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恩泽、吴征镒获2007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闵恩泽简历

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四川成都人。1946年中央大学化工系毕业。1951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1993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高级工程师。60年代开发了制造磷酸硅藻土叠合催化剂的混捏—浸渍新流程；通过中型试验提出了铂重整催化剂的设计基础；研制成功航空汽油生产急需的小球硅铝催化剂；又为重油加工，开发了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以上催化剂都已投入生产。70—80年代领导了钼镍磷加氢催化剂、一氧化碳助燃剂、半合成沸石裂化催化剂等的研制和开发，也均投入生产和应用。1980年以后，他指导开展新催化材料和新化学反应工程的导向性基础研究，其中新催化材料有：层柱粘土、非晶态合金、负载杂多酸、纳米分子筛等；新化学反应工程有：磁稳定床、悬浮催化蒸馏。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已开发成功己内酰胺磁稳定床加氢、烯烃与苯烷基化的悬浮催化蒸馏等新工艺。近年来，他进入绿色化学的研究领域，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九五”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环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学和反应工程”的主持人。近年他还扩展至开发化纤单体己内酰胺的制造技术，正开发新的工艺，己取得长足进展。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吴征镒简历

吴征镒 (1916-)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具有国际声誉的植物学家，植物区系研究的权威学者，从事植物科学研究已逾60年，专长植物分类地理学和药用植物学。1916年出生在江西九江。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79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1979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院长。后曾任云南省科委副主任，云南省科协主席。现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兼研究员，《中国植物志》(中、英文版)主编。他自1980年后任美国植物学会终身外籍会员，瑞典植物地理学会名誉会员，前苏联植物学会通迅会员。1997年当选世界自然保护协会ISCN理事。

吴征镒院士自1936年起从事植物学诸多领域的研究，先后去过除非洲之外的四大洲观察植物。多次组织领导了全国、特别是云南植物资源的调查，并指出植物的有胩物质的形成与植物种原分布区及形成历史有一定相关性，对以上各学科的造诣日深，提出了指导植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得到证实。迄今为止，己发表140多篇各类论文，并主编或编写了数10部学术专著。他在植物分类研究中，发现并发表了1300个以上新分类群(植物亚科、族、组等新等级不下10个，新属10个)，在国际植物分类学研究领域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吴征镒院士60多年来专心从事以中国植物为中心的东亚植被和区系研究，潜心研究生物多样性，编著了大量宝贵文献，为人类认识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鉴于他对中国和世界植物学和其它有关研究领域作出的伟大贡献，于1999年荣获号称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日本花卉绿地博鉴会纪仿协会“考斯莫斯国际奖”(Internationnal COSMOS Prize 1999),成为世界第7位，亚洲第2位获得该奖的学者。

【附1】两院院士闵恩泽：世纪传奇 卓著功勋

有这样一位传奇老人，他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传奇经历，抒写了一部足以令人们敬佩的卓著功勋；也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与我们敞开了心扉，把一个个的传奇故事展开在我们面前；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我们的思想仿佛跟随着他的讲述，飞回到上个世纪初，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他就是著名石油化工学家、催化化学家、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高级顾问、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两院院士闵恩泽教授。

