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科学

蒋劲松 杨新宇

长期以来，由于极“左”思潮的错误影响，宗教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某些偏颇，再加上相关研究和宣传的不足，当今社会上对佛教存在着许多误解，常常将佛教与封建迷信划上等号，认为佛教与科学是对立的，是缺乏甚至反对科学精神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以因果观为教义核心的佛教可以说是最有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宗教，佛教不仅与现代科学之间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并且与当代科学发展的未来趋势高度统一。清净居心、慈悲救世的品格，使得佛教可以发挥补偏救弊的作用，防止科学技术成果的滥用和误用；在反对邪教法轮功的斗争中与科学相互补充结成同盟，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一、 佛教与因果观

佛教教义的基本原则，就是缘起性空的原理。所谓缘起，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所生，都依赖于各种相关因素的结合才能产生，这种关系连带关系的现象，便是因缘。事物的出现，是由于因缘的聚合，事物的消失，是由于因缘的分散，这就是缘生缘灭。正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缘生缘灭的，都是变化无常的，也就证明一切的现象，都是假有的、暂有的、幻有的。既然不是永恒实在的，就证明是一切皆空的，所以佛教称此道理为缘起性空。

因此，佛教常被称之为空门，许多人因此而误以为佛教是消极厌世的，是不利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但是佛教所说的空，是说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并不是不存在的意思。所以，佛教讲缘起性空，是着重于本质的分析透视，提醒人类是生存在幻妄的境界中，不要变成虚幻的名利物欲的牺牲品，这就叫做看破、放下。看破的是现象的幻景，放下的是名利物欲的贪得无厌，并不是要否定现象的存在，所以佛教徒讲本体是空，但仍不能离开幻有的现象而存在。所以，佛教所说的事物本质的性空恰恰就是现象之间普遍的因果联系。

虽然在某些事关宗教信仰的具体观点上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在坚持以因果联系分析一切现象的意义上，佛教和科学的精神是高度统一的。其最主要的差别是，佛教更加关心人的彻底解脱，因此其对于因果联系的研究不仅限于现世，还要包括三世因果；而主要关注物质生活的科学则仅仅关心现世的因果联系。

按照正信的佛教，是没有造物主的观念的。佛陀不以造物主自居，甚至不希望徒众们仅对佛陀作形式上的崇拜；能够实践佛的言教，就等于见佛敬佛。佛教认为，佛陀只能教导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佛陀自己虽已离苦得乐，但却不能代替众生离苦得乐。佛陀是宗教教育家，而不是幻术家及魔术师，他从来不宣称自己可以“代人赎罪”，只是主张所有人要自己对自己负责，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教是不承认能够主宰世界和人类的神灵，反对鬼神崇拜，绝非一般要求信徒向虚幻神灵顶礼膜拜的宗教可比，一定要说佛教是宗教的话，可以说佛教是一种无神论的宗教。

按照佛教的因果观，人的命运是由自己今生和前世的行为所决定的，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关系是丝毫不差的，所以佛教既不是主张人的命运由神灵来决定，也不主张命运完全偶然的无因论，更不相信先天注定的宿命论。佛教相信人既有的命运是过去行为的结果，而修行的全部目的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造命运，所以说佛教的人生观是既高度达观，又积极进取的。

因此，佛教的信仰是纯理性的，也是纯伦理的。佛教对于佛陀的崇拜，是出于报恩的情怀，不是为了避祸致福。佛教认为，佛陀的愿力虽能藉着祈祷的心力感应而产生神迹，但那主要的还是祈祷者自己，如果是自己的定业现前，纵然祈祷，佛陀也是无能相助。佛教相信由果报和修禅定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神通，但是佛教并不以为神通是万能的，在因果律的原则下，众生的生死祸福，都是出于善恶业力的自作自受，神通的功用虽大，却不可能破坏因果的律则，凡是决定性的重大业报，纵然以佛陀的神通，也不能把局势全部扭转。而佛教的戒律严禁随便显示神通，就是担心普通人因为神通的出现而忽视了对于因果的认识。

二、 佛教与现代科学

正因为佛教的全部理论是建立在对宇宙人生的因果联系的如实认识基础上的，所以佛教的信仰是理性的。佛教从来都反对迷信，佛陀反对盲目崇拜权威，反对不加思考地接受任何理论，包括佛陀的言教也是如此。佛教认为众生平等，众生皆有佛性，只是本具的智慧没有得到充分地开发，只要能够开发智慧，人人皆可成佛。这样强调智慧，强调平等，强调理性的宗教，和科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说，小乘佛教侧重强调个人的解脱，对于主要关注物质世界因果联系的科学，虽然不排斥反对，也不是很关注的话；那么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旨在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则强调要“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所以五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和内明――是菩萨的必修课。其中除内明是佛教徒特有的“解脱”的学问外，因明即逻辑学，声明即语言学，医方明即医学，工巧明即各种工艺、技艺，全属于科学技术的范畴。因此，从大乘佛学的教义来看，佛教是要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

