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博物馆原馆

三星堆民间发现的见证人

作者：三星堆艺…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99 更新时间：2007-12-4

燕道诚

  广汉乡绅。1929年春，月亮湾燕道诚祖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掏车水坑，突然锄头碰在一块石头上，泥浆溅了他一脸。他勾身扒开泥巴一看，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口径足有一尺半。燕道诚闻声跳下沟，轻轻撬开石环。一大堆色彩斑斓的玉石器出现在面前，他惊呆了。过了好一阵，燕道诚才回转神来， 当晚，时过二更，燕家五口全部出动，悄悄前往挖掘取宝，他们清理眼前的器物，计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400余件。

董宜笃 V.H.Donnithorne

英国传教士。1931年春，由于月亮湾出土了大量的玉石器，古董市场兴起了玉器交易热潮。正在广汉县传教的英籍牧师董宜笃得知此事，意识到这批器物定不寻常，便急急告知当地政府，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几天后，董牧师便在市场上买到数件玉石器。他不敢怠慢，匆匆携玉石器赶回成都，交给了华西大学博物馆。

戴谦和 Deniel sheets Dye

美籍物理教授、地质学家。在接到董牧师交来的玉器后，戴谦和立即对带来的玉器进行鉴定，当即就断定为商周之物。这年6月间，戴谦和、董宜笃与华西大学摄影员晋先生从成都赶赴广汉，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摄影。

龚熙台

  1932年秋，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从燕道诚处购得玉器数件，大为赞赏，称“价值连城”。由此写出的《古玉考》一文，于1935年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上。龚熙台此说一出，立时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噪动，他们纷纷奔赴广汉寻找宝物、找燕道诚购买玉器，成都古董市场被“广汉玉器”搅得沸沸扬扬。

葛维汉 David Crockett Graham

  美籍考古专家。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教授认为广汉玉器颇有考古价值，乃函询董牧师之详情，并亲至其地考察。在征得省政府教育厅同意后，在当地政府协助下开始了大规模科学考察与发掘。

罗雨苍

  时任广汉县县长。成都考古学界对广汉玉器的兴趣，引起了他的重视。此时，因大批古董商云集广汉，使得当地百姓群起发掘玉石器。罗雨苍得报后，当即下令保护月亮湾遗址，不准自行乱挖乱掘。1933年初，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邀请葛维汉率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

林名均

  华西大学博物馆馆员。1933年3月16日，发掘工作正式展开。领导发掘者除葛维汉外，还有林名均。当时社会治安十分混乱，时有土匪夜间抢劫富豪的事件发生。为了防备土匪干扰发掘工作，罗县长派出80名士兵日夜保护发掘工作队和发掘现场。不过，发掘工作终因故提前结束，开出了数条长40英尺(12米〉、宽5英尺〈1.5米〉的探沟，共获得各种玉石器 600多件。事毕，当林名均将它们全部移送县政府过目时，罗县长慷慨地说：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把它们送给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

安特生 Andersson

  瑞典考古学家。1934年他根据广汉出土和民间的玉器，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一一《汉州发掘简报》，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1936年出版〉上。

郑德坤

  历史学家。1946年，华西大学以《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的名义出版了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其第四章即为《广汉文化》专章。1957年，英国剑桥大学还出版了郑德坤的《四川考古论文集》；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亦出版郑氏的《中国考古学研究集》，皆论述了“广汉文化”并发表了多幅广汉玉石器照片。

郭沫若

  史学大师。广汉三星堆玉器发掘的消息传到日本，使旅居东瀛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兴奋不已。很快，林名均和葛维汉即收到郭沫若的来信，要求赠与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林名均和葛维汉则一一照办。1934年7月9日，郭沫若回信向林名均、葛维汉表示谢忱，并大谈他对“汉州遗址”的看法，以及对古蜀文化的灿烂和悠久的喜悦!

冯汉骥

  考古教授。20世纪50年代，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曾多次派人，也亲率学生去三星堆进行考察和发掘工作。他曾对实习生说：“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他的这一预言，为后来的发掘成果所证实，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

王家佑

  考古专家。1953年，他携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人来到广汉。历经三年，王家佑在三星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在燕道城家里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城一家终于在二十多年后，将家藏的部分玉璋、玉琮、玉钏、石壁等文物贡献出来。

敖天照

  广汉文化馆文物干部。1970年文革进入中期，有人在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大量的玉石器出土后不知踪影，敖天照目睹此情形百感交集。他为古代遗存的流失四处奔走，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在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考古者发现了据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千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正式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杨运洪、刘光才

  制砖工人。上天把叩开古蜀国大门的机会赐给了他们。1986年7月18日上午8点，南兴镇第二砖厂两人在做砖坯挖土时，突然“砰”一声脆响，刨出来一看，是一块玉被挖断了。他们忙放下锄头，进行了封闭处理，并报告考古队，考古队星夜发掘，取得了惊世骇俗的成果，这便是“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

张思勇

  张思勇年逾古稀，是位有着３０多年军龄和５０年党龄的退休干部。他经过三十年的收藏三星堆玉器，逐渐有了相当的鉴别能力。解放前就从事三星堆考古的四川文博大家沈仲常（已故）看了他的藏品，激动得颤抖着双手说，“哎呀，你为国家立了大功了！”这给了张思勇很大的鼓舞，他最大愿望便是由国家或企业将他所珍爱的藏品，建立三星堆民间藏品博物馆。

周南泉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99年8月，成都市著名玉器藏家张思勇将几十件藏品带至北京，经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周南泉审鉴后，予以肯定。8月4日，周南泉致信四川省文化厅、省收藏家协会称：“经我逐件细审，初步断定它们绝大部分是三星文化玉器，其中相当一部分可定为一级或国宝级文物。”翌年，周南泉汇同携专家组来往于成都、广汉之间展开调研，终于揭开了长达八十年之久的广汉三星堆民间玉器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