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序言
聂 焱
一
这是一本集众家之说，解读王希杰修辞思想的书。
王希杰，1940年10月13日生于江苏淮安。196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希杰1959年就开始写作，1960年，就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列举和分承》、《鲁迅作品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从此开始了他的修辞学研究生涯。四十余年来，他在语言学原野上呕心沥血，辛勤开拓，精心耕耘，锐意进取，写出了大量高品位的学术论著，为学界仰目。据不完全统计，到2002年年底，他在海内外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近600篇，独自出版著作近20部，与人合作出版著作3部，主编、合作主编或参编的著作近10 部。其学术论著数量之多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是不可多见的。在这些语言学论著中，暂且不说他那几百篇构思精巧、思路奇特、文笔活泼潇洒的语言随笔小品，也不说那数百篇命意新颖、深刻独创的论文，单就其新见迭出、自成体系的五部修辞学著作——《汉语修辞学》（1983）、《修辞学新论》（1993）、《修辞学通论》（1996）、《王希杰修辞学论集》（2000.9） 和《修辞学导论》（2000.12）——而言，就为中国现代理论修辞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王希杰在学术原野上为什么会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呢？我想，无非是内外两个原因：一是社会这个大环境以及他所置身的小环境为他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这是客观原因，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说；二是他本人良好的学术素质，这是主观原因。一般来说个人的主观努力是促使其事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王希杰具备了下面几方面的学术素质：
专业基础扎实，相关知识广博。这是保证一个科研工作者有科研能力、开拓学术思路、加深学术认识的前提。王希杰上大学时，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方光焘，全面系统地研习解读过现代语言学鼻祖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认真钻研了语言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在理论语言学上打下了坚实的根底。不仅如此，他还博览群书，在哲学、美学、文学、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无论古今中外，也不管高雅通俗，都广取博收，这就使他的知识体系既广且深，成为一个立体结构。在这样的专业基础之上，他对修辞学、语法学、语义学等语言学的分支学科都做过深入独到的研究，尤其是对修辞理论有突出建树，被认为是新时期中修辞理论上成就最高的一位。
关心学术动态，投入学术活动。随时关注最新学术动态，培养强烈的学术情报意识，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并投入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这是了解学术行情，获取学术信息，扩展学术视野的必由之路。王希杰对语言学界特别是修辞学界的学术动态和行情既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关注；既有历时的纵览，也有共时的审视，这就使其对学术走向的认识和自己的研究能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他还能热心、积极地投入学术界的多种活动，如：他和吴士文一起发起并创立了中国修辞学会，曾担任秘书长；创建了江苏修辞学会，担任会长。他积极组织并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如组织江苏修辞学会召开了10余次学术年会和6次“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同袁晖、李晋荃联合发起并召开了近10次“语法修辞学术座谈会”；往往被邀到国内许多大学和有关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作学术讲演；组织或主编出版了《修辞文汇》、《修辞文荟》、《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等多种论文集以及参编了多种语言学教材。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以权威、名人自居，经常广泛接触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同他们进行或面对面的、或书信式的学术对话，以对某个问题加强交流和研讨，因而他身上总是有一股学术的青春活力和气息。学术研讨应是开放的，学术事业是千百万人的群体的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事业，学术的发展尤其要寄希望于中、青年。