联系。文章主要采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不同的修辞内容折射出不同的文化。一、从比喻看文化。比喻不仅是增强语言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段,而且是人类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语言表达手段,因此具有“共性”———“全球性”。但由于文化差异的缘故,不同民族在运用比喻时,同一比喻所产生的喻义不尽相同。文章列举了以颜色作为喻体和以神话典故为喻体的不同民族的比喻，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二、从委婉语看文化。在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委婉语,汉民族如此,西方人也不例外。但任何民族委婉语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透过一个民族的委婉语,对该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可见一斑。1 不同的民族心理在恭维语上的反映；2 不同的社会民族文化因素在“死”这一词语上的反映；3 不同的文化土壤,形成不同的委婉语对象；4 敬语和谦词所反映的文化现象。在语言交际中,修辞行为始终受文化意识的制约,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尤其如此。只有在符合文化规范的前提下进行有意识的修辞,才能使自己的言语行为既能有效地传递信息,又能达到满意的修辞效果。
盛林的《儒家文化与汉语修辞的含蓄表达法》。文章揭示了汉语修辞的含蓄表达法的主要文化因子，即儒家文化。东方人区别于西方人的显着特征之一是含蓄，而中华民族尤以含蓄著称。含蓄表达法是儒家文化的产物.儒家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汉语的含蓄表达法。“和”的精神，“中庸”的方法表现在言语表达上就是要含蓄，要委婉，不要观点鲜明，言辞激烈，不留余地，不要单刀直入地展示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好恶，而要拐弯抹角、迂回曲折，由古及今，由远及近，层层推进，要设喻取譬，要隐晦，要影射，要“微言大义”，“言近而旨远”，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以“温柔敦厚”的语言形式来达到讽谕和教化的目的。而且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对后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散文影响很大，人们日常语言的含蓄色彩也很浓。
韩佳蔚的《试论关中方言修辞现象的文化意蕴》。文章指出关中方言话语叙述的核心是农业生产活动,农耕经济下的乡村生活是关中人修辞的文化语境。关中方言中的修辞表达积淀了秦人群体对民族历史与艰辛生活的沉重记忆,蕴涵着古朴凝重的民俗风情和丰富的民间智慧。关中人的思想性格、生活情趣、价值取向,以及关中地区悠久的文化传统都弥漫于关中人的修辞活动中。关中的文化孕育了关中的修辞。
宗守云、卢瑞平的《试论文化对修辞的制约》。本文从文化结构的视角讨论文化对修辞的制约。首先,物态文化制约着修辞,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都对修辞产生着制约作用;其次,制度文化制约着修辞,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身行为规范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对修辞也具有制约作用;再次,行为文化制约着修辞,也就是说,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也制约着修辞;最后,心态文化制约着修辞,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等,也对修辞产生着制约作用。
王岩的《谈汉民族文化心理对古代诗歌修辞的影响》。汉民族文化心理对汉语修辞尤其是诗歌修辞有巨大的影响和制约。汉族人民重伦理、重美感、重均衡、重和谐、重含蓄，在诗歌修辞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诗歌语言锤炼与汉民族喜新求异的文化心理，诗歌修辞中的对偶、谐音、回文等修辞格以及诗歌的含蓄表达法、意合体悟的修辞传统等等都与汉民族的均衡、含蓄、重意象等审美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渊源和关联。该文主要讨论了一、汉民族喜新求异的文化心理与诗歌语言锤炼；二、汉民族的均衡审美文化心理与诗词修辞的均衡美；三、汉民族含蓄的心理与诗词修辞的含蓄表达法；四、重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与诗词意合体悟的修辞传统。