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闵恩泽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四川成都。美丽的岷江滋养了肥沃的川西平原，也孕育了灿烂的巴蜀文明，富庶的天府之国积累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回忆中，闵恩泽院士还能依稀记起当年，闵府家中那副对联：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那时的四川正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军阀之间烧杀抢掠，战事不断，人心惶恐。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闵恩泽遵循家训，走上了求学之路。
上小学时，闵恩泽就开始学习“国学”，每天要读一篇《古文观止》、要临摹王羲之、赵孟頫等人的书法。在童年的记忆里，孔孟之道、诗书画印等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已经伴随着桐油纸和松油墨的香味，一起渗入了闵恩泽的骨子里，根深蒂固。
早在初中时代，闵恩泽在私立南薰中学时，就表现出了全班头名的过人成绩，后来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在这个学校读了还不到一学期，侵华日军的轰炸机就开始在成都上空嘶叫着盘旋了，闵恩泽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日军的飞机第一次在成都上空投下罪恶的炸弹，闵恩泽随着人流逃出成都，跑到荒郊野岭的乱坟岗、田埂边躲避炸弹。
后来学校搬迁到成都郊外的三岳庙。在那里，用竹子和稻草临时搭建了几间屋子，在墙上抹一点白灰，就当作是教室和宿舍。记忆较深的，是那时候一下雨，屋子就漏，雨水漏下来，就得拿盆子接着，于是满屋子都是雨水劈劈啪啪打在盆子里的声音，有时一整夜都无法入睡。那时候闵恩泽从学校回家，需要步行五个多小时，从中午十二点一直走到下午五点多钟！
尽管条件如此艰苦，闵恩泽仍然非常努力地学习，每天坚持点油灯夜读。教书的老师也十分卖力，说起那时候的数学老师，闵恩泽赞不绝口，由于那个老师代数教得好，大家便叫他“饶代数”，还有“郑生物”（四川喜欢用事物的特点来命名，比如钟水饺、赖汤圆）。那段艰苦而充实的时光给闵恩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最高兴的要数去门前的河沟里抓鳝鱼，粘滑的鳝鱼平时躲在水下的洞穴里，到了夏天的晚上，它们会钻出洞穴，到田泥表层乘凉，这时，只要用光照，它们便不会再动，乖乖束手就擒。
会考成绩优异，闵恩泽被直接保送进了当时的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他最先选择的是土木系。闵恩泽回忆到，当时年轻的自己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要修建一条可以跨过长江的大桥，以纪念自己已去世的母亲。一个多么朴素的愿望，反映了一颗多么真挚的孝心！在那里，身为银行家、实业家的舅父对闵恩泽发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四川缺化肥，舅父想在四川建一个化肥厂，闵恩泽改志要在家乡搞实业，建化肥厂，于是在大学二年级时毅然转学化工。对于一个不满20岁的年轻人来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就是这个决定，为他以后走上炼油催化科学之路埋下了伏笔。
辗转还乡路，赤子中国情
大学毕业，闵恩泽回到成都一家自来水厂做分析化验工，一个星期只需要做两次化验，生活简单而苦闷。于是他又回到重庆，在一家肥皂厂实习。实习过程中得到消息，当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要招收一批印染技术人员，需要经过培训，还有可能出国。通过考试，闵恩泽考了第一名。于是在1946年10月，闵恩泽到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印染厂即上海第一印染厂，学习印染专业，培训结束后当了一名漂染车间的技术员。这个工作也很辛苦，每天要值班12小时，而且在这里只能整天埋头苦干。
1946年暑期，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个自费留学考试，通过考试者，可以提供官价的外汇，还可以得到一张船票和半年的生活费。闵恩泽通过了考试，向舅父借了一笔钱，再加上在中纺工作时积蓄的工资，于1948年3月去了美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攻读研究生。
在美国，闵恩泽读得很快，仅用九个月就拿到了硕士学位。由于成绩优秀还获得全额奖学金（全校仅有十一人拿到了这笔奖学金，闵恩泽就是其中之一）。用这笔奖学金，闵恩泽继续攻读博士，并顺利的戴上了博士桂冠。
在此期间，闵恩泽与当时已经是博士后的妻子陆婉珍走上了红地毯，跨进了婚姻的殿堂。三十多年后，这对志同道合的伉俪先后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科学界的美谈。
1951年读完博士以后，闵恩泽和妻子都参加了工作，他由副化学工程师提升到了高级化学工程师。在当时，两个博士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对于这时的闵恩泽来说，生活已经相当优越了。
遥远的大洋彼岸不时飘来故乡泥土的芬芳，涤荡着闵恩泽重返故土的赤子之心。如今回忆起来，他依然十分坚决地说，“那个时候出去的人，没有想留在那里的，就一个目的，学成了就回来”，多么朴实又多么真挚。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国际局势日渐紧张，美国政府限制理、工、农、医等专业的人才离开美国国境，回国之路变得异常艰难。甚至有美国人讽刺说，回国，就等于拿脑袋往石头上撞。尽管如此，闵恩泽依然没有停止归国的脚步，托朋友在香港找了一份工作，到了查济民先生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染厂当研究室主任，条件是9个月以后辗转回大陆。1955年10月，闵恩泽终于携妻子一起跨过罗湖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漫漫创业路，孜孜进取心
