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鹰：一位学者的生与死--悼念亡友余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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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鹰：一位学者的生与死——悼念亡友余虹
今天是2007年12月25日，好友余虹已离我们而逝20天了。20天，即使以我们短暂的人生计算，也不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是，它却足以让世人对“博导余虹自杀”的惊异唏嘘趋于沉寂。作为余虹生前的挚友，我虽然还不能从他与我们惨烈遽别的创痛中恢复，但难以承受的生命之痛也在不可逆流的时间中熔铸为沉静的哀伤。现在，我可以静下来追思挚友余虹，并向朋友和关注余虹的人士谈谈我的思与念。
人生，是人从生到死的一个历程，这个历程是复杂多面的。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和认识另一个人。在这篇短文中，我只从三个方面谈我对余虹的了解和认识：朋友余虹、学者余虹、逝者余虹。
朋友余虹
我与余虹初识，是1996年5月4日。这一天，我们俩人均作为“广东省首届十大优秀博士生”入选者参加在广州举行的表彰会。表彰会是一个只有两个小时的官方仪式，我只是因为合影的时候被安排与余虹站在一起，寒喧中得知我们都是川籍出身，所以结识。会后，各自散了，相互没有联系，有一两次碰面，但并没有进一步交流。
余虹给我的初识印象是：成熟和随意。“成熟”，是指他的言语表情中透露出的阅历的丰富和为人处事的驾轻就熟，虽然尚没有真正的交道，我明确感到他有四川人的精明干练。“随意”，主要从他的着装和举止见出，我已记不得他当天具体穿什么衣服，但可以肯定他是表彰会上“十博士生”中着装最随意的，也没有象以后一样戴那顶标志性的帽子，所以，他的过早谢顶的头颅很显眼。他讲四川方言，举止也是地道的四川乡土气派。
我与余虹真正的交往，开始于2002年他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后。因为都是四川人，又做大致相同的专业，也有共同的朋友，因此，我们就有许多交往机会，彼此很快就熟悉而且相互认同，引以为不可多得的挚友。
余虹给我的最初印象包含了“随意”，但深交之后，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的真挚热忱，无论是对学术思想还是日常人生，他都真挚热忱地去对待。他的存在是一种火的存在，无论你接受还是拒绝，你都会被他灼热。去年在九华山庄关于文艺学问题的研讨会上，他义正词严地批判北京一个“XX新贵”的楼盘命名，对它的“媚贵贱民”意识表示极大愤慨。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如此动情地斥责这种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崇富拜金”心态，但是，余虹发言时的慷慨激昂仍然震动了我，让我为自己的“司空见惯”所表现的对现实的淡漠感到不安！
对待朋友，余虹的真挚热忱是有口皆碑的。但我更具体的感受是，他总是在细节中表现出自然亲切的宽厚体贴。去年12月末，我应邀组织几位朋友去贵阳做学术交流。余虹因为正值极其繁忙，本意是不去的。但由于原定要去的其他几位朋友也因故不能去，这次活动面临“破产”，当我再次邀请他去，他就说，如果确需我去，我就去吧。结果，他去贵阳只呆了一天，在今年元旦的清晨独自乘飞机返京。临别前夕我执意要早起送他到机场，他不同意；第二天我手机定时出问题睡过了时间，醒来时他已登车出发，电话中他再次拒绝我赶去送他。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同行。
在多年交往中，余虹对朋友的宽厚相待，令我感受到那种洞悉人生的通达胸襟。在2004年春的一个北京学术会上，我恰好坐在他背后，望着他谢顶的头颅，我写了两句调侃的诗：“美啊，一轮金色的月亮 / 升起在 / 黑色的海洋上。”在用餐时，我得意地当着朋友把这两句诗念给他听，他温和地笑了笑，就如一位慈爱的兄长面对一个小弟的淘气。我本来以为，他过早谢顶，是因为遗传的自然因素；然而，在他离世后，我才知道，他的谢顶是因为一次人生大悲痛之后的几乎丧命的大病患。知道这个原因，我深感愧疚，但同时又为余虹对此所表现的宽厚胸襟震撼而生无限的敬意。
学者余虹
