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老蒲在神经所历年年会上的讲话

坦率地讲，我现在对于神经所已经很有感情了，我觉得这里是一个适合做科研的地方。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会和夏去竞争保研名额。十一月也看过往年考研的卷子，觉得跟期末考试的类型很像。现在对自己的考试能力非常没有信心，只能咬咬牙继续申请出国了。

至于老蒲，我发现自己对他有点个人崇拜了。他给学生发的每一封信，他给阅览室写的书评，我都会仔细读。这里转载老蒲在神经所历年年会上的讲话，最新的07年讲话还没有整理出来，是讲关于科研中的作假行为的。

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03年所年会上的讲话

（2003年11月29日上午）
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非常高兴在新的讲堂看到神经所现在人数大增，比去年、前年都要多得多，我想再过一、二年楼上也要坐满了。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下自己的想法、一些感想。先谈一下我们神经所的“路标”（roadmap），就是我们所未来的前程。我想我们神经所的发展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期，我觉得今天是我们起步期的结束。头四年，我们建立了神经所，把应该有的设备和各种机制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的起步期。下面六年是我们的成长期，我们从刚开始的七个组，我和吴老师的组、李老师、郭老师、张旭、何士刚、冯林音、周专，七个组，我们现在是十三个组，四年之内可以说是加倍了，再过六年，到神经所十年庆的时候，我们要有30个研究组，那这个礼堂一定是坐满了，这三十个组就是下面这六年我们要慢慢地建立。这成长期就是一个最”critical”的时期，大家都知道我们神经系统发展有一个”criticalperiod”，就是成长期的 “activity”是神经系统结构的形成最重要的因素。成长期是我们神经所发展最重要的时期。等下我将谈谈我们成长期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再下来十年，就是十一到二十年，应该是神经所的丰收期，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收获了，但这些收获现在不见得看得到的，可能要再过十年那个时候才能看到。这是我看到的神经所头二十年的roadmap，三个阶段。我们目标是什么？很简单，我们要在上海建立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机构。怎么样叫做“一流”？到怎样的地步我们才算达到世界一流的研究所？我想这可以分三个步骤 (three steps towards theexcellence)。第一步就是我们不断要有高质量的文章出现，这是第一步，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组已经有很好的文章，这是第一步，这是visibility。大家看到我们是在科学各个领域里有贡献，这还不能算是世界一流的，还有第二步。这第二步就是我们有很多实验室建立了国际的声誉，就是国际上在你这个领域里提到有那些实验室是做得好的，人家马上就会想到神经所的这个实验室，这是国际声誉。这个国际声誉是怎么来的呢？文章要不断地在高质量杂志上发表，这还不够，还需要形成一个系统。而且成了系统后，还要有影响力，有impact,我们的PI们要不断收到国际重要会议的邀请，去作大会报告，这是一个标准，这是国际上的承认，要达到这一步,不是几篇文章可以达到的，要建立一个有系统的贡献，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这是towardexcellence的第二步。最后还有第三步,就是说我们神经所要有重大的科学发现，有突破，能开创新的领域，开创新的方向，有重大的贡献。这个贡献是可以达到世界领袖级的声誉，在世界上所有的一流机构中都有几个这样的领袖人物，没有领袖人物就不是世界的一流机构，所以这“三期”其实也是配合到我们的“三期”的roadmap，在起步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出高质量的文章，成长期建立我们的声誉，丰收期的时候我们要有重大发现。什么时候出现重大发现？也许明天就出现，那更好。但是我说的三期发展能够保证到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之内我们能够达到有重大发现的那个目标。怎样能达到我们的目标，在未来的成长期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不是招人才、不是争资源，是建立一个一流的科学文化。没有科学文化，不管有多少人才、多少钱都没用。我们不缺人才、不缺钱，我们缺的是一个文化。什么是科学文化？很简单，第一就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态度，怎样探索问题、怎样做研究？怎样对待你的实验数据？怎样对待你的假设？做实验不是只是出文章，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能有任何偏见。PeterMedawar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对一个科学家来讲最困难的事是放弃他自己的假设（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for ascientist is to give up his ownhypothesis）。做实验得到的结果和你的假说不一样时，你是怎么样对待？你是不是把不符合假说的实验数据放在一边，把符合你的假说的实验数据拿去发表？即使你现在可以发表高质量的文章，你并没有解决问题。