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南北朝乐府民歌
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出现的又一批人民口头创作，是我国诗歌史上又一新的发展。它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一般地说来，它篇制短小，抒情多于叙事。
南北朝民歌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但由于南北的长期对峙，北朝又受鲜卑贵族的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大都不相同，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谓“艳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正扼要地说明了这种不同。
一、南朝乐府民歌
南朝和汉代一样设有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配乐演唱。南朝乐府民歌约五百首，大部分属于清商曲辞，其中吴（声）歌三百二十六首，西曲（歌）一百四十二首，神弦曲十八首。清商曲辞以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有少量南朝民歌。
1、南朝乐府民歌产生的背景：
（1）经济背景：东晋以来，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迅速，商业发达，城市繁荣。宋文帝时又出现经济上升的局面，富庶的地区首推荆、扬二州。《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荆、扬二州，户半天下”，卷五四《孔季恭等传论》：“荆城夸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齐初几十年也是南朝比较安定的时期。在繁荣的城市里盛行着歌谣舞蹈。李延寿《南史 循吏列传》载：宋初“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之极盛也。永明继起，垂心政术，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南朝乐府民歌，大部分来自于繁华的城市。如《吴歌》盛行于建业，《西曲》发源于荆、襄、樊、邓，前者系当时首都，后者也是当时重镇。
（2）时代风尚：南朝是一个耽于声色的社会，大臣皆崇好女乐，而民间风情小调，本与女乐相近，最合于使用，故极为当时社会之所爱好。《晋书 乐志》说：“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说明从民间到贵族喜好风情小调的风气。
（3）统治者的有意采集与提倡：汉代统治者采集民歌有“观风俗”“行乐教”的目的。南朝统治者采集民歌的目的，则完全是为了娱乐，并按他们的趣味加以润色。宋废帝时户口不满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梁武帝后宫的女乐分吴声和西曲两部，并曾各择以赏赐宠臣（《南史 徐勉传》）。“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竟相夸大，互有争夺”（见梁裴子野《宋略》）。今传南朝乐府民歌便是供帝王贵族富商的女伎们演唱的。由于此，南朝乐府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以情歌居多。另外，由于统治阶级的荒淫，南朝民歌中一些色情的东西，恰好适应了统治阶级的趣味。《南史 宋废帝纪》：“山阴公主，淫姿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平均，一何至此！’帝乃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此语公然出之于女子之口，诚有史以来所未有。又，《南史 徐妃传》：“元帝徐妃讳昭佩，与荆州后堂瑶光寺智远道人私通。……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与淫通。……有贺徽者，美色，妃要之于著贤尼寺，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在这种风气下，统治阶级对于乐府诗的取去趣味可想而知。南朝民歌中一些色彩的出现，就理有固然了。
2、《吴歌》、《西曲》、《神弦曲》
（1）《吴歌》：《宋书 东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左，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说：“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由此可知，吴歌产生的地点在长江下游，而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为中心。吴歌的产生时代以东晋和宋居多。
吴歌的特点是艳丽柔弱，多表现羞涩缠绵的情态。其中以《子夜》、《读曲》数量最多。《子夜歌》共四十二首，相传最初是由东晋女子名子夜者所造。如“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由于相思之深，仿佛听到爱人的呼唤，而应出声来。“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表现对负心男子的哀怨，都是感情细腻语言流丽的作品，又有《子夜春歌》七十五首，其中可能有文人的拟作。如《子夜春歌》：“春风动春心，流目属山林，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文字比《子夜歌》略文饰一些。
《读曲》，今存八十九首。如“打杀长鸣鸣，弹去乌臼乌，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感情很天真。《华山畿》中：“啼著曙”，“相送劳劳渚”两首表现了女子对爱情的痴想。
情歌之外，《懊憹歌》：“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写归人急切的心情，是很质朴的作品。
（2）西曲
