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杂文的思想渊源，意义与局限
王小波去世以后，中国文化界对他的态度曾一度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在部分人文学者将王小波评定为中国最好的当代作家之时，不少文化界人士却对他和他的作品保持沉默。现在王小波的文学地位虽然获得了公认，但能对其作品做出最恰当阐释的仍是少数人文学者。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乃是王小波的思想渊源：他所师承的英美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知识界是接受者较少的流派，在文学界的影响更小。所以，细致地把握王小波的思想渊源对理解王小波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处境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真正把握王小波作品的意义和局限的前提之一。由于王小波的思想渊源直接体现在他的杂文中，因此，本文主要以王小波的杂文为研究对象。为了避免陷入一味赞美死者的俗套，我将在探讨王小波杂文的思想渊源的同时探讨其意义和局限。
一
我在仔细阅读了王小波的大多数杂文后发现他特别强调经验的证实／证伪作用，而理智则在这种证实／证伪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王小波杂文的精神内核是理智经验主义。它实质上是对英美经验主义进行选择和改造的结果，其直接来源是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王小波早年学习自然科学，后来又留学美国，自然科学一贯崇尚经验的证实／证伪作用，美国则是经验主义的第二故乡，因而英美式的经验主义对王小波有着巨大的影响。许纪霖先生曾注意到：“王小波给人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英国式的经验理性。”（１）；“王小波相信理性，但他选择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程，即英美的经验理性。在经验理性的世界里，没有抽象的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的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２）但是强调理性并不是经验主义一以贯之的特征（大多数经验主义者都轻视理性），许纪霖先生所说的理性实际上指的是理智，亦即冷静地对待经验的能力，所以，经验理性在这里应该更确切地被命名为理智经验主义。虽然王小波不是理论家，从未系统地阐释过他的理智经验主义，但从他的总体表述来看，他的理智经验主义有三种主要内容：１、理智是人的生命线，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讲理智，以理智来引导自己的生存，以免再次进入中世纪、二次世界大战、文化大革命那种集体性疯狂中；２、所有的命题、论断、原则、陈述都要经过个人经验的证实，凡是个人的经验证实不了的，就是可疑的，个人有权不相信；３、既然你和我的经验都是有限的个人经验，那么，你和我都没有权利将从有限的个人经验总结出来的准则强加到别人身上，也就是说，人是独立而自由的，而理智经验主义所最终指向的必然是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由主义。这种意义上的理智经验主义贯穿在王小波的全部杂文中，使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１、致力于以理智的态度明辨是非；２、强调“我”的经验的重要性和局限性——王小波的杂文大都以“我”字开头，这首先强调“我”作为个体的重要性、亲在性、独一无二性，其次强调的是它所表达的仅仅是“我”的观点，而不是“我”代表“我们”所说出的决断，更不是被赋予了先验合法性的客观真理。典型的王小波式语句往往由以下两个部分组成：某种论断或陈述＋经验的证实／证伪或悬搁。请看下面的例子：
“最能说明你是一件货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我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十七岁时，忽然就被装上了火车，经过长途运输运往云南，身上别了一个标签：屯垦戎边。”（证实型）（３）
“从那些话里我知道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证伪型）（４）
“他告诉我，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对犹太教也感兴趣；至于他老人家割没割包皮，因为没有同他老人家同浴的机会，我不知道。”（悬搁型）（５）
但是经验不是万能的：其一，存在着超越经验的逻辑真理；其二，并非任何命题或陈述都可以用个人经验来证实／证伪，对于尚未发生的、个体无法亲自经历的、超感官的事件只能通过理智的推理来判断和评估。对超越个人经验的命题／陈述进行灵活、机智、带有反讽意味的分析和评价是王小波的长项，他的杂文处处表现出他超群的推理智慧。如在《救世情结和白日梦》一文中就有下面的精彩论述：
我不认识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放。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做多情。这样一来，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感情，没干这傻事。
总的说来，理智经验主义是王小波杂文的精神内核，也是他进行结构和建构的武器和工具。他至少通过演绎理智经验主义进行了如下工作：（１）反对迷信（强调凡事都要用个人的理智和经验进行判断）；（２）批判伦理中心主义（经验主义大多提倡多元的文化观）；（３）消解乌托邦情结（乌托邦由于不能用经验证实／证伪而被大多数经验主义者所拒斥）；（４）捍卫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力（我是我的经验的发源地和中心，我的价值对于我来说是不可替代的）；（５）提倡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在伦理学上的导向总是导向谦逊的低调自由主义）。显然，上述工作都是针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欠缺而进行的，对于提升中国文化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避免“文革”式的悲剧有积极的本体论功能）。这正是王小波杂文的价值所在。