时间到了，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就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标。这就是严谨的态度，与之相关的是第二点，就是科学交流的态度，今天的会议就是一个科学交流，你看到有问题就指出、批评。批评性的科学交流是我们国内最缺乏的，国内的会议、研讨会说好话的多。真正“批评性意见”，指出你的错误的很少。批评的交流态度有两点：一就是对别人工作的“批评态度”（criticalattitude)，你能够坦诚、不顾面子地指出他的错误、指出他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就是你对于批评意见的态度(attitude towardscritiques)，自己对人家对你的批评是什么态度，批评别人容易，接受别人批评难，这两方面缺一不可。现在很多journal club，我们很多学生可以指出很多文章什么地方不对，很容易批评别人。但是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接受？Referee’s给你的评语，看的时候你是否仅仅说这是有敌意的，不懂我的工作。不懂你的工作是你写得不好，还是你的工作真有缺点，你有没有自己反省？拿到editor的拒绝的信,第一个反应是泄气的、伤心的、愤怒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想到应该回实验室做更进一步的工作，冷静地想想看这些评语。科学家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别人的批评，大科学家对别人批评不会生气，反而高兴，因为他知道如何从别人的批评中如何进一步地提升自己。所以文章写出来、送出去，只是第一步。你要能够从第一步得到反馈意见，认真对待反馈意见，即使里面有些敌意，有些竞争，有些错误，但是大部分referee的报告是值得好好考虑地。借助别人对你的批评，好好地提升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假如这一关无法克服的话，永远没有办法提升自己。我想今天我们开这个会，从现在开始， criticalexchange的重大障碍。所以我们不要讲面子，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重视这点。批评性交流跟严谨态度其实是相关的。为了严谨所以要批评。
建立科学文化的第三点是创造一个有紧迫感的环境。世界上所有的一流的科学机构，你进去那里，会做出一流的工作，为什么？不是那边的资源多、仪器好，老师特别聪明，主要是一个紧迫感，所有一流的机构都有我叫做“必要的紧迫”（essential tension)，这个名词是我从 ThomasKuhn借来的。ThomasKuhn讲科学发展的过程，每个时期的科学都有大家接受的统治一个领域的范例（paradigm）。到有各色各样证据与这范例不合，造成tension,使得这范例非改不可。tension大到范例破碎的程度，新的范例就出现了。这个科学发展的 “essential tension”我借用来说科学机构、科学家的成长,“essentialtension”使得你不断往上，不断地发挥你的创造力。各位到了一流的机构里，你就会发现，这些机构会给你各式各样的压力，老师对你的期望，同学之间的竞争，你与同行之间的竞争，你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压力，你想要发挥你自己的才能，要在这个领域做出一流的工作，变成一流的科学家。各种压力，内在、外在的，使得你在那个环境中做出有创造力的工作。我们很多人说，我们要有宽松的科学环境，做科学要宽松，大家可以随便思考，但是很多人对宽松环境的理解是不对的，宽松并不代表没有压力，没有紧迫感。现在的科学发展这么快、竞争这么强，过去的Cavendish Laboratory 的宽松环境，让MaxPerutz二十年去解决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个世纪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在Berkeley、MIT, Princeton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只要有好的结晶体，”one protein aday”，这是他们的口号。一天就解决一个蛋白的结构。这就是现在发展的速率。有紧迫感，随时考虑怎样把工作完成，在这样情况下，创造力才会出来。宽松的环境，假如不能使你有创造力，这种宽松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造成有“必要的紧迫”的环境，使得大家能够发挥最大的创造力。国外对中国科学家的勤奋、聪慧、基本训练都是有很高的评价，为什么很多人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成果，一出去到人家的研究机构里就变成最好的研究人员，为什么？这就是国内机构缺乏一个必要的紧迫感，没有这个，我们就达不到这个最高的、一流的研究所的目标。
我想以后我们谈的机会很多，我今天就想把roadmap很简单地为大家列出来。大家将一起工作共同渡过成长期。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每次回来我觉得自己是在成长、有些问题现在我还没有我们的同学懂得多，我所做的就是和我们的学生和研究组长一起对神经科学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大家在一起以严谨的态度去切磋，去解决重大问题。我自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在成长，在学习。跟大家一起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我现在看到的roadmap已不是十年了，是二十年的。二十年所庆的时候是我退休的时间，我希望在这之前，看到的不仅是我们同胞在球场上、运动场上得冠军，尤其是女同胞在世界小姐、模特大赛上得冠军，我希望看到我们的科学家也能得到几个冠军！
好，我今天讲到这里（众鼓掌）！