关于西曲，《乐府诗集》卷四十七说：“按西曲歌出于荆（今湖北江陵）郢（今湖北宜昌）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因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由此可知，西曲产生的地点，是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而以江陵为中心。曲调唱法与吴歌不同，此外，西曲的时代比吴歌稍晚，以齐梁居多。
西曲多写水边旅人思归的别情，表现船户、贾客生活的尤其多。风格比吴歌真率、开阔。如《石城乐》曰：
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
《那呵滩》男女一唱一和，将女子的天真与男子的身不由己的遗憾表现得很真切：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下扬州，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再如《拔蒲》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盈把。
也很是清新的作品。
（3）神弦曲
“神弦曲”有十八首，也属于“清商曲辞”。是江南（建业附近）民间弦歌以娱神的祭歌。据《晋书 夏统传》，当地祭神，多用女巫。“并有国色，善歌舞”，神弦曲大概就是由女巫来唱的。神弦曲所祀之神，大都是地方性的鬼神，来历多不可考，只有清溪小姑传说是三国时吴将子文第三妹，所以《图书集成 博物部》统归之“杂鬼类”。
和《楚辞?九歌》相似，神弦曲也具有人神恋爱的特色。曲词中，有的赞叹男神的美貌，表现为“女悦男神”如《白石郎曲》“
积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艳独绝，世无其二。
有的写女神的私生活，表现为“男悦女神”如《青溪小姑》
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
这些歌实际上都与情歌无异。朱熹评《楚辞?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词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意虽不满，但也道出了民间祭歌的一个共同特征。
吴歌、西曲、神弦曲之外，还有一首长篇抒情诗《西州曲》，属《杂曲歌辞》，这首民歌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内容是写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中间穿插着从春到秋不同季节的景物描写，又运用联珠格的修辞法，造成似断似续的效果，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与北朝民歌的《木兰辞》相辉映，同为南朝乐府中的佳构，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3、南朝民歌的特点
从内容上看，南朝民歌大都是情歌，且多作女子口吻，基调是哀怨、缠绵的，象国风《木瓜》《溱洧》所表现的那种自由的爱情，《蹇裳》中“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那种口吻；汉乐府《有所思》里那种坚强的态度，在南朝民歌里难以见了。国风也表现相思，表现失恋，如《将仲子》、《牧童》，但不象南朝民歌那样柔弱。而南朝民歌这种软绵绵的调子，很投合贵族文人的趣味，他们竟相仿作，客观上对宫体诗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形式上，一是体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它的出现为绝句奠定了基础。二是语言的清新自然。《大子夜歌》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堪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其实不只是《子夜歌》。三是双关语的广泛运用。双关语是一种谐声的隐语，有一底一面，约分为两类，一类是同音同字，如“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读曲歌》），用药名“散”双关聚散的“散”，用黄连的“苦”相关想思的“苦”。另一类是同音异字，如“燃灯不下柱，有油那得明》”（《读曲歌》），用点灯的“油”双关理由的“由”，但“明”字却又属前一类。最常见的双关语大体有：莲——怜，莲子——怜子，丝——思，篱——离。《子夜曲》：“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如残机，何悟不成匹。”“高山种芙蓉，复经黄蘖鸣。果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这些巧妙的双关语，增加了语言的活泼与委婉。鲁迅说：“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且介亭杂文集 门外文谈》）
二、北乐府民歌
北朝文人诗，既少又不好。严格地说，没有一个诗人。以北魏末年号称“三才”的温子升、邢邵、魏收而论，所作都不过寥寥十首左右，大都模拟齐梁，毫无特色。《北齐书 魏收传》载邢邵诋魏收偷窃任昉，魏收则又讥邢邵在沈约集中作贼。可见实际上都是没有出息的文人，但是，北朝民歌却放出了异彩。
北朝民歌主要见于《乐府诗集 梁鼓角横吹曲》中，在《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也有一小部分，共约六十多首。
所谓《横吹曲》，是在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因为乐器有鼓有角，所以叫“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大部分是这种军乐的歌词，由梁代乐府机关保存下来，所以叫“梁鼓角横吹曲”。
北朝民歌在数量上不及南朝的清商曲，但内容却丰富得多，相当全面而生动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间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征，酷似汉乐府民歌。大体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反映战争生活的，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如《企喻歌》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口，白骨无人收。