一切封闭固步，单枪匹马的学术行为和心态都是不利于学术发展和繁荣的。王希杰关心学术动态、投身各种学术活动的心态和行为既提高了自己，又激励、培养了中、青年人，对我国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敢于超越他人，勇于反思自己。一切科学研究，只有不迷信前人、权威、名人、专家，不固步自封、固守成见，大胆解放思想，敢于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向他人和自己挑战，才能培养研究者勇于坚持真理、批判错误的学术胆识，才能促进科学的进步和繁荣。王希杰首先是敢于进行学术批评、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肯定、借鉴、继承他人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冲破前人、权威的学术囿域进行理论创新。在修辞学界有这样的论调：二十世纪，中国修辞学的理论框架或理论范畴一直是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没有大的突破和创新。事实并非如此。别的不说，仅王希杰的修辞思想而言，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修辞学发凡》的理论框架，如他的“语言”观、“修辞”观、“修辞学的对象、范围、性质”观、“辞格分类”观，尤其是“修辞原则”观、“同义手段”观、“四个世界”观、语言的“潜—显”理论和“零度—偏离”理论以及“语言的缺漏性和不自足性”、语言现象的“转化”观、研究语言和修辞的方法（如用多元运演法、尤其是用演绎法）和方法论等等，都是对《修辞学发凡》理论体系的超越或突破。可以说，王希杰的修辞理论比陈望道的前进了一大步。在学术研究上超越别人难，超越自己更不容易。但王希杰却不但能超越他人，也能超越自己，能对自己的学术思想不断地反思、否定、创新、发展，不断地开拓、深化，不断地走向新境界。如他对自己语言观的超越，用高万云的话说就是：“王先生的语言观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方光焘的改造过的索绪尔的语言观，二是王希杰化了的方光焘改造过的索绪尔的语言观。从索绪尔那里王先生吸取了语言的‘系统’理论，语言与言语、历时与共时、组合与聚合等二元对立理论；从方光焘那里，王先生吸收了‘语言和言语没有阶级性’的理论。在此基础上王先生自己融合了古今中外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多种理论，舍弃了索氏形而上学的一面，揭示了语言的非系统特征，自我调节特征，开放动态特征，缺漏与不自足特征，从而还语言一个较为完整的面貌。”（《王希杰语言学研究的整体评价》见何伟棠主编《王希杰修辞学论集》前言之二）可见，王希杰语言观变化的第二个阶段是对第一个阶段的超越。这种超越，既超越了别人，又超越了自己，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语言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又如在“修辞学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一修辞学的核心问题上，他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在70 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把修辞学从以辞格为中心的狭窄牢笼中解放出来，他认为“修辞学的对象是语言运用问题，是为了提高表达效果而对语言进行的加工现象，也就是同义手段选择问题”（何伟棠主编《王希杰修辞学论集》P181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到80年代后期，中国修辞学出现了繁荣景象，为了进一步繁荣汉语修辞学，进一步拓宽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他又提出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是一切的说写者，是一切的听读者”，“是一切语言环境，是一切话语。”（同前P196）到了90年代中后期，根据修辞现实，出于一个修辞学家对社会的良知和责任，为了把骗子说假话等反修辞、伪修辞排除在修辞学之外，于是他又呼吁修辞学界“收缩阵地，清理门户”，提出：“当前中国修辞学的出路，就是一定程度上向传统修辞学回归，即重新回到‘修辞立其诚’的立场上来。”（同前P115）后来又提出，对“修辞立其诚”或“诚信原则”不能局限于传统的解释或理解，应当有新的解读或诠释，因为，“现在的解释都有些陈旧，缺乏新意，也不适合于这个时代”。（王希杰2002年9月21日给聂焱的信）他认为，“诚信”不一定就只指“说实话”，从“善”的愿望出发说假话，并不违背诚信原则等。可见，在修辞学的对象问题上，他总是根据修辞研究的现实和言语交际的现实不断地超越自己的观点，使修辞理论能切合实际地指导人们的修辞实践。再如对修辞原则的确定和认识，在《汉语修辞学》中，他把修辞原则确定为“把握交际对象；保持自我本色；同语言环境相一致；明确前提；视点适当”五个方面。在《修辞学新论》中，他把修辞原则确定为“语言材料的规范性和变异的适度性；信息的真实、切题、适量性；对语言环境的得体性”三个方面。但到了《修辞学通论》，他又提出上两本著作中的所提原则都不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修辞学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一切其他的原则都从属于这个原则，都是这个最高原则的派生物。