我在这样的意义上把余虹理解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学术研究是他生命本身的活动，而不只是求生谋利的手段。在当代中国，缺少的正是真正的学者。余虹生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活着的，这是他在当代中国的人生意义所在。
余虹学中国文学出身，但他自我发展的学术道路主要是以西方19世纪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和美学为背景。在百余年来的西方思想家中，他特别偏爱海德格尔、尼采和福科。但在这三人中，余虹彻底认同的是海德格尔。余虹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20多年后，他的最后著作是《艺术与归家――尼采 海德格尔 福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海德格尔实际上是他的学术思想的起点和终点。在《艺术与归家》的结尾中，余虹总结对三位哲学家的美学思想的考察，得出了“诗即自由地创建”的结论，而且指出：“然而，须留意的是，‘自由的创建’在尼采与福柯那里是‘人的创建’，对海德格尔则是‘命运的创建’，人是应命运之召而参与此一创建。相比之下，海德格尔的言谈更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因为他以一种令现代人困惑的声音讲述着反人本主义的诗性经验和生存的诗性。此外，在尼采与福科那里，自由的创建最后落实为‘权力的轮回’和‘主体的艺术’，而在海德格尔那里自由地创建则是‘天地人神的自由游戏’。”（P296）
如果我们完整地阅读余虹的论著，可以看到，余虹的学术踪迹实际上遍及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所有重要变动，对其中提出的重要问题，他都有论述。但是，在他留下的四部著作和数十篇论文中，我们又可清楚看到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如一条红线贯穿在他的学术思考中。他并非言必称海德格尔，但海德格尔总是如血液一样在他的胸腔中涌动，如幽灵一样在他的言说中舞蹈。在当代中国学者中，余虹的论著明显表现出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风格：第一，用高度哲学化的修辞阐释文艺现象；第二，用高度诗学化的修辞表述理论思考。这两种风格的统一，即“思与诗”的统一，也正是海德格尔的论著的基本风格。但我并不认为余虹是蓄意模仿海德格尔，或者只是通过对后者的刻苦学习获得了这种风格。在这种风格下，跳跃着一个充满了生命激情而追求自我超越的心灵。余虹和海德格尔两人的生命都是被这样一个心灵激励而在思与诗融汇的长途中不懈努力的。这种在生命核心处的共同点，是形成余虹的学术风格的根本原因，海德格尔的作用在于他的美学为余虹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鼓舞。
对于余虹，学问不是学术，而是对人生意义和归宿的切身地追问与实践。他近年主编两个同仁杂志，并将之分别命名为《问题》和《立场》，这两个命名最好地表明他做学问的宗旨。他通过学问之途，一则要揭示现实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所在，一则要面对其问题确立人生的正确立场：建立“自由正当的生存论关系”。在《艺术与归家》的结尾，他说：“居于生存之诗性本质的人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他是一种既维护他者尊严又守护自身尊严的‘自由关联者’。这种人是在‘家’的，这个‘家’就是人与他者的自由关联。”（P296）这样的学术立场，并非是海德格尔式的“归家”，海德格尔所追求的“天地人神四方聚集”的境界也并不展现为余虹所谓的“以艰难的方式探索一条彻底超越权力关系而走向自由关系的道路”。但是，余虹的确表达了他在当下中国处境中的切己追问和立场创建。海德格尔的诗性哲学之路，是在神性瓦解的自由语境中召唤神性为无家可归的现代人建立庇护，而余虹却是在“非自由正当的生存论关系”中，追求“自由的创建”。