又如：《慕容垂歌》
慕荣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再如《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
（二）反映人民疾苦的，如《紫骝马歌》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
（三）反映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的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
新买五尺力，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
王士祯《季祖 笔记》评前一首云：“是快语。语有令人‘骨腾肉飞’者，此类是也。”
（四）反映爱情生活的
由于北方诸民族的性格和习俗的差异，同时又不曾或很少受到礼教的约束，因而北朝的情歌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心直口直，有啥说啥，毫不遮掩，毫不扭捏。南歌说：“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北歌却说“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在南歌中我们常常碰到 的眼泪，但在北歌中却找不到一个泪字。有情人失约不来时，她们也只是说上一句：“欲来不来早语我”。大致而言，北歌如山中树姑，质朴而大胆泼辣，南歌如小家碧玉，柔弱而扭捏缠绵。
对男女相悦，北朝情歌就显得更为大胆、干脆。如《捉搦歌》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 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除上述四个方面外，反映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北国风光的，还有《杂歌谣辞》中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二十七个字，便出色的画出了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并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具有无比的魅力，确是“千古绝唱”。元好问说：“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这首歌谣据说是鲜卑人的作品，史称：“北齐神武（高吹）使斛律金唱敕勒歌。”《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也许是斛律金翻译成汉语的。
北朝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要数《木兰诗》。这是一篇歌颂女英雄木兰乔装从军的叙事诗，也可以说是一出喜剧，和《孔雀东南飞》同称为我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异曲同工，前后辉映。胡应麟《诗薮》说：“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赡极于木兰”，洵是的论。
北朝民歌在艺术形式上很有特点，语言质朴无华，表情爽直坦率，风格豪放刚健，没有巧妙的双关语，也没有一唱之叹的嫋嫋余音，而是名副其实的悲壮激越的军乐、战歌。这都和南朝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体裁上，北歌虽以五言四句为主，但同时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与古体和杂言体，这是南朝民歌所不及的。
三、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是显著的、巨大的，它继承了民歌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北朝民歌尤其突出，在南北朝绮靡的诗风下，这种“刚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现，就显得特别可贵。它是一种新力量、新血液。
1、以体裁言，南北朝民歌开辟了一条抒情小诗的新道路。这就是五、七言绝句体。五言四句的小诗，汉民歌中虽已经出现，但为数极小，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绝句的真正的源头要算是南北朝民歌。当时有名的诗人如谢灵运、鲍照、谢眺等已纷起模仿，但还是一种尝试，至唐代，便由附庸而蔚为大国，而和音乐的结合上几乎垄断了唐三百年间的歌坛，并出现了以绝句擅名千古的诗人李白和王昌龄。汉代民歌中杂言体虽很多，且有不少优秀作品，但篇幅都较小，象《木兰诗》这样长达三百多字的巨制，还是前所未有的。这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也起了示范性的推动作用。
2、表现手法上，民歌对唐代诗人也有许多启发。如杜甫《草堂》诗：“旧犬喜我来，低徊入衣裙，邻舍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闻我来，宾客隘村墟。”一连用了四个“喜”连成排比句，便是从《木兰诗》“爷娘喜女来”等脱化而来的。此外，象李白《长干行》以《西洲曲》为“粉本”，绝句从六朝“清商小乐府”来，都是信而有征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提炼口语入诗，也是从乐府而来。
唐五代以后，写男女绝情的小词，在意境上、语言上，也受了民歌不少的影响。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骈文、辞赋及散文
一、小说
1、古代小说含义的演变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发展