这个最高原则制约着和控制着一切其他的原则。”（P343）在《修辞学导论》中，他仍然将“得体性”确定为修辞学的最高原则，并认为“得体性原则应当是真善美的统一。”（P73）在给聂焱的信中，他又这样说：“我认为，修辞学是得体之学。修辞学的最高原则是得体性原则。……这个得体主要不是语言自身的事情，而是文化和心理现象。我一向不同意修辞学是美辞学的说法。修辞学应当是真善美统一的学问，而且在东方，在中国，修辞学更是一种善的学问，是善作为最高原则的学问，是在善的统帅下的真善美的统一。这个统一，如果通俗一些说，就是得体。并不是同‘准确、鲜明、生动、委婉、含蓄’并列的得体。所以，我们应当区别开：A、作为一般语词的‘得体’和修辞学术语的‘得体’。B、作为同鲜明生动含蓄委婉相提并论的‘得体’，同作为修辞学的最高原则的‘得体’。如果害怕混淆，也可以叫做‘W原则’或‘X原则’。但我又担心，过分强调修辞学的得体性、向善性，过多地向伦理学靠拢，会不会导致修辞的消失呢？向善性是修辞活动的出发点，不能成为修辞学理论大厦的基本结构。”（2002年10月18日）显然，王希杰对自己提出的修辞原则由五条到三条到一条，越来越具有简单性、概括性和解释的普遍性，后者都是对前者的超越。而且对得体“是在善的统帅下的真善美的统一”又作了自我质疑和反思。语言观的问题，修辞对象的问题，修辞原则的问题及修辞本质、修辞学的性质问题，都是修辞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核心问题，王希杰总能不断对这些问题提出新的疑问，新的看法、新的可能性，总能不断反思、深化自己的观点。不故步自封，不囿于成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超越自己，这就是他的学术品格。“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思考，才能有思想，才能有创见，才能超越别人，也超越自己。王希杰在给聂焱的信中又说：“西方人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是的，我的生命就象这芦苇一样脆弱。如果我没有思想，那么，我还不如芦苇呢！我思固我在，那么，我就继续去思索。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得去读书，有思想就应当写下来。所以，多少年来，我相信的是：读书——思索——写作！这就是我的命运。我将继续走下去，走下去！”（2002年10月18日）这就是读书、思考、写作的王希杰，这就是超越前人、名人、权威的王希杰！这就是能超越自己的王希杰！
既能重视理论，又能关注现实。在几十年的语言学研究生涯中，王希杰牢牢记住了上大学时方光焘师对他的告诫：“真正的科学研究决不是罗列事实。真正的科学研究必须是从一定的原则、原理出发，占有一定数量的可靠的语料，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方法论原则来加以分析，然后抽象概括为理论，最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转引自胡裕树《修辞学新论 序言》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10月）因此，他十分重视理论，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语言研究的目标之一。在他的头脑中有一个理论框架，任何一个语言事实或一个语言学问题，他都放到这个理论框架、关系网络中去考虑，而不孤立地就事论事，单纯地罗列排比事实。他利用一定的理论原理和原则分析语言事实，再将对这些事实的认识上升为新的理论，以之进一步认识语言事实、语言本体。他在修辞学、语法学、词汇学、社会语言学等方面的理论体系都是按照这一思路建立起来的。
王希杰是一个理论语言学家。他在普通语言学理论、语法理论、修辞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建树，对语言学理论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他的理论又不是把自己深锁在书斋中苦思冥想虚构的空中楼阁，而是凭着一个语言学家对语言事实的高度敏感性，植根于对语言现实的细微、深刻的观察基础之上的。当他在广西河池的大街上发现有人在市场上出售“鸡苗”时，就推断有可能出现“鸭苗”、“鹅苗”、“狗苗”等，而不可能有“人苗”、“虎苗”，果然，走不远就发现有人在出售“鸭苗”。当在广西柳州看到有“汽配”时，他对自己的研究生说：许多人工制造物都有配件，但大都无“X配”的说法，比如“导配”——导弹配件，“飞配”——飞机配件，这是因为这些都不如汽车配件那么普遍，那样大众化，一旦社会需要还是有可能出现“X配”形式的，比如“摩配”——摩托车配件。此后不久，社会上果然出现了“摩配”一词。王希杰认为广告语、笑话、语言游戏、叫卖语、吵架语都是语言研究的材料，他还经常提醒他的学生注意研究课桌文学、宿舍语言、街道和商店名称等。他还发现，一些潜词、潜义的显性化还会改变词汇系统内部的平衡，如“博导”的出现就引起了“导师”的失衡。他研究语言所选用的材料，古今中外、东南西北、庸俗高雅、书面语口语都有，都是人们在语言实践中运用的例子，范围十分广泛。可见，王希杰特别留心生活，注意观察人们使用语言的实际情况，并能推断、预测语言使用的未来趋向。他的潜语言理论的建立，就是以生活中出现的语言事实为依据并运用演绎法的结果。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王希杰重视理论，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揭示语言的自在规律，并用规律指导人们的语言实践。因此，他的修辞学著作、语言小品既有理性的思辩，又有实用的品格，是理论和实用相结合的结晶。