凡事皆有两面。理智经验主义是经验主义的一种，而经验主义至少有如下欠缺：１、它拒绝言说经验之外的事物，拒斥形而上学，反对乌托邦，主张渐进式的改革，虽然不乏合理之处，但有缺乏远见和激情的特点，容易走向另一种形式的保守主义；２、经验和理智并不是万能的，真正的创造常常需要超越性的精神活动进行支撑，因而以理智和经验为最高原则会使文化陷入贫乏状态。由于这两个欠缺，王小波的理智经验主义原则暴露出缺乏超越性的弱点：（１）在他的杂文中，有很多东西被否定了，但有建设性的命题并不多，他的论述主要是限制性的和解构性的，而非建设性的；（２）王小波过于强调人有讲理智，没有认识到非理性乃至超理性的精神活动在科学发现、文化创造、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这是片面的；（３）对经验的崇拜使王小波在表面的激情（浪漫）中隐藏着一个保守主义的灵魂，他在伦理学上的结论貌似激进，但骨子里是保守的。顺便说一句，李银河女士称王小波是浪漫骑士，但经验主义者的生活大多是与浪漫无缘的，因此，王小波作为经验主义者是否真的浪漫是可疑的（他本人就说过他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我们知道，英国作为保守主义的故乡是以保守著称的，其国民大多以严谨、怀旧、保守闻名于世，与深受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法国多姿多彩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大不相同。对保守主义的热爱会使人的思维缺乏越界的冲动，难以得出真正创造性的结论。写过《跳出手掌心》的王小波就没有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手掌心（这点我将详细论述），他的思想缺乏生态主义这一维，而生态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富前沿性的文化运动。王小波在谈论环境问题时的语气就过于轻松，结论也过于简单化了：“就我所见，一切环境问题都是怎么造成的：工业不会造成环境问题，农业造成不了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是人造成的。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哀号解决不了环境问题。开大会、大游行、全民总动员也解决不了环境问题。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人不能只管糟蹋不管收拾。收拾一下环境就好了，在其中生活也能像个体面人。”（６）这实在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环境问题（确切地说，生态问题）源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源于现代性、主体主义、技术理性，源于人以一种征服／剥削的态度对待自然界（我们的物质家园），而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则是现代性的具体化，所以，环境问题绝不是“收拾一下”就能解决的。
二
经验主义者把经验当作检验真／假、善／恶、美／丑的最后尺度，认为一切都必须和人的感官经验联系起来才有意义（逻辑真理除外）。这就是著名的经验证实原则。王小波在自己的杂文中大量地使用了证实法：他从不轻易相信他人、教科书、大众传媒、意识形态所传达给他的命题／陈述／判断，而总是用个人的经验和理智对它们进行评估和论证，凡是能够被个体经验和理智证实的，就相信，反之，则持否定和存疑的态度。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盲从传统的国家里，提倡经验证实法有助于培养个体的独立判断能力，其意义十分重大。但问题是：即使人类总体的经验也是有限的，个体经验更是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因此，经验证实法不可能成为普遍有效的方法。它存在一个逻辑上的难题：你看见了无数个天鹅是白的，也不能证明“凡天鹅皆白”这个命题是真理，因为我只要找到了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证伪此命题。事实上，能够单纯用经验证实的命题是很少的，所以，经验主义者在谈论真理问题时总是谦虚而谨慎的。然而经验主义者却发现了另一个真理：虽然能通过经验直接证实的命题非常有限，但是可以通过经验证伪的命题却是无限的。这就是著名的证伪主义的诞生机制。由英国著名哲学家波普提出的证伪主义原则原来只是运用在科学领域的方法论体系，后来在许多人文工作者那里演变为具体的案历性的证伪方法。王小波在自己的杂文中就不断采用证伪法，其方式是：先平静地言说一个道理、一个命题、一个陈述，然后出其不意地用讽刺性语句进行证伪。例如“从那些话里我知道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食，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证伪案例。这种证伪方法作为一种行文风格就是黑色幽默，或者说，黑色幽默是王小波的证伪艺术。通过黑色幽默，王小波证伪了不少偏见、偏说、偏行，如民族中心主义、自大狂、视疯狂为快乐、把人当作物，等等。把黑色幽默式的证伪艺术引入杂文是王小波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
但是证伪主义也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它无法得出正面的结论。王小波的杂文也给我同样的印象：否定有余，建构相对不足。我在反复阅读了王小波的杂文后，除了知道他在提倡源于英美的自由主义外，很难发现他在具体结论上的有效言说。有时候他的部分论断还存在相互证伪的倾向：他在《“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和《极端体验》等文章中反对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各种生活方式之间有优劣之分，但是他又表示赞成罗素“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源”的结论，而“参差多态”落实到文化层面上必然承认文化相对主义，所以，王小波的上述论断有明显的自我矛盾之处。实际上，用经验证伪某个命题是受个人的倾向影响的，纯粹的超功利的证伪是很少的，在王小波的杂文中也不例外。王小波所着重证伪的东西基本上都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恐怖记忆有关，并且这种证伪从总体上是受西方中心语境支配的——他的理智经验主义、消极自由主义、证伪艺术（黑色幽默）、对同性恋和女权主义的研究都直接源于西方文化。后一种因素使他在提及中国传统文化时总是否定多于肯定，此时他就不再提“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源”了。在这里，王小波式的自由主义就面临一个矛盾：自由主义应该维护大多数生存方式／文化／理论存在的理由，然而一旦某种生存方式／文化／理论威胁到自由主义本身时，它们就不再受到自由主义的保护了，所以，自由主义也有专制的一面。任何一种主义只要占据了绝对的霸权地位，都会对自由构成威胁，自由主义本身也是如此。对这个悖论，王小波似乎没有意识到。当然，王小波不是建构体系的思想家，没有义务使自己的杂文绝对自圆其说，但这种自我矛盾之处仍说明他的杂文存在局限乃至欠缺。