在我国，“小说”一词的出现，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是指一种文体，它是用散文的形式来表现叙事性的内容，以人物塑造为中心，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样式。但是，最初的“小说”一词，与今天所说的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是不相同的，它是指一引起不合大道的琐屑之谈。“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 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县”即“悬”，“令”即“美”，他的意思是说，修饰琐屑浅薄的言论以求取崇高声望和美好的名誉，是不可能达到至境的。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庄子先举了一个任公子钓鱼的故事。任公子钓鱼与众不同，他用大钩长线，用五十头键牛作钓饵，然后他蹲在浙江的会稽山，把鱼饵投放于东海，可是，一年过去了，仍然没有钓到鱼，后来终于有一天一条大鱼游过来吞食了鱼饵，大鱼翻滚腾跃，搅得海水动荡，白浪冲天，吓坏了方圆千里的人们，而任公子所钓到的大鱼，使方圆几千里的人都饱餐了鱼肉。庄子由此生出感慨说，那些拿小竿细绳，直奔小河沟渠，守着些鲇鱼鲫鱼的人，怎么可能钓到大鱼呢？任公子从容洒脱，毫不着意，反而钓到了大鱼，因此，凡事只有任其自然才能获得成功。这是庄子最终想要说明的道理。而庄子所说的“小说”是与“大达”相对的的小道，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案其实，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在这里，庄子把“小说”与“大达”并举，显然是贬“小说”而扬“大达”的。他是把儒、墨等诸子视为无关道术的琐碎言谈的，认为它们是“小说”而非“大达”。但是，尽管庄子鄙薄小说，但“小说”一词却由此起步而不断演化发展。到了东汉初年，桓谭作《新论》，称小说是“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词。”他从不同的角度对“小说”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与评价。认为从内容上讲，“小说”不同于经籍之作，而是联缀一些零碎、琐细的语言而成的杂记，不同于官方的高文典策。从形式上讲，“小说”采取了“譬论”的表现方法，这已有点形象化的味道了，从功能上讲，“小说”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益，有助于治身理家。从这几个方面看，桓谭所说的“小说”已具有了文体的意义。到了班固作《汉书 艺文志》，则将小说家列为当时之一家。他说：“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然亦弗灭也。”这是中国官方史家对小说作出的最具权威性的解释与评价。它指出小说来自于民间的口头传说，是由小说家采集记录而成一家之言的，虽是小道，尚有可观之处。同时班固在《艺文志》中曾著录小说家书十五种，一千三百八十篇，这些书大都散佚了，但从其中一些残存的遗文，我们大致可以测知汉人的小说观念。大致而言，古人所谓的小说，是指一些篇幅短小，意旨无关宏大，带有传闻性质的记载，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文学中所说的小说有关。
就中国古小说的源头而言，颇为复杂，大抵古代神话、史传、民间传说、人物寓言、秩事等，凡是带有一定故事性，其有意无意包涵着虚构的成分的东西，都与小说的形成有关。教科书上从神话、寓言故事与史传三个方面勾勒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大致合理。不过由于上述来源中的琐杂内容，往往散见于各种书籍里，不为人们所注意，尚只能看做是小说的萌芽，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的发展才趋于繁盛。这一时期创作小说似乎成为一种风气，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加，据统计，现所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约有五十余种（其中魏晋时期23种，南北朝时期约近30余种），而且形成了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两大类别，因此，可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2、《搜神记》等志怪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数量本来很多，但到了今天，其中大多数已经散佚，现存完整与不完整者约有三十余种，其中干宝的的《搜神记》是比较重要的一部。除此之外，还有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托名汉班固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题为张华《博物志》、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王琰的《冥祥记》、吴均的《续齐谐记》、颜子推的《冤魂志》等。
关于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有论析。他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指出这一时期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说明了志怪小说产生的根源。大致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的混乱而引起的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与志怪小说的创作密切相关的。因为社会的动荡不安与战乱频仍，宗教迷信思想最容易获得传播的土壤。而当时的志怪小说家，大都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的。干宝的《搜神记》曾说他的目的是为了“发明神道之诬”。他创作《搜神记》的原因，是因为两件事。