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语言学的 语义分析和“同义手段选择”论(一)
聂 焱
什么是同义手段？“所谓同义手段，就是某一个零度形式和它的一切偏离形式（包括正偏离和负偏离、显偏离和潜偏离）的总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关系距阵、关系网络。这个模式是交际活动中的四个世界的统一体。”[1]王希杰先生如是说。
同义手段理论不仅是现代修辞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同义手段”说的提出、争论、深化、倡扬，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我国修辞学界、语言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希杰先生在语言研究中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同义手段”说这块阵地，认为：抓住了同义手段问题，也就抓住了修辞学的全部问题，同义手段选择问题网络了修辞学的全部问题，修辞学的全部问题就是同义手段选择问题。王希杰建立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同义手段”说系统，这一系统是“三一”语言学理论大厦的重要构件，它贯穿于这座大厦建构的整个过程。
一、王希杰“同义手段选择”理论的研究历程
“同义手段”说是王希杰在语言研究中一贯坚持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坚持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积累形成期
早在1960年，大学时代，王希杰就已自觉形成了“同义手段”观念。那时，他就有意识地阅读过《毛泽东选集》的不同版本，对其不同加以比较；对《共产党宣言》和莎士比亚剧本的不同中译本加以比较；对《道德经》、《离骚》、《九歌》等中国古典名著的不同的现代汉语译文作卡片进行比较；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语言学大师作品的不同修改本加以比较。正如他在《汉语修辞学》“后记”中所说：“本书中的某些材料也正是那时收集的，如关于某些外国名著的不同译本的比较，鲁迅、曹禺等语言大师对自己作品的修改等”。这样做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同义手段”说。可见，那时，他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一样话可以百样说”。1964年，他写了《略论语言与言语及其相互关系》[2]，参加了语言和言语的大讨论，这时初步形成了同义手段思想，但还未明确提出“同义手段”这一概念。
1980年他在锦州师院《语文教学与研究》的第一、四期上发表了《同义异形漫话》和《同形异义说略》明确提出了“同义手段”说。1983年，正式出版了早在1978年左右就写成的《汉语修辞学》专著，进一步明确指出：“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而对语言进行的加工，其核心又是同义语言手段的选择，而同义语言手段的选择又是在语言的各种变体之间进行的。所以我们说，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各种同义手段的选择，也就是说是语言变体的选择。” [3]该著作论述同义手段，一是将语言变体的选择作为同义手段选择中的主要问题；一是将同义手段说分为结构、意义、声音、均衡、变化、侧重、联系七大范畴，将传统的修辞格按同义、等值的原则重新分类。这虽然侧重于语言层面同义手段的分类，但是已经十分自觉地把交际过程中的“对象、自我、语境、前提、视点”等非语言因素纳入了同义手段选择的制约因素，而且其中已经蕴含着得体适宜的观念，这就是他在该书中所说的：“掌握现代汉语的各种变体的特点，适应交际对象、目的、内容、环境等的需要，灵活地运用各种变体，使其各得所宜，求得整体的和谐一致”，[4]以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该书将观代汉语变体的主要种类（言文变体--口语和书面语；地域变体--方言和共同语；社会变体--阶级习惯语、术语、黑话、俚俗语、忌禁语、委婉语等；风格变体--语体风格和表现风格）纳入同义系列，把各种修辞格重新归类并入同义等值的范畴。体现了注重修辞手段的联系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可以说，在这部修辞学专著中，一个以同义手段为主线的修辞学体系的构建已经初露端倪。” [5]针对20世纪关于同义手段大讨论中的“什么叫同义”问题，1981年王先生发表了《修辞的对象及其他》（《语文研究》1981年第2期），该文不仅明确指出：“修辞学的对象是同义手段的选择问题”，而且对同义手段进行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他认为：“修辞学上的同义手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语言体系中的同义手段，二是言语表达中的同义手段。”在以后的1981年4月写成、1983年发表的《论同义手段》[6]中，他又一次阐明了这样的观点。王先生指出：“本文的基本出发点是区分语言和言语，区分语言体系中的意义和言语表达中的意义”。在修辞研究中，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必然会推动修辞学向科学化、精密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意义’和‘同义’这些问题上，只有区别语言和言语，才能够向科学性方面迈进一步。” 