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学术研究
{米尔顿}公众对我了解最多的是我在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的成果及罗斯与我关于公共政策与政治哲学的著作，但是这些只是我的副业，而不是本行。我出版的大量著作是技术经济学专业的，其次是统计学专业的。公共政策研究从来就只是业余活动。 技术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每实施一项公共政策有两个步骤：一是预测一项政策的后果，二是评估这一后果的好坏。在第一步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科学，在第二步中则是价值观占主导地位。两者的区别极易说明，但是要防止一种因素对另一种形成干扰却远非易事(这一问题将在后面讨论)。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几年里，公开发表的东西主要是刊载在专业杂志上的文章。1953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亚历克斯 莫林的建议下，我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再加上两篇新写的文章，以《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为题出版。这两篇新文章是《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和《弹性汇率论》，后来这两篇文章成为我最为广泛引用和影响最大的文章。这本论文集中占了大约一半篇幅的文章是关于“货币理论与政策”，由于1950年重新加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并承担货币研究工作，我已经将研究集中于这个领域。
《货币数量论研究》一书出版于1956年，这是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作品，由我写了一个长篇前言，另外还有由货币银行学研究室中的研究生成员根据其博士论文概括而成的4章内容。这4章中的部分内容后来成为经典[1]，所有的作者由此开始了他们硕果累累的学术生涯。
《消费函数理论》出版于1957年，这是我20年前参与消费研究的副产品，延迟了很久才出版。消费理论中的永久性收入理论从此成为规范经济学的一个部分。
我与安娜 施瓦茨以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合作研究成果出版了三本书：《美国货币史》(1963年)、《美国货币统计学》(Monetary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1970年)和《美国与英国的货币趋势》(Monetar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1982年)[2]。《货币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在《美国货币史》一书出版30周年时，发表了3篇回顾性评论文章阐述了此书的意义[3]。除此之外，还将一些杂志文章选编重印，以《最适宜货币量及其他论文集》为题出版(1969年)。最后，1992年出版了《货币灾难》，副标题是《货币史中的一个插曲》，这本书的内容是以前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再加上一些新的材料。这本书与我其他多数学术著作不同，它既适合于学术界，也适于有兴趣的普通公众阅读。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这是我为《实证经济学论文集》写的长篇前言，我怀疑我所写过的文章与专著中再也找不出比这一篇更重要的了，尽管这篇前言在文集中只是从属内容。它引起的争论在历经40年后仍未显示出平息的迹象。正如丹尼尔 哈蒙德在文章中所说：“指出米尔顿 弗里德曼的文章……是经典之作……是一种毫无新意的做法。这篇文章自1953年发表以来就一直对许多人影响巨大……几代研究生(多数人也由此)懂得了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意味着什么。哲学家和方法论学者将它视为弗里德曼将科学哲学引入经济学的标志，或者是‘芝加哥学派’形成的标志。”[4]
毫无疑问，正如托马斯 梅耶在该书出版40年后所说的，引起争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弗里德曼的文章与当今绝大多数经济学所确信的方法论总体一致，至少在主要原则上一致”。[5]当时的分歧集中于我的这个假说：在对一种理论做出评判时，要依据其含义是否与可观察到的现象一致，而不能依据是否与由其假设的所谓现实一致。正如梅耶所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一种主张对理论与观察做出实证性解释的呼吁。弗里德曼在这样一本书中对不符合实际的假定提出批评，是有理有据的。”[6]
我猜想，这篇文章引起如此多的评论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该书出版后，我决定还是去当经济学家，而不是花更多的时间去写经济学研究应如何进行，因此我决定不回应对这篇文章的任何批评。这样我就将未知的领域留给了其他人(特别是研究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家)去猜测我“真实”的意思是什么，我是一个“工具主义者”，还是“约定主义者”，还是“波普尔理论的歪曲者”，还是“现实主义者”。直到最近，针对这篇文章而写的论述有1990年由亚伯拉罕 赫希与尼尔 德马奇所写的《米尔顿 弗里德曼：理论与实践中的经济学》(Milton Friedman: Econom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及1996年由丹尼尔 哈蒙德所写的《理论与实证：米尔顿 弗里德曼货币经济学中的因果关系》(Theory and Measurement: Causality Issues in Milton Friedman誷Monetary Economics)。
这篇文章构思了很长时间，完成初稿是在1947年，6年后才正式发表，而且1946年我已将其中心内容写进了一篇书评中。我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方法论的了。也许是当时讨论刚形成的不完全竞争理论，或者更为直接的是在对边际分析产生疑问，因为对商人所做的访谈或问卷调查研究表明：这些商人“在做出决策时实际上并没有参考图表、曲线、多变量函数所显示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7]
1947年我完成第一稿后不久，乔治 施蒂格勒和我一起与卡尔 波普尔在朝圣山学会成立大会上就此做了长时间的讨论。这次讨论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内容是：必须要研究科学方法论。波普尔的著作《研究的逻辑》1934年在维也纳出版，已经成为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经典之作，但是我的德语水平有限，我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却无法阅读。1959年这本书才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为题出版了英译本，此前一直没有这本书的英译本。因此，我是在朝圣山学会的这次讨论中才第一次了解了他的观点。我发现他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只是他的观点更明确、更完善。在朝圣山学会上的讨论对这篇文章的定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影响和乔治、阿瑟 伯恩斯和多萝西 布雷迪对以后几稿的评论同样重要。