爱因斯坦认为，与科学相冲突的宗教，无论是出乎恐惧，还是出于道德的需要，尽管本身有高下之分，其“所共有的是它们的上帝概念的拟人化的特征。”但是，某些“具有非凡天才的个人和具有特别高尚品格的集体，……大大超出这个水平。……尽管它的纯粹形式是难以找到的，我把它叫作宇宙宗教感情。……宇宙宗教感情的开端早已出现在早期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比如在大卫的许多《诗篇》中，以及在某些犹太教的先知那里。佛教所包含的这种成分还要强烈得多”。爱因斯坦对这种形态的宗教大加赞赏，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正是受到这种感情的激励，牛顿、伽利略等最伟大的科学家才有可能克服重重困难，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探索宇宙的内在规律。爱因斯坦满怀深情地说：“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我不能设想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这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

所以佛教徒对于科学从来没有其他宗教的排斥行动，相反许多佛教徒在科学研究上还做出过非常杰出的贡献。例如，唐代高僧一行，不仅是真言宗阿阇黎和佛教著名的翻译家，而且是世界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清末佛教唯识学的复兴对近代科学思想的接引，更是居功甚伟。以至于梁启超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中国思想界首先就是通过佛教唯识学来理解近代科学的概念和理论的，并且对于冲破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意识形态长期僵化保守的。在当代西方，现代物理学与所谓东方神秘主义（佛教、道教）的内在联系甚至已为科学家所接受。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神经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 瓦莱拉曾说过，“我们认为，对于亚洲哲学，尤其是对于佛教传统的再发现，乃是西方文化中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它的冲击将会与在欧洲文艺复兴时对希腊思想的再发现同等重要。”

因此，佛教虽然认为科学不是最彻底最究竟的真理；但在实用的层次上，却并不否认科学的价值，相反却鼓励信徒研究科学。所以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对于科学技术的实际发展非但不会构成阻碍作用，相反却会有促进作用。

三、 佛教与当代科学发展的新趋势

迄今为止，科学研究仍然主要局限于物质领域非常肤浅的层次上，更不用说对于身心和生死问题的研究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当代科学（尤其是心智科学、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我们发现佛教和科学发展的最新趋势有非常值得关注的高度一致性。

诺贝尔得主著名量子力学家大卫 鲍姆认为，西方传统世界观无法解释量子力学的新成就，只有传统的东方佛教才能给量子力学进一步突破提供空间。著名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认为现代物理学证实了佛教华严境界的真实不虚。

1963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英国著名医学家约翰 艾克理爵士（Sir John Eccles）在他的获奖论文中主张： “在人的身体内确实有非物质的心识、意识，或者叫做心力的自我这种东西隐藏着，在胚胎时期或极年幼时，这种‘自我’就进入到人体内的大脑之中。它能操纵大脑的一切功用，就像人脑掌控电脑一样。人所拥有的这种无色、非物质的意识，可以指挥、控制属于血肉之躯的大脑，它能让大脑中的相关神经细胞从事在它指令指导下的具体工作。这样的非物质形态的‘自我’或心识，在大脑死亡之后依然存在，并仍拥有生命活动的形态，而且可以永生不灭。”

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生理学家查理士 谢灵顿爵士（Sir Charles Sherrington）说：“在人的血肉躯体中有一非物质的‘自我’存在，它能控制人的大小脑。”而加拿大颇有影响的神经生物学家潘菲特博士 （Dr. Wilder G. Pemfield）则说：“人并非仅有骨骼血肉之身躯，除此之外，一定存在有一种非物质的心识。”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神经生物学家罗杰 史柏理博士（Dr. Roger Sperry），认为：“人们所谓的‘自我’实际上是超越物质并且非常崭新、重要的一种非物质，它只出现于复杂分层结构组织的肉体大脑中，并实际控制大脑每一部分的活动。”又比如英国基勒学院的唐纳德 麦楷博士（Dr. Donald Mackay）也认为：“心识的这种‘自我’特性可以统治大脑，当脑死亡发生之后，心识还将持续存在。”