如果说，索绪尔提出区别语言和言语促进了现代语言学在科学化精密化的大道上飞速发展，是对现代语言的重大贡献，那么王希杰把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引进修辞学，然后进一步区分了语言的词语和言语的词语、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语言的意义和言语的意义等等，这是对现代语言学的又一重要贡献。如果说其他人也重视并研究同义手段但只限于具体、感性、笼统的话，那么王希杰对同义手段的研究则显得精密和层次化，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将这一理论贯穿到其语言研究的始终，这又是对现代语言学的一大贡献。到了80年代中期，王希杰在一些学术报告中一再指出：同义手段说不够精密，比较粗疏、笼统、含混了一些，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方案，本计划写一篇《再论同义手段》的论文，最后只写了一篇《什么是同义手段》，编入《语言学百题》（修订本）[7]。他在这篇文章中断定：“同义手段的多样性复杂性是由意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并据此对同义手段进行了层次划分。他在把同义手段划分为语言同义手段和言语同义手段的前提下，又划分为广义同义手段和狭义同义手段；广义的同义手段包括一切的语言同义手段和言语同义手段，而狭义的同义手段则指“词汇同义手段”、“语法同义手段”和“狭义言语同义手段”，把表达相同内容、信息、思想的语言手段叫做“同息手段”，与“狭义同义手段”相区别，同时又区分了同指手段和同代手段。按照王先生的说法，“同指手段是属于语言的，是社会一切成员所共有的，稳定的，不可以随便改变的，它同理性意义常常是一致的。同代手段则是属于言语的，个人的，临时的，有条件的，可改变的。” [8]在这篇文章中，他还主张对于意义、同义手段，语言同义手段，言语同义手段进一步进行分化，并运用义素分析法和语义场对同义手段进行量化的描写分析。这是对同义手段分类的进一步精细化研究，也表明王先生在此之后将对这一理论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二）发展成熟期
1993年出版的《修辞学新论》体现了王希杰新的语言观和新的修辞观。在本书第五章里，有四节是专论同义问题的，这展示了他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对同义手段的研究成果。本阶段他同样坚持在对“意义”分化的基础上，把语言的同义手段和言语的同义手段区分开来，进一步认识、分析同义手段的复杂性，对其进行多层面的切分。
《修辞学新论》对同义手段进一步加以切分划类：广义的同义手段包括同指、同义、同代、同息四种同义手段。而狭义的同义手段由于其“义”指的是语言系统的意义，这是对全体语言使用者都一律相同而有效的，所以它只包括同指手段（指称同一客观事物的语言材料的集合）和同义手段；同指和同义被看作静态的同义手段，同代和同息被看作动态的同义手段。同时，王先生还强调说：同代“指在交际的活动中，使用语言的人，临时地有条件地在语言符号和客观事物之间所赋予的一种联系，是说写者和听读者之间的一种默契。即使用语言的人用某一语言符号表示某一客观事物，并一定是整个社会集团所公认的，可以还是在这一交际活动之前所并不存在的。” [9]对同代这种同义手段的开掘，突破了以现成的语言材料为同义聚合的局限，扩大了同义手段的外延，这是值得注意的。
对于这些不同范畴的不同层次的同义手段，王希杰先生更注重言语层面的、动态的同义手段，更注重静态同义手段和动态同义手段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的条件。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同义手段研究中，他不仅始终坚持并实践着这个主张，而且在《修辞学新论》中，已经涉及到了潜显、偏离、空符号等现象，并将这些现象与同义手段联系起来。他认为：“我们一方面要注意语言体系的静态的同义手段，另一方面又要研究言语活动中有条件的暂时的动态的同义手段，我们不认为语言体系中类聚系统中的同义手段是唯一的同义手段，我们也不把注意力局限于已经出现了的作为经验事实的语言材料，我们的同义手段还包括现在还未出现的但却可能出现的，潜在的手段，还包括语言中的空符号，我们认为常规和偏离（diver gence）与正偏离和负偏离，也同样是同义手段”。[10]可见，在他的语言学研究中“同义手段”说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修辞学新论》在肯定多种多样、丰富复杂的同义手段存在于词语层面、句子层面和句子以上的层面以及修辞格层面的基础上，针对同义手段的选择是否为修辞学的全部问题，明确地提出假设：“如果说全部修辞学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同义手段说，同义手段说就是修辞学的全部，这也并没有什么错儿。我们完全可以在同义手段说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修辞学体系。” [11]这和他以前在《汉语修辞学》中所认为的同义手段的选择问题只是修辞学的核心问题相比，对同义手段选择的重视又进了一步。
1996年，王希杰先生的一生中写得最好的、最能代表他的学术水平的专著《修辞学通论》（下简称《通论》）问世。这一巨著力求遵循科学的最简单性原则，把语言学体系建立在三组很有限的概念术语（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显和潜）之上。这一最简单性原则的确立为同义手段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