李发元的《文化 语言 修辞》。文化、语言、修辞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又是密切的。一切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以及由二者形成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人们的言行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反映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某些语言、某些固定形式就成为人们遵守的语言规范和修辞规范。文章只列举一些素材，并就它们之间的一些联系和相互影响作一简要考察。
左云成的《文化符号学观照下的修辞“构型”》。 作者认为在文化符号学观照下,人类整个文化系统是其符号功能活动的结果。人类在语言活动中对世界的把握实际是修辞性把握,修辞力量是语言符号内在运动的表征,人对世界的把握的过程也就是“修辞构型”过程。在文化符号学观照下,人是符号的动物也从而走向了人是修辞的动物。修辞在充分展现语言力量的进程中却不断打破概念所带来束缚。修辞打破概念的束缚体现了语言要求把语言的意义从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修辞通过冲破概念的束缚创造了一个修辞的世界，修辞的世界便成为以修辞的方式构建的符号世界。在人的修辞的领域里，人获得了极大的自足性存在，并且通过修辞获得了语言符号的充分自由。
郑荣馨的《修辞策略的文化观照》。修辞策略是修辞学中的一个重要新概念,该文在宏观上考察修辞策略与文化的关系,具体论述了文化制约和影响下的修辞策略功能、特性和效应三个主要问题。修辞策略,是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说写者为顺利达到交际目的,努力适应听读者而选择和运用修辞手段的一种谋略设计。文化的策略功能,是指文化的因素在修辞策略的生成、发展、变化、运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起着原动力作用。文化的策略功能可以从生成功能、设计功能、调整功能、规则功能四个方面来考察。文化的策略特性,是指修辞策略因文化因素的渗透所具有的性质、特征。其基本性质、特征有三点:认同性、人文性、多样性。文化的策略效应,是指主要由文化因素决定的修辞策略产生的反响和效果。(一)调适效应；(二)相容效应；(三)品位效应。
宗廷虎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汉语探究———读王苹新著〈汉语修辞与文化〉》。宗廷虎是我国著名的修辞学家。他客观地评析了王苹新著《汉语修辞与文化》
指出该书选取了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汉语语言。第一部分,是“汉语之修辞透视”。作者力图从多个视角对汉语修辞学作出探讨,既讲到语言内部各要素:语音、词语、句子和修辞的关系,也讲了语言外部各要素:民族思维方式与修辞特征、语境和修辞的关系,同时还讨论了修辞学的核心本体:修辞格以及作家作品应用修辞学等诸多问题,试图从各个不同的层面,来深入分析汉语语言运用的修辞艺术,揭示汉语的修辞特征,强调修辞学对于语言表达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是“汉语之文化观照”。 本书作者深谙此理,紧紧抓住词语,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社会文化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深入挖掘潜藏于语言背后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努力寻找词语发展、演变的规律,揭示词语的社会文化心理。这一部分,最有特色的是宁波地名文化的研究。对于汉语词语如成语、谐音禁忌词、谐音音译词的民族心理蕴涵、文化心理分析;对于汉语词语如新词新语、网络词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作者的阐释都是比较到位的,呈现出新意迭见的特色,给读者以较大的启示。最后作者还指出了这本著作虽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两大部分有机联系的阐述,似还可加强,但所述问题可供学界进一步探讨。提出希望,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修辞学研究中,为我国的修辞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池昌海的《修辞的文化浸染与修辞研究的文化视角》。修辞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单纯是一种语辞的修饰技巧，而是语言运用中对文化和社会情境进行的一种调适。本文主要分析了汉语修辞行为的汉文化浸染表现，最后据此简要提出对汉语修辞研究的未来展望。修辞的社会文化浸染。首先，汉语言符号与汉语修辞的关系。与语言符号这一极具民族文化特点的载体休戚相关的言语行为乃至修辞格式浸染着浓厚的民族色彩。其次，汉民族传统文化与修辞行为。主要表现为汉民族思维方式、传统伦理及哲学观念等对具体修辞行为的影响。由于汉民族思维重整体、形象等特点，使得几千年来的言语活动呈现出相应的风格:强于类比，弱于分析;重于具象，少有抽象。第二个方面则指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还可能锻造出相应的修辞价值观并以此影响或引导修辞行为。
