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头岁尾话俸禄

年关将近，机关里比平时忙了许多，总结、评比、考核、检查，案头堆满各种报表，电脑打印着各项总结，大家手中忙着自己的活计，嘴里照样议论纷纷，最热门的话题还是即将出台的公务员薪酬透明化，担心明年自己的收入可能下降多少个百分点。

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国家干部，理应将理想事业、思想情操放在首要地位，贫贱不可移，富贵不能淫。然而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生活在物欲横流大千世界中的凡人，谁也摆脱不了金钱的诱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没有钱，能让家人安居乐业吗？没有钱，能让儿女受良好教育吗？没有钱，能外出旅游江山揽胜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金钱本身是无所谓香臭的，只有是凭劳动、诚信、智慧、勤奋和守法赚来的钱都可受之无愧，用起来心安理得。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高薪养廉”的制度在许多朝代都实行过，稍有头脑的统冶者都清醒地认识到官员是国家政权的基石，依靠稳定优裕的俸禄和相对公正公平的用人制度，真正解决官员们的后顾之忧，驱使其为国家机器的运行竭尽全力，从而以保证江山社稷的兴旺稳固。宋人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中就有一则“白公说俸禄”，说到了盛世大唐的官员收入，值得一读。

白居易是一代文豪，他不仅善于在诗歌中表达民风民情关注百姓疾苦，还能用诗句将自己历年的俸禄收入都完整地记载下来，真是开了中国诗人先河之创举。

白居易二十来岁刚参加工作，为校书郎时，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吧。“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不久，升至左拾遗，工资增长了一倍，“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这二千张谏纸，纯属诗人为了三十万俸禄的对仗而虚构的。

在苏杭等地任地区一把手，又是江南富庶之地，油水好象更充足一点了。“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干石禄敢言贫”。

随后，白居易调进中央政权为太子宾客，分司洛阳时，工资已是他参加工作时的十倍，“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接踵而来的是官至太子少傅，工资达到他一生中最高水平，“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老爷子还嫌工作太清松闲散了。

直到晚年退居林下，回到洛阳的老宅里颐养天年，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养老金可领，“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

从刚参加工作时的月工资一万六千，到七十五岁退休工资五十千，由此可以看出盛世唐朝的“高薪养廉”做得还相当不错。也因为有相对丰厚宽裕的俸禄，可以保证各级公务员的生活无后顾之忧。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优渥的生活待遇，使官员们分外珍惜来之不易的职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去，从而保证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高速有效的运转下去。

有位西方哲学家齐美儿曾写过一本书《玫瑰、一个社会的假定》，他把“玫瑰”作为一种象征，代表自然界或上苍赋予个体和客体之间的差异，即别人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当一个人看到邻居的花坛里有玫瑰而自家没有玫瑰，甚至自家的玫瑰不如人家的鲜艳时，就会引发了人类亘古难改的嫉妒之心。齐美儿在文中多次提到人类与生俱来的两个心理特征：对差异的敏感性和对境遇的适应性；认为让人产生满意感的往往是相对于他人的收入而非绝对的收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观察周围的人与事，可以发现人们普遍存在横向攀比的顽固积念，往往具有侧目而视的劣根性，最喜欢偷偷注意别的同类状况如何，盘算别人投入多少，收获多少，并暗暗地与自己做着锱铢必较的比较。当感觉到自己吃亏时，对差异的敏感性会导致愤懑与仇恨。相反，如发现自己占了便宜时，却很少有人会产生负疚感。

关于玫瑰故事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人们对差异的愤怒和对公平的期望导致了群众运动，在种植的玫瑰园地发生了革命，家家的园子里都种植了玫瑰，差别夷平了，大家的收入似乎平等了。但是问题又出来了，有的园子不适宜生长玫瑰，有的园主不会经营玫瑰，大自然中有一股冥顽的力量总在干扰人类所期望的平均性与对称性。那深植于人性中骚动不安的潜流又开始涌动了，期望谁再次出来振臂一呼打破这种“大锅饭”式的平均性。

齐美儿很天真，他在书中预测一百年后的人们会变得聪明起来，变得明智达理，对各种差异能持有宽容、关爱与理智的态度。从他发表此论文至今已一百零八年了，我们是否真的变得聪明了吗？

也许有人会认为大谈钱财是斯文扫地、俗不可耐。世人敬重的大文豪白居易都不耻谈钱，且公然写进作品中，为他人之不为，成为一种另类的风雅，给历史留下一丝半缕的信息。我辈俗人，吃饱穿暖，养儿孝老，供房供车，处处需钱，时盼发钱，何必假作清高玩虚伪。就怕碰上《儒林外史》中范进那样的角色，嘴上说是守丧食素，却挟了一个大鱼圆子塞进嘴里，那种吃将起来的假惺惺、矫情、拿捏，这才真叫人恶心呢！

谈钱，不见得俗；为钱失去了自我，那才叫俗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