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二十世纪三大杰出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跟中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适应中国具体国情并且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周围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各族优秀儿女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前赴后继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筚路蓝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把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解放出来。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从战争的硝烟中刚刚走出来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顾疲倦，再接再厉，领导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创造性地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方针政策，实现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平稳过渡。虽然，无产阶级政党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在理论和实践上强调群众的力量，提倡集体主义精神，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并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环境中，抹煞个体人的所作所为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但是，毛泽东的个人作为和个人魅力，已经对上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约翰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1894年，他离开密歇根，前往芝加哥大学任哲学教授，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正是他在芝加哥的成就使他获得全国的名望。在这里，他抛弃了黑格尔的理论，转而接受了工具主义的认识论。1903年，他和同事的论文集《逻辑学理论研究》的发表，更宣告一个新的哲学学派——芝加哥学派的诞生。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工业生产居于世界前列。当欧罗巴大陆上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正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焦头烂额、满目疮痍的时候，大西洋的对岸还是一片莺歌燕舞的景象。此时的美国好像是那个时代的世外桃源。人们普遍热衷于个人主义，社会崇尚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整个国家显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以人的价值为中心，以实用、效果为真理标准，以实践、行为为本位走向，倡导教育与社会联系的实用主义哲学应运而生，并成为美国20世纪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可以说，实用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是美国精神的一种哲学理论概括。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西学东渐出现了一个繁荣局面。人们普遍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最有希望的新思潮。实用主义强调真理的价值性，宣称自己是民主的而且是一种主体性哲学，认为一个人的成败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充满着人道主义关怀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尤其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应中国教育团体之邀，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先生携同夫人、女儿来我国讲学，停留了两年零二个月，足迹遍及北京、直隶、奉天、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作了一百多场的讲座，仅以教育问题为题的讲演就达二十多次。来华讲学时间之长，内容范围之广泛，在西方学者中是很少见的。他的讲演传播实用主义哲学，宣传美国的文化、社会政治观、道德观和教育观，在当时的我国知识界中产生很大影响。在这期间，我国学者撰写发表的介绍、评述实用主义的文章有很多。当时颇有影响的《新教育》杂志，1919年第3期还特地出版了“杜威号”专刊。当时传播与宣传实用主义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应该是胡适。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于保守、僵化、脱离实际的旧思潮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并在一定时期内在中国的思想界占有统治地位。
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对实用主义的了解，大多是从杨昌济、胡适那里间接得来的。毛泽东当时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的热心读者。这些杂志上刊登了胡适介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文章，让青年的毛泽东很感兴趣。但是，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领域里，很长一段时间割裂了毛泽东的哲学体系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思想的联系。尤其是在建国后五六十年代，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我国受到彻底批判与围剿。实用主义长期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御用哲学，是为大资产阶级和大商人服务的市侩哲学，是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反科学反理性的蒙昧主义哲学，是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等等，大有泰山压顶之势。作为实用主义在中国最热心的鼓吹者胡适之先生，也遭到批判。可是，如果静下心来看，那么在毛泽东成长过程中有三个最浅显的史实是无法避开的：
第一， 毛泽东在北京的时候，曾邀请胡适给在京新民学会会员作学术及人生观问题的座谈，与胡适关系密切。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更是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热烈地鼓吹实用主义，宣称它是思想解放的旗帜。
第二， 一九二零年在上海的毛泽东恰好碰到了来此讲学的杜威。在由黄炎培主持的江苏省教育会为杜威的讲演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是众多热心听众之一。一九四五年他还向黄炎培提及此事。
第三， 一九二零年十月，杜威来到湖南长沙讲学。毛泽东亲自担任大会纪录员。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当时对实用主义的兴趣，还不简单的是限于一般的肤浅的研究。实用主义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难说晚年的毛泽东一定比他青年时期的思想更成熟、更先进、更代表历史进步的潮流。但是，不论成败，有一点确定无疑，就是毛泽东吸取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许多东西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下面，本文就从这种影响的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这种影响。
首先，从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对毛泽东的积极影响方面，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 实用主义认为，哲学不可以离开可观察的经验事实而虚构性而上的本体的做法，强调哲学命题应该和人们的经验事实联系起来研究。什么是经验？经验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统一体，起源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人做用于环境，环境作用于人，人又受到自己行动后果的影响。这种行为与环境的密切联系，就形成了我们的经验。杜威强调经验对人的重要性，而且认为经验因人而异，也就是说经验依赖于主体而不是客体。胡适说得更加清楚：“我们各有特别的兴趣，兴趣不同，所留意的感觉也不同。……一个诗人和一个植物学者同走出门游玩，那诗人只见得日朗风清，花明鸟媚；那植物学者只见得道旁长的是什么草，篱上开的是什么花，河边栽的是什么树。”[1]胡湘哲学是面对生活的哲学，强调“力行而后知之真”。所以毛泽东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有天然的亲切感，也非常重视经验对实践的重要意义，反对传统中国哲学脱离社会实际生活，限于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的研究，主张以现实生活为哲学研究对象，以经验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比如，当谈论到幸福，“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此语甚然。