证伪主义的最大局限是：它从未试图证伪自身。这不但使证伪主义的真理性成为一个疑问，也使它成为一个霸道的理论。王小波的杂文显然也分有这种欠缺：他从未怀疑过经验主义、自由主义、理智主义，而是像运用先验真理一样运用这些主义。这使他作为一个自由思想者在某些方面走向了独断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孔子、孟子、程子、朱子这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代表人物在不少西方人那里都被视为圣人，但王小波在《我看国学》等文章中却把他们说得幼稚可笑，因为他们是伦理中心主义者，不懂科学。他以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为由对之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但他没有主意到：西方文化在文艺复兴之前也是伦理本位的，文艺复兴之后也有宗教界人士维系着伦理－道德的层面（这种分化是纯知识分子诞生的前提，因为社会生活不可能在没有伦理－道德的情况下运行），而中国文化作为世俗文化却缺乏宗教的整合性力量，因此，如果没有孔子、孟子、程子、朱子以及现在提倡人文精神的众多学者担当起这个功能，那么，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只能走向消亡。同时，试图建立一种超越的伦理体系几乎是所有伟大思想家的共同特征——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莫不如此。从这个角度看，王小波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实际上，西方人相对活跃的生存状态源于下面的事实：文艺复兴以后，文化开始分化，宗教文化不再一统天下，而是仅仅担当道德－伦理方面的功能，纯知识分子在有宗教界人士担当伦理－道德功能的前提下应运而生，社会生活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同时，个体主义进入西方的伦理体系，个体存在的合法性、必要性、神圣性得到承认。中国人生存的压抑状态恰恰由于我们的文化中缺乏多元主义和个体主义。王小波看到了多元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缺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欠缺，因而在众多杂文中提倡多元主义和个体主义，这是他的杂文的独特价值所在，但他泛泛地否定伦理中心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明显的不足。
三
王小波所师承的经验主义在当代的主要领地是科学，所谓的证实和证伪原则原来都属于科学哲学范畴，因此，经验主义的主要内涵就是科学主义。我们知道，现代化的特定运动之一就是科学占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是二十世纪最有权威性的权威，伪科学则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恶魔。凡是科学的，就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这种善恶尺度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潜意识领域，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元尺度。所以，科学主义已经演变为科学中心主义。我在解读王小波的杂文时发现他实质上是科学中心主义的信徒。虽然他直接谈论科学的话语并不多，但他对科学的爱和崇拜却洋溢在他的整个话语体系中。在他以讽刺和解构为目标的话语实践中，科学是极少数被赋予正面意义的言说对象之一。他在谈到科学和科学家时总是满怀敬仰之情：
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７）
近代以来，科学建立了权威。这种权威和以往的权威都不同，它是一种理性的权威。……它是如此的清楚、明白、可信，绝不以权威压人，也不装神弄鬼。按罗素的说法，这种说明使读者感到，假如我不相信他所说的就未免太笨。（８）
科学知识分子很容易把自己的工作看作超越人类的事业，但人文知识分子就很难做到这一点。（９）
王小波之所以如此赞美科学，是因为科学符合他认同的几个原则：１、理智的原则——科学是一种讲理的学问，崇尚理智，反对迷信；２、经验主义原则——除了数学真理和逻辑真理外，大多数科学门类都要经过经验的证实和证伪，可以用客观的标准来评价；３、求新奇的原则——科学总是发现新的东西，可以满足人们求新的渴望；４、智慧的原则——科学使人变得聪明，增长着人类的集体智慧；５、道德中立原则——科学超越了狭隘的道德之争，是为全人类而存在的，伦理中心主义在科学领域没有存在的正当理由。应该说，王小波对于科学的提倡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善意，乃是他为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文化开的一剂药方。这种继承了五 四传统的科学主义的确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理性这一维，而在缺乏科学理性的地方，被我们称之为迷信的东西就会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并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二）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和六十—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科学理性缺乏所导致的疯狂，大炼钢铁、水稻亩产四十万斤的谎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都代表了反科学的倾向和后果，所以，避免文革式的灾难必须从建立科学理性入手；（三）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的生存背景和意义空间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文化大革命已被新生代所遗忘），但是科学和民主在中国并未过时，因为这二者仍是中国文化所尚未充分拥有的东西。从上述角度来看，王小波对于科学理性的提倡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大爱，也体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尤其是在提倡科学理性者不多的人文知识界，这种努力更有独特的意义。
