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惟群：
作家、评论家,现居澳大利亚悉尼,1986年开始于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发表评论、小说、散文、随笔等百余万字。出版著作有《不同的世界》、《澳洲风》、《黄惟群作品自选集》及编译著作《虹城》。
《叔叔的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读罢，感慨万千。但那时不想公开说什么。待到读了《启蒙时代》，忍不住了，觉得非说不可了。
为尽可能全面公正，便将找得到的王安忆的作品都找来，一一阅读。
毫无疑问，王安忆是
当代中国作家中最勤奋的一位。一年又一年，她按时按量为中国文坛奉献她的作品。按她自己的话说，她是个写匠。何为写匠？那就是，只要想写，有东西写，就能写出被称为文章的文字。
知道怎么写，是功力，写得好不好，是才能。
作家贵于创造，完全有悖于写匠劳动的创造。
何况, 真要当个称职写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启蒙时代》启蒙何在？
《启蒙时代》，好书名。每个人都有启蒙时代，每个人的启蒙时代对每个人都产生一生影响。60年代下半叶的中国风云，造就了一大批人，这个时期，对处于敏感接受期的青少年影响巨大。不管这些青少年日后表现出的心智是格外成熟格外坚强，还是格外扭曲格外冷酷，我们期待作者写出一代处于启蒙时期的人，写出他们是如何被启蒙的，期待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反映那个时代的真实。完整全面地反映一个
历史时期，不是文学的责任，但是，不完整却准确地反映笔下触及到的历史时期，则是文学作品所必须努力的，尤其是在冠上了“启蒙时代”这样的字眼后。
事隔40年后，我们希望被震动，希望通过作者的指缝再看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中的人，希望作者笔下这些当时的人与事能让我们幡然醒悟地看到当时的我们所看不到感觉不到的。
然而，《启蒙时代》像一本日记簿，一本幸存的当年好学青少年的日记本。这本日记本里有太多记忆，太多关心，太多零零碎碎未加筛选整理的记录。这本日记本中，记录了当时谁和谁认识了，怎么认识的，一起做了什么事。这本日记本里还记录了这群青少年一起看了什么书；关于这些书，他们谈了很多，思考了很多，“生产资料”、“剩余价值”、“社会分工”、“二律背反”……流水账，完完全全一本极度乏味的流水账。
15岁的智慧没搞清的事，50岁的语调仍没搞清地再搞一次……
一个青少年嘴里说出的话，和一个作家笔下的这个青少年说出的话是否相同？完全可以相同。那么，有没有不同？当然有。它们的不同就在于：作家笔下的这个儿童说出的话，是经作家选择的，这选择的运用中已输入了用心，是被用来为作家的意图服务的。青少年的幼稚纯粹是幼稚，作家笔下的青少年幼稚背后有的恰是成熟。
如果王安忆觉得这些少时的材料确实具有文物一样的保存价值，她完全可以另出一书，或将这些内容写成
哲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无论如何，小说读者没有义务也不会有兴趣像作者一样地去思考研究那些诸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类的哲学书。这些书真对一个青少年产生至关重要的一生影响的话，那么，请把这种影响用文学语言说出来，用文学所需要的形象思维的方式来说，让笔下的人物用行动来说。
小说不是哲学，不是政治经济学。小说是一门形象思维的
艺术，纵然有再好见解，也必须化成形象思维出现在小说中。