对文章内容更为重要的影响是我对统计学的兴趣及我与吉米 萨维奇的友谊与合作。当时他正写《统计学基础》(The Found ations of Statistics)(1954年)，这是一本注定要使统计学的哲学基础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书。他认为统计学是做出决策的方法，并主张以“个人可能性”取代“客观可能性”这个概念，而后者是我所学过的古典统计学的要点，个人可能性是已为人们所熟知的“贝叶斯”统计的关键概念。为了将它简化，吉米说：“统计学的作用不是去发现真理，而是解决人们之间的分歧。它使人们联系得更为密切。”
同样，我在文章中说，实证经济学的作用是要解决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因此文章就是要讨论“如何决定是否要将一个假说或是理论试探性地接受为‘关于是什么的系统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8]，概括而言，我的主要论点是“对一种理论的实效性的最后检验，不是它符合形式逻辑的准则，而是能够推断尚未观察到的事实，而那有可能被观察所得否定”[9]。
为什么经济学家观点各异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学领域充斥着同样杰出、同样著名的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这种分歧的程度常被夸大，其实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几乎都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尽管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解决分歧的研究，分歧依然存在。我和罗斯几十年来对经济学家为什么观点各异一直持不同意见。她在发表于《东方经济学家》(The Oriental Economist)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我们的分歧：
我丈夫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方法论的文章中说：“外行和专家一样，难免受到诱惑，想使实证性结论符合他们坚信的既有观点，如果实证性结论与既有观点冲突，他们就加以拒绝。”但是他草率地断定在美国“公正无私的公民之间所存在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有着各不相同的预测(这种分歧是可以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而加以消除的)，而不是因为他们在基本价值观上存在只能用战斗来加以解决的根本分歧”。他继续引用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最低工资立法就是基于一个明确的共识，那就是要为所有人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人们对这种特殊手段在实现共同目标时是否有效存在着隐含的或是明确的分歧。他说：“这项立法的支持者认为(预测)：法定最低工资不仅提高了一些工资高于最低工资线的人员的工资，而且提高了那些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线的人员的工资，从而能够消除贫困，与此同时，它并不会导致完全失业人数的增加……反对者则相信(预测)法定最低工资使失业人数增加，从而使贫困加剧……不仅抵消了对就业者工资带来的有益影响，而且还会使其状况更加恶化。”他援引的其他例子还有：工会恰当的角色与地位、直接价格和工资管制的可欲性和关税的可欲性。
不难理解，专家产生分歧的某些行为的经济后果，不同的外行也会有不同的预测。人们不会指望外行对某项治疗的副作用所产生的后果做出判断。在医疗方面，外行愿意接受专家的判断，而且已成为一个规定。虽然我有时相信，医学界的专家也和经济学家一样，对他们的预测有分歧，然而，普遍认为特殊治疗方案的证据充足时，专家们基本上都会同意。
1953年我丈夫对专业经济学家在政策上的分歧做出了与我对医学专家同样的判断。他的结论是：“人们在‘正确’的经济政策上的意见的一致性，将较少地取决于规范经济学本身的进步，而较多地取决于实证经济学的进步，实证经济学所得出的结论应该而且值得人们广泛地接受。”其前提条件是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与他的方法论观点一致，他说：“我断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分歧也属于这一类分歧，这一判断自身就是‘实证’的表述，要由实际证据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
在这个问题，我和丈夫的观点始终不一致，尽管我更愿意相信他正在逐渐接受我的观点。我相信从对经济学家的政治倾向的了解可以推断出他的实证观点，但是我绝不能说服自己同意政治倾向是实证观点的结果。我丈夫始终反对这个结论，这无疑不仅因为他不愿意相信他自己的实证观点可以被这样加以解释，还因为他的宽容使他不愿意认为其他人有着和他不同的动机。
到1968年，在介绍另一本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及收支平衡的论文选集(《美元与赤字》)时，他修正并扩展了早先关于经济学家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观点分歧的判断。他再次以法定最低工资为例，并且承认：“很难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无论他有什么政治观点)会不同意这一观点：最低工资率增加了非熟练工人的失业率。同样难以找到一个人会认为法定最低工资对就业人员的有利影响足以超过不利影响。”他的结论是：多数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是因为不愿意被看成是“反动派”和“铁石心肠”①。
他提出另一种对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分歧的解释：他们有一种将经济学判断与政治可行性的判断混为一谈的倾向。关于黄金价格与美元价格的分歧就是一例。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弹性汇率，但是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这在政治上不可行，因而不提倡这一政策。但是正如历史再次证实的，经济学家在判断什么做法在政治上可行时显得非常笨拙。
他对经济学家在政策选择上的分歧的最后解释是，不同经济学家的时间观念不同。“假设同样是科学的判断，政策选择经常要视人们更看重政策的长期影响还是短期影响而定。”
他继续说：“有趣的是，有这样一种趋势：对政府角色的态度与时间观念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那些认为自由最重要，主张限制政府行为的人更看重长期效果，强调政策的最终效果和持久效果，而不是立即可见但可能是短暂的效果。现代自由主义者，那些认为福利更重要、主张更多政府管制的人，更看重短期效果，强调政策措施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篇文章在最后一段中说：“人们要想在实证经济学方面取得进步，不仅需要对现有假说进行验证和完善，而且需要不断地建构新假说。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没有得出最终结论。构造假说是一项需要灵感、直觉与创新的创造性活动，其实质就是要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材料中发现新意。这个过程必须在心理学范畴中进行讨论，而不是在逻辑学范畴中进行讨论；必须研究自传和传记，而不是研究专著；必须由公理和实例推动，而不是由推论或定理促进。”