然而我却不能不指出：王小波对于科学的看法过于单纯了，只看到了科学的正面功能，而没有看到科学理性过度膨胀所带来的灾难。实际上，科学远非价值中立的，在其内部，对于科学和伪科学的界定本身就包含复杂的价值判断，各种科学体系的更替常常要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如日心说与地心说之争），而大众传媒的介入更使问题复杂化了（如目前关于气功是科学还是伪科学的争论）。具体的科学活动总是与特定社会共同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家们普遍承担着发展生产力、富国强民、提升民族地位的职能，而目前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对于科学的功利性价值的保护。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跨过共同体与跨国共同体的竞争中，科学经常作为决定胜负的工具而存在。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上个世纪末，中国曾经被由科学武装起来的西方人所征服，也应该意识到，印第安人的衰落在本质上源于“科学”对“迷信”的围剿。现在科学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征服世界的进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科学＝真善美，伪科学＝假恶丑，这是科学在人们心中所建立起的普遍的价值尺度。在目前的中国文化界，称某种思想为伪科学正如文化大革命中称某人为反革命一样，都是价值论意义上的死刑判决。科学主义正日益发展为科学沙文主义，并且日益消灭着王小波所热爱的“参差多态”。这是王小波所未曾意识到的，而反思科学的负面影响也是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潮流。例如，美国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就认识到了科学沙文主义的以下弊端：以科学为唯一真理，废黜百家，独尊科学，将原始科学、巫术、神话、宗教等统统斥为伪科学，在教育、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起了自己的集权统治，严重摧残人性。（１０）他的结论是：“科学是一个最新的、最富侵略性的、最教条的宗教，因而除了实行政教分离外，还必须辅以政府与科学的分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道主义。”（１１）虽然费耶阿本德的言论以偏激著称，但从捍卫多元性的角度来看，他对科学沙文主义的批判是完全合法的。当然，他仅仅是从多元主义的角度批判科学主义的，其目的也仅仅是捍卫社会生活的“参差多态”，尚没有认识到科学主义的本质性危险。相比之下，海德格尔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则深刻得多，他指出：科学技术的本质是把一切存在者（包括人）当作客体，当作分析和征服的对象，因此，它实际上是以一种毁灭性的态度对待世界，在其中，存在着毁灭整个世界的危险，而原子弹的爆炸不过是这种毁灭的过程之一。（１２）的确，二次世界大战、人类正面临的生态危机、生存的诗意性的丧失都证明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话的真理性。所以，科学绝不等于至善，知识也不自在地意味着正义，以科学为绝对中心不但会消灭生存的参差多态，而且会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本身。从这个角度看，王小波的思想就显示出其单纯乃至过时之处。他消解了许多主义，却对科学主义缺乏反思。提倡多元主义的他在落实到具体处时常常只赞成一元的东西；他对科学的无条件推崇和对非科学的无条件排斥都是如此。这是王小波思想中的一个明显的自我矛盾之处，也是其杂文所表现出的明显局限和欠缺。
本文写到这里已经明显偏离了作者的最初构想——以二分法的方式分析王小波杂文的意义和局限，而把重点转移到对王小波杂文进行理性批评上。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推动着我这样做。这种逻辑存在于我的立场与王小波杂文的关系中。我知道任何系统性的批评都必然对批评对象有所伤害——将对象纳入系统中的努力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对象的丰富性，但只要这种批评为内在的逻辑所推动着，批评者就没有渎职。我相信我在写作本文时不是一个渎职者，所以，我可以用这篇文章向王小波表达内涵复杂的敬意。
（１）（２）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６月出版，第３５页，第３９页。
（３）（４）（５）（６）（７）（８）（９）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第５２页，第１２１页，第１４页，第２９５页，第１１２页，第２４２页，第３６页。
（１０）参阅夏基松著《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第５５２－５５９页。
（１１）上书第５５６页。
（１２）《马丁 海德格尔与文学问题》，英文版，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出版，第４－１３页。
二逼傻逼们出场的分界线：——————————————————
王小波可以休矣
——三论王小波
□ 又来晚了
当今中国，地球人都知道，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如果王小波在世，看见大众如此一致地以“参差多态”为理想，以“特立独行的猪”为偶像，一定很郁闷，恨不得再死一次。这不怪别人，毛病在王小波自己身上，或者在写杂文的王小波身上（我敢作价值一个麦当捞甜筒的假设，王小波的芸芸读者中只有10%看过他的小说，这10%中又只有10%不是挑着器官白描看的）。因为他完整地具备了大众偶像的四大特质，所以大众绝对轻饶不了他。
一：论王小波之不讲理
第一个特质，不讲理。周星弛不讲理，红了，小燕子不讲理，红了。王小波不讲理，红了。
王小波不讲理，他讲故事。我看过他的杂文，里面的故事带给我很多即时的乐趣，但现在想确认他说的到底是什么道理，需要翻回去作文字狱捕快状逐字逐行间推敲，答案是：他什么也没有说。比如《积极的结论》，象他所有的杂文一样，以“我”的一个故事开头，以“我”得到了一个结论结尾。按照我这种庸人的逻辑，故事好比药引，结论乃是要治病；而这篇文章引用的故事有七个之多，占全文篇幅的4/5强，按照我这种庸人的逻辑，这七个药引要么是具备一定药性，要么是能够顺藤摸瓜地逐渐推出结论，否则就是假药。
