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殇

第一幕：

2005年4月，南京市一所高校上演了一幕学生以老师嫖娼为名，要挟老师向其索要一万两千元钱的闹剧。近日，这几名学生因涉嫌敲诈勒索被栖霞区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几个大学生请自己的老师去嫖娼，然后拿着老师当日所用的避孕套去敲诈索要万元封口费，前前后后就像经过精心的策划一样，而这位大学老师舍弃了自己的名誉，寻求了法律的帮助将他的学生送上了法庭。另外，北京交大一老教授被指以专业课试题为诱饵诱奸女研究生；中国戏曲学院一老师在学生补交结业论文之际在宿舍将其强奸而被拘留；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因嫖娼辞去院长职务……发生在高校教师身上的一幕幕丑闻，不仅让人感叹：师德何在？这样的高校老师怎能教好学生呢？也难怪社会上会有“白天教授，晚上禽兽”的讽刺说法。

第二幕：

接近年底，将于明年7月离开校园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求职就业高峰期又将到来。然而，记者走访东莞市内婚介所时发现，临近毕业，不少女生却无心找工作，往婚介所跑得比人才市场还勤快。据了解，在日益沉重的就业压力下，婚姻成为不少女生的另一条“退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稳定收入成为她们择偶的首要条件。与这种现象相呼应的是，近年东莞婚介所登记会员低龄化趋势更为明显，在各交友网站，不少女性会员的年龄都低于20岁。

征婚心态 羡慕室友毕业就做全职太太

小陈是东莞某学院的大四学生，不打算考研的她明年7月就要正式告别校园进入社会。在初尝找工作的艰辛之后，小陈来到东莞一家大型婚介所登记征婚。

“我是学计算机技术的，但是这种技术工作又辛苦又枯燥，而且工资也低。好一些的单位竞争特别激烈，参加了几次招聘会就觉得心灰意冷。”小陈说：“我有个室友，在我们几个四处奔走找工作的时候，她就悠闲地在宿舍上网。原来，她的男朋友已经工作四五年了，在东莞有车有房，月入过万。她毕业后就结婚，然后做全职太太，根本就不用出来工作。这种生活比在外面奔波好多了，所以我就去婚介所登记征婚。”

据东莞某婚介所工作人员介绍，像小陈这样的女孩子，并不在少数。最近不少女大学生到该婚介所登记，绝大多数是“临时抱佛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有的女生一天安排两三场相亲，比去招聘会还勤。

在东莞婚介交友中心网站上，记者输入“16～25岁”、“女性”两个搜索条件，搜索到2893位符合两个条件的女性会员，占该网站6107名女性会员的近一半。考虑到19～24岁是大多数人读大学的年龄段，记者又设定“19～24岁”、“女性”、“本科”三个条件进行搜索，搜索结果也多达206位。

征婚条件 注重对方经济基础赚钱能力

据婚介所罗小姐介绍，在她们婚介所登记的女大学生，有的要求对方月入近万，有的要求对方是教师、公务员，有的则要求对方是香港人。总的来说，都比较注重经济基础和“可持续”的赚钱能力。

“我们这曾来了一位出生于80年代末的女大学生，长得很漂亮，身高1.65米，皮肤也白，征婚时明确要求对方必须有本地户口，另外还要有房有车，其他条件则比较宽松。”新鹊桥交友俱乐部陈小姐给记者提供了一个案例，“我们就给她介绍了一位比她大十几岁的成功男士。这名男士除了要求女方年龄在25岁以下、外形漂亮以外，对学历、户口等都不在乎。双方一拍即合，现在两人已经喜结连理了。”

第三幕：杨帆门

中国的大学被冷落多年了。当然，大学生还是受关注的，只要随便浏览一下网页，就会看到无数关于什么大学女生的破事，要不就是某大学校花啦什么的。黄色网站上更是有数不清的偷拍大学女生做爱啦之类的视频。大学在大众的潜意识中已经是一个足以勾起性幻想的名词，至于大学女生啦，女研究生啦就更是不在话下。

