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虹(蒋立冬图)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余虹12月5日正午时分，在“五十知天命”时突然坠楼身亡 “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一位研究美学与文艺学理论的学者，突然以他个人的意志选择死亡方式，12月5日13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在“五十知天命”时突然从自己家所在的世纪城小区10层跳下，现场留下的遗书表示要把所有藏书捐赠给文学院。余虹生前的同事昨天都表示震惊而悲痛，目前，人大正在筹备追悼会。 “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这是余虹今年9月在一篇博客文章的感言，谁也想不到，这篇文章发表后的三个月，余虹竟然选择了坠楼。 学术生涯正处于鼎盛期 警方在事发现场发现了余虹写给人大文学院院长的遗书，遗书中表达了对文学院同事的感谢及对朋友的祝福。此外，余虹还在遗书中表示，要把所有藏书捐赠给人大文学院。人大党委宣传部负责人昨天表示，文学院的领导和许多老师都在帮余教授的家属料理后事。余虹在复旦大学攻读文艺学博士后的联系导师朱立元昨天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这样一个年轻学者的辞世伤痛心绪难以言表———一对亲密师生从此阴阳两隔。复旦大学文艺学与美学研究中心也为失去这样一位颇有见地的兼职教授而感到痛心。朱立元说：“从他所处的学术环境来看，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他是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人大《文艺理论》主编，学术期刊《问题》与《立场》的主编。如果他的学术生涯能继续下去，一定能有相当建树。他做出了这种选择实在太出人意料了。” 在旁人眼中，余虹是个重朋友重情义的人，在朋友面前，他常处于话不尽兴人不归的状态。每次朱立元去北京出差，余虹都会周到地款待老师，带着老师去各处遛遛。但就在三个星期前的11月12日，朱立元去北京开会，原本约好的见面却因为余虹的胃疾而取消了。余虹在这天忍着胃痛给学生连上数节课之后感觉犹如虚脱一般，在电话中他对老师说：“非常想念，但这样的状态不适合碰面。”没想到，那次却成为最后的道别。 一些熟悉余虹的同事友人也表示，他最近人显消瘦，身体状况不是十分理想，然而，病痛似乎不足以构成坠搂的理由。余虹的一位同事向早报记者表示，余虹虽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在生前处于单身阶段，但有朋友同事及学生的陪伴，这些经历并未造成太多创伤，平时，他总以微笑示人。 事件发生后，北京警方进行了调查，人民大学校方表示，已经排除了他杀与意外坠搂的可能性。 事实上，余虹在学术领域内堪称处于前列。朱立元回忆说：“他无论做什么样的研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学术嗅觉相当敏锐，在他这样一个年龄层中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应当引起关注的。”在1999年，朱立元主持博士论文答辩时，余虹的学识已不容小觑。1990年代初期，海德格尔研究只是在哲学领域内形成一股潮流，而余虹则是在文学领域内较早研究海德格尔的一人，他将海德格尔与文艺理论做了一次贯通，与他人合著了《海德格尔诗学文集》。在《革命 审美 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他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脉络。 死被赋予的哲学意味 从读书到教书、治学，余虹的一生几乎全部处于象牙塔内。1999年，在复旦博士后毕业后他先后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得知他的去世消息后，大家都始终不敢相信，学生在老师离去后，还在他的博客中留言诉说，死在这时被赋予了太多的哲学意味，他的举动成为生前最后一课。一位学生这样在他的博客这样留言道：“但我觉得这绝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所思之‘终点’？毋宁说，更像一个您常常提及的‘原点’，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寓始于终的‘圆圈’。” 今年9月，余虹回四川大学参加恩师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他在博客《一个人的百年》中已流露出了对彼岸世界的种种猜测。“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在博客中他这样写道，而此刻，他是否找寻到了被庇护的美呢？ 从这篇博客中也证实了余虹的选择或许并非遭遇了外界的不公，在一些人看来，或许，余虹对终极救赎的探究，让他陷入了一种对死亡的向往之中———在相当长时间内，余虹极有可能处于一种抑郁状态。 ◇简介 余虹，1957年生于四川。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人大《文艺理论》主编，学术欺期刊《问题》与《立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是文艺理论、美学与哲学。主要著作有《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艺术与归家———尼采 海德格尔 福柯》等。 ◇背景 令人扼腕的文人自杀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在其《论自杀》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即利己型，这种类型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宗教等；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自杀事例最知名的是王国维的沉湖，其后的“文革”动乱中，出现不少知识分子集中性自杀的现象，比较著名的有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老舍、邓拓……这些自杀多属于杜尔凯姆所说的第三种自杀现象。 一些研究者认为，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西方哲学、文艺思潮进入中国。我国的文化心理开始有所变化。西方的尼采、叔本华哲学、维护人的尊严的思想是促使他们走向自杀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伏清白以死直兮，故前圣之所愿”，“文革”时期一批知识分子的自杀，一方面是对极左路线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另一方面，“士可杀不可辱”的儒家文化心理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自述 余虹：命运七七 1977年，一个政策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有幸我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很小的时候，我上学的权利就被剥夺了。1970年，经过三年武斗的停课闹革命后，四川大巴山里的一个小镇复课闹革命了。小镇上所有的同学都回到了学校，而我却被学校拒之门外，理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父母有政治问题，儿女就没有权利上学。这是什么逻辑？当时我想不通，至今也没有想通。1977年恢复高考让一代人成了幸运儿，这一代人的感激之情是油然而生的。但在感恩之余我们是否更冷静地反省过自己的命运？恢复高考和取消高考是什么关系？“高考”是什么意思……（节选） 人大教授余虹坠楼身亡 南方都市报：12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突然传出噩耗，该校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坠楼身亡。由于事发突然，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初步判定为自杀。对于余虹的骤然离世，其生前同事、朋友都极为震惊和悲痛。 博客透露对自杀的看法 余虹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1957年生于四川，1997年获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是饶芃子的得意门生。他先后工作于多所大学，曾任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记者致电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办公室，对方以“什么都不知道”拒绝了采访，但目前此事的真实性已经得到人大中文系多位师生的证实。天涯论坛上，一位名为“收书动玉琴”的网友发表文章《活着的人啊，我们应该怎么办——沉痛悼念中国人民大学余虹教授》。在文中，作者透露余虹是于12月5日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从高楼坠落身亡。 在余虹的博客上，记者看到一篇余虹写于今年7月的文章《一个人的百年》，说：“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朋友同事震惊悲痛 诗人马莉是余虹很好的朋友。接到记者电话时，她恰好在北京出差，通过记者她才得知余虹自杀的消息，非常震惊：“余虹自杀了？这怎么可能？”马莉声音带着哭腔：“我刚好这两天要联系他。他最近身体不好，胃不好。我告诉他吃花生和地瓜对胃有好处，但他没有回复我在网上的留言。”马莉最近一次见到余虹是今年9月份：“他刚刚送孩子去美国华盛顿读书回来，在广州我的家里住了几天。当时他状态很好，人也很开朗，还说要帮我给我的孩子当老师。”在马莉印象里，余虹很开朗，不像是想不开的人：“我真的难以相信。这两天我会到人大去了解一下情况。” 记者拨通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光炜的电话，他表示，这件事让他心里很不好受：“你想一下，一位你朝夕相处的同事突然走了，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我真是说不出什么。”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昨天晚上接到朋友的短信，知道了这个消息：“我和余虹不熟，但他在学界很出名，是饶芃子最得意的弟子。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很令人吃惊和遗憾，据说警方现在掌握了余虹的一些信件，正在展开调查。”谢有顺没有了解到余虹自杀的具体情况，但他猜测：“应该不是物质方面的原因，而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原因。余虹是研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的，可能他的研究方向使他容易对人生意义产生绝望的情绪。但我只是猜测，具体的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我想我们应该对这样的事件适当地关注，看看如何避免这类悲剧的再次发生。” 余虹，1957年生，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是文艺理论与美学，主讲课程是文艺理论、美学、西方文学批评、比较诗学等。(记者黄长怡 实习生肖丽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