回国后，闵恩泽深感国家变化之大，社会安定，风气良好，这也让他备受鼓舞，工作热情高涨。当然，很多事并不如想象那样一帆风顺。回国之初，很多单位都不敢接受从美国回来的人，接连吃了几次闭门羹。他很感谢当时石油工业部的部长助理徐今强，他接受了他们，并分配他们去当时正在筹建的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开始了自己的催化剂生涯，这一开始注定就是一辈子。
万事开头难。那时候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实验室都是向当时的北京石油学院借的几间平房；当时炼油所用的催化剂，依靠从苏联进口，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是空白，包括闵恩泽在内，没有一个人经历过催化剂从实验室到工厂生产这一过程，很多人之前连催化剂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可以说，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1959年，前苏联援建的我国现代化100万吨/年兰州炼油厂投产，其中有一套移动床催化裂化装置是核心，它把重油二次转化为航空汽油。所用的移动床小球裂化催化剂一直从前苏联进口。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前苏联开始以次品供应。这时，石油部高瞻远瞩，决定建设一个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生产厂，并组织会战，闵恩泽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他组织专题组开展催化剂的研究和开发；参加工厂设计，确定工艺、设备选型；最后担任工厂开工副总指挥，制订开工方案、操作规程，并在现场指导运转。闵恩泽带领大家吃住在工厂车间，每天八点开始工作，一直忙到夜里一点多，接着开碰头会，一开就是一两个小时，所以通常都是凌晨两三点才休息。
在试验过程中经常与危险擦肩而过，第一次试运转就发生了掉带事故，闵恩泽亲自钻进高温烘烤的干燥室，后来他指导设计了自动调带装置，才将问题解决。由于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不足，失败和挫折不断，这时，闵恩泽常用毛主席的话来激励自己也鼓励大家，“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失败和挫折教育着我们，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从试验到失败，从失败再到试验，在探索中摸索前进，一直到成功。比较幸运的是，闵恩泽的工作都是石油部直接安排的，各级领导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尤其是余秋里部长，对此十分重视和支持，这也让闵恩泽以及科研小组有了更坚定的信念和动力，更加专心的工作。
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克服了一个个难关之后，终于实现了试生产的成功，生产出了我们自己小球催化剂，及时地保证了我国航空汽油的生产！
问题解决了，试生产成功了，闵恩泽却病倒了。回北京之后，在一次过敏性鼻炎的体检中，医生惊讶的发现，闵恩泽已经患上了肺癌，需要动大手术！就在闵恩泽还不到四十岁的时候，无情的病魔夺去了他的两页肺和一根肋骨！
疾病没有阻挡闵恩泽孜孜不倦的脚步，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又接连攻克了重重难关，研制出了我国炼油工业急需的磷酸叠合催化剂、微球硅铝催化剂和铂重整催化剂等。就在这些成就的带动下，一批催化剂工厂、炼油厂拔地而起，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国炼油催化剂发展的基础。
1966年，一场政治浩劫席卷全国，闵恩泽也被卷了进来，甚至牵连到了他的家人。和那个年代所有被误解的人们一样，他先是被当作“一小簇阶级敌人”关进“牛棚”。
在牛棚里，除劳动改造外，他还要写交待材料。他利用这段时间来思考、总结和学习。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闵恩泽依然十分感慨地说，他把以前催化剂研究过程中的得失成败都记录下来；通过读《毛泽东选集》、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来加以总结分析，这为他后来的催化剂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他走上科学巅峰有了哲学思考方法。
走出牛棚后，他先在实验室当裂化催化剂评价装置的操作工，后被派去抚顺参加“三氢大会战”，这一去就是一年多；后来又被派去长岭炼油厂参加加氢催化剂车间技术改造，又待了一年多。直到后来打倒“四人帮”之后，才回到北京。
登科学巅峰，树卓越功勋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科学界也随之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闵恩泽荣获了“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称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大会发言时，他用这样一句诗来表达自己澎湃的激情和旺盛的斗志！