王文志的《修辞活动的民族文化特点》。修辞活动的民族文化特点指篇章生成与阐释过程及篇章修辞色彩形成过程中表现出的、与修辞主体的民族文化属性相关的特点。作者肯定修辞活动是一个能动的、完整的过程。修辞活动不是单向活动，它具有对话性，从言语生成、阐释两个方面分析更能准确把握修辞活动的本质；肯定“人”的因素对修辞活动的本质规定性，人是篇章生成、阐释的主体。参与修辞活动对话性的不仅有现实的说话人和受话人，也包括作为潜在对话主体的“他人”；肯定篇章在修辞分析中的重要地位。篇章是修辞主体对话的连接环节以及修辞主体积极认知行为的言语出发点。较为全面地分析修辞活动的民族文化特点。
于全有的《修辞内涵的文化意蕴》。作者指出修辞是人们运用语言的一种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存在于言语交际活动中的、动态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对语言这种交际工具或符号系统的动态的、积极的运用。人类的语言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并总是和一定的社会文化相联系。人类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有意识的修辞行为，始终受着已经成为自觉的言语行为的、下意识的民族文化规范的制约。每一个具有相对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民族，都是在按照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来运用语言进行交际，并由此构成了其民族文化认同的一种主要形式。使作为一种动态的语言活动的修辞.凸现出一种比静态的语言更富有文化精神的神韵、气质、魅力与风采。
黎运汉的〈修辞与文化背景〉。修辞是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它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其他文化因素的载体和表征。修辞现象与文化现象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二者间的影响制约与渗透是双向的。作者着眼于文化对修辞的影响与制约,探讨了修辞手段产生、发展和使用以及对其理解的文化背景。一、修辞手段的产生和发展植根于文化背景。物质文化的、制度文化、心理文化、思维方式、汉民族传统观念心态、汉民族传统的修辞美学观和艺术审美情趣宗教信仰对修辞手段的产生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二、修辞手段的使用要与文化环境应合。主要表现在:首先,修辞手段与使用者自身的文化特点应会；其次,修辞手段的使用要与具体的文化环境应合。三、修辞手段的理解、评析要以文化背景为依据。
张炎荪、于广元的〈修辞与文化研究新趋势论析〉。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修辞与文化不可分割。作者指出汉语修辞与汉文化的结合研究已初见端倪,并透示出在新世纪研究的新趋势。这一研究展示了一个新颖的视角,显示了修辞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揭示了修辞所包蕴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一研究必将提升修辞学研究的品位,“与时俱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张春泉的《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作者详细地论述了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的关系。指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是对立统一的，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二者呈一定的函变关系，前者对后者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接受心理对修辞表达制约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修辞是人与人的一种以语言为媒介以生成或建构有效话语为目的的广义对活。修辞是表达和接受的对立统一体。接受心理即广义对话中接受者的受话心理。接受心理是语境的主导因素。接受心理是复杂的，然而接受心理又是可以认知的，与之相应，“内容”是具有自理现实性的“意义”。话语是能为特定接受者所接受的语言。着眼于宏观视角，接受心理对修辞表达制约是一个复合系统。该复合系统的要素是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两大要素内部具有一定的层级性，要素之间则呈一定的函变关系。该函变关系的基本规约:共扼和谐，适度有序，言语文明，积极有效。着眼于微观视角，接受心理对修辞表达制约的一般过程又是一个言语博弈过程。接受心理对修辞表达制约的一般过程主要表现为:第一，接受心理的存在:第二，对接受心理的认知;第三，修辞推理;第四，修辞话语的调节性建构。接受心理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辩证性。修辞话语的调节性建构主要表现为“改笔”和“改口”，主要建构方式有追加、删减、位移、替换等。着眼于常观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接受心理对修辞表达制约的一些典型形式，这些典型形式是接受心理对修辞表达制约的结果，主要有韵律的调节、指称的适用、话序的调整等。此外，接受心理对修辞表达的制约还有诸如道歉、安慰、语码转换等其他形式。
