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轩
中国要走东方特色的科技之路
引 言
在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先生的演讲，响亮地提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我看了他的演讲文章以后，精神为之欣悦和振奋。我欣喜的不是他的哲学立论，我振奋的也并不在乎他对《易经》的理解与发挥有多少深度，甚至还有“常识性的错误。”
我所庆幸与欣喜的是——终于有人重视传统文化，开始评论《易经》了！
众所周知，《易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源，被列为代表世界文明的三大经典之一。许多国家都流传着一句话，“提起埃及，就会想到金字塔，提到中国，就会想到《易经》。”在当代社会，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国成立的国家级的《易经》研究机构，就有100多家，从而可知，中国《易经》在世界影响之大。
反观我们的国内，作为《易经》发源地的中国，却没有多少人了解《易经》！
我研究《易经》近三十年，一提到《易经》，周围许多朋友经常误作佛堂中和尚念的经文，或者是民间算命的公式，令我啼笑皆非，哭笑不得。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今天，在文化高峰论坛上有一位国际科学大师级的人物，响亮地把《易经》摆上论坛，的确令中华炎黄后裔们感奋不已。
尽管人们（包括我自己），对杨振宁先生的演论依据，不以苟同，但他热爱中国，希望我们国家民族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充分显示其学者风度是令人景仰的。
我是一位《易经》专业研究者。对杨振宁先生提出的“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他认为“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在此，发表一些个人浅见。
一、《易经》在中国文化的重要地位
我认为，杨先生提出的“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句话是对的。事实上，不谈远古时期，《易经》如何影响汉字形态、生活栖息等等，就是有史记载的确凿依据，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对《易经》的研究补充、发展，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到目前为止，真真实实留下的书籍就有三、四千部。特别是在应用易学上，数学上的杨晖三角、方阵排列、黄金分割线；应用于军事家方面的《孙子兵法》、《田忌赛马》、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八阵图；在中医学上，李时珍、孙思邈等大医家的著述；在治理国政上，唐太宗、魏征等所谓“水与舟”的比拟关系、朱熹把军队与百姓以“水与土”作比拟；治理民心以“天地之理，心物一体”比附……，无不以《易经》为原则。
无数史实，证明了杨先生提出的“《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千真万确的。
问题的症结在于，《易经》的真正思维形态是怎样的架构？《易经》的思维方式缺少推演法吗？
在这点上，杨先生作为一个长期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自然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判断，在所难免。也许他刚刚放下让他扬名天下的以西方思维方式的实验式形态的物理研究，脑子里依然装着按部就班的西方逻辑思维，便匆匆步入东方的一座“神秘殿堂”。
当他一眼看到满目耀眼神彩缤纷的大堂表象时，来不及审视其内核的真正框架，却发现“她”似乎在西方逻辑结构中应该有的梁柱及板块等构体，没有在这座殿堂的上面竖起来。于是，断言，这殿堂里面缺了什么。
二、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
我们知道，同在地球上生存的东西方人，由于自然生存空间等等差异，（比如在某一时刻，在东方是白天，而西方却是晚上）。从而形成了东西方思维模式的相反相成，据此，笔者在数年前就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从其成因及其社会现象作过慎密论证，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于其思维方式的相反相成，这些论文在海外发表，后来收集在本人的著作里（见《奥秘人生》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在东西方的二种相反相成思维形态（即西方人善于由点到面的发散思维，东方人善于由面到点的收敛思维）中，《易经》影响的中国文化的特色正是推演法。而且其推演的方式，不仅在一维空间普开，而是在多维空间进行。正如刘大钧教授指出的“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
凡是进行过《易经》研究的人，只要他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形式上，而深入进行六十四卦研究，一般人都知道，《易经》的重心在于演卦。
什么叫演卦？演卦就是依据《易经》上严格规定的前、后、左、右、按照周边关系及其设置的次序，进行有层次的演绎。甚至其中还设置了至少有三维空间（普通6爻卦平排为一维空间；上、下卦即把二个3画卦分成两部分，为二维空间；互、应爻位以2个爻排列，即杨振宁先生所称的天道、地道、人道，统称三维空间）。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易经》展示出来的推演法，不仅次序有条不紊，“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不能次序颠倒，甚至空间都不能混杂。例如，提到阴阳，对应的是二维空间的事项，爻位上规定是阴爻与阳爻。在六爻排列上，泛指上卦与下卦的关系，其表示上、下；前、后；左、右；远、近；体、用……中国俗语上，骂人“不三、不四”，遇不如意的事称“叫天不应、喊地不灵”等语系，则来自三维空间的演绎语气。因为6爻卦中，上面二爻代表天道，中间二爻代表人道，下面二爻代表地道，三爻、四爻的位置上规定了人道的自然排列，所以骂人“不三不四”就是说这个人没有做人的道德，没有站在人道上（不在三爻四爻位置上），粗俗一点是骂他不成人格。
“呼天喊地”的由来，则按三维空间的设置原则，1爻与4爻呼应，3爻与6爻呼应，所以代表人道的3爻与4爻遇有不平之事，3爻可以呼应6爻（天道），4爻可以呼应1爻（地道），由此影响了民俗语言上有“呼天喊地”一词。
上述所有例证，都是按六十四卦中规定的原则演绎出来的。
从而可知，杨先生指中国文化缺乏推演法是片面的，其中说到徐光启翻译书上的一句话，由此反推中国传统“仅是摆事实、次序没关系，重要的是最后的结论”的论点也是片面的。
顺便说一句，由于《易经》中严谨地把空间的划分、排列组合的先后次序规范得有条不紊。后来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又把四书五经中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列入科举考试的首位。考入官场的人，又把这些严谨的次序组合原则引入官场，后人不会通变，便产生了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的负面影响。要说中国传统仅是“摆事实，次序没关系”一句，却是中国现实的反面。
三、中国近代科技之路
杨振宁先生在论坛上，提到“天人合一”这一哲学理念时，认为“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
杨先生的这一论点，正是西方哲学理念的一种。
在当今世界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哲学强调自然与人之间的“相分”关系，中国哲学强调的则是“天人合一”的“相合”关系。
这里也正是东西方思维模式相反相成的一种体现。
从这一点看，我们对哲学的争论无需作出谁对谁错的结论。就象卵子与精子的组合产生性命，还是雄性的阳与雌性的阴的组合；某人的胃病是由细菌引起，还是热气湿滞而形成；英文由小到大的结构组合，中文由大到小的结构组合形式；东西方各有自身的特色。
这里问题的关键点在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点，是否会阻碍近代的科技发展？
笔者认为，“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有史以来，东方人自然形成的文化内核，文化理念，就象《易经》太极图上，代表东方的鱼头在上，鱼尾在下的图形，其一切思维形态的次序都是由面（鱼头）到点（鱼尾上），其万物思维程序都是“合中论分”，即由宏观（合）到微观（分）思考。而代表西方的文化理念，正是相反的“分中论合”关系，即由微观（分点）到宏观（合）中思考。而要争论谁对谁错的话，就如同一时刻，去问一个住在西方的人和一个住在东方的人，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一样，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特色。
现在要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