在我看来，这段话无意之中带有自传性质，因为它概括地描述了我丈夫的个性，正是这一点使他对经济学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并对其学生造成极大影响[10]。
正如罗斯所言，在她的评论于1976年发表时，我正在向她的观点转变。我必须承认我还在继续向她的观点靠拢，比起40年前写方法论文章时，我现在对自己的看法已不那么自信了。一些被我视为科学发现的观点不断地受到抨击，抨击我的那些经济学家似乎更多地是受他们的价值观的驱使而不是受客观判断的驱使。第9章中提到的我和乔治 施蒂格勒所写的《屋顶还是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s)所受的抨击是早期一个比较和缓的例子，许多严厉得多的抨击还在后面。
《弹性汇率论》
这篇文章的最初形式是我在1950年写的一个备忘录，当时我正在管理马歇尔计划的美国机构担任顾问(见第12章)。这篇文章发表时，其内容违背了人们的常识，尽管许多专业经济学家早就持同样的观点，其中有亨利 西蒙斯和劳埃德 明茨。过了一段时间，才得到了美国多数货币经济学家的支持。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处于幼年期，它建立的基础是固定汇率制，汇率不时地在限定的范围内浮动，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人们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将稳定性与预见性结合起来，并且有能力通过各国的合作不断做出必要的调整。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了极大的努力，但是收支平衡的危机还是不断出现。我多次参加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11]。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两次有趣的讨论。两次都是有世界各国银行家参加的会议，一次是196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另一次是1972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就在这两次会议之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当时是1971年8月15日，作为其主要一揽子经济措施的一部分，尼克松宣布美国将不再承担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必须承担的义务—以35美元1盎司向各国的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在这两次会议上，我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秘书长一起负责起草纲领，但两次会议的纲领完全不同。在第一次会议上，秘书长以根本不可行为由驳回了我关于浮动汇率的方案，批评我的方案是不了解真实世界的学者提出的虚幻理论。在第二次会议上，他的继任者却将浮动汇率称为惟一可行的体系，否定了固定汇率方案，因为近期的事件证明它完全不可信。
这一事件向我们揭示了两点。
第一点是，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如何发挥影响。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当我们提出人们认为激进的方案时，可以劝说他们相信我们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做并不能影响事件的进程。相反，在危机关头必须有所作为时，我们要提供选择方案，这样我们才能发挥影响。1971年就出现了这种危机。如果浮动汇率这种选择方案没有在学术论文中由我—还有詹姆斯 托宾和戈特弗里德 哈伯勒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做过全面探讨(我在这里只提到两个杰出的经济学家)，真不知道要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办法，也许会实行更严格的资本与汇率管制。事实也正是如此，弹性汇率为现行体系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
第二点和永存不衰的官僚组织有关。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的是监管固定汇率体系；也建立了世界银行，为的是向受战争破坏的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提供用于重建与发展的资金。当固定汇率体系崩溃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去了作用，本应该取消了，但是它并没有被取消。相反，它将自己重组为一个较小规模的世界银行，向那些有收支平衡问题与其他问题的国家提供贷款与建议。依我之见，它在从事这种这类活动中做了许多有害的事，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它不断扩大规模和提升威望。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固定汇率制依然有号召力，虽然它已没有存在的合理性。欧洲经济共同体就试图在内部保持固定汇率：首先是所谓的蛇行汇率制度，从1972年持续到1979年，尽管其间有不同成员国加入和退出，汇率也多次发生变化。在蛇行汇率制度之后是欧洲货币体系(一个更为正式的体系)，它一直持续到1992年，但是汇率再次有了变动。即使如此，固定汇率制的残存影响还存在着[12]。欧共体正在(1997年)尝试更宏伟的冒险—单一货币。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人们常常由于不能区别“钉住”汇率与“一体化”货币而发生混淆。上述体系中，所有成员国都要承诺：以恰当的货币政策确保自己的货币在与其他货币兑换时的固定价格。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立的中央银行。这个承诺就是固定价格的承诺，就像承诺要“钉住”小麦价格一样。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崩溃了。
现在的港币与美元的关系很不一样。中国香港政府只是承诺7.8港币兑1美元，反之亦然。它永远可以做到第一点，因为它有权发行需要的任何数量的港币。它能够做到第二点，因为它有足够的美元储备，可以兑换流通中的每一元港币。这一体系将使港币与美元成为一体，就像是将旧金山的美元与纽约的美元连成一体一样。在金本位的全盛期，各种金本位货币都连成一体—英镑、法郎、马克和美元只是因含金量不同而有不同的名字。
一体化货币制经常让人觉得有道理，尤其是在小规模经济实体中。一个像中国香港这样小规模的经济实体，将货币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连为一体是有好处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放弃中央银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愿意这样做。如果一个国家不愿意放弃中央银行，最好的体系是自由浮动汇率制。自我1950年得出这一结论后，实践增强了我对这一结论的有效性的信心，但是正如我几年前所写的，也“让我更加怀疑自由浮动汇率制在政治上是否可行，因为中央银行会干预—当然永远是出于最良好的愿望。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即使是糟糕的浮动汇率制也比钉住汇率制好，即使它并不一定比一体化货币好”[13]。