闵恩泽自1980年开始担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也是在这一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后又当选为中科院化学部常委、副主任，工作越来越繁忙，活动越来越多，这不但没有使他有丝毫停留，反而更加催生了他更大的激情和斗志。他每天要统筹安排石科院的炼油研究任务、要亲自主持重大的催化剂科研项目，还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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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10多年中，由闵恩泽带领研制的半合成分子筛裂化催化剂，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闵恩泽指导研制成功的一氧化碳助燃剂，既提高了催化裂化再生效率，又降低了能耗，直接经济效益达1亿多元/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国家计委攻关项目中，闵恩泽成功地指导开发了我国第一代CRC渣油裂化催化剂，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另外，闵恩泽指导研究的加氢精制催化剂的制备规律、开发成功高脱氮活性的RN-1催化剂，1989年获中国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颁发的专利金奖，199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十几年的努力拼搏和刻苦钻研，终于结下了累累硕果。闵恩泽高兴地看到，我国炼油催化剂品种不断丰富和齐全，并形成系列，不但大大满足了国内炼油生产的需要，而且屡次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我国也逐渐成为世界少有的裂化催化剂供应商之一。
90年代初，发展绿色化学、减少环境污染越来越成为普遍的心声，这时的闵恩泽虽然已经年近七旬，但依然走在科技发展最前沿，站在历史的高度，他深感对子孙后代的责任重大，开始致力于把催化科技应用于绿色化学中去，把自己的催化剂研究从石油炼制领域扩展到石油化工的有机化工原料以及化纤单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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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闵恩泽担任中国科学院化学部《绿色化学与技术——推动化工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咨询课题组长，组织调研活动，主编出版调研文集《绿色化工技术》，并提出发展我国绿色化学的建议。
同年，他又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联合资助的“九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学和反应工程》的项目主持人。闵恩泽高瞻远瞩的学术把握、精心的指导和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使这一重大项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新世纪以来，80多岁高龄的闵恩泽原始已经满头银发，但依然精神饱满，进入绿色化学中的生物物质资源利用新领域，利用油料作物发展生物柴油。这一产业的发展不但可以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减少汽车尾气对空气的污染，还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保护环境，并可以支援“三农”问题。
近年来，闵恩泽参加生物柴油发展的研讨会、论证会，并亲自去外地生物柴油厂考察，多次在高端科技报刊上发表生物柴油产业发展的学术论文，同时他还指导博士生进行生物柴油生产和应用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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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起，闵恩泽即指导博士生开展生物柴油生产工艺的研究，目前已开发成功高压醇解生物柴油生产新工艺。现已建成2000吨/ 年的中试装置，计划于2008年建成5万吨/年的工业示范装置。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和1995年，闵恩泽两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89年，他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授予“杰出校友奖”，1990年被评为“国家千名有卓越贡献的专家”，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年，他又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5年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1997年获科协“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8年获日本桥口隆吉基金奖。
闵恩泽被誉为“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2006年获中国化学会催化委员会颁发的首届“中国催化成就奖”。的确，在如此众多的荣誉和功勋面前，无论国内还是放眼全世界，都是值得称赞的。