方法论意识浓厚。在科学研究上，谁不重视方法，谁就达不到目的。只有科学的方法以及采用该方法所达到的目的，才真正符合科学的含义。科学的发展常常伴随着观念的更新和方法的变革。方法的创新和先进，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审视王希杰数十年来的语言研究尤其是修辞研究，他所带给学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奉献了数百篇论文、几十部著作，也不仅仅在于他有超前的理论意识，有不断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由此带来的观念更新和理论突破，还在于他在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所展示的意义。
王希杰是一个方法和方法论意识很浓厚的语言学家，他的“方法”意识既表现在宏观的反思和把握，又表现在微观的“拿来”和渗透两个方面。
首先，在宏观上，他力图以辩证法为统帅，运用辩证法的原理研究语言。他多次呼吁，修辞研究要多一些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这是因为：语言要素诸如语音、语汇（语义）、语法本身就充满着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语言运用或修辞活动中充满了矛盾的对立和相互转化；修辞的任何一条规律和规则本身都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和条件，同时它和其他规律、规则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总之，因为修辞活动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动态过程，其中存在着多种因素和矛盾。如果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修辞活动，只抓住其中个别因素和矛盾，忽视了其他相关的因素和矛盾，都是很难取得最佳表达效果的。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就要全面地动态地把握交际活动中的各种因素，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处理矛盾双方的对立和统一，善于促成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妥善地处理多种因素的平衡关系。他把辩证法作为修辞研究的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最高的方法和方法论原则，在这一“统帅”指导下，他针对研究对象的特点和不同情况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比较法、转换生成法、义素分析法等等。但他认为，任何一种单独的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普适的，都需要用其他方法来弥补其不足或缺陷，因而，他往往将多种方法相结合，使之产生互补性。如在逻辑方法的选用中，他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等相结合；在科学方法的选用中，他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逻辑与直观和顿悟、定性与定量、描写与阐释、假设与实证等相结合；在语言学方法的选用中，他将语言与言语、形式与意义、共时与历时、组合与聚合等相结合。总之、王希杰在语言学和修辞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就整体看决不是单一的，就对某一问题的研究看，也不是单一的，就处理这一方法和那一方法之间的关系看，是互有联系、并非孤立的。王希杰本人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古今中外法”，我们称之为“多元运演法”。在王希杰所运用的众多方法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元互补法和演绎法。
二元互补法，就是阴阳互补法，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典型的东方智慧。这一智慧的精髓就是阴阳的对立转化、互补和谐。最能全面深刻体现这一思维方式的著作就是《周易》。一部《周易》，在不变中求和谐，在应变中求得体，在适变中讲适度适量，充满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其卦象中，凡具备刚柔相济、阴阳和谐、六爻当位、近爻互比、内外相应等特点的都属吉卦，因为它们象征着宇宙的对立统一、和谐得体。最能简明直观体现二元互补精义的是太极图。图式中的阴阳鱼形象生动地揭示了阴阳对立而又和谐统一这一形成宇宙的奥秘，动态地展示了阴阳双方彼此依存、相互制约、消长转化的态势，阴阳双方互补共生，相反而又相成，象征着宇宙万物遵从对立统一法则实现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就是“中道”、“得体”，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作为一种方法或思维方式，二元互补法的最大特色是简单明了，概括度大，对立转化，辩证互补，追求和谐。