一是他父亲生前宠爱的一个侍婢，他母亲很忌妒，便在他父亲落葬时，把侍婢推入了墓中。经过十余年，他的母亲也死了，因为把父母合葬，就把父亲的墓再打开，发现那个婢伏在棺材里，似乎还活着。载还家中以后，过了一天她苏醒了，并且说在墓中的时候，他父亲常常给她饮料、食品，恩情与生前一样，又常把家中的吉凶事告诉她。她所说的那些吉凶之事，跟家里的真实情况完全一致。二是干宝的哥哥曾因生病而气绝，但躯体不冷，经过几天才苏醒，自言在这期间曾见到鬼神。因此，干宝辑录自古代至当时的神祗灵异，人物变化的种种怪奇之事，写成《搜神记》。由此可以看当时志怪小说作家的心态与目的。正由于当时的志怪作家创作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志怪小说中充斥了不少宗教迷信的内容，不过，由于作者在创作时“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所以在志怪小说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内容。大致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鞭挞统治阶级凶恶残暴，表现人民反抗精神的故事。如《搜神记》中《干将莫邪》、《三王墓》、《韩凭夫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前者记述楚国巧匠干将为楚王铸剑，反被楚王杀害，他的儿子长大后为父报仇的故事。情节虽然离奇，但却反映了人民反抗残暴统治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慨。后者记述宋康王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被囚自杀，“其妻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何氏在遗书里要求将她与韩凭合葬，王怒，不听，将两人分葬，而韩凭夫妇墓间生出相思树，一对鸳鸯桓栖于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这个故事不仅暴露了统治者的无耻和残暴，更赞扬了被压迫者不慕富贵，不畏强暴的崇高品质。此外还《述异记》中的《封邵》：“汉室城太守封邵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时语曰：‘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也揭露了官吏吃人的本性。
二是反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故事。如《搜神记》中的《白水素女》，其中记载的谢端，是一贫苦的农民，“少丧父母，无有亲属”，被邻人养大，尽管他“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但仍穷得连妻子也娶不上。一天他捡到一个大螺，拿回家放在瓮里，此后，他每天干活回来，总有现成的饭菜等着他。开始他以为是邻人的馈赠，后来才发现是一个少女为他准备的，这位少女就是大螺变的。她本是河里的白水素女，被天帝派来为谢端“守舍炊烹”，素女走后留下螺壳“以贮米谷，常可不乏“。而谢端终于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此外还有《幽明录》中的《刘晨玩肇》的故事。等等。
三是封建婚姻制度下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事故。如《搜神记》中的《吴王小女》、《父喻》等。
四是不怕鬼的故事。如《列异传》中的《宋定伯捉鬼》、《幽明录》中的《阮德如》等。
五是神话传说故事。如《博物志》中的《八月浮槎》、《列异传》中的《贞女石》等。
3、《世说新语》等志怪小说
这一时期的志人（轶事）小说，数量亦不少，主要有邯郸淳的《笑林》，葛洪的《西杂记》，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等，其中，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西京杂记》与《世说新语》，而以《世说新》最具代表性。
志人小说的产生是与魏晋以来士族之间所盛行的人物品评之风密切相关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终乃汗漫而用为清痰。渡江以后，此风弥甚，……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宠也。”可以说志人小说的出现，是魏晋以来清淡之风影响的结果，反过来，志人小说又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由于清淡颇为社会所重视，所以记载名士清淡言论的志人小说便在社会上有了社会的需求。因为一些士族子弟要想获得声名而仕进，就必须学习名士的言谈和风度，而志人小说则成为学习的“教科书”。殷芸的《小说》，就是奉梁武帝的敕命而编纂，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志人小说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最重要的一部。它是这类小说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集大成的著作。全书按照类书的形式编排，以类相从，分为三十六门，一千一百三十条，最多者“赏誉门”156条，最少者“自新门”2条。其中上卷四门，中卷九门，下卷二十三门。主要记述的是东汉至东晋时期文人名士的言行，而尤重于晋。梁代时刘孝称之为作注，引用了四百多种书，以博洽而著称，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就《世说新语》所记的事情来看，作为史实，大多数都无关紧要，但却可以藉此窥见人物的精神风貌的某些特征。就书中的内容来看，大致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世说新语》中一些暴露和讽刺统治阶级和士族中某些人物的贪残、酷虐、奢侈、吝啬、虚伪行为的故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比如《汰奢》篇里的“石崇饮酒斩美”、“王武子盛馔”、“王、石竞富”等，集中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俭啬》篇里的“王戎俭吝”、“王戎钻李核”“王戎女还父钱”等则讽刺了其吝啬的品性。《尤悔》篇的“魏文帝毒弟”“明帝听前世事”等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等。第二，记载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尚及名士们的奇特举动与玄妙的清淡的故事，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古社会文化生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材料。如《巧艺》论绘画的资料，《任诞》里的《刘伶病酒》、《刘伶裸形》、《饮酒读骚可称名士》、《雅量》篇的“东床坦腹婿”、“谢公围棋”、“谢孙海戏”等。如：