拳拳桃李心，殷殷育后人
在辛勤工作、不断钻研科学的同时，闵院士始终没有忘记传道、授业、解惑，以教育后人，培养我国科技发展的后继力量。他明白，进行催化剂研究的人才是有了，但真正能够把催化剂从实验室做到工业化的人才还要经过长期的锻炼才能成长起来。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闵恩泽仿佛一棵参天大树，以自己庞大的身躯呵护了无数棵幼苗，如今这些幼苗早已成材，成为我国炼油催化行业的栋梁。从1987年至今，他先后带了50多个学生，其中硕士生16名，博士生20多名，博士后10多名，目前他还在培养博士生。如今，他的学生有的成了催化剂厂厂长、总工程师；石油化工厂的经理、副经理；研究院副院长、副总工程师；高等院校的催化教授……
严师出高徒。在学习和研究上，闵恩泽院士一丝不苟，没有一个学生可以从他那里马马虎虎的过关。他与研究生一起讨论，如何从研究生自己的学识基础和优势、导师的优势和试验条件来选题。对毕业论文从写作层次、词句改了又改。生活中，闵恩泽院士又是慈父般和蔼可亲的朋友，他时常与青年学生们天南海北的高谈阔论，谈人生、谈事业，谈体育、谈艺术；遇到困难时，他以自己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成功和挫折，来开导大家、教育大家。
总结自己的做人哲学，闵恩泽时常告诫大家，做人首先要勤奋，资历浅陋没关系，只要肯下功夫，花两倍、三倍的时间和精力，总能把事情做好；还要严谨做事，开拓创新。在人际关系上，要诚信、宽容和谦虚，这样才能团结别人、融入集体，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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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非晶态合金和磁稳定床反应工艺的集成和创新”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获得者宗保宁副总工程师曾经感慨地说：“投身于闵恩泽老师门下是我的幸运，因为得到闵老师的指点，我才能在深奥的科学领域中逐渐成长起来。”
宁静淡泊心，坦荡自在人
有人说，文学和艺术的最终归宿是哲学，那科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闵院士说，科学发展的最高境界也是哲学，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道”，科学发展的本身也是有规律的。他以技术发展的S形曲线为例，指出，一种技术的发展要经历兴起、成长、成熟以及衰老四个阶段；在衰老阶段，技术的发展就变得比较缓慢，这时就需要更换新一代的技术才能使之重新起步。催化剂技术也是这样，从无定型硅铝催化剂到结晶硅铝的分子筛裂化催化剂，都是从一代发展到下一代的，这就是一种哲学层面的规律，也就是所谓的“道”。
在谈到自己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是什么时，闵院士毫不犹豫地说，是科学上的发现和成功。他说，当自己在思考催化剂的问题时，是快乐的；当自己想出了一个好的解决方法时，那也是快乐的；当这个课题最终取得成功时，那更是快乐的。正如他的女儿所说，“你的脑子比较简单，一天到晚就在想你那个催化剂的事”，诚然，一个人能够致力于自己喜欢的事，并为之忙忙碌碌，这就是一种幸福。
坐在闵恩泽院士这样一位超级泰斗和权威面前，年轻的笔者没有感到丝毫的压力，而只有一种良师益友的亲切感和慈父般的温暖。采访中，闵恩泽院士旁征博引，娓娓道来，不时传来灿烂、爽朗的笑声，俨然一个鹤发童颜的老顽童。笔者最是惋惜自己笔力不够，无法更详尽地描绘闵院士的点点滴滴，只好由衷地祝福这位传奇老人，继续在他钟爱的催化科学领地上，播种快乐，收获幸福！