王希杰在《略说汉语、汉语修辞和汉文化》（1996）中说：“为了汉语修辞学的科学化和科学的品位，我们应当向《周易》学习：在汉语修辞学中，追求最简单化原则，力求寻找到最少的概念术语和范畴，并且在这些少量的概念术语和范畴之间寻找到它们内部的逻辑联系，再象《周易》一样逐步地逐层地推导出二级三级四级的概念术语和范畴来，最后在此基础上来建立我们的汉语修辞学的体系。”他的《修辞学通论》正是借鉴继承了阴阳对立转化的生成模式，用三组具有高度概括力的初始概念——四个世界（语言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物理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作为修辞学范畴和一个“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构建了其修辞学理论大厦。
演绎法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方法，即从已知的一般原理推导出关于个别对象的结论的方法，其结论具有必然性。同从个性中找出共性、从特殊性中找出一般性的归纳法相比，演绎法冲破了由于“每一种归纳都是不完备的”而导致结论具有或然性的局限。归纳是经验性的，而演绎却具有预测性；演绎的前提是归纳出的结果，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因而，王希杰认为，为了建造修辞学理论大厦，必须同时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他运用演绎法，提出了修辞的“零度和偏离”理论，建立了一个一般修辞格生成过程的模式，认为修辞是对零度效果的大偏离，修辞规律是这些正偏离和负偏离的模式，修辞格是对语言规则和语用规则多次偏离后形成的一些相对稳定的模式。用这个模式建立起来的辞格系统是一个大辞格系统（见《修辞学通论》、《论归纳的辞格和演义的辞格》）。他运用演绎法，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理论，演绎出一个比喻由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转化的模式，并将其形式化符号化（见《比喻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他运用演绎法，以双关为例，建立了修辞格的分类和分布模式（见《论双关》），在对辞格做精密化研究的同时，力图对辞格进行概括化。他运用演绎法，建立了辞格之间是否相容的关系模式（见《修辞学的现实与理想》），通过这个模式，可以考察辞格之间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及组合化合能力等，为新辞格的发现提供理论指导。总之，王希杰的演绎法把唯物辩证法同现代语言学理论（如转换生成理论）相结合，为修辞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令人惊喜的方法通道。
其次，在方法和方法论的运用上，王希杰还是一个“拿来”主义者。凡是对修辞研究有用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不管是哪一学科范畴的，也不管是古今还是中外的，他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如东方智慧的二元互补论，美国L A 查德的模糊理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比较法，美国乔姆斯基语法学的转换生成理论，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组合与聚合、历时和共时、语言系统理论，现代语义学的义素分析理论以及现代科学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还有混沌理论，语言心理学、语言美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哲学、数理逻辑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被他拿来，作为其修辞研究的工具。他把这些方法和理论或渗透于其修辞理论的整体，或渗透于其中的某些部分。因此，王希杰的修辞学体系不仅是一个概念的体系，同时也是一个方法的体系。他提出的许多概念或理论范畴如“潜和显”、“零度和偏离”、“四个世界”、“语流义变和情景义变”、“得体性原则”等其实已经成为修辞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被广泛运用着。
学术胸襟宽阔。学术研究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应是“一花独放”或搞“一言堂”。因此，每一个研究者应当容许各种学术观点的出现、存在，应当以十分宽容、达观的心境对待他人的学术思想，而不应唯我独尊，唯我独是，唯我独存，打杀他人。这样，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王希杰就有宽广的学术胸襟，他并不认为，只有自己的学术观点、体系才是对的，别人的都是错的，只有自己的才是高明的，别人的都是低级的、不值一提的。