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04年所年会上的讲话

（2004年11月27日08:30）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我们很多人起个大早来参加会议，还有很多同学没有到，我们就不等了。在一个星期前我们神经所得到一个好消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蒋辉、郭炜、梁新华的论文被Cell接受了。这是给我们所年会的一个礼物，是一件大事。国内的工作在Cell上发表，在这二十五年还是第一次。蒋辉、郭炜、梁新华在吗？站起来！我们大家向他们祝贺（众鼓掌！）。 

大家可以看看这篇文章，三位同学努力工作是很明显的，饶毅老师的指导也很有功劳。但主要的成功还是实验工作的成功。在实验科学界常常有人说“ideas are cheap, it’s the experiment that counts”。Ideas大家都有，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问题。谁把实验工作做成功、做完整，谁就有主要贡献。有人说这是我的想法，那是你的想法，要分清楚。事实上Idea在实验科学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再说科学研究是讲交流的，在交流的过程中ideas是free floating，大家都有份，很难说这idea完全是你的，不是别人的，除非是非常非常新颖的想法。这篇Cell文章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也不要吹牛说这是重大突破。这只是在axon differentiation 过程中signal transduction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做得很清楚，面面俱到，结论无懈可击，这样就达到了Cell的标准。但不是说axon differentiation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每个人手中做的实验，都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只要你能够把你的实验做得彻底、做得完整，就可以达到Cell标准。我看很多实验室的课题，包括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就被自己的数据信服，对自己得到的结果常常不够critical。一般的project，开始的时候总有一个基本现象，根据这个基本现象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就围绕这个假说做实验。但在做实验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些数据很合你的假说，有些数据不合，常有的做法就是把不合的数据放在一边，合得就相信了，认为自己的假说果然被证实。其实许多数据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自己却已被自己说服了。而且继续朝原来的方向做下去，有反证也不认真对待，到最后很可能走上歧途，因为你的假说可能有问题。所以重要的是任何假说只能作为working hypothesis，不要被自己的假说所局限，假如你的实验结果跟假说不合，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只是告诉你假说需要修正，以便进一步提一个更好的假说。那个新的假说应该能包括解释与原来预测不合的、有反证的结果。我想很多同学、老师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常常做实验求证自己的假说，得到的结果不合，就放弃了，不往下走，另外开一个头。这其实是不对的，有时是很可惜的。假如你得到的结果没有证实你的假说，你一定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假如你一次实验、两次、多次实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你就要问，是因为你的实验技术不行，还是你的实验的方法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重复、有正有负、有太多的noise？假如是方法不行，这个方法在你那个系统内应该行，而你做不出来，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放弃继续下去就是没有克服实验的关。假如别人在类似的系统，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有这样的结果，在你手中却不行，你就得继续做，不能放弃。反过来说，假如你能够证明你的实验技术方法没有问题，但是你的结果就是和你的假说不一样，那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这就表示说你原来的假说有问题。你原来的假说是在大家公认的思路, 公认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假如实验证据跟你的假说不合的话，表示说现在公认的想法是不对的。你应该换一个新的想法才会能够包涵你现在的结果。这样常常就可以引导到更重要的发现。科学发展就是把现有的公认想法改变。你得到与你假说不合的反证其实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就是说你的假说有错误，大家想法都有错误，当然首先你要完全确信你的实验结果是可信的。我们常常强调我们要出好文章，其实出好文章不是目的，当然出好文章你马上就可以毕业，这是好事。但我们所里强调出好文章，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把科学研究工作脚踏实地做彻底，做严谨，能够拿到真实可信的研究结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高水平的杂志。所以出高水平杂志的文章反映了我们的工作水平。这使我想到现在外面有些人在批评神经所，包括我们有些科学院的领导。他们认为神经所没怎么样，不过就是出几篇好文章，而基础科学文章对社会没有什么大意义等等。确实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对社会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意义，我们没有办法治神经系统疾病。那我们的社会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基础研究？要强调出好文章？在整个科学界除非有重大的突破，出几篇文章可以说不起一丝波澜，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但是我们是一个起点，我们就是要强调脚踏实地、严谨、彻底地做科学研究，建立一个不浮夸的学风。现在我们科学界、社会上，盛行浮夸风。做出一点小成绩就是世界领先，有多大突破，对社会有多大意义。几十年社会运动遗留下来的浮夸风，在科学界里还仍然盛行。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榜样，把不浮夸、脚踏实地、严谨地做科学的态度在中国神经科学界好好建立。这才是我们出好文章的意义。我们有没有社会良心？是不是只为了自己成名成家出好文章？我相信不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的工作，工作做得彻底从长远来说自然会有社会意义的，尤其是神经科学的工作很容易联系到神经系统疾病，退行性疾病等问题。时候到了，工作做严谨了，是credible，自己相信，别人也相信，在国际上大家相信，在这个时候就能做出与疾病相关的问题有突破的工作，才会有人take it seriously，才会真正达到有社会意义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不会树“一个大旗”，说我们要解决重大神经退行性疾病，要解决Alzheimer’s disease、Parkinson’s disease。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疾病没有兴趣，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时候未到。当我们建立了高水平的研究室，能够把科学问题解决得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会有能力解决与疾病有关的问题，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集中大家精力去解决一个重大疾病问题，才有成功的把握，现在还没有。我们有些科学家动不动就向国家要几亿的钱，举个大旗就要几亿，为他们自己的项目要国家投资大笔的经费，没有想想做这种研究到底是否真正能解决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一些基本功夫还没有建立的实验室投入大量资金，这对社会是多大的浪费。我想提醒这些科学家，去看看我们社会现在的情况，看看农村的情况。我们现在有些农村还很穷，你买个大仪器放在实验室不能确实好好用，可以养活多少困苦的农民？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浮夸，谨慎地使用科研资金，好好做科学，是我们做科研人员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良心。