以下就是这篇文章的推导过程 ：
故事一：智慧的小脚老太反对亩产三十万斤——小结论：亩产三十万斤是不可信的。 故事二：大学生在北京武斗保卫党中央——小结论：把武斗升华为保卫很值得怀疑
故事三：报纸上登牛西红柿的故事——比喻那个时代的愚人节气质
故事四：“我”当初发誓保卫毛主席说了不算数——小结论：说话应该慎重而有理性
故事五：“我”插队时生病情绪不好被批评——小结论：当年是有理由悲伤的，否则就是违反天性，而违反天性的事则不能长久。
故事六：“我”当年无法顺应公众场合的需要即兴悲喜——小结论：什么时候也不要夸大自己在感情上的适应能力，
在故事六和故事七之间穿插进一个关于幽默和虔诚的论述。自称“有了近于正常的理性”，和“幽默感”，“因此对可信和不可信的事情都应付自如”。
故事七：朋友的书里的敏感词语被篡改了。——小结论：生活需要直率，也需要幽默感，但是即使这样也还不够你应付的。
大结论：“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费点劲儿，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
故事一至六和它们显而易见的小结论说明了失去理性的危险，而且很漂亮地侧面描述了一个集体失去理性所陷入的荒唐境地，看到这里，我这个庸人频频地点着头，但隐约地不满足，如果我还没有具备理性，或者我已经失去理性，这些故事已然醍醐灌顶，但是既然我是第三种人，大多数人，我就希望王小波这个过来人能再阐述一下当年他的理性是在哪个点上失去的，或者失去的理性可以在哪个点上找回来。此时王小波语焉不详地说；可能是“虔诚”，或者对真理的不坚定。这时我的感觉就象再次听到庸人法国艳后安东尼奥说：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蛋糕呢？或者庸人晋惠帝说：何不食肉糜？这是很朴素的常识，但是放在物资匮乏或者理性匮乏的大时代环境下，就等于什么也没说，而且比什么都不说还坏，因为这种结论把社会的大缺陷归结于渺小的个人的选择问题上，有偷梁换柱之嫌。
而只要“人活在世界上，要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面”，就更让我彻底发蒙。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坚硬无比、具体永恒的“真理”，因为据科学哲学家们（注1）说，真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的东西，我们只有靠不断检验现存的道理，不断试图证明它们的谬误，来取得一点进步；而“理性的轨道”这个东西就更玄乎了，这种对理性的信仰听起来相当先验，也就是说，它是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的，但只要你一旦找到，不管雨打风吹，你只要不偏离轨道，就离开得道不远了。但是据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注2、注3），人的理性，如果有的话，就在于拼命地给自己所见闻到的事物找一个合理性解释，逐渐形成他自己的眼光和图景，并积极随着外界调整。这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理性是在于拼命给自己铺轨道。而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理性，一千种铺法。如果不幸生在一个大家都以错误的的方法铺轨道，或者边铺边拆的国家，你只有两个选择，有样学样，或者干脆不铺。所以寻找理性，或者提高理性，除了多看多听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寻求理性，约等于缘木求鱼。王小波比一般人显得有理性，是因为他在国外看到了无数种不同的观点，长进了。这再次证明，人以自己为参照物是不行的。
可是，王小波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对三十年前的王小波说：当年何不吃理性的肉糜？我觉得有两个可能：一，因为当年没有肉糜，吃就是一个假动作，所以王小波提出的是一个虚假命题；二，王小波打算借这个命题的提出，从侧面提醒我们当年的饥荒程度，如果是这样，他所表达的，就不是理智感，而是荒谬感。
有人说王小波承接的是英国经验理性的逻辑，自由主义的气质（注4）。但我觉得不太象。第一，王小波喜欢讲一个以接近弱智为主人公的故事，然后让他要说的道理不证自明，尽在其中。而经验主义学派不太相信不证自明的东西，比如：J.S.密勒（注5）要证明言论自由的合理性，他就从论证扑灭言论的不合理性入手，“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 可见大义不一定要微言，而微言的往往不是大义； 第二，经验主义学派以社会福祉为立论根本，从而推导出个体自由、社会制度、教育体系的系统(注6)，在本质上并不是人本主义的；而王小波是个朴素的个人主义者，在学养和兴趣上都不具备严谨论证的可能，所以同样朴素的经验理性看来是最顺手的武器，但其实不然。因为经验理性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用处体现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可是王小波并不论证社会问题，他论证的是个人认知问题，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在这些方面经验理性就显得非常落后，以至于往往暴露出他理论框架的内在缺陷和硬伤。比如在谈到文理科、东西方文化时，他一方面鄙薄“中国传统思维重实用的倾向”（注7），同时又最佩服“敢赤裸裸谈利害”（注8）的墨子；他一方面高度认同康德-罗素的“知识本身就是善”（注9）的先验观点，另一方面又千篇一律地以“回避抽象理念、目标预设、终极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注10）的功利主义来做他的立论工具。这种整体评价和个人偏好、价值基准和工具论的分离可能说明他倾向于采用对自己有利的理论片段，而不去考虑这个理论本身，以及自己论证的内在统一性。
二：论王小波之不讲历史
大众偶像都不爱讲历史，余秋雨教授不讲历史，李什么红导演不讲历史，二月河老师也不讲历史。讲历史就俗了。王小波也不讲历史，顶多讲个人史，而且戏说居多，“就爱编牛西红柿这样的故事”，他一定是希望读者在此时“具备一定的幽默感”，这样才叫做“有趣味。”
在不涉及到趣味，也不涉及到个人表达的时候，王小波还是不讲历史。象什么诸葛亮南征砍掉了云南的椰子树，花刺子模国的故事，我仔细搜索了〈我的精神家园〉里“文化”一章的22篇文章，发现被用来做展开论述的药引、立论的依据、承前启后的桥梁的70个事例，竟然全部是不可考的个人经历（35）、野史或民间传说（7）、文艺创作（12）、坊间闲谈（16）。