张春泉的《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作者详细地论述了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的关系。指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是对立统一的，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二者呈一定的函变关系，前者对后者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接受心理对修辞表达制约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修辞是人与人的一种以语言为媒介以生成或建构有效话语为目的的广义对活。修辞是表达和接受的对立统一体。接受心理即广义对话中接受者的受话心理。接受心理是语境的主导因素。接受心理是复杂的，然而接受心理又是可以认知的，与之相应，“内容”是具有自理现实性的“意义”。话语是能为特定接受者所接受的语言。着眼于宏观视角，接受心理对修辞表达制约是一个复合系统。该复合系统的要素是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两大要素内部具有一定的层级性，要素之间则呈一定的函变关系。该函变关系的基本规约:共扼和谐，适度有序，言语文明，积极有效。着眼于微观视角，接受心理对修辞表达制约的一般过程又是一个言语博弈过程。接受心理对修辞表达制约的一般过程主要表现为:第一，接受心理的存在:第二，对接受心理的认知;第三，修辞推理;第四，修辞话语的调节性建构。接受心理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辩证性。修辞话语的调节性建构主要表现为“改笔”和“改口”，主要建构方式有追加、删减、位移、替换等。着眼于常观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接受心理对修辞表达制约的一些典型形式，这些典型形式是接受心理对修辞表达制约的结果，主要有韵律的调节、指称的适用、话序的调整等。此外，接受心理对修辞表达的制约还有诸如道歉、安慰、语码转换等其他形式。
陆稼祥的《修辞与文化的关系》。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综观近百年来“文化与语言关系”的主要论述。作者指出语言的意义、精神,语言的使用规则,与民族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尤其是语言的运用,如不顾及对话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就会发生许多交际的障碍。第二、集中探讨修辞与文化的主要关系,其中谈到辖域的大小、涵义的同异、关联的远近诸问题；第三、具体分类描写交际文化与修辞的密切关系,并论证两者关系关键在于关联与选择什么文化背景。最后作者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必然带来交际全球化的前景,这对语言研究与修辞研究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与压力。面对交际全球化的广阔天地,如不努力增拓新的修辞内容与理论方法,势必捉襟见肘,不能适应与满足时代形势的需要。在全球格局的语言研究中,我们不应该唯西方理论方法的马首是瞻,成为没有自己声音的“失语症”患者;也不应该一味抗拒西方理论,成为闭关锁国,过分强调“汉语特点”的“夜郎派”学者。而是要“贯通中西、融汇古今、勇于创新、独树一帜”,在全球性语言研究、修辞研究的国际行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且应在那里闪闪发光,熠熠生辉。
陆稼祥的《再修辞与文化的关系》。本文根据涉外交际中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抓住一些实例,从正反两个侧面,进行具体分析与探讨,从而揭示出一些普遍性涉外修辞手段与应用策略的规律。即一、谨慎地关联双方的交际文化系统；二、得体地选择交际双方习用的词语、句式与表达方式；三、认真地辨析双方词语的文化含义。
文化意象的修辞意义
茶、龙、梦、水和饮食等这些古老而又充满时代气息的文化意象，经过文人墨客们的润染发挥，和广大民众的联想运用，在民族审美心理在支配下，约定俗成地已经具有了超拔理性义的文化修辞意义。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
杨丽贞的《“茶”的文化修辞意义》。茶不仅是饮品,从现代汉语广义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它在婚恋、礼仪、宗教、艺术审美几个方面有着丰富的文化修辞意义,是一个意蕴丰厚的文化修辞原型。分别具有：一、“茶”的婚恋修辞意义；二、“茶”的礼仪修辞意义；三、“茶”的宗教修辞意义；四、“茶”的艺术审美修辞意义。