消费函数理论
《消费函数理论》一书出版于1957年，我历来认为，虽然这本书不是我最有影响的书，却是我最好的纯科学贡献，理由之一是：在我所写的文章与专著中，这本书最忠实地遵循了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提出的原则。持此种看法的人并非我一个，艾伦 沃尔特斯在一篇就这本书写的评论文章《新帕尔格雷夫》(The New Palgrave)中说：“弗里德曼关于消费函数的著作是一部杰作，他的同代人至今仍认为这本关于消费函数的专著是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这本书，并不让人觉得没有什么可补充的，而是不管将来再发现了什么，几乎都可以并入这一超级完美的框架中。这一框架能够容纳，而且的确可以吸收所有新的学术成果。”[14]
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写：
这本书中提出的消费函数理论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其间的多数时间，我并没有从事消费的实例研究。1935~1937年，我曾参与制定消费者购买行为研究的整体框架，但是此后直到写这本书前，我确实没有再做过任何研究。但是由于我妻子偶尔对这一领域的兴趣，再加上我们与多萝西 布雷迪的友谊使我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实例研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布雷迪夫人从家庭预算数据得出的经验总结，她对这些问题的透彻解析，引发了一系列解释消费数据的讨论，玛格丽特 里德后来也参加进来。她以特有的热情、坚持不懈的精神和聪明才智对由这些讨论而衍生出来的假说加以验证……当假说经过验证而大获成功时，她又督促我写出这重要理论，以便她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它来得出结论。这本书虽然由我执笔，我也对其中的不足之处负完全责任，但是这基本上是一个小组的集体作品，小组的每一个人不仅参与研究、促成了此书的诞生，而且还在撰写的不同阶段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意见(第9页)。
该书出版后，也经历了一种新假说普遍要经历的各个阶段：批评、误解、拒绝、提出其他各种选择，经过一段时间后，又被澄清、勉强接受，最终成为人们所熟知的观点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本书是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大量涌现的消费函数研究中的一部分，《通论》是凯恩斯经济学思想革命的开端。凯恩斯理论的中心内容是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系，或者换言之，储蓄与收入的关系，凯恩斯定名为消费函数。占据中心位置的是“边际消费倾向”，即收入中增加的每一美元中有一部分本应该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储蓄。他写道，“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所占百分比小于1。他同时推测：“作为一个规则……随着收入增加，收入中会有更多比例被用于储蓄。”也就是说消费的平均倾向随着收入增加而下降[15]。
边际消费倾向的精确值确定了相应的“乘数”，这是凯恩斯理论中的另一个关键概念，它能明确地反映有多少货币在投资或是政府赤字开支中被加入总收入之中。政府会对乘数表示欢迎，因为这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论证，使他们可以去做想要做的事，即更多地花钱而不必增税。
凯恩斯关于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水平而下降的推测，是“长期滞胀”理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是哈佛大学的阿尔文 汉森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来的。汉森教授虽然皈依凯恩斯主义较晚，但是非常坚定，而且成了凯恩斯主义的主要传道者，试图说服那些不信奉者。他宣称：由于美国已经非常富裕，所以储蓄倾向正在增长，同时投资机会已经枯竭。结果之一是美国经济注定要停滞，除非政府用增加开支来加以拯救。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难理解为什么消费函数成了大量实例研究项目的研究对象。正如我在该书的第一章所写：
理论兴趣激发了实际研究。大量消费函数从两类数据加以评估：第一类是消费的时间序列、储蓄、收入、价格及类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各类因素；第二类是消费预算数据、储蓄、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抽样调查所获取的个人及家庭收入数据。两类数据开始似乎都支持凯恩斯的假说——当前的消费开支与收入密切相关，边际消费倾向很不协调，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平均消费倾向，因此收入中储蓄的比例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然而出现了一系列证据冲突。由库兹列茨所做出的关于美国自1899年以来的储蓄状况估算，却显示出过去半个世纪的储蓄并没有增长，尽管实际工资有了明显的增长。据他的估算，用于储蓄的收入比例在整个这一时期都是相同的。收入中相应的消费支出率(其一成不变的特性意味着平均与边际消费倾向也是一致的)显然高于边际消费倾向，无论是来自时间系列还是来自预算数据。早期验证预算的研究也强化了这一冲突现象。平均消费倾向在广泛离散的数据中大致是相同的。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储蓄率明显低于战争期间，而它本应与战争期间的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发现结果一致。这一研究结果强调：孤立地将消费或是储蓄与当前收入联系在一起的消费函数是不恰当的(第3~4页)。
罗斯与多萝西 布雷迪联合署名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种解释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假说[16]。她们提出：“一个消费单元的消费不是依据其绝对收入，而是依据其在社区内的消费单元中的收入分配地位而定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罗斯和多萝西类似相对收入假说。
而我找到一种分析收入数据的方法，这是我在研究专业执业人士收入时发明的，这种方法有可能为一种更全面的假说提供基础，罗斯和多萝西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是这种新假说的一个特殊案例。这是科学研究中得到意外收获的绝好实例—一种用以解释专业执业人士收入的分析模式形成了极有成果的理论，用以完全不同的目的：解释人们的收入与他们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后来，同样的想法在用于理解货币现象时也很帮助。