可是事情在2008年刚一开始就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杨帆门事件”关于这个众说不一的事件，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真相，使人迷失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反而更难接近事件的真相。这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就是格斯范山特的那部获得欧洲大奖的《大象》。那也是关于教育的事件。对于多年前发生在美国的那起校园枪击案，当时的美国传媒也进行了汪洋大海般的报道，到最后，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不过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没有几个人真正关心事件背后凸显的教育危机。“杨帆门事件”在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令人无奈的是，我们只能通过传媒去了解这件事。即使真正经历了那件事的同学们，又有谁敢保证自己所见的就是真相呢？说的就是真相呢？黑泽明的《罗生门》已经告诉我们，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是很难还原的，人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掩盖部分真相。但是我在这里不想宣扬一种不可知论。我认为，虽然真相难于寻找，但有一些基本的事实还是摆在那里的，正如《罗生门》里，我们最终虽然还是不知道真相，但我们知道的是，武士被杀了，真砂失身了

那么这件事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当今大学之殇。

教授——叫兽

小说《所谓教授》描写了大学校园里的一群知识分子，与人们心目中清高、正直、无私、满腹经纶的教授形象相比，《所谓教授》中的教授形象惨不忍睹：婚外恋、包二奶、学术腐败、为政府官员拉皮条……“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借书中的一位人物说出这句话。

在这件事中，杨帆教授发怒的最初原因就是因为上课学生太少。上课学生为什么少？这恐怕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得清楚的。这不能仅仅归咎于老师讲课太差。事实上据我所知，杨帆教授曾发表论文一千余篇，这就说明，杨帆教授还是有一定的学术水平的。他讲课不敢说很好，但总不至于毫无内容吧？除非他那一千余篇文章是抄袭的。就是抄的话，抄了那么多的文章，也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了吧哈哈。其实问题在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学教育日益严重地沦为实用主义教育。教育的理想主义气质荡然无存，学生的理想主义精神荡然无存，教育不再是“树人”的，而是树工匠的，树螺丝钉的。而事实上大学所开的课程并不像技校那样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于是知识无用论在大学校园中开始泛滥（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既然知识无用，那大学生们自然认为没有必要去听什么鸟课。更何况九十年代以来，不光学生的理想主义气质荡然无存，多数大学教授也被实用主义所俘虏所劫持。事实上学问在他们那里也成了通向社会成功的“方法论”，关键还在于这种方法论不止知识一种，甚至知识是其中最无能的一种。（如此学问学生们自然更加不热心）教授们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遭到同学们的鄙视，同时还成为另一部分只会学习的学生的效法对象，当然只是效法而已，教授们并不是他们人生的导师。在学生们眼中，教授再也不神圣，知识再也不神圣，大家都是为了混饭。当然，在这个事件中，最可笑的一点还是在于扬帆教授的威胁。面对学生的离开，他竟然以挂科为要挟。这更是对高校师生关系的讽刺。一般情况下，老师和学生之间是有一种距离的，老师始终要保持一种权威，始终要让学生尊敬和信赖。而现在大学师生关系已经因利益熏染而变味了。学生因为成绩、论文等事请老师吃饭给老师送礼的现象已经不新鲜了。像上海交通大学晏才宏老师和其学生那样友好的关系的有之，像南京这位老师和学生一起吃喝嫖娼的也有之，而这两种师生关系在当今大学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是不冷不热甚至可以说一种麻木的关系。有些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有些学生会干部称团委老师为“老大”，类似这样世俗化的师生称谓反应出目前高校不正常的师生关系。这种表面的凶狠背后透出的其实是十足的无能。这件事告诉我们，教授们已经没有什么能力把学生留在教室里了。他们手中唯一的利器就是那只给学生们打分的笔，而不再是能够写出激情澎湃或者深刻理性的文章的笔。

学生——学牲

那么在这件事当中，学生们难道没有过错吗？当然有！他们要负和老师们同样的责任。因为他们同样是一群堕落者。他们同样是丧失理想的一群人。学生们固然有选择听谁的课的天然权利，不管这种权利学校有没有赋予他们，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革命者们提出了天赋人权，这是自然而然的权利，法国人民不需要路易王朝赋予天赋的人权，大学生们也不需要学校赋予自然而然的选择老师和课程的权利。但是问题在于，学生们几乎是放弃了所有的课程，中国文学史他们不喜欢，外国文学史他们也不喜欢，高数他们不喜欢，逻辑学他们也不喜欢。总之一句话，他们放弃了通过知识寻找真理，也放弃了所有可能通向真理的行为方式。在他们眼中，如果还有真理的话，那这个真理就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去上课，那是因为不上课，就有可能挂科，挂科挂多了可能会妨碍毕业，毕不了业，在这个只相信文凭的年代，到哪儿去找他妈的工作啊。所以，要去上课！那为什么还是要逃课呢？因为事实上很多课逃他个三次五次十次八次，甚至一次也不去，也有可能通过。这是极端腐败堕落的大学教育留给大学生们的空子。