【附2】吴征镒：“我愿意提供肩膀作垫脚石”

关情草木俯仰天地
“我搞了一辈子植物科学的研究，今年92岁了，我感觉到学无止境，后来居上。”
对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征镒院士，这位中国植物学研究的杰出学者、世界著名的植物学家谦逊地说，“我的工作是大家齐心用力做的，我个人得到国家如此大的褒奖，我感觉到只能尽有生之力，把后学的同志能带多少带多少。”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是毕生的衷曲
“出生于九江、长于扬州、成人于北京、立业于昆明”，时空变迁，不变的是吴征镒对一草一木的钟爱。

孩提时代，他的最大爱好是逗留在家中的后花园芜园，并从父亲的书房里拿出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写的《植物名实图考》，同眼前花草一一比照，开始“看图识字”亲近植物。17岁中学毕业就执意选择并考取了清华大学生物系。
抗战开始，华北容不下一张书桌时，他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大任助教期间根据所能收集的模式标本照片、植物学文献，写成近三万张植物卡片，到今天这些卡片还保存于昆明、北京和华南三处，成为编纂植物志的宝贵资料。
1958年，怀着对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向往和热爱，吴征镒又举家从北京迁到昆明，从此开始他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立志立题、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生涯。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话被众多植物学研究者奉若圭臬。比吴征镒小16岁、共事已半个世纪的周俊院士说，“前人解释为"陈说山川之原本，尽名草木之所出"。吴先生说我们应遵循这种精神，并且亲笔书写这八个字并刻石于昆明植物所内，他自己同时身体力行。”
在中国植物学家中，吴征镒是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新种和新属）达1766个。他的学术生涯也被认为是现代植物学在中国本土化和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缩影。
“吴老80岁高龄时还去台湾考察植物，走遍了全国所有省市。世界五大洲除了非洲都去过。”周俊院士提起有一次跟吴征镒去考察云南文山西畴植物：“在密林里他跌了一跤坐在了地上，突然说，"唔，这里有个植物，是中国的新记录。"原来他坐在地上时见到这么一个白色寄生植物，拿在手上一看，就认出了是锡杖兰。”
和吴征镒一起主编《中国植物志》英文和修订版《FloraofChina》的美国PeterH.Raven院士评价说，吴征镒院士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是一位对中国，同时对全世界其它地方的植物有着广泛而深入知识的真正的学者。
历时45年编纂完成的鸿篇巨制《中国植物志》80卷126册，共有5000万字、5000余幅图，是三代植物学家集体工作的结晶，其中2/3的卷册是由吴征镒1987年担任主编后最终完成。
基本摸清中国高等植物的家底之后，吴征镒造诣日深，开始追索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及其历史来源、以及东亚植物区等一系列创新观点。1964年，他在亚非科学讨论会上提出，在北纬20 —40 间的中国南部、西南部和印度支那地区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摇篮，甚至也是北美洲和欧洲等北温带植物区系的发源地。这个论断被广为引用。更在八十高龄时候毅然开辟植物系统进化新领域，提出了被子植物的“八纲系统”的学术观点。
“博闻强记不足挂齿”，天才也离不开勤奋
吴征镒被中外同行誉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同事和身边的学生、助手都形容他博闻强记、博古通今。编《中国植物志》的时候，他脑子里记得文献的出处，在手稿里写个人名注上个年代，助手去查对应文献时往往一丝不差。
“好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去西宁，一个年轻人采了一大捧植物标本来请他定学名。吴先生有个习惯，凡是有人来请他定学名，他是来者不拒。结果那天他给那些标本写拉丁文名、中文名，整整写了两个多小时之久。”周俊院士说,“我们问吴老你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他却说博闻强记不足挂齿。”
“吴先生的勤奋和严谨非常了不起。”长期跟随在吴征镒身边工作的武素功研究员说。那时候吴征镒还在北京工作，40多岁，当着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长，任务很重。开会休息时间10分钟，他还去标本室看标本。晚上电话比较多，他有时候就把电话搁一边。“正是他这样不断的积累，基础扎实了，才在晚年的时候还能继续不断地出大成果。”
昆明植物所所长李德铢博士是吴征镒的23名弟子之一。他记得有一段时间吴征镒住在医院没办法工作，就觉得非常着急。“他还经常批评我们有点事务主义，做了行政工作不能浮在上面，而要沉下来多点时间做学问……他是那种沉下来的人。”
“八十岁后吴先生的眼、耳渐不如前，但他在2000年后出的4本著作都是亲自执笔。有些著作本来1年能完成的花了3、4年，因为他随时会把新的文献插到稿子里去。”做过吴征镒学术秘书的昆明植物所生物地理与生态学研究室副主任彭华说。
“人生有限，我把我有限的时间有一份力发一份力，有一分光发一分光。”这或许可以作为吴征镒对众多评价的回答。他说，“我的能力有限，尽可能几十年如一日向前。”
2007年1月，年届九十的吴征镒在力邀之下，担任《中华大典 生物学典》的主编。“我的工作过去主要靠观察，现在青光眼后期，我不能再做新的工作了，能够把现在承担的中华大典任务承担到底，我就心满意足，更多的工作需要大家。”
之前，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竣工并投入使用，他提出的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变为现实。
往前追溯，解放初当国家急需橡胶，他就参加和领导了海南和云南的橡胶宜林地考察，又同其他科学家一道发起了建立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倡议……从科学救国到科技兴国，吴征镒爱国之心拳拳。
“总之我的能力有限，人生不过几十年，诸位还要获得比我们更长的时间，取得更大的成就。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在比我们还要艰难的路上去攀登，我愿意提供肩膀做垫脚石。”这是吴征镒对青年人的寄语。
现在，这位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九旬老人，每天还要工作3个小时。（记者余建斌）

【附3】国家最高科技奖是如何产生的

每年不超过两名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但要摘取这项桂冠，需经过重重筛选。

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给出了国家最高科技奖诞生“流程表”：省级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推荐或最高奖获得者个人推荐——院士、专家对推荐人选进行咨询、打分——国家最高科技奖励评审委员会评选——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审定——科技部核准——报国务院批准——国家主席签署证书，颁发奖金。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负责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进行宏观管理和指导。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工作并向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提出评审建议。

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科技部部长担任，科技、教育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和著名科学家及有关专家15至20人为委员，以保障评选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组成人员人选，由科技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

为确保最高科技奖的公正，国家最高科技奖励评审委员会实施的是记名投票方式，每一位评审委员都必须对自己的一票负责。到会委员必须有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才算有效。（此文为新华网2003年02月28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