余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由与神性在海德格尔诗学中呈现出来的张力关系，而是将两者直接同一了。然而，这种同一恰使余虹的思想始终表现出一种极具诗学激情的“大风格”气质。这是余虹思想及其论著动人的力量所在。近年来，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当下中国的艺术现场，并开始对一些画家作深入的个案研究和美学解读。他已写了对3个画家的专论，而计划是完成对10个画家的专论。余虹的画论，是他的“大风格”学术气质的发挥和拓展，因为他总是将他阐释的画家定位在“神性”、“灵魂”和“史诗”诸观念的形而上境界中，对于他，这些画家的作品都是“大风景”。无疑他具有独特至深的艺术观察力和阐释力，但他针对这些画家及其作品的言说，更重要地是他的美学理念的“自由的创建”和对中国艺术现场的“美学的提升”。在这一点上，他的画论与海德格尔对凡 高的油画《一双农人的鞋》的“过度阐释”是异曲同工的。我相信，如果他完成关于10个画家的专论，不仅将实现他的“诗与思对话”向中国艺术现场地掘进，而且将深刻地启示中国绘画的精神转换。
逝者余虹
余虹不仅是一位将学术研究展现为自我生命活动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在生命活动中有世界的学者。我不能理解他突然自决离世，因为我认为他是有世界的。
在《艺术与归家》的序言中，余虹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关系中生成的”，最基本的生存生存关系包括“人与自然（包括人本身的自然）、人与神圣、人与他人（包括社会）的三大关系）”。（P3）这三大关系的现实展开，就构成了一个人的完整的世界。我认为，余虹是具有这样一个完整的世界的。余虹的生命经历了50年的历程，在这50年中，以1977年为界，前20年他在“政治贱民”子弟的苦难辛酸中饱受熬煎。然而，余虹没有因为社会曾经强加给他的“与生俱来”的苦难而愤世嫉俗或颓废沉沦。相反，他从自己人生的苦难和生命的伤痛中孕育了杰出的才华和无限的热爱，并将之奉献给世界。从余虹的人生，我确信生命是一个奇迹，它不屈服于遗传学和环境论的专制，而“自由地创建”着自己的灿烂世界。
余虹之所以“有世界”，不仅在于他以自己的杰出才情和高尚品格赢得了广泛的赞赏和认同，而且在于他对我们共同生存的世界怀抱着真正“关心”。海德格尔说，“关心”是“在世界中存在”的基本情态。余虹辞世前的一系列文章，如《我与中国》、《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一个人的百年》和《＜三峡好人＞有那么好吗？》等，都是在强烈而深刻地表达着他对现实的关心；而在相处中你会发现，他也有太多的对亲友同事的关心要践行。就事业而言，余虹对于自己的学术和他负责的学科，均有长远的计划，并且在令人欣喜地积极实施着。余虹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同时是一个海德格尔所定义的真正的“在世界中存在者”。因此，我相信，直到那惨烈的最后时刻到来之前，余虹与我一样，决然预想不到我们阴阳相隔的日子正在逼近。
今年9月18日，因为南方一位朋友到京，余虹电话约我晚餐聚会。那天晚上共五人聚会，在余虹住所附近的一个餐馆。余虹似乎有些疲倦，但兴致还好。我不知道这是我们俩的最后见面！后来，10月中旬，我参加一个在京中青年学者的座谈会，他没有到会，被告知他病了。随后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问候并得到回复；11月中旬的一天，我再发短信问候，他没有回复，我等到傍晚，就打电话给他。他接了我的电话，我问他病情如何，并说想邀请他和几位朋友聚会。他告诉我，他的病主要是慢性胃炎，正在恢复，并答应我待12月恢复得更好时出来与朋友聚会。为此，我很高兴。然而，这竟是我和余虹的永诀！
对于余虹猝然与世诀别，而且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我和所有朋友都不理解。他的噩耗给予我们大家的是不能接受的打击和同样不能接受的困惑。在他辞世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几位朋友多次聚在一起缅怀他，在相互倾诉中寄托我们的哀思，也试图明白他究竟为什么要如此不辞而别，但即使与余虹有数十年密切交往的朋友，也得不到最终答案。他在留给人大文学院领导的遗书中声明用自杀辞世是他个人的选择，并将原因归结为连月来不能控制的失眠症。这个遗言和他确实在最后两个多月中的失眠症（包括胃炎），都不能说服我们。我读了余虹的遗书，与多位朋友的看法一样，我认为他对于自己的死并没有准备，是一个突然降临他内心的召唤，促使他仓猝飞逝。
在这个充满混乱却又要用理性解释一切、主宰一切的时代，许多人将余虹的自杀归结为他的学术信念，从他的论著中摘取只言片语论证他的死亡的“逻辑”。在《艺术与归家》第8章第1节，余虹介绍了福科的自杀思想，他说：“在福科眼中，死亡和自杀将人之生命的现在显示为一个差异生成的时刻，而讲述这一时刻的历史性故事是福柯哲学的天命。”在《一个人的百年》中，余虹表达了自己对自杀者的理解和同情，他说：“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这其中的“自杀不易，活着更难”两句被媒体反复传播，已经变成余虹自杀的“辞世铭”。