《世说新语》艺术上的特色，鲁迅曾概括说：“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事简瑰奇。”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1）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世说新语》中的每一条目、篇幅都比较短小，多则三四百字，少则十五六字，但它却能够抓住人物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用一些细节予以表现，使人物的神韵与面貌毕现于读者面前。如《俭啬》篇中写王戎的吝啬，云：“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寥寥十六字，在极客观冷隽中，写出了其吝啬的性格。又如《忿狷》的“王蓝田性急”，写王述“尝食鸡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只用几个动作描绘，就将王述的性急写了出来。
（2）运用对比手法突出人物性格。如《德行》门中的《管宁割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通过二人对待财物与权贵的态度，将二人的不同性格写了出来。再如《雅量》门：“桓公伏甲设馔”：“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通过把人物放在紧张的环境氛围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气度，写出了二人的性格。
（3）把记言与记事相结合，如《雅量》门中的“晋武帝见慧星”：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通过语言行动，把晋武帝见到慧星后故作达观的心理完全表现出来。
（4）《世说新语》的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如《言语》门的《桓公北征》中的“木犹如此，人何以堪！”《钟毓兄弟见文帝》：“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小来。’于是勒见，毓面有汗，帝曰：‘卿而何以汗？’毓对曰：‘战战煌煌，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所以胡应麟《少室出房笔丛》云：“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
4、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特点
（1）从小说创作观念来看，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还是出于实录，不论是志怪还是志人，在作者心目都是作为曾继发生过的真事来记录，而且把求真作为他们的目标，而“未必尽设幻语”（胡应麟语），因而在艺术想象上不免有所欠缺，只有个别故事，尚有富有想象。如《阳羡书生》（吴均《续齐谐记》）
（2）在篇幅上比较短小，只是粗陈梗概；在情节上比较简单，这与唐传奇的“作奇好奇”而形成的情节曲折生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骈文与辞赋
1、骈文
骈文是与古文相对而言，先秦时期，无所谓骈文与散文，骈文的确定，是从魏晋开始的，而在南北朝时期，骈文创作则趋于兴盛，成为南北朝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 序》中，曾将“六朝之骈语”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兴盛，是与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自觉意识发展的结果。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作家已开始探索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起初，他们把经、史与诸子之类的作品划在文学范围之外，后来又进一步在文学范围内对文笔之别进行辨析，把有韵与无韵的作为区分文笔之别的一个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 总术篇》中曾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中分论文与叙笔分别论述了十多种文体，梁元帝萧绎又提出：“至如文者，惟经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美摇荡样之所谓”文的特点，就强调了词藻、声律、抒情三方面的特点。这就是南北朝时期颇有影响的文笔说。而这一时期永明体作家在声律方面的探索，也对骈文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这样，骈文的创作便在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
就文体持征而言，骈文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第一，骈文讲究对偶，并且在句式上多用四六句式，所以骈文又称为“四六文”，骈四俪文是骈文在句式上最基本的特点。第二，在语言上，骈文讲究平仄。讲究平仄的谐和调，是永明新体诗的追求，但这一时期受永明体诗歌创作的影响，文的创作也注意声调的谐美。尽管骈文创作没有象诗歌那样有“四声八病”的严格限制，但追求平仄配合，造成辘轳交往，也是骈文文体的特点之一。第三，骈文一般注意征事用典和词藻的华丽，因此，可以说骈文实际上是一种诗化的散文。