66、67、68年，何等非常时期。“革命”狂飙席卷大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四处惊雷，地动山摇。王安忆想不想写出这时期？当然想。小说一开始，她就做了这样的努力。然而，大师的姿态，轻飘的口吻，全无准确性的比喻。
剃阴阳头，剪小裤管，当时，在整个中国，给多少人带来了危机感、恐慌感，这疯狂的愚昧行为中含有多少人心的阴暗、狠毒。但作者王安忆从中看到的是什么？
“这城市的革命弄不好，就弄成了闹剧。”
“好比歌剧中的诙谐段落，动机忽一转换，郑重的气氛就变得轻松起来。”
面对这样的“革命”，竟还能幽默地想到“歌剧中的诙谐段落”，还能幽默地“动机忽一转换”。
谁能将风高月黑夜和“郑重的气氛就变得轻松起来”联系起来？谁能根据这些文字想象出“文革”初期一派风雨满楼人心惶惶的景象？文中说“诙谐段落”，不知这诙谐怎么提炼得出。
《启蒙时代》中，被当主角写过的人物少说一二十个。所有这些人物出场，都有个千篇一律的格式。第一，详尽地交代这人的家庭背景：父母做什么的，祖上做什么的；近的，再说这人的兄、弟、姐、妹，继父、继父的堂房妹妹；远的，再说这人的爷叔、阿姨、外公家的佣人、勤务兵、隔壁邻居、邻居的朋友、邻居的朋友的朋友；第二，这人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怎样的打扮，怎样的眼神，皮肤白不白……永远如此。
几十个人，就是几十张冗长复杂的社会关系清单，就是几十张身份证上的标准照。
几十次不知醒悟不知悔改地动用同一方法，却能手不抖，心不虚，不觉单调，其中需要多少自信，多少勇气、胆量，多少惊人的死板、顽固、执迷不悟！
想象不出，中国文坛还能找到第二个如此蠢笨乏味的作家。
写几十个人物，却几乎没写活写完整过一个，匆匆地、莫名其妙地来，匆匆地、莫名其妙地去。这一个个人物完全该成为一个个短篇。真正把握好这些人，这一个个短篇足以完成一个总拼图：“那个时代中的我们一伙”。当然，关键在于作者胸中有没有这幅图。
读《启蒙时代》，不知怎么形成一个强烈印象：王安忆已认准自己是大师级小说家。
作家写作，通常得知道自己想写什么，怎么写；得认真想一想：故事是否精彩；情节有无漏洞；人物活了没有；所写人与事是否恰到好处地帮助自己完成所想表达的？等等。
王安忆不知道，似乎无需知道。她脑中只有一段生活，一些人物，不用旨意，不用结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到哪是哪。
她从小兔子开始写到南昌，从南昌写到陈卓然，然后写到小老大、七月、敏敏、珠珠、舒拉、舒娅、丁宜男、嘉宝、高医生……
一环套一环，一人套一人，链条般地展开她的小说。
都是主角。写到谁，谁就是主角。每个主角还能派生主角，嘉宝派生出她爷爷，派生爷爷很长一段没头没尾的故事；阿明派生出王校长，派生一段基督山伯爵般的牢狱遭遇；珠珠派生出隔壁欧家伯伯，欧家伯伯再派生因自行车被偷而去偷自行车结果引出的一场和谁都没有关系的婚姻故事……这是一种可以无限扩张的派生法，这样的方法写出的人物足以排着队伍绕上地球一圈。
不错，文无定法。方法可以创造。任何小说章法都是后小说而产生的。然而，创造有创造的原则，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形式，有一点必须做到：作者的高明不能光自己知道，得让读者感到，要让读者确切感到你的方法、形式中实际存在的巧妙和智慧，让读者结束所有阅读后能在这独特的方法形式中感到其确实存在的理由。
别说真正的高明是别人看不懂的。
人没兴趣的事要分析解释，人人懂的事要分析解释，立论错了的事也要分析解释。一句可说清的，说五句，五句可说清的，说二十句，颠过来，倒过去，说得人疲倦、反感、受不了，说得天大的包容心也再难包容。
几何原理，南北音前舌后舌音的区别，罗宋汤的来历，植物生长原理，一二段生搬硬套没人期待的古文……有用无用，统统罗列进来。一把米非要烧出一锅饭，于是拼命加水，加到清汤寡水。
《启蒙时代》是小说？很难说是。有时觉得是档案材料，是一个个主角的简写本小传；有时觉得是作者对人物长相、穿着、习惯、爱好的素描练笔；有时觉得是读书笔记，是总结