一个人的来历大概可以从其言谈中得知。在王小波的杂文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求趣味第一，求知第二的闲云野鹤、自由电子。王小波看的都是些什么书呢？“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到维多利亚时期的黄色小说”，他认为的好书是“萧伯纳、卡尔维诺、杜拉斯”（注11），他认为尤其好的，是“现代小说”。文史哲中，严重偏文，一本〈西方哲学史〉就把史和哲都交代过去了。王小波非常以自己是理科出身自豪，小时候对做手工掷弹器有心得，大学学的数学，所以后来可以“用自己编写的文字处理程序写稿”。这些经历说明了他的聪明，但并不能证明他是一个受过扎实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不能推导出他在论文化、论历史、论科学时享有不用把情况搞清楚就下判断的豁免权。
在《智慧和国学》中，王小波推崇一种西方的智慧，即罗素所说的“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真理”，而且以智力活动为第一乐趣。姑且不论这个“西方的智慧”根本就是罗素的提法，姑且不论罗素是否能代表西方的智慧，西方的智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可疑的。我知道有希腊式的智慧和罗马式的智慧，还有基督教的智慧，有文艺复兴式的智慧，有人本主义的智慧，有功利主义的智慧；希腊的智慧里，有苏格拉底式的智慧，柏拉图式的智慧和亚里士多德的智慧，而从没有看到一个有口径全部统一好的西方智慧。比如说，同是时代相隔不太远的英国人，斯宾塞（Spencer，H）和罗素的口径就很不一致。19世纪中后期，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注12），按照各门学科对社会生存的有用性，整理了一个序列。这样，他就把学科安排成为：“（1）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2）从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3）目的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4）与维持正常社会政治关系有关的活动；（5）在生活的闲暇时间满足爱好和感情的各种活动。”而从1915年到1918年，美国的全国教育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注13），做了三个确定初等学校课程中的最低要素(minimun essentials)的学习时间经济化，用编制目录和表格的形式对当时的教科书和学程进行分析。用以确定最低要素的标准完全是功利主义的。所以说，不但罗素和斯宾塞的智慧很不一样，指导西方教育实践的智慧和显示哲学家个人偏好的智慧也不一样。
同样，在谈论中国人的时候，王小波的概念也异常大而无当。他好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外国人如何如何“中国人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外国人就不是这样看问题”（注14）“按中国人的标准，”，“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些超级的知识”，等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权代表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发言、表态，就应该归到王小波憎恨的范畴里，可是，在杂文中，他偏偏就成为了这种人。我猜他所指的是某一类人，或者是某几个人，甚至就是某一个人，可是又天性怕羞，不愿意指着鼻梁骂上去，以为这样“不绅士”（注15）。
按照王小波的说法，他“现在所写的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别的就别管他妈的。”（注16），“除了文学，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我这些古怪想法，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里找到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这里可以看到王小波杂文写作构思中的重点：文体第一，意见阐述其次，攻击力第三；也可以看到他对杂文的理解：文学，好看。这与人们在他身后塑造的“自由思想家”、一个“自觉的启蒙者”（注17）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一个思想家的杂文，照我的愚见，应该象胡适的文章那样扎实有根据，至少让读者知道是可以考证回去的；而一个启蒙者的文章，应该象鲁迅的文章，目标明确，至少让读者知道指的是何人何事，不至于心下忐忑，以为自己已然被王小波嘲笑了一把。王小波正是王蒙所评价的“明白人”（注18） ，但不过是一群明白人里又多了一个明白人，而对不明白的人无所助益，因为这一种隔山打牛、凌空虚步，无所依、无所指的明白言论，只能让糊涂人更糊涂地钦佩起明白人，给自己凭添些苦恼。
也许有人要为王小波说话：杂文篇幅短小，又要开头，又有起承转合，又要有结论，又要谈文化，又要谈比较，如果再要罗列史实、推陈道理，做到王小波这样，已经大家手笔。遇到这个问题，我要说：用杂文来谈一国的伦理道德和文化历史，有如冰箱装大象，蛤蟆吃天，注定要失败；王小波的杂文，是中国式传统的阴魂不散和中年启蒙分子的可耻失败；而诸多王小波体的风行，是当代青年伪知识分子可耻的失败。我下面要详细论述这个失败的可耻之处。
三：论王小波的狡猾和娱乐性
成为大众偶像的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谁都不得罪，谁都抓不到他的尾巴，几方通吃，狡猾狡猾地。比如《还珠格格》，比如《康熙王朝》。文艺作品总该有对立面吧，对立面就是那些还不了手，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对立了的一群。
王蒙评价王小波，“他最刻薄的说法也不是针对哪一个具体人或具体圈子，他的评论里绝无人身攻击”。王小波的杂文一般都写得热闹非凡，以小说家的资质写杂文，大概和以诗人的才情写广告文案一样，都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可是读者惊完了后，犹在云里雾里，不知道骂的是谁，谁有何可骂之处。比如《我看文化热》里批评90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稍微点到王朔被攻击的状况，最后声明文化如果要越热越窄，不如不热。一个不在当时语境中的人，看了这篇文章，既不明白当时知识分子具体发了哪些牢骚就被认定为“不行”了，也不能知道“王朔被何人如何臭骂，是否真与“水浒”里雷横被奚落行状一致，或当时文人是否都赞成“文化是种操守”，即使全体赞成，是如何赞成，听到的都是王小波的自说自话。让我们再分析一篇著名的、观点也比较清晰的〈花刺子模信使问题〉。王小波用全篇比较学者和花刺子模的信使之间的相似之处，用以批驳花刺子模君王的品行和学者由此变得滑头的后果。