由于骈文的创作注重形式美，因而过去一直被当作形式主义而受到批评。就总体而言，南北朝骈文中确有一些内容浮泛、风格萎弱、片面追求形式华靡的作品，但是其中也不乏颇有价值的优秀之作。尤其是一些将写景与抒情完美结合的佳作，更为人们所喜爱而传诵不衰，这类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以及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等。下面摘录一些篇中的句子，即可看出其特点。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昔，抚弦登陴，岂不沧浪！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丘迟《与陈伯之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阳欲颓，沈鳞兢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陶宏景《答谢中书书》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嶂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群。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禅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宿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吴均《与朱元思书》
2、辞赋
辞赋的创作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整个魏晋南北朝，辞赋的创作不仅数量十分可观，而且在题材、内容与风格上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大致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与两汉的辞赋创作相比，这一时期赋的题材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抒情、说理、叙事、登临、伤别等内容，无一不可入赋。第二，赋的抒情性大大加强，而在体制上则趋于短小，长篇巨制的大赋的数量逐渐减少，因此，抒情小开的创作成为这一时期辞赋创作的一大特征。第三，由于受到骈文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辞赋在句式上逐渐骈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赋体，即骈赋。
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数量众多，基保影响最大者主要有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恨赋》、庾信的《小园赋》、《哀江南赋》。
三、散文
从总体看，南北朝时期是骈文兴盛的时代，散文并不发达，代表这一时期散文成就的是一些史传、地理等学术著作，而这些著作，其文风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骈文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部著作，即郦道元的《水经注》与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他在北魏时，先后担任过尚书主客郎、治书御史中尉、鲁阳太守等职。《水经注》是他现存的唯一的著作。《水经注》传说是汉代桑钦所著，但现在多认为是魏晋时无名氏作，《水经注》原书共记录了我国一百三十七条河流，而郦道元作《水经注》四十卷，将其所记河流增至一千二百五十条，注文字数超出原书二十倍。因此成为我国地理学著作中的名著。不仅如此，这部书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具有很高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山水景物的生动描绘上，其中《江水注》对“巫峡”一节的描绘最为著名：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侧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茶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段文字先写山，再写到水，然后山水结合，再写行人的感受，最后以渔人之歌作结，余味悠长。这种文风对后代作家山水游记的创作产生极深远的影响。
杨衒之也是北魏人。他的生平事迹不详。唯据书中自述及书首所署官衔，知道他在北魏永安中为奉朝请，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洛阳伽蓝记》是作者在东魏武定五年（547）因公务重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卷”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而作的。全书共五卷，依次写城内和城东、南、西、北五个区域，记录了42座寺庙。此书结构上采用合本子注，即正文与子注相配的方式，把博洽的内容组织得井井有条。
其价值：
（1）书中对洛阳佛寺的记载多系实录，因而颇具史料价值。通过此书，可以了解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建筑的面貌与状况。
（2）本书虽以记载佛寺为主，但却在记录佛寺的同时，多侧面地反映了北魏时期洛阳的情况，涉及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市井景象，民间习俗等，其中许多情况，可补史书之缺。
（3）在文学上，此书的语言骈散相间，描写生动，风格典丽而清拔，具有很强的艺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