报告，是秘书工作
汇报，是心得体会，是形势分析，是中学自然教科书讲义……
这书让人想起王安忆的另一本名书：《69届初中生》。两本书所写也是同一年代。但是，这书远远比不上《69届初中生》。《69届初中生》尽管不成熟，但其中有一份纯，一份真，一份自然，一份亲切，有和心态配合天衣无缝的细节，有活生生的人物……《69届初中生》的所有精华，《启蒙时代》中统统没有，而《69届初中生》用过的细节，《启蒙时代》中却有拿来再用一遍的。
女孩追着黄鱼车上的红卫兵抢传单一幕，《69届初中生》用在雯雯身上，那里，这细节用得出神入化，用得人拍案；《启蒙时代》中，这个再度出现的细节用在舒拉身上，用得索然无味，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个好好的细节被糟蹋了，这糟蹋还出卖了作者。
弹尽粮绝，不得不将“挪用”的手伸向20年前，更悲哀的是，今非昔比，20年前一个光灿灿的细节，今日竟被用得如此黯然无色！
可疑的写作能力
没有真正读完《锦绣谷之恋》。后半部只是翻阅。没真正读完的原因是：这实在是部很难真正读完的小说。
也是一部写婚外恋的小说。
这部小说的特色是注重感觉。感觉是种很难捕捉、很难表现的东西。真正懂得书写的作者，不在于多，不在于密，而在于精，在于准，在于作者如何深入人物，将存在但感觉不到的东西，像钩子一样地从深处钩出来，并运用技术手段，使之成为读者的感觉。
王安忆离这步很远。她只是堆砌，愣头愣脑地堆砌，即使对感觉这种需要格外精确、格外细致的东西，她仍然照常不误地运用她的堆砌法。
这里只谈一些基本写作毛病。
有一点要申明，王安忆不是一般作家，更不是初学写作的作家，对她，我们不得不采用高标准、严要求。
已经排了二十个人的队，二十个排队的人一起在说话，她是第二十一个人，第二十一个说话的声音。
如此强调 “第二十一”，这“第二十一”必定会被派到用处，这是写作规律，但是，接下去，王安忆所写的和这“第二十一”毫无关系。没一个懂得写作的会这样写。纯粹就是“瞎写”、“瞎发挥”，笔下完全没有“重心感”。
副主编站在幽暗的过道上，从他身后半掩着的门里，射出几线阳光，映着他的背影，他便这么逆光站着……
难得看见的画面，很不错。
好料只有用在好处才生好效。这样的画面，不为衬托副主编的情绪，也该衬托看着副主编的人的情绪。可是，文中什么都不衬托。接下去，副主编向女主角“交代”了几句集合时间、地点、主办笔会的出版社接洽人之类，然后副主编下了台阶，去宾馆看一个远路来的三流作者，他的手提包早已提在手上，他是提着手提包和她说话的……
一个好作家，笔下写出的任何一句话都是有用的，小用、大用，都得有用。而文中“他的手提包早已提在手上”这话根本无用。既然“他是提着手提包和她说话的”， “他的手提包早已提在手上”还会有疑问？
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这般写这副主编，起码，这副主编也该是书中一个人物，然而，他以后再不出现了，与故事没有丝毫关系。再看她端着杯子进盥洗室……门关着……她等着……然后……门开了……她擦肩走进去……她将茶脚倒掉……接着……也有人进来倒茶脚……然后又有人进来洗手……
她去机场……等待……见到他，握手……等行李……将身上的包放下……再次握手……
她亦步亦趋地走下台阶……她住了脚，抬头望望蓝天……她望着蓝天下的苍穹，目光回到了自己脚下……
太多动作，太多时间转换！没有感觉，没有实际内容，废话一大堆。王安忆把这些看做是实力、是写作功底，觉得写出的是深度、是厚度，却全然不知，这恰恰说明的是：其智慧的欠缺、灵性的暗淡、技巧的不足、基本功的差劲。
感觉很虚，虚的感觉需要实的依附，没有实的依附，感觉如何传人。
再看她和他的第一次亲吻，王安忆是怎么注释的“这第一个吻是自然得不能再自然了，其实在他们心中早已吻过成千上万次。”