蜚声全球的著名数学家约翰 冯 诺伊曼博士（Dr. John Von Neumann）认为：“人的非物质的‘自我’应该存在，它可以控制大脑，并能遥控物质。”荣获一九六三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尤金 威格纳博士（Dr.Eugeme Wignor）曾这样说过：“冯 诺伊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认为人除了身体以外还存在有独立的意识，且此种意识还能生出万法，这种看法是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而现代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荣格（Jung）则在其所著的《寻找灵魂的现代人》中认为：“仅仅以意识与大脑有某种关联这一理由，并不能将物质叫做意识。对于大脑的形成、意识的出现，心理学家尚未作出过最终解释。因此我们不能把心识的本性理解成其他的某种物质，心识应该具有一种独特的存在形式。”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史蒂文森，经过长期研究，对能忆念前世的两千余人进行了调查，然后从中选择了极富说服力的二十个个案撰著了《能证明来世存在的二十事例》一书；美国心理学家慧临 万巴赫也曾搜集过类似的一千个事例。1970年莫迪博士（R. A. Moody）在对一百五十人作过相关调查后，写了一本名为《一生又一生》的书，说道：“我并非极力要证明人死后尚有意识存在，因我本人对人死后意识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也无多大把握。”经过长期研究，1988年他在《远方的光》中就主张：“我现在认为人死后还有一个东西留存了下来，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通过濒死体验的研究（NDE）而让我坚信了这一观点。”

爱因斯坦说，“未来的宗教将是一个宇宙宗教。它将是一个超越人格化神，远离一切教条和神学的宗教。这种宗教，包容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必定是建立在由对事物的（无论是精神，还是自然的）实践与体验而产生的宗教观念之上的。佛教符合这种特征”。以上挂一漏万介绍的科学成就充分证明了爱因斯坦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四、 佛教与科学的互补性

在当今科学昌明、技术发达的时代，佛教的独特价值，更主要地体现在对于滥用科学技术的批判和矫正上，体现在对于唯科学主义和科学沙文主义的批判上，这种补偏救弊的功能就是佛教对科学技术的互补性。

深层生态学的首倡者，挪威奥斯陆大学奈斯（Arne Naers）教授，深受佛教的影响，突破人类中心论的束缚，提倡应把生态系统，把其它物种作为我们人类伦理关怀的对象。美国著名环境哲学家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对佛教所包含的环境保护的思想资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在东方文化中，虽然没有作为严格科学的生态学，但是却具有辞源学意义上的生态学，即关于居住地的逻辑，从而也具有保护自然的全球伦理学。例如佛教中因陀罗网的比喻，是对生态网络的极好描绘。而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思想，可以克服现代西方社会中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保护生命中可以起到非常的作用。

当代佛教徒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运动，取得了突出的贡献。几乎每一座寺庙都是鸟语花香，林木葱郁，环境清幽。汉传佛教素食的优良传统，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直接的积极作用。放生历来是佛教徒的重要功德之一，更是积极救护生命的善举。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推崇简朴的消费观，这种“惜福”的思想与当代环保运动所推崇的“绿色消费”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利于减轻环境的生态压力。199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委员会会议上，三国佛教界决定于每年4月份在本国植树，借以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净化社会。台湾以佛教人士为主于1993年1月成立的“关怀生命协会”，一方面通过不同方式推展社会教育，培养群众尊重生命、爱护动物的意识，另一方面全力敦促政府部门改善动物处境，并要求立法委员制订出对动物处境较为有力的相关法案。例如，该协会结合其它环保及生态保育社团共同制订的“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的民间版本，竟然取代官方版而在立法院于1994年10月获得通过，这是台湾历史上罕见的先例。又如慈济功德会和台湾法鼓山在“心净则国土净”思想指导下的环保运动，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泰国僧侣Phrakhru Pitak所倡导的保护森林运动，则利用为树木祝圣（ordination）的佛教仪式，宣传环保理念。

佛教在生命伦理学上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对于日益猖獗的人体器官交易，代理母亲交易以及授予生命专利等伤害人类尊严、生命价值的行为，佛教都坚定地反对。佛教在反对军备竞赛、核竞赛，反对恐怖主义活动，推动环境保护运动，呼吁实现世界和平的影响更是功不可没。因为佛教超越具体党派、政治立场，所以常常能在政治、军事冲突中充当斡旋者的作用，推动事关全人类福祉事业的发展。

由于佛教强调觉悟自心，反对迷信，主张因果自作自受，反对个人崇拜，就连“迷信”一词本身就是佛教首先提出的，所以从古以来就是反对各种邪教迷信的重要力量。中国最早开始认识法轮功危害的，对法轮功进行系统批判，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提请注意的正是佛教界。例如，《佛教“气功”与法轮功》一书就是国内第一本，也是中央宣布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之前唯一一部公开批判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专著，而且在人大常委会正式定性之前，就已明确提出法轮功为邪教。在与邪教法轮功的斗争中，佛教从一开始就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党和政府一边，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

因此，佛教与当代科学不仅不相冲突，而是可以配合科学，与科学相互补充，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独特贡献的重要文化。相信在党的正确宗教政策领导下，在佛教四众弟子的努力之下，佛教一定能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做出贡献，实现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伟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