他说：“我一向认为，相同的修辞或者语法现象之上，是完全可以产生两种以上修辞或者语法学体系的，而且可以适应不同的需要”，“我一贯反对的是认为只有自己的修辞学或语法学体系才是唯一科学的，而把他人的修辞学或语法学体系全部说成是不科学的，低级的，荒谬的，这其实是非常可笑的。” （见王希杰 聂焱《关于<修辞学通论>的对话》）例如，在对陈望道的“两大分野”说的态度上，学术界有两派，一是坚持发展派，这一派为了强调陈望道和他的《修辞学发凡》，就贬低一切其他的修辞学著作，甚至通通否定，加以嘲笑挖苦；另一派是反对派，有个别人的态度还十分坚决，认为消极修辞是子虚乌有。而王希杰则以为，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利于修辞发展的做法。他说：他的《汉语修辞学》并没有采用两大分野的学说，是因为他觉得不好区分“消极”和“积极”，而且似乎也没有必要将二者区分，但是他并不反对别人以两大分野说为纲构造修辞学著作。他还说：两大分野说“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不过，并不是唯一的。在《修辞学通论》中，我自己还是不愿意采用积极和消极的两大分野，但是我反对谭永祥对两大分野的批评和嘲笑。我认为消极修辞是存在的，可以搞的，对人有益有用的。我不搞消极修辞，但是不能反对别人来搞，甚至欢迎别人来搞。搞消极修辞是有社会效益的，是社会所需要的，不可缺少的。” （同前）王希杰不仅对《修辞学发凡》的“两大分野”说持达观态度，而且对语言学界、修辞学界的其他学术体系和观点也持十分宽容的态度。尤其是对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学术思想（哪怕是幼稚的），他不仅不挖苦嘲笑，还热情地肯定、支持，鼓励他们大胆发表个人见解，许多中青年学者因之而对王希杰感佩，因之而大胆发抒己见，而作出了优异的成绩。
二
王希杰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大家之一，他用满腔的学术热情、严谨的科学态度、超前的科学意识和先进而灵活多样的科学方法铸就了其独特的修辞学体系。他的学术思想不仅在国内语言学界（尤其是在中青年语言学者中）颇具影响，而且还蜚声海外。学人们不仅在论著中往往引用他的学术思想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利用各种形式对其讨论：第一，以个体的形式，或写单篇的评论（这种情况最多），或出专集、专著阐发其学说，如李名方主编的《得体修辞学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9年8月）、李晗蕾的《零度偏离论》（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2年12月）等；第二，以群体形式研读王希杰，如1993年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出版十周年座谈会”，《修辞学通论》出版后一些中青年学者自发组织的“‘三一’语言学笔会”等；第三，有些学术刊物或著作设专题研讨王希杰，如池州师专学报自1992年起开设有“王希杰语言学研究”专栏，李名方主编的《跨世纪的中国修辞学》（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内有一组名为“修辞学评论”的文章专评《修辞学通论》等。此外，王的学术研究还被介绍到国外，在国外学者和语言学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日本学者清和大学教授加藤阿幸多次在日本的学术会议上介绍王希杰的学术研究成果及王所主持的学术活动，还发表了运用王的“潜 显”理论研究汉日语言翻译中的某些难题的论文；2003年5月，加藤阿幸和许山秀树主编的《王希杰言语文化随笔集》由日本白帝社出版；2002年5月，在由俄罗斯举办的语言学学术会议上，莫斯科大学副博士研究生张骏强介绍王希杰的“潜 显”理论的论文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并收入了会议论文集。
至今，我收集到的仅评论阐发王希杰修辞学思想的论著目录近200条，肯定还有一些遗漏。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像王希杰这样，被如许多的人写如许多的文章进行解读，可能是由于王希杰不容易解读吧！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越是不容易探究的，人们越想探究，越是人们不容易知道的，人们越想知道。
学术界对王希杰修辞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修辞学》、《修辞学新论》、《修辞学通论》、《王希杰修辞学论集》、《修辞学导论》这些代表性的著作以及语言随笔小品上。如果从内容上来分，研究的范围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
1、王希杰的“语言”观；
2、王希杰的“修辞”观；
3、王希杰的修辞理论：一是宏观体系，二是修辞学范畴，如四个世界、显性和潜性、零度和偏离、同义手段、辞格体系等；
4、王希杰的修辞原则；
5、王希杰修辞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
6、王希杰修辞思想对古今中外的继承、借鉴与自我创新；
7、王希杰的修辞思想同他人修辞思想的比较研究；
8、王希杰的学术研究历程；
9、王希杰的学术人格及学术成果品位；
10、王希杰学术写作的语言风格及文风；
11、王希杰修辞学论著的不足之处等。
学术界对王希杰修辞思想的看法并非一致，也有争鸣，诸如：
1、王希杰90年代以来的语言学思想是否为后结构主义的？如孟华、陈炯认为“是”，高万云认为“不是”。