余虹这两年多次撰文表达他对死亡的关注和理解，以他的自杀为出发点来回顾这些论说，读者的确可以从中得到“死亡逻辑”的暗示。然而，如果我们以这种个人化的方式来解读学术论著，就变成了“索隐派”，即将学术论著简化为“个人表达”。相反，对真正学者的论著的解读，应当以“普遍表达”为一个基本视角，而且要运用整体联系的分析方法。在《艺术与归家》中，余虹只是用很少的篇幅介绍福柯的自杀思想，并没有表示赞同；在《一个人的百年》，余虹真正论述的主题是对他的导师石璞先生经历20世纪中国的百年风雨摧残而安然健在的崇敬及其原因的思索，而他在文中表示深刻理解和同情的青年女生的轻生自杀，正成为令人痛惜的对比。在此文结尾，余虹说：“‘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从上述引文可见，余虹不是一个自杀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个生命的大热爱者。他近年之所以关注死亡、论说死亡，是因为在现实中非正常死亡剧增，在威胁着人类的幸福，使我们丧失“家园”的庇护感。你读他今年在美国遭遇“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以后写的的《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难道不能感受到那在他体内燃烧着的对生命、对人类全体热爱的炽烈的火焰吗？去年，他遭遇了一位令他至为爱戴的美丽的女性朋友的病亡，他将之称为“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他说：“我们都会死去，因此有无数的理由宽慰面对死亡的心灵，但总有一些人的死让你的心无以宽慰，难以承受。这些人死了你还活着，这是一件荒诞的事情。你们曾一起活着，一起呼吸一起穿过陌生的人群和陌生的石头，在众人与万物离你很远的地方他或她总会出现在你的近处，不用呼唤，他们总与你同在。他们的死带走了你熟悉的呼吸和生命的跳动，分离了你的血肉之躯也分离了你的灵魂。”(《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你在这样泣血的悼文中，能看到余虹自杀的“逻辑”吗？
我曾在网上读到徐贲说：“余虹是一个由于关注死亡而特别重视人的存在意义的思想者。”（《“死亡中有生的秘密”：读余虹》）这个看法对于那些将余虹关注死亡视为“倾心死亡”的看法，是一个有力的批评！但是，这个说法仍然不够确切。确切地讲，余虹把对死亡的关注作为关注生命存在的一个必要方式，而且对于余虹，它既具有哲学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本意！让我们重温余虹自己的论述：“不错，人总是要死的。中国人将死亡称之为人的大限，也就是说，再聪明的人也无法知道死后是怎么回事，再能干的人也不能不死，死亡以最明白的事实启示人的有限和人生的短暂。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有限和生命的短暂，人会更加敬畏而谦卑，人会加倍珍惜自己的生命，难怪有人说死亡中有人生的秘密。”（《人生天地间（大学生文化读本）》，“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余虹是关心这个世界的，我不能理解他为何自决离去；余虹是热爱这个世界的，我不能理解他为何以惨烈身死给予这个世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痛”。我可以根据已知的事实做种种推断，我还可以做无尽的猜测。但是，正如我认为余虹的生命是一个不可重复的奇迹，我也承认余虹的死亡是一个他永远带走了的秘密。余虹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我们珍惜和解读的东西，惟有带走了这个秘密。甚至，我也不认为他是有意要带走这个秘密，因为他并没有准备好就猝然而别。这个秘密是属于已经逝去的余虹的，让他保留在他永远的飞逝之途。
余虹曾经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生活着；现在，他作为一个常人带着自己生命的最后秘密消逝了。在这个世间，常人终有死，而真正的学者不朽。
生命是一个奇迹，死亡是一个秘密。我珍惜生命的奇迹，尊重死亡的秘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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