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主体的问题，非理性主义提出的解答方式有两种基本的思路，这两种思路仿佛都在向古典时代索要答案。其一由克尔凯戈尔做出标记，他的不安印证了上帝确实的恐慌，从而潜在地向古希伯来退却。其二则是由尼采做出标记，汲取的合理性资源来自古希腊。克尔凯戈尔注意到，在提倡个人主义的现代，在解放个人的理性宰制之下的现代，个人的地位却在实际上越来越不受注意和重视，人们习惯把自己消隐在群体之中，误以为物欲的追逐与享受就是个体性的实现，而实际上，现代是一个毫无个性的时代。人的位置，最终无法由人自身确认。现代意识形态往往使人误以为现代是历史上个性得到最大伸张的时代，克尔凯戈尔却告诉我们，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尼采的解救则试图对叔本华的意志进行进化论上的改良。在尼采那里，意志不再是一种释放欲望的悲剧性存在，成为一种解放生命冲动的内驱力。在《悲剧的诞生》中，人的“动物力”成为一切艺术的原初动力。从这个思维的起点开始，尼采坚定地在人的天平一端放上更多的砝码。最后，终于走向了基督的反面。两种解答都在思想史中得到了延续。在马丁 海德格尔看来，尼采终结了西方哲学传统，也将形而上学带入绝境；米歇尔 福柯也频繁地宣称尼采是他谱系理论及其对于推论实践的重视的先驱；雅克 德里达认为尼采是一个天才的解构主义者。理查德 罗蒂就曾把整个当代标记为“后尼采”时代。这是因为，尼采可以通过对启蒙运动的世俗主义所取得巨大成功的全盘考虑——体现在他“上帝已死”的论断中——在某种程度上为他死后（1900）的众多欧洲一流的知识分子制定了议事日程。
克尔凯戈尔则成为存在主义最重要的先驱之一，不过，存在主义者们巧妙地将克尔凯戈尔神学的终极色彩剔除（并在某种程度上代之以政治），萨特们讨论的，只是在上帝缺席的条件下，人如何应付种种的荒诞，并在对自身选择的确信中维护主体的实存。如果说克尔凯戈尔的思想有所延伸的话，在文学中要比在哲学中延伸得更为深远，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叔本华和克尔凯戈尔都认为意志先于理性，不过，这种一味地肯定意志，并不能解释他们理论悲观主义色彩的真正来源，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用文学表现了被理性反噬的意志之迷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文学是一种真正的关于主体问题的讨论场域，只有文学，才能展现主体问题和主体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
尼采采取的策略其实是在否定既有的理性主体，通过对理性主体的否定，釜底抽薪地否定理性主义，并代之以一种生命热情的主体。他所塑造的超人其实是跳出人之外的一种虚构。尼采对主体的拯救是由外向内的。人要克服自己转变为超人，就必须为自己铸造新的价值系统——重估一切价值。这时，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交手才正式开始。尼采首先否定了科学的价值，他提醒人们当心俄底浦斯的命运：“揭开了自然之谜的人，必定是杀父娶母、瓦解了神圣的自然秩序的人。是的，神话看来向我们透露出，智慧是个违背自然规律的残酷现象，那靠自己的知识将自然推入深渊的人，自己也要体会自然瓦解的过程。”（《尼采其人其说》，187—188）接着，尼采的矛头指向了道德，“我们的道德感同我们的恶毒和自私一样，是建立在谎言与想象的基础上的。”（《尼采其人其说》，155）所以，尼采主张“消灭道德，以解放生命。”最后，尼采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宗教。在尼采的谱系学中，理性的主体所赖以确立自身的坐标被横扫一空。尼采的后继者福柯曾提问，“为什么尼采要对追求起源提出挑战？”回答是：“为了揭示通体打满历史印记的身体，并揭示历史摧毁这个身体的过程。”（《尼采、谱系学、历史》，《学术思想评论》，4，384－387）所以，从尼采派生下来的这一种反理性主义的传统，他们的策略归根结底是在弱化笛卡尔的理性主体。与之相反，而克尔凯戈尔一路的回答，则试图通过在强化主体的前提下展示理性的无能，从而否定理性主义。在他们那里，主体性是一种无法化约的强硬内核，由此，个人成为主要的观照对象（相反，尼采的超人不是一个个体性概念，而是一个类概念）。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是，“我，这个在眼前特定的情况下的特定的人应该是做这还是做那。”不过，克尔凯戈尔的个人并不是一种萨特意义上无所依傍的个体，这个个体依靠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孤独地确立自身，而这个他者就是上帝。上帝的存在并不是削弱了主体性，而是保证了主体性的完满。这种宗教因素后来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再确认。主体性的强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得到了合适文体和表达策略的印证，从这一点上来说，小说比论文更适合展现一种主体被“抛入”的境遇。尼采的知识观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而在这种实用主义知识观本身就在经验的层面驱逐着上帝。如果让尼采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质，那他大概也会说出伊万所说的话，“如果辨别善与恶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那么为什么要辨别这该死的善与恶呢？”事实上，尼采选择了创造一种新的善与恶，在这种新的价值下，小孩的哭声响起时，人们将集体失聪。
在这里，我们发现，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别代表了反理性主义的两个基本的派别。尼采属于激进派，他最后走向了一种极端的反信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保守派，最终走向了极端的信仰。在二十世纪哲学史上，尼采的影响显然更为持久。在从福柯到拉康、德里达的路途上，笛卡尔的理性主体已经消磨殆尽。于是福柯以一种来自谱系学研究的勇气说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而克尔凯戈尔的影响，则在文学中形成传统。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趋势，整个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中，对于主体性的问题，哲学和文学分别处在一个提问与回答的位置，哲学在提问，而文学则试图做出回答，尽管问答的两方步调并不一致，但失却上帝之后的多疑和否定理性之后理性的反噬给主体带来的精神震颤却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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