我从研究专业执业人士收入中借来的想法将实际收入或测得收入作为收入组成部分的总和。在专业执业人士收入研究中，我将其收入分为三个部分：永久性收入、准暂时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在消费理论中我简化为只考虑两个部分：永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
这本书的中心意思浅显得让人尴尬：人们不是根据他们每天、每周或每年的收入来决定每天、每周或每年的消费支出，而是对自己在某个较长时间里可用于消费的支出有一个预期数额，这个预期数额最终决定人们的消费行为。同样，人们每天、每周或每年所享用的消费服务的总量不是依据他们每天或每周或每年的消费支出数量而定，而是依据向他们提供服务的商品的累积存量而定的(例如已有的房屋、汽车、冰箱等等)。
几乎所有的预算研究都提供了按消费单元在同一时期内的收入而分组统计的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消费支出数据。考虑一下最低收入组内的消费单元：如果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属于预算研究的对象，那将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低得异常。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与他们这一年内消费支出量有关的是他们意识到的“正常”或是“不正常”的收入，或是按我的说法—“永久性”收入，而不是他们的测得收入，而且这一消费支出有可能超出他们的测得收入。这一组的储蓄低得不正常，甚至是负的。
同样，归入最高收入组的消费单元更可能属于这一组，因为他们的收入高于普通收入而不是低于普通收入。结果之一是他们的平均消费倾向与平均测得收入相比相对较低，而平均储蓄则高得不正常。
这些考虑解释了为什么观察到的预算数据，以及根据收入分类的消费单元，同样显示出消费虽然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是低于恰当的比例，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作为一个整体提供的样品中低于消费单元的倾向也低于平均消费倾向。
如果消费单元根据消费量而不是根据所得收入分类，会让人注意到同样的倾向：最低消费组的平均收入与消费密切相关，而在消费规模的另一极端上正好相反。与此相对应的是，消费增长快于收入，显示出边际消费倾向大于消费单元的消费倾向，也大于平均消费倾向(参见第4章中谬误回归的讨论)。
这些考虑可以从质的方面解释时间序列与预算数据所得结果之间的明显冲突。国民收入消费是暂时性因素的平均值，而这些暂时性因素与个人消费单元相关，尽管会对作为整体的群体造成暂时性的影响。但是这些暂时性因素在一年与另一年相比时，其变化要比单独一年内小。因而，由这些暂时性影响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较小。确实无误的是：用两种相反的方法来推算消费函数，消费比收入或是收入比消费，将得到不同的结果，但是它们区别不大，而且要接受观察到的这一证据并不困难：在一个由几年组成的长时期内，国民消费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大致相当。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所有这一切显而易见到让人尴尬的程度。我们要完成的任务是将这种质的讨论转化为一种特殊的模式，它能够用于分析收集到的数据。
这本研究消费的著作就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在正式阐述了假说并概括地列举了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后，最后一章列举了由此得出的消费行为的普遍性，并提纲挈领地指出了研究的某些含义、经济学理解及经济政策。这一章(也是全书)的结论是：“我们可以期望接受一种新的假说会带来许多意义，其中一个主要意义正是它可以激励人们以新的角度和新的方式去思考，而这是事先无法确定的。即使我在这一方面大胆提出的观点也大大超出了我从经验中得到的证据及我自己的领域，毫无疑问，我所列举的接受永久性收入假说的意义中肯定有许多遗漏。而这正是我们主张‘纯研究’并认为它其乐无穷的理由所在。”
在这本研究消费的专著出版的同时，另外两位学者—弗朗哥 莫迪里亚尼和理查德 布伦伯格(他几年前是我的学生)也提出了一种假说，也是在同样的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这个假说就是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它认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一生的周期中是平稳进行的。
两种假说一开始都受到严厉批评，由此而引起多方讨论，对我的书的一个早期书评中提出了广泛的统计学证据，而永久性收入假说与这些证据矛盾，而且这些证据是我自己提出的一种检验。这个书评的结论是：“永久性收入假说有可能成为经济学分析的一个有用的工具。现在必须将其视为一种新思想，它的兴趣既不在理论上的可信性也不在实践上的有效性，因此它在这两个方面都不能让人满意，但是它将有可能激励今后的研究。”[17] 6个月后，同一杂志对这一书评有一答复，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写的，文章指出：头一位评论者误解了我所提出的检验方法，如果按正确的方法检验，得出的结果将能证实假说，而不是与之矛盾。这位评论者继续说，他认为更严格的检验结果证明与假说是一致的。头一位评论者承认他所做的检验不恰当，但是他的结论是“假说的检验过程还刚刚开始”，这是一个有待充分论证的命题[18]。
随着时间的推移，永久性收入与生命周期学说，以这样或是那样的形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两种假说而引发的大量深入研究，并没有具体证实这两个假说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产生了许多与之不一致的具体消费行为的样本。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深入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种普遍适用的方法，而且不断显示出它非常有用。
虽然永久性收入假说引发了许多争论，但是这些争论与专业执业人士收入研究所引发的争论性质完全不同。这次的争论是在专业人士之间而不是之外进行的，而且集中于技术方面，而不是引人注目的公共政策方面。虽然它确实对公共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并不具有公众争论的性质。因此现在回想起来，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进展得很平稳，该书出版方面也没有任何耽搁。从构思这一假说到正式出版，一共是4年多的时间，而其中主要是由我负责的，我尽力使所提供的证据尽可能广泛。
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
1950年，阿瑟 伯恩斯问我是否愿意承担货币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这项研究的部分工作，他这时已接替米切尔担任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局长。我接受了他提出的邀请，因为我对货币作用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兴趣，具体表现在《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我写的那篇文章里。
