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应当是文化大师和教育家---他们若无才无识无德，腐化堕落更加要命 ！！！（转载） 大学校长应当是文化大师和教育家：他们若无才无识无德，比省长市长们腐化堕落，更加要命
大学曾是动员、引导、组织现代文化力量的中心，在全社会享有崇高威望，它独立的文化使命本身就是一面旗帜。中国需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他们不是官僚体制的产物，而是思想权威、智慧象征、学术大师，是良知倡导者和文化战略家。
人们经常提到大学地位下降的事实：国民党派到大学主持校政的政客，常常被师生们拒之于校门外。直到解放后的多年里，大学校长可以直接见到最高领导人。而以后大学校长作为一个厅局级干部，连见一个厅局级官员也要排队。
腐败的旧中国，尚有一批顶天立地的大学校长，为衰弱的民族培养文化生机。然而，今天校长们人格、品德、思想的整体素养难以与过去相比，也无法与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相适应。他们多是理工科专家，人文学科出身的校长极少，有也是意识形态专业。在教育领域外行居多，缺乏教育家的综合素养。由于长期接受畸形的教育，常常不知不觉地陷入旧的思维模式。
大学很少有卓越的教育家执掌校政，校长也只是行政角色，其使命来自政府的授予。许多人是多年官场上摸滚出来的，即便是业务上冒出来的尖子当上校长。位子的光环，尤其是灿烂的仕途太具诱人力，让人沉迷于晋升的期望里。
一旦如此，他们就只会敷衍面子上的事情，自觉不自觉地把精力投入各种能引起轰动的形式主义应酬里。总在报告，举牌，揭幕，授奖，签字，鼓掌，微笑，寒喧，吃饭，除了上厕所和睡觉，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当然也没有独立的思考。
一位常年在某著名学府替校长、书记做官样文章的朋友，私下透露一个并不新奇的秘密：大学的领导人最真实的状态，是与地位平行的同僚在饭桌上，几乎从不讨论什么学术，而是讨论“哲学”（这个词估计来自众多传记里描述的毛泽东对尼克松“谈哲学”，当然在这里又有了“创造性”的转义），亦即“如何做人”，说穿了就是人际关系。
国家领导人为培养政治接班人殚精竭虑，国务院还掌握五百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人事权，强调企业的命运取决于好的一把手，舆论对企业家大肆吹捧。然而，这些正确思路却很少用到文教事业上，很少有人考虑有没有一位合格的大学校长。
将眼光放在文化教育的百年大计上，天平稍稍向这边倾斜，会更有利于形成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迫切的问题是要使校长减少形式主义的活动，增加一些与师生的直接对话，尤其要投入心智和精力，形成自己远程的发展思维。
近来，由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大学校长的地位获得了提升，尤其是一批名牌大学领导人的行政级别提到了副省级，这也许是一个乐观的开始。但一方面，大学校长作为全社会的文化灵魂，“副省级”显然是远不足以衡量的。另一方面，这种提升仍只是“官本位”体系里的产物，而大学校长不能等同于一般行政领导，这个职位也不应通向政府官员。
行政领导面对的是国计民生的现实，尽管也要有社会发展的战略胸怀，但他们更多的是解决具体问题。大学的发展是一个更为长远而持续的过程，一个称职的大学校长虽然也要应付当下的行政事务，要具有应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但他最根本使命在引导社会的未来。因此，大学校长更重要的是要有宽广的胸怀，有丰富的想象，有浪漫的情怀，能够展望未来。
大学校长也不能成天在市场行情、经济需要、实用价值里打小算盘。因为他所领导的大学应当能够高居于世俗生活之上，以自己的创造引导生产与生活，而不应被现实潮流所裹挟。这种力量来自内心深厚的文化、科学底蕴和丰富的创造力。
大学校长应当沉浸在深层的文化见识与思考里，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而不是被时尚所裹挟，更不被功名所诱惑，为权力所支配，被人云亦云所蒙蔽。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学术同行的典范，是青年学生的表率，是社会文化的旗帜。
如果能淘洗出100位卓越的大学校长，21世纪中国定会辉煌无比。一个民族直接面临经济崩溃，政治动乱，固然是极大的危机。但精英集团的腐败，精英文化的堕落，会断送未来精英的成长，那将是根子深处万劫不复的危机。
市长、省长、部长们无能和腐败固然是社会的祸患，但只在此时；而一个国家没有真正的教育家做大学校长，它的学术文化没有支撑，整个民族将没有精英，社会将没有智慧和良知，它造成十年、几十年以后整个民族的腐败和萎缩，这才是致命之患。
西方大学校长通常是在遴选委员会主持下，在公开竞争中遴选出来的。这个委员会充分体现作为学校主体的学者意志，还包括本校学生、毕业校友及社会人士。进入遴选范围的人，公开发表自己的治校思路，展现自己的气质与才能，能够实现各方面的沟通。这样遴选出来的校长无需显赫的权势，他们对学校本身负责，与选举者保持着先天的沟通，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中国大学领导人产生过程，也有所谓的民意调查。但这是在不公开、不知情的黑箱里操作的，人们没有办法对候选人形成全面、真切的了解，只有凭借片面的外部印象，甚至捕风捉影的传闻来下结论，特别是自觉不自觉地掺进当事人及其小集团的利益考虑。在这种功利主义角逐中选出来的人，往往无法体现全面的发展需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审慎的校长遴选，需要经过三个环节：
外在的指标——外在于学术文化的尺度——年龄、性别、出身、风度、性格、资历、论文数、项目多少、是否出国、人缘、知名度等都常常成为衡量人的要素，并影响其升降的命运。然而，人内在的素养真正决定人的作为，而这却是难以直接用外在的指标衡量的。现行的大学校长遴选体制难以考量一个人内在的能力，便只能在这些外在的指标上作文章。
内在的素养——合格的校长不仅要学有专长，而且要知识全面、视野宽阔，还要懂得教育。这就需要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学者群体对人选进行专门审查、讨论，给予综合评价，作为选择的基本参照。
综合的实力——合格的校长作为整个学校的学术门面，必须有充分的信心和实力面对社会，自如地施展自己的才华。要有相当的风度应对师生，表述自己的主张。以实际表现赢得人们的支持，建立校长与教授、学生之间的对话关系，也形成师生的监督与压力。公开的竞选，能避免利益关系网和世俗舆论的支配。因此，最后的环节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