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功耀，中南大学科技史与
科技哲学专业教授。2006年，张教授一篇《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12频道等电视媒体以及众多的平面媒体都做了专题节目和报道，张教授一下由书斋中的学者被推到争论的风口浪尖。由于话题涉及到很多中医药从业者的切身利益，因而争论迅速超出了纯学术领域。学术争论一旦失去了争论者在利益方面的超越性，也就丧失了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这个时候学者退场，官员、企业家乃至形形色色的小丑们登场。
虽然张教授已经退回书斋，但是争论远未平息。能引发争论，引发思考，这正是张教授的初衷，虽然真正具有反思精神的永远是少数，虽然关于中医地位的问题几乎肯定不可能在这一次争论中得到解决。但是，张教授的视线并不仅仅盯着中医，而是基于现代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改造。
我对张老师的信心是有根据的。早在2003年底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上，我就已经与时为答辩委员会主席的张功耀教授相识，并且为他的学术和人格所折服。张教授和国防科技大学的朱亚宗教授是很好的朋友，后者对张教授的评价是：“张功耀是一个思想家。”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张教授深得业师许良英先生的真传，敢说敢作，一身正气，思想深刻，而又深入浅出。作为科技史和科技哲学专业的专家，张教授是学贯中西的。在中国学术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为传统文化辩护的，往往是对西方文化很不了解甚至全无了解的，而真正对中西方文化都深入研究之后的，又很难不走向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这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使命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是落后文明在先进文明冲击下的必然归宿。当然，批判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一定要站在传统文化的外部进行攻击，很多以研究中国传统为业的学者，可以同样是一个高度西化的人，例如《谭嗣同》系列的主讲人郑焱老师。
真正的学者几乎都是激情和理性相结合的人，类似于一个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既有神秘主义的激情，又有高度的理性。现实中的学者，二者结合的方式各不相同。科技哲学是哲学中逻辑最为严密的一个分支，作为科技哲学专业的教授，张功耀老师在业界以其逻辑的严谨深刻和行文的浅显大胆而倍受同行尊敬。人们往往喜欢将学术风格和生活习惯联系在一起，例如康德的晦涩的三大批判和几十年不变的生活习惯，例如尼采散文式的文风和放荡不羁的生活。张教授的生活也是很有规律的，每天下午张教授都会拎着两个水壶登岳麓山，接岳麓山的泉水沏茶造饭。在长沙的河西高校区，这样的人当不在少数，但很多人往往只饮传统文化之水，或只饮现代自然科学之水（这种“西学”家一般对社会问题保持沉默），却忘记了岳麓山上高眠的黄兴蔡锷诸公乃至近代湖南的灿烂群星，几乎无一不是勇于接受西方文化而对传统文明痛加改造的结果。
张教授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强调是互为表里的。传统文化之不足，要之，就在于科学精神之不足。这也是风水这些伪科学、前科学大行其道的深层原因。张教授认为，中国社会一只脚还处在中世纪，现在要做的就是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推进到西方文艺复兴前期的水平。很多中国人没有科学的因果观念和现象学观念，指导自己行为和思想的不是逻辑和经验，而是习俗和直觉。几百年前诞生于西方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在中国还是一个很弱小的急待培育的事物。
新生事物往往需要先知付出非凡的努力甚至牺牲，例如耶稣之赴难，例如布鲁诺之烧死于百花广场。这就需要一种超人的执着，我们可以归结为使徒情结或者布道者情结。但与邪教和某些自诩为革命的布道不同，科学和自由本身不会给布道者带来任何特殊的利益，而只是启发受众，使受众获得理性的自觉和个人的尊严。由于缺乏预期特权的诱惑，使得追求科学和自由缺乏普遍的社会动力，因而先知们就更加显得难能而悲壮。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民主和科学，是现代化的两个基本元素，但它在传统文化面前又是如此不堪一击，使得在八十多年之后国人仍然为同样的问题所困。
张教授就是这样一种布道者，科学的布道者。《世说新语》的主讲老师很多都是出世与入世、激情与理性相结合的人，但这两对对立的气质所以能够结合，就是因为结合的方式体现了一种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我认为是超越性，即对某种超越个人利益的普遍价值的执着追求。因为超越了个人利益，因而是出世的、理性的，因为追求之执着，因而是入世的、激情的。科学真理、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都具有这种普遍价值。
但愿布道者不要变成殉道者。则中国幸甚，科学幸甚！
《世说新语》编导 马天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