接受他的邀请对我此后30年的学术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我几年后建立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主要理由之一。实践证明，芝加哥大学与该研究局的合作是极富建设性的，这一合作在此后几十年中，对英语世界中经济学领域关于货币与货币政策的大量重要研究所做的重大贡献，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到1950年，凯恩斯主义的胜利已使古典货币数量论沦为一堆过时的陈词滥调[19]。经济学领域内通行的观点一直是“货币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发性”支出—主要是政府支出加上私人投资。财政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而货币政策是微不足道的附属品。
今天的形势已完全不同。20世纪5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简单形式的凯恩斯主义已经消失。虽然术语仍然存在，但是实质已经改变。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无论他们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货币主义者，还是理性预期论者，都认识到货币是重要的，而货币量的变化对短期经济行为与长期价格水平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1956年出版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专著《货币数量论研究》就是货币理论革命的重要的第一步，这一革命成功地将古典货币数量论奉经典，因而有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标记：“货币主义”。我为该书所写的前言(《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被认为确定了“现代货币数量论”这一理论，它为凯恩斯主义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替代方案，书中的其他论文也从多方面阐述了这一观点。
福特基金会1958年组织的美国货币与信贷委员会在评估了金融体系后建议对之进行改革，是这一革命的第二步。委员会成员是一些杰出的公众人物，包括商业银行家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代表。该委员会有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并把大量研究项目外包给咨询顾问人员。有一位委员小盖洛德 A 弗里曼，当时是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的常务副总裁，20年后他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告诉我一件事，这件事说明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态度：“我可以肯定我告诉过你，在货币与信贷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我曾反复要求由你作证。货币银行学研究室最后终于同意让你来作证，但却是将此作为茶余饭后的休闲活动，因为他们觉得不能拿你的经济学理论当真。”[20]
1960年3月11日，我和他们谈了话，并提交了一篇论文，为此他们给了我1万美元，这正好资助了我们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研究。我提交的论文后来作为委员会的出版物发表，这篇论文是与戴维 迈泽尔曼合写的，题目是《美国货币流通的相对稳定与投资乘数，1897~1958》[21]。这篇论文对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原则提出质疑，这个原则就是乘数的稳定性与重要性，它并不是凯恩斯理论的中心原则，但是我们的质疑还是引起了凯恩斯主义者的强烈反应。争论最后占据了《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整整一期的版面，包括两篇评论、我们的答复还有其他评论。这场争论后来被称为“电台之战”，我们是FM，主要评论人是AM，因为后来加入争论的两位作者是：阿尔伯特 安多和弗朗哥 莫迪里亚尼①。[22]
正如我们在《美国经济评论》的回答中所说：“因为(我们的文章)是向新正统理论提出质疑，所以我们期待它能引起争论。而它已经引起了争论，我们的印象是争论中的分歧没有我们的批评者与我们之间一致的地方多。”毫不奇怪，对方的辩护者所写的评论不承认这种一致性。类似的争论，我多次经历过。一个正统观点的捍卫者最初的反应是怒不可遏地拒绝任何对他们主要原则的批评。然后，如果批评还在继续而且得到了某些支持，他们就会勉强承认，批评也许有某些可取之处，但是他们要加上一句，批评过于极端。在这次争论中，他们最初的立场是坚持“货币不重要”。后来他们放弃了这一立场，同时批评我宣称“货币决定了一切”，而任何一个像他们一样理智的人都会承认，货币是重要的，但是“自发性”支出更为重要。
货币与信贷委员会1961年在收到或是发表他们委托的大多数研究之前就发布了年度报告。1961年的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上，专门有一部分时间用来讨论这个报告。我对这个报告的评论引起了广泛的批评—我坚持这个报告回避了所有重要的争论[23]。委员会的专门讨论会上的另外4个成员同意报告的大部分观点，有些人还特别表示他们与我的观点不同，这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奇谈怪论。
安娜 施瓦茨和我合写的《美国货币史》也在同一年作为FM论文出版，这本书提供了货币史上广泛的证据，证明货币变化与随后发生的经济变化之间的一致性，因而在改变专业人士观点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 托宾196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虽然强烈批评我们的某些结论，但是整体上赞同我们的观点，他在文章中说：
许多关于货币理论与政策的争论将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置于其他经济学家的对立面上。但是弗里德曼的反对者之间的共识并不多。弗里德曼与施瓦茨在阐述中经常要停下来指出谬误，并宣称脱离凯恩斯式的思维方式是有害的。
但是当弗里德曼与施瓦茨指引我浏览了上个世纪货币政治与货币政策的主要决策时，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内容值得以“后见之明”加以争论。
他在结束长达21页的评论时说：“这是一本罕见的书，将在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24]
对于正在进行的凯恩斯主义与已被戏称为“货币主义”之间的争论，我的下一个重要阐述是1967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会上的主席发言[25]。我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这一曲线表述的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稳定性的关系，并认为这一关系永远适用，因此决策人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混合比例；他们愿意承受的通胀率越高，他们能达到的失业率就越低。我认为这种稳定关系完全是暂时的，而且完全由非预期中的通货膨胀的变化来决定。当雇主与工人明白了正在发生什么时，稳定就消失了。我提出一个“自然失业率”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一旦经济机构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在相应水平内时，失业水平将左右通货膨胀率[26]。要想保证失业率低于自然水平，不仅要求通货膨胀，而且会急剧加快通胀速度[27]。