老师们不相信真理，不相信知识，却依然在装模作样地上课，学生们不相信真理，不相信知识，却依然在装模作样的听课。谁在维持这种虚伪的仪式？利益！大家都是明白人，谁也无需说穿了。戏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演下去。皇帝的新衣自然是他妈的空气，他的鸡巴还在空中飘荡呢。但是，鸡巴自去飘荡，我们大家自来赞美皇帝的新衣。

在这种情况下，杨帆教授，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不管他是真的相信这虚假的仪式，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在学生们出于一种暂时的更大利益（据说他们纷纷交了作业就走的原因是另一个以漏题著称的老师也在上课，这里也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的这种虚伪的仪式，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可能因为一时的利益而被突破。这是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容一会探讨）而纷纷破坏了这个仪式的时候，还要义愤填膺地去维护这种虚假的仪式，实在是没有必要。他的慷慨陈词也显得虚弱无力。因为，不光学生们不相信这样的慷慨陈词，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老师和学生们虽然都在尽量维持这种虚假的仪式，但促使杨帆发怒的最初原因毕竟是，学生们突破了这种虚假的仪式，促使他走向勃然大怒的动因毕竟是，一个女生明明白白地揭穿了这虚假的仪式。这又作何解释呢？还是利益。学生们维持仪式，是为了实际的利益，突破仪式，同样是为了实际的利益。一个“杨帆门事件”，一个偶然却又必然的事件，就这样发生了。它迟早要发生，不在今年，就在明年，不发生在扬帆教授身上，就发生在李帆教授身上，不发生在政法大学，就发生在师范大学。总之，它必然要到来。它的发生，仅仅是潜藏矛盾与危机的一次小小演习。教育堕落的现实不改变，教授和学生堕落的现实不改变，这样的事情，甚至比这更加恶劣的事情，还要发生。这是中国高校教育的耻辱。杨帆教授，不管他是不是无辜的，都被钉在了这根耻辱柱上。

当然，语言是时代的反映。把这句话扩大，大学生的言行举止，也是这个时代的反映；延伸的理解就是，妖魔化大学生&教授，就是妖魔化时代，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不负责。因为，关于他们的吵吵闹闹、是是非非，更是这个多变的时代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反映。

大学生群体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群体。在普通公众眼里，大学生群体是高素质群体，应该有着更高的个人涵养和集体修养，他们先入为主地拔高了大学生的群体素质。一旦这个群体中某一部分的行为背离了他们划定的“底线”，那么，这一部分的错误，就要靠损失群体利益的代价来补偿，这也是我们传统的惩罚措施中，经常采用的惩罚方式。理想和现实的落差，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而我们民族的一个劣根性就是，把一些高尚的东西打倒和贬抑，是普通公众获取平衡心理差距的一个惯用伎俩。

时代在变化，大学生群体也必然在变化。妖魔化大学生&教授，其实并不能完成即使是善意的“道德救赎”的初衷，更何况是夸张的放大呢？换一个角度，把大学生群体也当作普通人群去看待，也许，问题就会“峰回路转”吧。

正如《中国青年》在前几年类似论题的“编者按”说的那样：……为了吸引眼球，制造所谓轰动效应，不惜歪曲事实，一篇又一篇发表指责大学生的报道，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整个大学群体都像它所说的那样不可救药，那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前途？

后记：中国大学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不能只是具有某种技术性的专业知识，更加重要的是，要有爱国情操、高尚人格，且具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但是，我们中国，在思想观念和旧制更改以及行为的真正转变这三者之间从来都横亘着一段很长的路。诚如鲁迅所言：即使要在黑屋子开一扇窗户，有时都需要流血的。所以尽管中国已经有部分教育界人士的早有彼等见识，但今日又有多少大学在教育理念、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实践中有切实的改变呢！如此继续下去，倘若我们的社会文化辐射源竟是如此被功利化、世俗化了的大学精神，那对于一个民族的精气神将是怎样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