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鲁迅及其他一些翻译者
在20世纪初的时候，自觉翻译外国文论著作的人是少之又少，除了林纾在翻译外国小说的过程中对西方小说技巧的体验和王国维在自己深厚的传统积淀与西学背景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学观念的阐释以及对传统文论、美学的现代性转换外，还有鲁迅、周桂笙、孙毓修等为数不多的几人。
鲁迅（1881—1936），即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为豫才，1898年改名为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鲁迅”这一笔名。他一生都是在笔与剑的光影中度过的，著作繁丰。在五四以前，这一时期主要是鲁迅知识积累的时期，著述不多，主要有《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还有和周作人合编的《域外小说集》。
鲁迅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从小接受了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熏染，青年时候到南京求学，1902年去日本留学，开始广泛接受西方文化，并受到当时日本流行的尼采等人的思想的影响。日本当时对于尼采的兴趣达到了一个颠峰，而鲁迅在这里接受的尼采的影响正如伊藤虎丸所说：
鲁迅适值这个时期来日本留学，他所接受的尼采思想与日本文学的情况相同，不是“反近代”思想，而是作为欧洲近代精神的“个人主义”。虽然鲁迅从日本文学继承了“反国家主义”、“反道德主义”、“反平等主义”等等观念，但是在鲁迅的尼采观里我们完全找不到“个人主义=本能主义”这一日本尼采观的结论。[31]
的确，鲁迅在日本接受的是尼采“超人”的思想，并在他那里转变成了“精神界之战士”，对其以后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是促使他日后弃医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超人”意识则是构成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基本理念，决定了他对文学家以及文学创作价值的定位。对于鲁迅而言，“超人”意味着一种人的自觉和发现，由此能够产生出“天才”、“诗人”和“精神界战士”，也正由于此，它本身就是以“真的人”为核心，是“精神界之战士”发出的心声，并且以“立人”、以“尊个性而张精神”为己任的。由此可见尼采的叛逆意识对鲁迅影响的深刻性。1908年，鲁迅在日本东京《河南》月刊上发表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就把这种叛逆精神与文学的感召力紧密结合了起来。《摩罗诗力说》开篇即用尼采的话说：“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32]随后他介绍了但丁、拜伦、雪莱等诗人和文学家，所不断强调的就是“反抗”和“求新声”。他赞扬拜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倡扬“独尊者”能“忿世疾俗，发为巨响”，敢于“破坏复仇，无所顾忌”，“与旧习对立”，皆表现了他对“文化英雄”的期盼。而文学的崇高理想也表现在以下所言：“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33]在这里，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也必然是叛道者、破坏者和挑战者，他们一方面是“古范”的叛逆者，另一方面又不怕“与人群敌”，与“庸众”相对抗，敢于“任个人排众数”。在他重点介绍的8个“恶魔”派诗人，诸如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申述了自己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追求，并说：“别求新声于异邦……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34]在文中，鲁迅并不注重学理的详实和材料的充分，而注重于主观的发挥和情感的共鸣，表现出他对感召力和感染力的重视，并希望从中散发出一种激情的力量，来“撄人心”和“移神质”，由此来呼唤和造就中国式的“精神界之战士”，打破中国社会的沉闷和人民精神的愚昧，在无声的中国开出一条生路。他的这种“立人”的思想，绝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可能很早鲁迅就开始了对人的思考，特别是在他东渡日本求学之后，受到当时流行的尼采思想的影响，就更加关注人的状态，并且开始探讨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在稍后的《文化偏至论》中说“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就很容易理解了，与西方的人道主义达成共鸣：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力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35]
可以看出，鲁迅“立人”思想来自于中西文学思想的沟通和融合，实际上是他在“世界之思潮”和“固有之血脉”之间对话和交流。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独特选择，具有时代的特色，在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赋予西方理论以中国式的阐释，并有所取舍，以实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的沟通与对话的可能，寻找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机会和方式。
周桂笙受西学影响很深，希望引进西方文化、促进中国的强盛，是近代最有意识地介绍西洋文学者之一，也是最早使用白话翻译小说作品的翻译家。其译著多为侦探小说，并且最早“侦探小说”这一名称，相对于我国的传统公案、武侠小说，他在输入的西方侦探小说的同时也输入了西方新兴的思想文化，深受当时读者的欢迎。他作为小说翻译的名家，不仅有着丰富的译著实践，而且在理论上也作出了不少可贵的探索。他的侦探小说介绍了西方“尊人权”、重证据的“刑律讼狱”制度，客观上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同时他还很重视西方小说的艺术技巧，把一些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介绍到国内，并进行中西对比，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孙毓修，江苏无锡人，于1913、1914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其《欧美小说丛谈》，后来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这是我国较早全面介绍欧美小说的专著，有着广泛的影响。他有着较为深厚的国学功底，又通西文，对西洋小说体会较深，常常将外国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进行比较，以显示其特点。在《欧美小说丛谈》中，他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欧美小说作家和作品，并叙述了作家的生平事迹，还联系其道路来分析作家作品，对小说作品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不同的现象进行分析，指出小说必须通俗化，才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欧美小说丛谈》发表的时代，许多欧美小说作品已经被翻译引进国内，并且也有人在序跋评论中对一些作家进行过一些介绍，但显得有些零碎，而孙氏的这本著作尽管创见不多，却比较全面而细致，能使读者对欧美小说有较为系统的认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时代汇成的滚滚洪流继续向前，而这些前辈在我国文论发展的历史上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文论的转型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并且在介绍西方文论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利于传统思维范式的转变，从而使中国文论由经学话语转向美学话语。但是，在这个时代中，没有一本完全意义上按照“现代”翻译理念翻译进来的文论方面的专著，都是体现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之中，并且大部分都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有所取舍，显得零散而不成体系。然而这种现象也反映了时代的现实，留下了这些先行者在时代思潮的席卷之下匆匆而过的身影，也反映了中国文论在艰难处境之中的调整以及在匆忙应对时候的零碎、散乱的脚步，并且很快就转到了下一个时期文论的变革、调整与裂变，为“五四”时期文化和文学的巨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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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年），陈平原、夏晓虹 编，第181—1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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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72—7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0]、同上书，第73页。
[21]、同上书，第86页。
[22]、《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17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3]、《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24]、《王国维文集》（第一卷），第2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25]、《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3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26]、《王国维文集》（第一卷），第2—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27]、同上书，第9页。
[28]、《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3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9]、《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25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0]、同上书。
[31]、《鲁迅 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第59页，伊藤虎丸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2]、《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第460页，郭绍虞、王文生 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3]、同上书，第462、474、491页。
[34]、同上书，第462页。
[35]、《坟 文化偏至论》，19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