君子小人于欲发显自我一也，不过其识见有高下之别。”[2]在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中，他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他也保持一贯的务实作风。比如在秋收起义后攻打长沙的问题上，毛泽东就没有听从错误的命令，而是把队伍拉到井冈山建立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也是根据时代的需要调整政策，所以他能让在西方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仍能茁壮成长，不断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 杜威是教育大师，终生提倡平民教育。他说，教育事业若不从大多数平民着想，若不提倡平民主义教育，那么一般平民就终日碌碌而觉得人生无趣，就会对一切产生不愉快的反应。[3]在杭州、南京以《平民主义教育》为题再次发表演说时指出：我观察中国的社会教育，受教育者也大多为有势力有金钱的贵族子弟，根本没有平民教育，并且又偏重男子，轻视女子，像这样的教育就叫阶级教育。平民教育乃是公共的教育，是国民人大人所应享受的。所以美国小学校称之为公共学校。社会上劳力的人，有为生活所迫，不能为子女谋教育，则应当设法使他们享受，这样才可以称之为公共教育，而学校也成为公共的学校。[4]毛泽东严厉批评那些只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贵族主义教育方针。这里面当然有农民知识分子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成份，但是也是针对当时中国教育体制时弊的。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杜威的教育思想，认为平民主义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遍选举，民主政治，在经济上要求平均分配，而且要求在教育上要有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平民主义教育方针，就是要强调全体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必须普及，特别是要深入到生活贫苦的平民中去。同时，杜威还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5]毛泽东接受了杜威的这种思想和工具主义教育理念，强调教育必须面向实际生活，为解决实际生活提供知识工具和能力预备。在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到文艺时，特别指出文艺应当面向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6]，明显有杜威教育思想的痕迹。
第三， 杜威的政治哲学也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杜威的政治主张一个重要部分是民治主义，而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也主张湖南自治采用社会主义和民治主义的方针，认为只有尊重民治主义，才能使湖南实现民主政治。毛泽东后来很重视群众路线，主张群众的权利应该由群众自己伸张，喜欢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可以看成在东方文化的视阈里对杜威民治主义思想的误读。
第四， 想谈一点，毛泽东对任何学说的接受都不是盲目的、随意的。他的着眼点是吸取其中的合理成份而为我所用，成为建立一个新哲学体系的材料。对于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收也是有选择性的。而且他善于在比较中取长补短。杜威实用主义哲学，被胡适概括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土地上肯定是不适用的。毛泽东从这点上出发就没有接受杜威的思想。因此杜威止步的地方，恰恰是毛泽东新的发展的地方。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曾经说过，他之所以能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上。而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恰恰就建立在前人的成果上。
其次，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种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移植到东方的土壤上，往往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很活跃，各种新思潮纷纷登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此时西方几百年的思想都在横向上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都被渴望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志士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但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几年后许多思想都销声匿迹了，被中国人抛弃了。能被留下来，并在后来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都是经过东方文化的选择吸收，变得更适应中国的实际，因此呈现出与原来不同的面目来。但是这种改造有得有失，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好好反思。我总结的其中消极方面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把实在和人联系起来，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中理解实在，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把这个推向极端，认为人的思维之外没有任何“独立”的存在，那么就是唯心主义的思想观。毛泽东接受了这种实在观念。他说：“余曰：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实在有生活者也。”[7]虽然以后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但是杜威的这种唯心主义思想影响并没有消失，反而逐步发展，愈演愈烈，以至于后来国家的一系列错误，比如“大炼钢铁”，还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都是唯心主义思想观的体现。
第二， 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片面强调教育的普及性，就成为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平均主义理想在教育领域的体现了。毛泽东说：“看学术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共，每人都可取得一份。”[8]这对打破学术的神秘性和少数人对学术的垄断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把学术看得如此之低，以至于到后来人人都可以搞学术，创作诗歌，就成为不尊重学术、忽视学术自身规律的举动了。同样，片面强调知识必须成为处理生活实践的工具，教育对于生活的工具功能，也就等于抹杀了教育的独立性和在培养美感方面的作用。
第三， 杜威的民治主义政治思想包含着许多内容。但是如果片面地强调搞群众运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那并不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恰恰是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民主的表现，是和现代民主制度基本原则相背离的行为，是专制的另一种方式。
第四， 杜威思想中虽然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积极的一面应该肯定。比如，杜威提出了人们认识事物或人们思维的五步说：疑问、问题、假设、推理、证明，并作了详细论证。胡适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但是随着后来毛泽东的转变，特别是建国后对胡适的批判，这些好的东西都抛弃掉了，是很可惜的。
总之，从上面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对毛泽东的影响，而且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思想。考察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时，既要肯定毛泽东的个人杰出贡献，也不能忽视了他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的现代哲学的借鉴和吸收。但是，在历史上，研究者长期忽视这两方面的影响，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慎思。[完]
注释
[1]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存》卷二，第439—410页
[2]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江年
[3]《杜威在华讲演集》江苏省第二师范学校编，1919年10月版，第9页
[4]《杜威在华讲演集》江苏省第二师范学校编，1919年10月版，第22页
[5]杜威《我的教育信条》，劳伦斯 A 克雷明主编《杜威论教育》，1959年英文版，第21页
[6]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2001年7月第一版，第192页
[7]《<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
[8]《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新时代》第1卷第1期，1923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