J.S.密勒在〈论自由〉里也说了个故事，古代拉克里（Locrians）的立法会议里，什么人要建议一条新法律时，“脖颈上须套一条绞索，一见群众大会听他陈述理由之后而不当时当地予以采纳，便立刻收紧套绳，把他勒死”。密勒随即指出：“凡替这种对待加惠者的办法辩护的人，我们不能设想他对那个惠益会有多大评价；而我相信，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必是认为新真理或许一度是可取的，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真理了”。妨碍言论自由便是妨碍社会进步，这道理拉克里人或许不明白，而英国人大概在19世纪就明白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甚明白，或者没有刻骨的明白，就是因为知者或者不言，言者也多半是插科打诨，借古讽今，装疯卖傻，不触及论证的内核，让读者还以为自己真的身在那个人人滑头的花刺子模。
王小波在〈信使〉一文里，把学者分为好消息使者和坏消息使者。 以自己和李银河的同性恋研究被禁，推导出现在学术界上空有花刺子模式的思维；推导出学者有逢迎的倾向，再推导出讲求效益、捏造事实是花刺子模式的思维下的必然后果，最后得出真的学术和艺术和虚伪无法共存的最后结论。我以为这样的推理完全不疼不痒，不招谁不惹谁。花刺子模式的思维大多数人都有，但实现这种思维的权力只有少数人有。批判不指向权力，只指向被权力操控的族群，也许就能达到王蒙说的“争的是一个明白，争的是一个不要犯傻不要愚昧不要自欺欺人的问题”的境界了吧。谁也不想犯傻，愚昧，自欺欺人，这个问题用不着争；在一个要求人人犯傻愚昧的社会里，要独善其身，一不太可能，二没有意义，三不能持久；敢于把毛病的症结指出来，把犯罪嫌疑人指出来，把犯罪的机制指出来，这是真的骑士。储安平的〈观察〉1948年被查封前夕，大家都觉紧张，但他并不退缩，发布文章说：“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於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我以为，杂文如果不是武器，根本没有生存的必要。第一，杂文不能产生道理，只有学术论文能够承担生成理论的功能，杂文的篇幅只允许它根据某项道理去分析实际事务；第二，杂文不营造美感，杂文是说事的，事情说清楚是第一位的，是否漂亮是第二位的，美感是副产品。第三，杂文无法超脱，要看似是而非的双关语可以直接看笑话，要看雍容尔雅的辑让之度去看散文，不必杂文。
王小波说了，他写文章，要好看，要趣味，要立得住脚。换句话说，首先要有观众。所以娱乐性就从这一层生发出来。所谓娱乐性，就是能够被大众阅读、理解的趣味程度。如果把那些由己及人的朴素道理、道听途说的故事、摸棱两可的攻击、叫人拍案称绝的黑色幽默、承上启下的漂亮话都删掉的话，王小波的文章剩下的东西不多，能够被人记住的很少。王小波英年早逝，以他为文在趣味上的考虑和对读者水准的照顾来预测，我要说他为自己保存了晚节。但王小波的娱乐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他死后，很多人继续以模仿他为乐。
我没怎么读过王小波的小说，或者说，他的小说中，我记忆深刻的不过〈黄金时代〉，其他的都象是把一种制度翻译成为小说语言，从而显示出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结构上的单调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影响了他在杂文里随处生发的理论，和关公战秦琼式的历史感，从而扰乱了，或者造就了他的文体。我所知道的，是他的文章没有阐明任何问题，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他的文章描绘胜过阐述，荒诞感胜过现实感，以至于要驳他的观点也无从驳起，任何人都无法证明王小波为错，如今如果是花刺子模国的话，王小波肯定不会是被投入老虎笼的第一批人，这大约也如他所论证的，他不是真正的信使。他是谁？我的精神家园封面上的照片很传神：一个袖手旁观、满脸坏笑的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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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卡尔.波普尔，《真理和向真理的逼近》，（1960） 《波普尔选集》 “我们否证主义者相信，我们绝不能给出确实的理由来证明一个理论是真的这个信念是正确的，……我们发现了一条能把理性的科学和各种形式的迷信相区分的途径，我们坚信，科学的理性不在于它习惯求助经验证据以支持它的教条，而是唯一地求助于批判性的探索……因此，科学与寻求确定性、或然性或可靠性没有关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注2 皮亚杰，《结构主义》，“观察和经验以最明确的方式表明，逻辑结构是被构造出来的，并且要花足足十二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确立”“导致结构形成的主要功能是‘同化作用’，同化作用产生图式。……有机体在与外界的每一个相互作用中，在顺应环境的同时把外界和自身的结构加以同化，使有机体的种种形式具有恒久性和连续性。”，商务印书馆，1996
注3 沃纳.赛佛林，《传播理论》，P81， 概略（schema）的概念被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传播学者应用在了解人们处理较复杂的信息的过程。“概略是一种认知结构，它由组织好的，从以往经验中抽象出的对情境和个人的知识构成”（Graber，1988），“人们对处理复杂事物的有限能力迫使他们奉行‘认知的经济学’，即形成简化的思维模式”（Fiske &Kinder,1981）
注4 许纪霖，《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相信理性，但他选择的是……英美的经验理性。”在经验理性的世界里，没有抽象的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不再沉默》，P39，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注5 Miller，J.S，On .Liberty, Chapter 1.