现在，自然失业率与菲利普斯曲线适用范围的相对性已成为习以为常的概念，正好有一本由罗德 克罗斯编辑的书出版，题目是《自然失业率：25年来对这一假说的反响》(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Reflections on 25 years of the Hypothesis)。但是在当时，正如我在文章中所说的，这个假说是“与流行思想的核心背道而驰的”，而且至今仍与非专业界和新闻界的观点背道而驰。我所阐述的观点真正被接受，主要得力于20世纪70年代时的一项政策所显示出的事实，这项政策就是运用货币政策来减少失业，正如我所推测的，它使通货膨胀率增长而不是永久性地降低失业率。人们发明了令人不快的“滞胀”一词来形容这种形势，这是凯恩斯主义词典中没有的词汇。詹姆斯 托宾当时仍然是一个不愿改革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在克罗斯所编的专著中提到我的发言时，挖苦说“这极有可能是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最有影响的文章。它的影响超出了专业范围，例如影响到了欧洲与日本的政府和中央银行，还有《经济学家》与其他舆论界代表。欧洲从未自1974~1975年的衰退及1979~1982年的衰退中真正恢复过来，而现在，整个民主资本主义世界都处于停滞状态。”[28]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文章的可怕影响！
在《美国货币史》出版后，一些评论家“批评该书缺乏表述清晰的理论以说明货币在确定收入中的作用”。为了回应这些批评，我1970年和1971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纯理论文章。当时《政治经济学杂志》的联合编辑之一是罗伯特 戈登，他向“一些著名货币理论家征集批评性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刊登了包括我对批评的答复在内的一些文章，戈登将它们集结成册，以《米尔顿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框架：与批评者的辩论》(Milton Friedman誷Monetary Framework: A Debate with His Critics)为题出版[29]。
这本书出版时，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界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尽管它的地位已大为削弱。有人引用尼克松总统的话：“现在我在经济学方面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而《时代》杂志(1965年12月31日)引用我的话说：“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我在(1966年2月4日)致《时代》杂志的信中对此时行了澄清，明确指出，这些引语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引用时都断章取义。我记得信中的原文为：“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是在另一意义上，现在没有人再是凯恩斯主义者。”第二句话至少和第一句话同样重要—第一句话是字面意义，第二句话是实质意义。
对凯恩斯主义具有实质性打击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形势。正如鲍勃 卢卡索在一篇对托宾著作的书评中所说的：
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并没预见到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但是他们所论证的中心预测是：将会有一个有条件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是高通货膨胀率10年中所产生的失业率不会低于低通货膨胀率10年中的失业率。现在我们已进入高通胀率的10年期，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宏观经济就像在一个实验性的显示中那样鲜明，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是对的。实际就是如此简单。这个观点似乎让我明白了最近对凯恩斯正统理论挑战的根源，它们并非无中生有[30]。
我不想引起误解。凯恩斯主义还远没有消亡，尤其是对公共政策影响力尚存。此外，我所讨论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外的其他方法也已经发展成形，或是正处于发展进程中。而观点的表述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相比也已经大不相同了。
货币专著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长期以来做出了许多努力研究经济周期，尤其是扩展与改进韦斯利 米切尔1913年版的《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这本经典著作。米切尔出版了3本关于经济周期的专著，有些是他自己写的，有些是与别人合著的，同时还资助了其他人所写的研究局经济周期研究系列著作[31]。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份长篇打印稿，内容是他计划要完成的关于经济周期的巨著。他在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完成最初的计划后，就分出几章给不同的学者，由他们分别准备不同的专题。
在我承担这一任务前，研究局已经搜集了大量相关数据，并做了分析。更重要的是，研究所负责分析货币数据的研究人员安娜 施瓦茨，被安排与我一起研究这一项目。她杰出的技能正好与我互补，而且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正如我在庆祝安娜研究成果的会议上所说的：“我们合作了30多年……在这30多年里，我不记得我们之间有过任何个人冲突或争吵，即使是我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重大分歧……我永远知道，她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正确的，因为它们肯定是明确的，它们肯定是精确的，它们肯定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且只要有其他证据证明我们是错的，或是有更好的办法，我和她都随时准备改变我们的观点或是更改我们已经做了或是已经写好了的研究。”[32]
在我们写的三本书中，《美国货币史》无疑是最有影响的。我已经提到了它对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辩论的影响。另一本重新解析大萧条的专著，在政府指导经济中所扮演的恰当角色的广泛争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萧条使舆论对政府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而言之，就是从政府是“必要的恶魔”的看法转到政府能够解决任何社会或是经济问题的看法。正统的学术观点促进了舆论的转变，尤其是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后。尽管有联邦储备系统的努力大萧条还是发生了，同时也显示出货币政策的有限性。后来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想法是，货币政策像是一根线，你可以向后拉它(即运用它放慢增长速度)，你也可以向前索引它(即运用它来终止经济萎缩或是萧条)。