在“同义手段”说似乎被冷落了的时候，王希杰先生在充分肯定“同义手段”说的历史贡献的同时，仍然执著地坚持《修辞学新论》中曾提出的观点：“如果我们区别开语言的同义手段--这还不能包容全部修辞学问题--和言语的同义手段--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有待开发，又提倡对言语的同义手段的大力研究，那么便可以用同义手段说解开全部修辞学之谜，建立独立完整的修辞学理论大厦。” [12]在《通论》中王先生言之凿凿地断定：“修辞学就是一门选择同义手段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部修辞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同义手段的选择问题。” [13]《通论》正是在将同义的“义”分化为多种多样的五光十色的“义”，从而发现有不同层面、不同功能、不同形式的丰富多彩的同义手段系统、同义手段能囊括修辞学的全部内容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全新的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大厦。《通论》首先把意义区分为两种：语言意义和言语意义。语言意义主要是指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词汇意义又分为理性意义和文化意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又都有显性和潜性之分。语言意义也可叫做“字面上的意义”。言语意义主要由话语意义和话语所表达的内容所组成，话语意义是一种“言内的意义”，内容则是“言外的意义”。狭义的意义指的是语言意义。广义的意义，既指语言意义，也指话语意义。最广义的意义，还包括内容。又把同义手段的“义”分化为四种：语言世界的意义、物理世界的意义、文化世界的意义和心理世界的意义；这四种意义又分为两个层面，前一种是语言意义，后三种是言语意义；与此相应，同义手段也就有四个世界的同义手段：语言世界的，物理世界的，文化世界的和心理世界的。从语言具有开放性的实际出发，同义手段被分为显同义手段和潜同义手段。从话语运动的实际出发，同义手段又被分为零度同义手段和偏离同义手段，偏离同义手段又分为正偏离同义手段和负偏离同义手段。在《通论》中，同义手段的研究又扩大了范围，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新天地。
但《通论》并未停留在仅对同义手段自身的“义”进行多层面、多功能、多种形式的分析以及对同义手段类型的开掘和对其外延扩大的层面上。随着三组基本概念的确立，对同义手段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同义手段其实是建立在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及显性和潜性这三组基本概念上的一个派生概念，是一个二级概念。同时王先生还认为：“修辞学研究同义手段，主要是研究它的运用，即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如何选择才能够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这个选择的原则就是得体性原则。” [14]当《通论》把同义手段与同义手段的选择及选择的原则结合起来的时候，同义手段和得体及得体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修辞学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同义手段问题。这很简单，如果只能有一种表达形式，那么就没有了选择的可能性。既然没有选择的可能性，那么也就没有修辞活动了。只有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选择可能性，才有修辞活动。但是，同义手段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物。因为同义手段本身似乎不需要进行什么选择。手段就是手段，如此而已。这选择的动因在于交际者的提高表达效果的渴望。选择的标准并不在于同义手段自身，而在语言表达手段同语言环境之间的适应度。因为交际活动本是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双向活动，检验这种适应度的标准就在于文化心理方面的得体性。因此同义手段只有同语言环境和得体性原则联系起来一同考察，才是真正完整的全面的科学的。” [15]可见，在王先生看来，一方面，得体性以同义手段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得体性既是评价同义手段选择结果的标准，又是同义手段选择的最高原则。
“《修辞学通论》以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及显性和潜性这三个范畴为基础，将同义手段的范围加以拓展，同时以同义手段将三个基本范畴和得体性原则连结了起来。如果说三对相互对立而联系的基本范畴是现代修辞学的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是修辞学大厦的一个最可靠的基础，得体性是这一大厦的验收标准（目标），那么同义手段则是由基础到成品目标的实现手段，它作为一个二级概念将一级概念和三级概念加以贯通，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修辞学通论》中，‘同义手段说’获得了新的张力。” [16]