注6 Utilitarianism,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注7 王小波，《智慧与国学》，《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注8 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注9 王小波，《智慧与国学》，《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注10 许纪霖，《他思故他在》，“在经验理性的世界里，没有抽象的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 《不再沉默》，P39，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注11 王小波，《积极的结论》，《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注12 斯宾塞，《教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
注13 布鲁巴克，《西方课程的历史》，丁证霖 赵中建 译，人教网。
注14 王小波，《智慧与国学》，《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注15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注16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注17 汪丁丁，《王小波的说与思》，《不再沉默》，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注18 王蒙，《难得明白》，《不再沉默》，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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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王小波的书很恶心好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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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218.71.104.* 2006-8-13 09:43 回复此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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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回复：王小波的书很恶心好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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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啸傲子 2006-8-13 11:00 回复此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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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回复：王小波的书很恶心好哇 |
| | 恩恩~简直是不堪入目！怎么可以这样公然的宣扬……像咱们这么纯洁的小孩还是不要看的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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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阿呕鹅壹污 2006-8-14 08:52 回复此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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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回复：王小波的书很恶心好哇 |
| | 是呀，像你们这么纯洁的人怎么能看王小波呢！去看些的不黄的吧，别混在这里面了，你们不怕被弄脏，我们还怕呢！走了一些“纯洁”的人，这里将干净不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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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221.2.44.* 2006-8-14 10:41 回复此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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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回复：王小波的书很恶心好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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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冬天里有阳光 2006-8-14 10:52 回复此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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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回复：王小波的书很恶心好哇 |
| | 我认为有人配读王小波，有人不配读王小波。楼主看到性描写就说黄，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楼主心里有鬼，二是楼主的水平实在太差，无法看出王小波为什么要写这些性描写。综合两点，楼主不配读王小波。楼主读王小波对王小波来说不是好事。这种人适合读什么，我不太清楚，可以试试论语，孟子之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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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221.2.44.* 2006-8-14 10:57 回复此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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