讲到这里，我还想讲一些心里话。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朋友们、同学老师们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前途，大家不再喊口号了，很多人也不理社会上的一些事情。科学家生活在象牙塔里，对社会上的事情不关心，看到的就是上海、北京繁华的一面，生活是很不错的。心里想的、盘算的都是自己实验室、工作上的事情。我觉得科学家是社会的一分子，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对这个社会要有一些了解。平时我们离开上海到外面去，都是到一些旅游点去旅游，去陶冶心情。但事实上中国社会现在还有很多困难，还有很多不安定因素，有些农村还很穷。社会虽然是繁荣了，但有严重的两极分化，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作为一个科学家，关在门里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吗？是否还要考虑一下你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如何表达出来？对这个社会将来的发展有什么贡献？也许这有点唱高调，有时候我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发展有些阻力。但是几千年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就是社会良心、对社会的关心。到现代，“五四运动”以来要民主、要科学，这都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中国传统就是知识分子不是只顾自己，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个传统在我们这一代是应该继承下去的。这里大部分同学都要离开这个所，很多都要出国，都是为自己前途奋斗。大家关心中国，关心国内社会，关心我们这个社会的延续，关心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积极地参与？参与的方式是什么？我希望大家能想想这些问题。我最敬佩的科学家，像过去的爱因斯坦、Niles Bohr，现在的 David Baltimore、Richard Lewontin、Steven J. Gould 都是有社会良心的科学家，不但自己工作做得好，他们对社会关心，对社会不正义的事情提出抗议。而且最重要的不光是批评，自己批评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好。现在大家不满的事很多，批评的事很多，而对自己的要求却不够。我觉得从一个科学家社会良心上来讲，最简单的起点就是从你自己的工作做起。你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好，你待人处世也好，能够做到脚踏实地，真实严谨的态度，然后你还要能够慢慢地影响别人、影响这个社会。假如我们的科学界大家都说，照着国情吧，国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社会怎样做我们是管不了的，那我们就永远变不了，情况就会越来越坏。现在我经常会听到我们一些科学家说：“腐败现象在中国到处可见，上亿的钱很容易地就被浪费掉。现在政府愿意投资科学研究，这些经费是不拿白不拿。如果你不拿这些经费，同样会被别人浪费掉”，“与社会上可见的腐败相比，科学家用科研经费款待朋友、公费旅游等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便从科研工作上讲，在神经所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有些经费被轻易地浪费掉，只是因为我们在开始实验前没有好好的思考与计划，在定购仪器前没有认真考虑购买的必要性和该仪器的使用率。所以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应该从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开始，看我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是怎样表现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良心，如果我们自己都腐化了，我们还能期望我们的社会不腐化吗？现在我们的社会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圣人”、“烈士”，而是绝大多数人能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让我们从争做神经所的“好所民”开始，然后尽可能地去影响我们周围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在科学界、在这个社会成为好公民。有些人批评我到神经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美国那一套带回来，不合国情。“不合国情、要安定团结”，这些说法是中国社会腐败现象、科学界虚假浮夸、人事关系主导一切等等各种弊端的最好挡箭牌。我们科学界，甚至整个社会改革目前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这种要安定团结、要合国情、要讲人情的做事方式。这是我个人，也希望神经所同学老师们要坚决抵制的。我觉得我们所这五年来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个好的开端，但我希望我们的意义不止在这里。我们要在神经科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做一个榜样。我们的工作，我们做科学的态度，都能作出一个好的榜样，将来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今天我就大致讲到这里，开始我们所的报告（众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