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鲁迅及其他一些翻译者
在20世纪初的时候，自觉翻译外国文论著作的人是少之又少，除了林纾在翻译外国小说的过程中对西方小说技巧的体验和王国维在自己深厚的传统积淀与西学背景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学观念的阐释以及对传统文论、美学的现代性转换外，还有鲁迅、周桂笙、孙毓修等为数不多的几人。
鲁迅（1881—1936），即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为豫才，1898年改名为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鲁迅”这一笔名。他一生都是在笔与剑的光影中度过的，著作繁丰。在五四以前，这一时期主要是鲁迅知识积累的时期，著述不多，主要有《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还有和周作人合编的《域外小说集》。
鲁迅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从小接受了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熏染，青年时候到南京求学，1902年去日本留学，开始广泛接受西方文化，并受到当时日本流行的尼采等人的思想的影响。日本当时对于尼采的兴趣达到了一个颠峰，而鲁迅在这里接受的尼采的影响正如伊藤虎丸所说：
鲁迅适值这个时期来日本留学，他所接受的尼采思想与日本文学的情况相同，不是“反近代”思想，而是作为欧洲近代精神的“个人主义”。虽然鲁迅从日本文学继承了“反国家主义”、“反道德主义”、“反平等主义”等等观念，但是在鲁迅的尼采观里我们完全找不到“个人主义=本能主义”这一日本尼采观的结论。[31]
的确，鲁迅在日本接受的是尼采“超人”的思想，并在他那里转变成了“精神界之战士”，对其以后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是促使他日后弃医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超人”意识则是构成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基本理念，决定了他对文学家以及文学创作价值的定位。对于鲁迅而言，“超人”意味着一种人的自觉和发现，由此能够产生出“天才”、“诗人”和“精神界战士”，也正由于此，它本身就是以“真的人”为核心，是“精神界之战士”发出的心声，并且以“立人”、以“尊个性而张精神”为己任的。由此可见尼采的叛逆意识对鲁迅影响的深刻性。1908年，鲁迅在日本东京《河南》月刊上发表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就把这种叛逆精神与文学的感召力紧密结合了起来。《摩罗诗力说》开篇即用尼采的话说：“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32]随后他介绍了但丁、拜伦、雪莱等诗人和文学家，所不断强调的就是“反抗”和“求新声”。他赞扬拜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倡扬“独尊者”能“忿世疾俗，发为巨响”，敢于“破坏复仇，无所顾忌”，“与旧习对立”，皆表现了他对“文化英雄”的期盼。而文学的崇高理想也表现在以下所言：“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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