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之中国人文学界，群星璀璨，天才辈出，极五百年之盛。吾辈后生勤勉为学为先，应秉先贤遗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午后与王哥谈及国学大师之事，王哥言为诸大师做传立功立言乃极困难之事，余以为，天涯之帖乃雕虫小技耳，不敢恭维，随作此文，为往圣先贤做一简单陈述，供诸后学一笑。
一、梁启超
二十世纪学者我首推梁任公。任公先生实乃国学界集大成者。“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学人”实在非他莫属，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一生学术涉猎极广，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文，“史学革命”之先河。
大学时读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便佩服不已。前段时间再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崇敬之情无以复加。任公先生长处在与统筹概括，对一代之思想脉搏把握很准。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创新不多，但对整个中国文化的理解百年无出其右者。我尤其佩服梁先生文采飞扬，近代学者如果仅仅拿文章衡量，任公先生当是第一，其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亦文亦白，五四之前大多学者仿其文章风格，开一时之先。《少年中国说》乃吾国少年必读之文，而其学术专著文法上更是是讲究，通篇流畅，毫无晦涩难懂之言，很见功底。
梁先生早年致力于政治运动，公车上书，倒袁，反对复辟，近代思想启蒙之先驱人物。晚年从事文化教育及学术研究，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大学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立身求作万矢的，著论当为百世师”是任公先生诗中之言，终其一生，梁启超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从政为学，战士死于疆场，学者死于讲台。他说到了，也做到了。在那样一个时代变局中始终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醒，很多学者包括康有为批评梁启超善变，“启超就如同上海的先施公司，百货齐备，可惜流质善变”！在共和之前，他反对革命，拥护立宪；共和之后，他支持共和，反对复辟；袁世凯称帝前，他拥护袁大总统；袁世凯称帝后，他反对总统皇帝……等等。世人诟病又如何，胡适挽梁启超联：文字收功，神州自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
是非功过，平生自知，一介书生，口诛笔伐，百年无出其右！
二、王国维
中国近代天才型学者首推王国维。早年一部《人间词话》便已奠定王国维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大师级地位。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王国维一生致力于文史哲研究，其哲学思想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影响，尤其在“命”的问题上，他接受叔本华因果律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的观点，认为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意志受动机支配，意志是不自由的。王国维终其一生始终在学术上找不到真正的心灵寄托，研究哲学时觉得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而后研究戏曲，做《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词以境界为先”一句便将诗词研究真谛道破。然而哲学与文学之间，“自己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其后又研究古文字，甲骨四堂，便有他王观堂。但是，逾是博学，心中的苦闷逾是无法排解。对于做学问似乎越来越找不到方向。这便是王国维一生的真实写照。
所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以其学术盛年自投昆明湖而死。成为百年学术史一大憾事。
王国维一生所学甚杂，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王国维对乾嘉考据学有深厚的根底，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开创者，也得益于他受过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哲学的熏陶。而他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其研究方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二重证据法”一直被治古代史的学者奉为圭臬。
这样的天才型学者，称其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并不为过。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为其做墓志铭，更是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现代性危机一语道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国维以死殉文化，可谓执著。孟子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三、陈寅恪
写到陈寅恪时，一时语塞，竟不知从何谈起这位“近三百年来一人”（傅斯年语）的天才学者。
游学欧美一流学府，却不拿半个学位。三十岁便作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十三经》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却不作经学与三代两汉之学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除此一句很难概括陈寅恪学问功业。
陈寅恪生于素以气节见称于世的义宁陈氏，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百日维新中开湖南一时风气之先。父亲陈三立为近代著名诗人，抗战爆发后拒绝南下绝食而死。诚如吴雨僧先生所言：“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陈寅恪先生家国之悲、兴亡之感，更较时人深痛。
当三十六岁的陈寅恪同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列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时，他既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学术论文。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是陈寅恪哈佛同学（吴宓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竭力向校方推荐：“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他向陈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陈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终其一生，陈寅恪始终被外界以一种光环笼罩，以一种神秘视之。郑天挺语“教授之教授”，或许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学术高度。
即便现在，陈寅恪热也是近二十年重要文化现象之一，当年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曾让我爱不释手，第一次让我明白学者最重要的不是学问的大小，而是人格。即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到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此一句话既是为王国维盖棺定论之言，亦是陈寅恪一生恪守的准则。无论学问，无论独立人格，陈寅恪先生百年罕有，几近入圣。
似乎现在很多人对陈寅恪的认识已经是被神话了的陈寅恪。陈先生早年研究比交语言学，具备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为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家学渊源使他他国学基础深厚，兼之先后在哈佛大学、德柏林大学，瑞苏黎世大学、法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大量吸取西方文化，学贯中西，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在史学研究方面，陈寅恪重视考证，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
陈寅恪先生当年在清华有一学期只开了一门课，专讲《长恨歌》，通过《长恨歌》中的描写考证唐代社会风貌，在唐代史研究上，陈寅恪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三部唐代史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法制史，《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政治史，《元白诗笺证稿》是社会史，构成了唐代研究的完整体系，并且提出“陇西集团”的概念，对后世唐代史研究影响深远。
陈寅恪先生49年后选择留在大陆，任教于中山大学。晚年目盲膑足，加之政治高压，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着力著《柳如是别传》，意在“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引自《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自始至终将知识分子人格，气节放在第一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临的现代性危机对于陈寅恪丝毫不为所动。意识形态的压制也没有让陈寅恪在学术上作出丝毫让步。1953年中国科学院已决定其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在那样的年代，敢于说这样的话又有几人？
历代史家以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史学研究的第一要义。陈寅恪于中国史学中国文化亦如太史公之初衷，然而留为人甚于著史。抛开陈寅恪身上的那层光环，留给后人的还是那一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涕泣及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