这是两个搞外遇的人的吻，这是在80年代，这吻可以吻得紧张慌乱颤抖，可以吻得激动热烈燃烧，但怎么也“自然”不了，不可能自然，更不可能“心中早已吻过成千上万次”，他们才刚认识，还没说过几句话。
还有更荒唐的。
外遇刚开始，接吻刚开始，可紧接着，不回味一下唇边尚存的梦幻般的温柔，不回味一下那种尚未散去的失魂落魄的感觉，一转身，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女主角开始和一个孩子说起话来，问那孩子在哪读书，有无兄弟姐妹……
“她和蔼地问话，然后专心地听他回答。”
她怎么做得到“专心地听他说话”？怎么可能做得到！说“假装专心”倒还能理解，还有道理。再看
接下去，他们终于找到了机会，在浓雾中拥抱着
“从此，我将每年一次去你那里。”他喃喃地说。
“从此，我将每年一次去你那里。”她喃喃地说。
这是最蹩脚的诗人写的最蹩脚的诗。
两颗被“千万个热吻溶化了”的心，在如此心旌激荡的时刻，会想到说这样的话？尤其是，会这样一个说一句一个拷贝一句？如果他们是弱智，倒算写得传神。可这两人，一个作家，一个编辑，是两个聪明人！
不知作者有无恋爱经验、有无亲吻经验。
王安忆的写作是经不起推敲的，实在太经不起推敲了。
极度平庸之作
《我爱比尔》是王安忆所有作品中最像故事、和故事靠得最近的一部小说。
这是部怎样的小说呢？这是一部没有眉批可写的小说，是部没力气、没兴趣与之对话的小说。阅读这样的小说，感性思维无动于衷，理性思维同样无动于衷。
没什么好，没什么不好，既无对之的爱也无对之的恨，既看不到特别差的地方，也看不到特别好的地方。整部小说，没一句精彩的、需要记住的、不记也会自然记住的话。漏读一句没关系，漏读一段没关系，漏读一页也没关系，不读同样没关系。
平庸之作，极度平庸。
一个听来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没一点作者自己的经验，没一点作者自己的感悟和认识。作为故事，这部作品多了的是什么呢？是作者的卖弄，是那些与故事没直接关系的
绘画买卖行情，是成段成段作者自己没搞懂也说不清的绘画思考和理解，是大量插入的社会风貌、社会时尚介绍。
直到阿三开始勾引一个又一个洋人，故事才让人暂别阅读的疲乏困倦。但是，这精神是被对一件不知道的事的了解兴趣提起的。这样的事，并不期待作家讲述，更不期待名作家讲述。这样的事，社会闲杂人员小李小张也能说，不识字的张家姆妈、李家阿婆也能说，他们甚至讲得更精彩更生动更吸引人，至少他们会讲得更自然更精简更集中。这个故事中，我们体会到的作者的关注和视点，和社会闲杂人员对流言蜚语、小道消息、社会新闻的关注和视点没多大区别。
这里那里，王安忆一再告诉我们，她在编故事，在编一个深刻得非同凡响的故事，告诉我们不深刻的故事她是不屑一编的。事实上，我们在她的小说里最看不到的就是深刻。她很少知道如何从看到的生活中提炼出高人一筹发聋振聩的思、想、情、感。
这部小说中似乎还可看到王安忆的一个特性，她在写作中重视得最多的是：自己知道了什么，知道了什么别人还不知道的。而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则相反，优秀作家重视的是，在一件即使大家都知道、都熟视无睹的事情中，看到大家所没看到的、看懂大家所没看懂的！
一次失败的现代派文学参与
有人说，王安忆是个弄潮儿。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伤痕文学，她无一掉队，无不走在时尚的行列中，走出积极先进的姿态。
这些浪潮她能赶，是因这些浪潮还适合她赶，怎么赶都赶不出大错。这“文学”那“文学”，归根到底不过是就内容所做的分类，于作家，不过是转一下面孔换一个注视方向而已。这样的转换，对一些作家来说，会带来一定不适，但于王安忆，转脸转方向不是问题，她本就是个对很多事都有兴趣、很多方向都不愿错过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就王安忆所具的写作特点，不管进入这些文学中的哪一种，她照样可以发挥她擅长的心理捕捉、细节描写，照样可以发挥她擅长的想象。一句话，她原本的写作能力是多少，转脸转方向后仍然是多少。
