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同意

内容提要：

关键词：审判 有罪感 忏悔 内疚 幸福 怨恨

审判的必要性

罪恶感缘何而起？很难说清楚。自从人类有了意识起，大概就有了罪恶感。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人是无比脆弱的。狂风、暴雨、地震、干旱，常常夺取人的生命。于是人就会想，大自然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远古的人们普遍相信万物有灵，可是为了生存，人又不得不猎取各种动物作为食物。明知而故犯，人就产生了内疚心理，继而把自然的毁灭性力量看作是报复。这种报复叫人畏惧，叫人相信自己是有罪的。而在文明发展起来以后，《圣经"创世纪》里同样写道，亚当和夏娃偷吃的禁果，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被逐出了伊甸园，必须辛苦度日，这就是“原罪”。那么面对自己的罪，人要怎么做呢？
忏悔，是人类首先想出的办法。罗素说，基督教认为人是有罪的，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忏悔心理能约束人减少犯罪，但是单纯的忏悔并不能达到理想的约束效果，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手段，来对本恶的人心进行压制。在《圣经"启示录》中就讲到：人不仅是有原罪的，而且必将接受“末日审判”，无人能逃。这便带来了更深的恐惧，不仅仅是道德上的，更是由于对地狱永劫不复的苦难的畏惧。这样，人的罪恶感就在《圣经》里得到了一个思想传统上的基础，当然这种基础是虚幻的，非科学的。但是人类能够建造这样一套体系来约束自己的欲念，已是一份可贵的自觉。这种有罪感一旦觉醒，便带来了“善”的希望。并且由于忏悔带来的崇高感——区别于浑浑噩噩的人，会满足忏悔者提升自身的需求。对于基督徒来讲，就是更接近上帝。而对于一般人来说，则是对非现实世界的推进。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写过一本书叫《人论》，他把人的特征定义为：在现实的基础上向非现实前进的动物。这种追求的前提就是否定现实，以达到新的理想境界。（《西方哲学十五讲》，徐葆耕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P53）
忏悔是一种自我批判，而自我批判又有两种。一种是道德说教式的，基督徒们跑到教堂里向着牧师忏悔自己的罪孽就属于这一种。但是这种自我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矫饰的成分，向上帝显示自己的虔诚，以换取进入天堂的权利未免功利心太重，并且也不能达到新的思想境界——既然可以通过忏悔来赎罪，那么时不时地犯一些罪过又有何妨？不可否认的，某些不够虔诚的基督徒确实有这样的想法。萨特显然对这种抱怨式的自我批判持否定态度，他需要的是一种能带来积极影响的自我批判。人一旦有了这样的自我批判精神，就意味着他已经树立起了一个新的自我。在批判进行时，这个新的自我已经与旧的自我相对立，它会否定自己从前的作为，用一种更好的思想，或者是行动来取而代之。用尼采的话说就是，哪怕站在与自己的喜好相反的立场上，也要寻求真理。“思想就是为了在我们有任何倾向的地方考虑问题，否则思想还有什么必要呢？”（《萨特的世纪》，[法]贝尔纳"亨利"列维 著，闫素伟 译，商务印书馆，2005，P365）萨特思想的一切努力都在这一点上。
那么，如何找到这个没有任何倾向的地方来思考问题呢？我们为此就需要一个绝对公正的裁判所来进行审判，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萨特就是“为了审判自己而思想，只有通过矛盾的精神、悖论、反义，有时还要通过无意义，思想才能进步。”（同上，P365）这一点便充分地体现在了他的戏剧创作中。