薛海兰的《茶类词语及其修辞文化阐释》。重点考察了茶类词语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极其与修辞之间的互动关系。茶类词语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包括茶文化中围绕“茶”这一语素或以此为主题所形成的茶类语汇。其中茶名可谓茶文化中不能不提及的一支瑰丽的奇葩。这篇文章中所列的主要包括茶为历代名人墨客所称颂的各种雅称、别名及其现代名优茶林林总总的独特类名。这些名称的取得，意趣横生，是匠心独具的语言艺术创造活动；其次茶事活动中从茶人、茶具、饮茶场所到茶之采摘、加工、冲泡、品饮等一系列程序也呈现着茶味浓郁的语言运用现象。同时，还写了朗朗上口的茶类成语、歇后语、谚语等，这些是茶文化传承的历史结晶。通过分析大量的茶类语汇，我们发现它与茶文化、修辞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这种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运用修辞格形成茶名。历代文人墨客说茶，咏茶，因而从他们的笔下演化出许多不全为人知的茶的别号、雅称。大部分来源于典故，而且这些雅号、别称的取得也多讲究了修辞方式，是语言艺术的创造活动。有使用拟人的，这一方式最多。有运用比喻格而形成的茶名，这类名称使用比喻总体上有两大特点:一是以茶本身为本体，喻体则为自然界中某些特定的物体，且根据不同的标准运用不同的喻体;二是以茶的颜色、形状或气味等为本体，喻体则为具有鲜明形象或色彩的事物加以本体而成。有运用借代格形成的茶名，以借代的修辞方式构成的茶名也很多，可根据具体特点分为几类不同的状况。比如有借茶树生长地势、采摘时节特点命名的，借神话传说、典故命名的，也有利用茶的一部分或其特点命名的。透过这些语词，我们可以管窥到我国博大精深的茶风民俗，领略到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
刘才秀的《龙的文化意蕴与修辞》。该文探讨了龙文化和龙与汉语修辞的密切关系。龙,作为古代四灵(龙、麟、龟、凤)之一的龙,它的蕴意与中国人的物质、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文章中分别论述了（一)龙与岁时节令；(二)龙与名物；(三)龙与生肖；(四)龙与皇帝俊伟。龙的文化与修辞的关系：（一）以龙构成的偏正结构的词语中,龙是修饰成分,如龙虾、龙眼、龙须草、龙驹凤雏、龙马精神等。其抓住事物与龙某些相似点,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状物命名,给予人们丰富的联想,达到形象生动的修辞效果。(二)以龙构成的主谓结构的词语中,龙是主语成分,如龙潜,龙飞、龙飞凤舞、龙腾虎跃等。它是用比拟的修辞手法对人或事物进行动态的描写,把人、物神化,使人或事物栩栩如生。(三)少量以龙构成的偏正结构的词语中,龙是中心语,如卧龙、醉龙、过江龙、变色龙等,究其实也是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对龙(实则对人物)的神态加以生动的描写。
灯果的《“龙”词语的文化修辞意味》。论述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着:一方面，汉民族的“龙”文化促使了“龙”词语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龙”词语又负载着和传播着“龙”文化.有着特殊的文化修辞意味。这些文化修辞意味主要体现在汉民族文化修辞中。如“龙”象征着神圣、尊贵；龙，还象征着吉样。从形式上看，“龙”还具有生动活泼、变化多姿的特点。象龙飞凤舞、龙腾虎跃、龙蛇飞动、生龙活虎。由于“龙”的这些特点，古代许多人把英雄比做“龙”。作者同时指出文化修辞意义的民族性，汉民族有关“龙”的文化修辞意义并不一定适合其他民族。在英语中，“龙”Cdragon)是‘.喷烟吐火”的凶残怪物。The old dragon-一老龙，意思是“魔鬼”。
疏志强的《“释梦”:梦的修辞文化阐释》。解释了释梦的两种方法。即（一)修辞阐释法。我国古人运用修辞手法释梦的例子很多,方法种类也很丰富,比较常见和具有代表性的:1.借代法2.倒反法3.谐音法4.析字法。(二)文化阐释法。中华民族有着深厚而丰富的文化传承,古代占梦者常常利用文化知识、文化习俗、文化因子、文化意象、文化符号来阐释梦,以臻于“合情合理”、自圆其说乃至天衣无缝。主要有1.干支法2.八卦法3.阴阳法4.五行法。
翁君怡的《修辞释“水——独特的审美文化现象》。作者分别从神话、道家和政治家角度，从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社会的男性视角，阐释了“水”这一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蕴涵了丰富的审美信息的文化现象。水伴随着人类自始至终，人们在各种层次上悟水，又从各种角度释水，并将所思所感以修辞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水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先民的水崇拜，水的以柔克刚启发了道家无为无不能为的观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警示了为政者当以民为本，水的阴阳两面性又让男人亦褒亦贬。这种修辞化的表达又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人们认识被这些语言所重构了的世界，由水产生的审美想象和修辞幻象让人们不仅从语言学层面认识水，更从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层面认识水。