我们要说明的是，实际情况与此完全不同。让一次普通的衰退(也许相当严重)演变成一场浩劫，当时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负有很大的责任。1929~1933年，它不是运用其权力去制止危机，而是让货币供应减少1/3。如果它能如其创建者所希望的那样运作，是有能力防止这种减少的，改为将货币增加到适应经济的正常增长。大萧条远不只是自由企业制度的失败，而且是政府的悲剧性的失败。
在《美国货币史》中，论述4年大萧条的一章，在全书论述的从1867~1960年历史的700页中，占去了100页的篇幅，而且已经作为独立的著作再版。应该如何准确地解析大萧条，一直存在着许多分歧，自我们的书问世以来，有大量关于这一专题的著作出版，几乎所有的分析都认为货币量的减少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观点现在已经为人们所接受，而在我们的书出版前，这是奇谈怪论[33]。
最近有一件关于《美国货币史》的趣事。安娜 施瓦茨和我在1993年12月20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故事》。我们在文章中说：
最近持续不断的议论让我们回忆起与联邦储备委员会打交道的经历，当时我们正在写《美国货币史》(1963年出版)。那时候，联邦储备委员会只公布董事会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政策决定的摘要……
在我们差不多定稿时，1962年1月5日，我们向董事会主席威廉 麦克切斯尼 马丁递交了一份副本，请他提意见，特别是请他纠正错误之处，因为我无法看到联邦储备委员会会议记录。
我们收到一份礼貌的回信，日期是1月15日，信中告诉我们副本已收到，并说：“我们将尽可能地在2月15日给你们一个评论或是建议，但是我相信你们肯定理解我们在今年所受到的巨大压力。”我们再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没有批评，没有纠错，什么也没有。尽管官方保持沉默，我们还是通过非官方渠道得知有一份针对我们书稿的长篇评论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内部传阅，但是我们无法得到任何副本。
现在该讲有趣的部分了。在这篇专栏文章发表几个星期后，我收到戴维 汤森的一封信，他是萨姆休斯敦州立大学的教授，信中是这样写的：“最近我读了你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后惊呆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对你的《美国货币史》的内部评论被封存了。我过去一直不知道我的评论没有交给你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如果你看到了我32年前写下的评论，就会理解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什么会对其采取封存措施。”
被封存的是一份盖伊 E 诺伊斯写给董事会的备忘录，诺伊斯当时是研究与统计局的局长，备忘录中说：“随信附上由得克萨斯大学汤森教授撰写的对弗里德曼教授最近关于货币的巨著的评论。汤森教授目前从原大学离职，已在此做了一年研究。其形式不同于标准的联邦储备委员会雇员所写的备忘录，但是我未加修改，你们在传阅时会发现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
这篇评论(日期是1962年2月8日)整体上赞同我们的观点，并在结尾说：“要在一个短评中对如此重要的著作做公正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也许一个提供咨询的评论家的主要任务，是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及其他工作人员花些时间来读一下全书。”
这篇评论中确实有一些批评与建议在当时对我们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正如汤森教授所言，阅读他的评论让我们“理解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什么对其采取封存措施”。
美国经济学会
在美国经济学会1965年的年会上，我当选为该学会1966年度的主席[34]。当选主席要负责为下一年的年会组织研究计划，然后自动成为下一年的主席，负责学会事务，以一篇年会上的主席发言完成任期。
我认为将《经济学文摘》(Journal of Economic Abstracts)改版为《经济学文献》(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任命马克 帕尔曼担任第一任主编，是我担任主席期间最大的贡献。马克在这个职位上出色地工作了14年，当他结束任期时，在经济学论文如潮水般涌现的形势下，《经济学文献》已成为评论和概述经济学论文的世界知名杂志(顺便说一句，马克是塞利格 帕尔曼的儿子，塞利格是我们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不快遭遇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参见第6章)。在我任期结束后，《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出现空缺，我担任了任命新主编的委员会的主席。我们选择了我以前的一个学生乔治 博茨，他在这一职位上出色地工作了11年。
我有两个理由赞成创办一份新杂志，专门用来评论、概述经济学论文。第一，也是最为重要的，我相信极其需要这样一份杂志。这个想法来自1/4世纪前我与乔治 施蒂格勒和阿瑟 伯恩斯的讨论，我们当时为刊登在不同经济学杂志上的经济学书评的质量感到沮丧，觉得这些书评过于肤浅，而且充斥着不恰当的过分称赞，而书评的溢美之辞常常与老朋友交情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批评，这种通盘的审视不仅有利于个人发表著作，而且有利于我们经营好重点的研究园地。我们设想的理想方式是，有一个由胜任此职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常设班子，由他们检验论文所提供的证据(数据与论据)是否有说服力，评价论文对其所涉及的领域的理解程度，然后匿名出版他们的结论，这样就可以保证无保留地畅所欲言。
这些讨论播下的种子终于发芽开花了。
乔治写了几篇文章，专讲已发表的论文中的论据与引文的准确性问题，他发现这些论文中有许多错误。我在成为美国经济学会1966年度主席时，就积极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管理学会当时发行的两份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经济学文摘》，后来由我担任了主席。在此后的两年里，我们竭尽所能，最终以一份非常近似我们几十年前所梦想的那种杂志取代了《经济学文摘》，只是没有设一个常设班子来评论书作或是强制匿名评论。在随后的若干年内，马克 帕尔曼以其出色的工作为各类著述安排了广泛的评论，同时为一些重要的新书发表了长篇评论，并持续不断地为每年问世的新作发表短评，这些评论列出了不断增加的、种类众多的杂志的内容，以及许多发表在这些杂志上的论文的摘要。
我主张创办一份新的、内容广泛的、价格较高的美国经济学会杂志的第二个理由是出于财务上的考虑。长期担任学会财务秘书的是詹姆斯 华盛顿 贝尔，多亏他对学会的资产以及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