相互审判的伊奈斯、埃斯泰勒和加尔森。

在《禁闭》中，伊奈斯、埃斯泰勒和加尔森三人彼此揭露，彼此折磨，彼此审判，落入无休无止的痛苦之中，我认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自我审判。萨特指出“确实有很多人囿于陈规陋习，苦恼于他人对自己的定见，但是根本不想改变。这样的人就如同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不可能冲破框框，超越他们的忧患、他们的定见和他们的习惯，因而他们常常是他人对自身定见的受害者。”（《萨特文集》，第五卷，萨特谈“萨特戏剧”，人民文学出版社，沈志明 选译，2005，P540-541）当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寻求一切的办法来转变这一状况。如果就此改掉了自己的缺点，错误，或者是不正确的价值观念，试用新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来代替旧的，那么这样的人便不会落入《禁闭》所呈现的这一境遇之中。是什么让伊奈斯、埃斯泰勒和加尔森如此痛苦不堪的？我分析是由于软弱。软弱让他们过度放大了自己的受害者心态，不愿意去想是什么造成了自己的遭遇。而这种受害者心态叫他们自然而然地启动了内心的自我保护机制，其方式就是——说谎。
说谎是为了掩盖真相，以假象取而代之，博得同情。当这第二帝国的客厅里只有加尔森一个人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谎的必要。而伊奈斯一上场就问加尔森是不是她的刽子手，显然她这么问是因为她已经预感到了自己会被审判。这就提醒了加尔森，他有被审判的可能，这是他害怕的事情。那么谁将成为他的判官和刽子手呢？加尔森首先想到的是和他关在一起的伊奈斯，所以他说：“我看得出，有我在场，您很反感。就我个人而言，也恨不得能一个人呆着。我得把我的一生理出个头绪来，需要好好反省……”（《萨特文集》，第五卷，《禁闭》，李恒基 译，P106）加尔森真的是要反省自己吗？由下文可知，显然不是。之所以要把自己的一生好好整理，其实是为了编造谎言。当埃斯泰勒上场，人物到齐，谎言便开始了。
为了作假而又不失其真实性，说谎者往往只呈现浅层次的事实，而对真相闭口不谈。
以加尔森为例：
在被问到为何而死的时候，他一开始说是因为中了十二颗子弹。对于中弹的经过则闭口不谈。当伊奈斯挖苦他是一位英雄时，加尔森以为自己已经高明地躲过了暴露实情的危险，甚至还很得意地说自己把妻子从火坑里救了出来。可是显然，这并没有骗过伊奈斯。伊奈斯推断加尔森是因为临阵逃脱而被击毙的，她在剧中起到了矛盾的催化剂作用。这刺激到了加尔森，他立刻反驳说：“别说了。永远也别这么说。我到这里（指下地狱）是因为我亏待了我的妻子。完全是为了这个。我虐待了她五年……”“因为折磨她太容易了……我很会气人……当初是我把她从火坑里救出来的……总而言之，她太崇拜我了。你们懂不懂？”（同上，P123）为逃避一项更为深重的罪行时，人们是会愿意把另一项自以为不那么受人谴责的罪行往自己头上扣的。谎言是个无关紧要的东西，能骗过别人，又不刺痛自己。
再次以为自己骗过了别人时，加尔森赶紧转移注意力来审判别人，融入了做审判官的快乐。可是好景不长，矛头很快又转回来指向他，问题出在加尔森自己身上——他听到了现实世界对自己的评论，这让他十分心虚。说谎者是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做一名审判官的。想要做好审判官，就必须获得被审判者的信任。于是他问埃斯泰勒是否愿意相信自己，以便和她结成同盟，来审判伊奈斯，继续分散自己和他人的注意力。但是刚才的谎言并没有凑效，出乎加尔森意料的是埃斯泰勒问：“……啊！你一定干过什么坏事，才这样需要我的信任！”“我知道。你拒绝上阵，后来呢？”（同上，P137）加尔森无可奈何，只得为自己加深辩解：“我……也没有完全拒绝。……他们会当场把我抓进监狱。而那时候我要说明自己的观点，我要说话！我不愿意听凭他们来封住我的嘴……”（同上）这话表面上对埃斯泰勒起了一点作用，但是她马上又说：“……究竟是不是（指加尔森贪生怕死），还得你自己来断定。”（同上，P138）
这话把加尔森逼向了自省。可要是加尔森是个善于自省的人，那也就不至于落得个入地狱的下场。在发现自己被逼迫必须反省的时候，他的软弱又占了上风，他不愿意去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机使得自己逃跑。于是加尔森恼羞成怒了，他索性说：“让死来断定我是什么人吧；如果我死得清白，那就证明我不是贪生怕死……”（同上）。由此，加尔森得到了自我安慰，然后再次把问题归结为他人对自己的定见。“受害者心态”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强有力武器。当埃斯泰勒出于为自己考虑，对加尔森表示了虚伪的同情之后，加尔森又开始忏悔了。这样的忏悔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同情，因此同样虚伪。
这里再次提到了“忏悔”——以博得同情为目的的忏悔可以视作谎言的一种高等变体，被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谎言更容易叫人相信，有时甚至可以起到麻痹自己，忘却痛苦，以致消减罪恶感的作用。那么忏悔者本身的罪恶感去了哪里呢？
按照一般的情况，忏悔者应该是一个内疚者，他认为“错是在我”。而由说谎者装扮成的忏悔者实质上是一个怨恨者，他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说明“错是在你”。说谎者一旦获得成功，他便能把自己的负罪感全部强加到别人的身上。对加尔森而言，就是需要骗取埃斯泰勒的同情心，叫她相信自己之所以犯了错是因为他受到了人们的不公正定见，然后再通过她的同情心，把和世人持有相同定见的伊奈斯完全孤立出去。可问题是，持有这种定见的人其实也包括了埃斯泰勒在内，因为这就是加尔森所竭力想掩盖的真相——伊奈斯早就向埃斯泰勒揭穿他了。而把一个并非是错误的错误归结到自己的身上，埃斯泰勒本能地不愿意。她又一次揭穿了他，两人的同盟关系瓦解。
正如萨特在剧本中借伊奈斯之口所说的那样：“咱们之中，每一个人对其他两个人就是刽子手。”（同上，P115）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同在禁闭之中，有相同的心理需要，相互之间才是最了解的人，如同面对自己。可是批判“他我”容易，批判“自我”却很难。
“自我”的谎言一旦被“他我”揭穿，就会产生更大的怨恨。这种怨恨将把矛头完全指向外部，渴望通过伤害别人，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以至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判的可能。
《禁闭》一剧的意义就在此显现，即——无法进行自我审判的人不可能与错误的自我分割，不与错误的自我分割就会失去积极的行动能力，继而被剥夺通往自由的权利，变得同死人无异。

他们的虚伪被伊奈斯无情地揭穿。为什么？
这就是说谎者用于逃避审判的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