王安忆还是个没有结构感的作家。什么叫结构，通俗地说，就是布局，就是怎样安排你手中的材料。更通俗地说，就是从哪开始写，通过怎样的途径写，哪些先写哪些后写，哪些多写重写，哪些少写轻写，哪些干脆不写、留空……不同的写法产生不同的力，不同的写法产生的中心也不同。而所有的办法，为的都是通过一种有序手段，最合理、最有效地将自己的主旨表达好，并且最合理最有效地将这些思、想、情、感传达给读者。这些，对一个真正的专业作家来说是常识，是由写作经验积累告诉的，是起码应该知道的。然而很奇怪、也很难相信，王安忆的写作让人感到的是无序，她没主次感、轻重感、缓急感，不知留白的艺术效用，她是想到什么写什么，什么都写，因为一个字眼，一条思绪，也能引出一段横插文字，打断读者的阅读思路，扰乱读者正在营造起来的感觉和认识。
经常地、不断地，她像个很不出色的摄像师，对于所见一切、有关无关，以同样的目光、同样的关注、同样的耐心，无一疏漏地统统摄下，用的还是慢镜头摄像法。
有人说，写作的最高境界是不见意识的。其实，所谓的“不见意识”，是看不见意识而不是没有意识。大师们的无意识背后恰恰是有意识，但他们的一切都表现得那么自然、不见斧痕，润物无声，从心而欲不逾矩。这与假冒大师的“无意识”是完完全全两回事。
致命缺陷
一次，在一个文学讲座上，有人问王安忆写作状况，她回答说：现在最让她伤脑筋让她想得最多的，是具体细节，比如，两个人碰面了，怎么碰的面，说了些什么话（大意）……
很惊讶。这惊讶有三。一，这话说明，王安忆小说中的这类细节，大多是凭空想出来的。 靠这些完全凭空想象的细节写出一本又一本书，怎能不写到枯萎和严重的缺陷？！其二，我们没有发觉王安忆在类似细节中提炼出过重大内涵，而就这类细节的量，于她早已超标，可她的苦恼，竟还停留在对一个有30年写作经验的作家来说早已不该是问题的细小纠缠上；其三，王安忆对自己真正需要思考、需要发愁的问题一无所知，没有丝毫意识。
王安忆的致命缺陷是什么？她的致命缺陷是：胸中没有一座可以仰靠的大山；也可以说，她缺少一个完整、坚定、纯属自己的思想感情体系，缺少她作为作家的灵魂。
每个成熟的作家胸中都该有一座大山，这大山就是他的世界观，就是他完整的思想情感体系。这是作家的全部依靠和寄托。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发亮发光，归根到底，是他的灵魂，他的思想情感体系在发光。作家投向事物的眼光，在事物中所做的提取，对事物进行的再度组合，完完全全基于这座大山。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是作家的认识，作家的思想感情产生了作家的作品。也因此，作品中的一点一滴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反映作家的这个体系。沿着作家笔下的点点滴滴寻根溯源，最终归返必定是作家胸中的这座大山。
可是，阅读王安忆的作品，不管从个别还是从全部出发，我们都找不回这座应该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大山。王安忆的胸中，缺少的是一个成熟作家对世界对生活应有的成形、稳固的思想感情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小鲍庄》这样一部写作上颇为成熟老到、也颇为客观全面地展示农村人物、生活的作品，到头来，落点落到了五岁小童捞渣救人事迹的宣传闹剧上，不过是对社会风气进行一点隔靴搔痒的讽刺。这落点不在故事中心，带不动整个故事，不能将故事中的星星点点凝聚起来。这落点，尤其今天看，不仅偏题，而且太浅。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我爱彼尔》，读得无动于衷。这故事打动不了我们，我们不能从中获益，不能在其中得到任何超过我们的常识、超过我们智力的理解认识，不能得到一点感情上的不管是痛苦或快乐的深深触动。我们甚至不知道，作者为什么写这样一个故事，是什么打动了她，使她产生将这故事告诉别人的冲动？