2、王希杰的修辞思想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大概有三种看法：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同人文主义的结合，但侧重于人文主义。
3、《修辞学通论》是修辞性的语言学理论著作？还是修辞学理论著作？如孟华以为是前者，学界大多数人认为是后者。
4、根据《修辞学通论》的理论体系，修辞原则应确定为“得体性原则”还是“可能性原则”？大多数学人认为是前者，孟华等学者以为应是后者。
5、王希杰的“三一”理论是以“四个世界”为纲的体系？还是以任何一组概念都可为纲，纳入一切研究对象，就能建立一个理论体系？孟华、史灿方等认为是前者，大多数人认为是后者。
6、王希杰的修辞学论著遵循的是科学的最简单原则还是繁琐哲学？大多数人认为是前者，而有人认为是后者，如谭永祥先生。
等等。
三
有人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理论界存在着三个主要学术派别或思潮。它们是理性主义（即所谓“京派”）、人本主义（即所谓“海派”）和后结构主义。确切地说，后二者仅仅称得上思潮，而理性主义汉语理论才是汉语界的主流，才真正称得上学派。”（孟华《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后结构主义——走向对话的汉语理论界》载《毕节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笔者以为，学派与学术思潮并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不同。什么是学派？学派即“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缩印本1980年8月第一版P1126）窃以为，一个学派的形成大概应同时具备下列几个主要条件：一是有一个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完整的独特的被公认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二是有一个同一师承的以某种独特理论体系为主导的学术研究群体；三是有一批具有独特理论体系为主导倾向的学术论著。王希杰的学术思想——“‘三一’语言学”理论是否为后结构主义，还可继续讨论，但其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不仅被学术界公认，且已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不仅他本人有自己独特学术体系的丰硕成果，而且在中国，还有一批以中青年为主的数量可观的研究群体以“‘三一’语言学”理论为导向从事学术研究，并且生产出了一定数量的学术产品。那么，王希杰的学术思想是否可称为一个流派呢？即使它目前还不能算作一个“流派”，只能称之为一种“思潮”，但思潮是学术理论界最具先锋、前卫意识的推进力量，没有各种思潮的对立、并存，是不可能带来学术繁荣的。不管怎么说，王希杰的“三一”语言学理论已成为中国语言学理论的一支生力军，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尤其是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推进力量，这一理论体系还将对21世纪的修辞学产生不小的影响。
任何一门学术的繁荣和发展都是离不开学术批评的，修辞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样离不开修辞学批评。修辞学批评如果作为一门学问的话，就是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新论》中提出的“修辞学学”，不过在传统上被人们认为是修辞学的一个分支或一部分，包含于修辞学中，正如文艺批评被认为是文艺学的一个分支或一部分，包含在文艺学中一样，没有相对独立的名分。就此而言，修辞学学实际上是早已有之的，只不过被称为修辞学批评罢了。王希杰先生首次提出“修辞学学”这一术语，当然是一种创见。修辞学学的出现，是以修辞学的多元、发展、繁荣为前提的。如果说，以修辞学说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就叫做修辞学学，那么，研究王希杰修辞学说的论著是否可以叫做“王希杰修辞学学”呢？从理论上来说，我想是可以的。但从作为一门学科的严格意义上说，暂时还不可以。因为尽管对王氏修辞思想的研究已有大量的文章问世，但还只是一些零碎的东西，不完整不系统，还没有形成作为“一种学科”的气派，一旦王氏修辞学说的研究具有了完整性系统性，或曰具有了一门学科的“气派”时，我们就可以将其称为“王希杰修辞学学”了。
如果说“修辞学学不但是修辞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修辞学进一步繁荣的必要条件。”（王希杰《修辞学通论》P54）那么，“王希杰修辞学学”的出现就不但应是王希杰的修辞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应当是促进王希杰修辞思想进一步繁荣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期待着严格意义上的“王希杰修辞学学”的出现，也期待着王希杰修辞思想的进一步繁荣。同时，我们更加期待着中国修辞学的发展促进中国修辞学学的发展，从而促进中国修辞学的进一步繁荣，在这个新世纪里。
这，就是我们编这本《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的初衷。
2003年5月4日于贺兰山下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