田小琳的《香港中文修辞与饮食文化》。着重分析香港粤菜菜谱独树一帜的用语,体现出香港中文修辞的特点。(一)运用消极修辞手法。1、选择词语。精选吉祥词语冠首是粤菜菜名的特点。常常在菜名之前冠以富贵、幸福、发财、财运、2、选择句式。配搭整齐句式成套是粤菜谱的另一特点。菜名用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等均有,菜名字数相同,整整齐齐,如一方阵,也有字数整齐和参差相配合的句式。 (二)运用积极修辞手法。菜名由于字数不多,能够运用的修辞格也有限,主要有比喻、双关、绘色、夸张等几种。
朱希祥的《中西饮食与食品修辞——《围城》中的饮食文化》一文探讨了《围城》是如何将饮食与人物、人生、社会等等，用修辞手法联来在一起、揉和在一起，又如何使小说中的形象、内涵和意蕴，通过可感可嗅、有滋有味的食品，展露在我们眼前，印入进我们的脑海之中的。例如作者论述道在《围城》中有大量的比喻是以女人为本休、食品为喻体的，这是极富中国特色的修辞手法。〈围城》还采用用食品作比的方法刻划人物复杂的处境、丰富的心理、细腻的动作和独特的性格。用食品作比例，巧妙而恰到好处地结合了拟人、拟物和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同塑造人物、刻划人物、揭示社会等等溶汇在一起，细致精到地描绘自然景物与场面环境，不留痕迹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修辞文化的地域差异
文化具有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在文化上都会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与文化紧密相联的语言也具有民族性，作为言语行为的修辞也就不可避免地会烙上民族性格。东西方民族在生活习性、审美意识、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修辞景观。通过对不同民族修辞文化的比较，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建造一个和谐有序的文化环境。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
欧阳宜文的〈英汉对偶修辞格中的隐蔽文化因素比较〉。这篇文章引入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即由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隐蔽文化”角度。研究了英汉双语中两种颇为相似的修辞格，即英语中的“natithessi”和汉语中的“对偶”。这两种以“平衡”和“对称”为主要特点的修辞格，不仅是各自语言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文学、诗学表达模式，更深刻地影响着修辞使用者的思维习惯以及社会生活，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该文还具有批判性地回顾了两派相关语言学理论:萨王尔一沃尔夫的“语言决定文化”假说和韩礼德关于语法和句法可以作为文化符号来看待的理论。在回顾文化学、语言学、符号学理论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这篇论文选取了大量的，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强代表性的natithesis及对偶语例，从音位、词法、句法、语义和语篇等层面对它们进行了详尽的对比语言学分析，继而讨论了nattihesis和对偶在中西宗教、政治、社会和教育等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曾给这些领域带来的深远影响，从中揭示出两种修辞格在隐蔽文化层面上的根本差异。作者认为，从整体上而言，Anttihesis代表着一种以内容和功能为导向的，诉求实用，高度崇尚竞争，在更大程度上朝向未来的文化;而对偶就其实质而言，则是一种以艺术审美追求为核心，崇尚社会和谐，尽力维护传统，更加注重过去的文化的化身。作者认为，深入探讨修辞格中隐藏的文化因素应该是未来英汉对比修辞学的任务所在。这种探讨和研究将对推动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跨文化交际起到重要作用。
夏莉的〈英汉论辩语篇修辞的跨文化研究〉。该论文是一项以对比修辞学研究方法为分析框架，以现代论辩研究的主要成果为理论基础所进行的关于英汉论辩语篇修辞特征的跨文化研究。论文首先总结了国内外英汉对比修辞研究与论辩研究的成果及存在的不足，重点分析了英汉论辩语篇在组织模式、论证策略、诉求方式和信息阐释等方面存在的同质性和殊异性特征，同时还挖掘了造成这些异同的根源—英汉思维文化传统的影响。论文通过对英汉论辩语篇的相关数据的定量分析以及定性阐释，试图构建英汉论辩语篇的多角度评价体系，以期充实和丰富对比修辞学在论辩语篇分析方面的跨文化研究。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简要介绍对比修辞学和论辩研究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