这也是为什么，《６９届初中生》中有那么多贴切的、鲜活的、抓得住人的出色细节和准确生动的人物心理活动描写，但是，当我们看完后，还是有那么一点茫然，这部小说到底说的是什么？想说什么？我们没有在书中看见一张完整的立体的画，感觉不到一股强劲的凝成一体的力，我们的思、想、情、感得不到一种集中的、宏大的、震撼性的冲击。
这也是为什么，《长恨歌》这样一部穿过几个历史时期、从遥远处缓缓写来、足以写出一个天大的生命之苍凉的小说，最后竟出现了王琦瑶丧身刀下的戏剧性结局。这样的结局触及不到王琦瑶悲惨命运的本质，加深不了读者对她悲惨命运的认识。
这也是为什么，自王安忆跻身当代作家行列之后，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任何一个热潮，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马尔克斯热、杜拉斯热……她从没一次落空，总是能够积极地、迫不及待地、得意地站在热潮的尖尖。
《启蒙时代》中，王安忆以居高临下的口吻，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对“小市民”的鄙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给王安忆概括一个世界观的话，那么，她的世界观中有的最多的正是典型的小市民倾向。
小市民写小市民的文学，小市民的文学也是文学，小市民的文学也能写出大文学。事实上，王安忆最关心、最理解的是小市民，最适合写的就是小市民文学。只要静下心来，她定能写出反映小市民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可惜的是，她认识不到这点，她老把自己想象成大市民，老想走大市民走的路，走出大市民的步子、大市民的姿态。
批评缺席
任何一个写作上真正有实力有成就的人，都会非常清楚批评对文学创作的作用，都会在心中牢记一路走来时那些真正给过他们帮助、深深刺痛过他们的尖锐意见。
可惜，中国文坛几乎没有批评。
在中国文坛，大家都太多领受了赞扬的好处。众所周知，王安忆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实在太优越，这优越已使她可在一片热情激动得战栗的赞扬声中心安理得地闭上沉醉的眼。感觉太好了。没几个人能享受这么好的感觉。于是，闭着眼的缥缈境界中，她真的觉得自己已是大师，觉得自己不管写什么、怎么写，都能写出好作品。
有些人是误导不了的，有些人是经不起误导的。
会不会被误导，完全取决于胸中有无那座大山。因为，那座大山本身就是一架天然的最高精确度的方向测量仪。
王安忆的最佳创作状态在80年代。
80年代的王安忆，创作上所闪示的亮点，即使今天看，仍然耀眼。
《69届初中生》中，我们看到了她对细节心理活灵活现的准确把握；《荒山之恋》中，我们被她带入了“陷阱”，听到了她对感性的人和理性的人之间难以调谐的矛盾之逼问；《小城之恋》中，我们看到了她的文字能力、看到了她制造氛围情绪的能力……
如果中国文坛有正常的文学批评，如果王安忆能知道并且发扬自己当年那些难能可贵的长处、知道自己特点的同时也知道自己的弱点，如果经不起误导的她一早就能得到准确引导，既得到肯定也得到批评，并且以批评刺激斗志，激发才智，那么，今天的她就不会写出《启蒙时代》、《叔叔的故事》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小说；那么，今天的中国文坛将仍有一个值得大家尊敬的王安忆。
责任编辑 鄢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