（三）延伸扩展期
继《通论》之后，20世纪最后一年，王希杰先生的《修辞学导论》问世。作为教材，《修辞学导论》虽然没有过多地在理论上问题上纠缠，没有在内容上求全，没有过分追求体系的完美，但仍然矢志不渝地坚持同义手段学说，认为：“修辞活动之所以能够出现和存在，这就是因为一样话完全可以百样说，不同的表达手段的表达效果显然是不一样的，有好坏之别。”“既然一样话完全可以百样说，这就需要进行选择。这些同义手段的选择就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同义手段，于是就产生了修辞和修辞学。同义手段的选择过程就是修辞活动，研究其中存在的规律规则的学问就是修辞学。” [17]这就是说，修辞学不是别的，它就是研究同义手段选择过程中存在的规律规则的一门学问，同义手段选择就是修辞学研究的全部内容。这里，同义手段学说的重要性又得到了强调。同时在本书中还将同义手段进行了分类，论述了同义手段选择的参考框架——语境、选择的原则——得体性原则。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通论》里，王先生认为同义手段选择的得体性原则受到美质原则的制约，同美质原则相一致，而在《修辞学导论》里则认为：“得体性原则应当是真善美的统一。” [18]这就增加了对同义手段选择的新的制约因素——“真”和“善”。真，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说真话，就是“修辞立其诚”；善，就是引导人向好处去，做好人好事，说善言善语。言语向善的基础在于思想的健康和对美善的追求，只要有健康的思想、追求美善的愿望，就有健康的言语；只要有美善的心灵，就有美善的语言。同义手段选择的得体性原则要求言语表达、言语交际要有真诚的出发点、向善的愿望和对美的追求，以促进人的积极向上，形成人类社会真善美的氛围。这就更加丰厚了得体性原则的内涵，使修辞从提高语言表达效果升华到了加强人的人格建设的高度。这一思想集中反映了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上所体现的人文关怀精神。
当时代的车轮驰进了21世纪时，2004年，《汉语修辞学》修订本又面世了。修订本在许多方面对原本作了重大修改，仅关于“同义手段”方面的内容就增加了五节：同义手段的多样性；语言的同义手段和言语的同义手段；修辞活动就是同义手段的选择活动；语言变体和同义手段的选择；显性同义手段和潜性同义手段。这说明，王先生仍然没有改变坚守“同义手段”这块阵地的初衷。
综上所述，王希杰先生的同义手段学说至今经历了大约三个阶段：积累形成期——20世纪60年代到《汉语修辞学》问世；发展成熟期——《汉语修辞学》问世后到《修辞学通论》的出版；延伸扩展期——以《修辞学导论》的印行为标志。可见，王希杰在其语言研究的整个历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着同义手段学说。
二、意义
“意义”问题是诸多学科如哲学、逻辑学、心理学、文艺学、语用学、修辞学等都关心的问题，是人文科学研究的交叉点，更是语言学无法回避而必须研究的重大问题。只要涉及到人类的交际活动尤其是语言交际活动，就非得涉及到“意义”。人类认识世界万象的过程，其实就是给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就此而言，人类是能赋予世界“意义”的动物。正如王希杰在谈话和授课时反复强调的那样：
“人是意义的动物。
人赋予世界以意义。
人在世界中发现意义。
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
人是为意义而活着的。
当人深深地感受到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便选择死亡。
有各种各样的意义。
人生之路就是追求意义的历程。
意义的探索之路，就是不断地分析和综合。
人的世界是意义的世界。在无意义中发现意义，给人以惊喜。
面对茫然的毫无意义的世界，人们只有惶恐，焦虑感。
意义给人以享受。”
什么是“意义”，古今中外的学人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都探讨过这一问题，但都各执所见。英国学者利奇在《语义学》[19]中把“意义”概括为七种：
①理性意义，②内涵意义，③社会意义，④情感意义，⑤反映意义，⑥搭配意义，⑦主题意义。此外人们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义，如：语素义、词义、句义、词汇义、语法义、修辞义、风格义、语体义、表层义、深层义、静态义、动态义、显性义、潜性义、模糊义、格式义、位置义、语流义、情景义、语言义、言语义、语用义、文化义等等。
总的来说，“意义”是十分复杂的，且越来越多。王希杰先生十分重视“意义”。他深知，只有在搞清“意义”的基础上，才能搞清“同义”；只有在搞清“同义”的前提下，才能谈到“同义手段”和对“同义手段的选择”问题。他对“意义”的研究采用的是提纲挈领、层层分化、步步深入、寻根问底的方法。下面我们就王先生对意义的分类作一综述。
（一）语言意义和言语意义
王希杰先生首先把意义区分为两种：语言意义和言语意义，并认为这是对意义的最重要的区分。
1．语言意义
语言意义主要是指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句子意义、句群意义等。语言意义是客观世界在一个社会集团的集体意识中的概括反映，并且已经和特定的语音形式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它是历史地形成的，是抽象的，一般的、相对稳定的、个人无法改变的。语言意义也可叫做语言系统的“字面上的意义”。
语言意义又都有显性和潜性之分。显性义，是语言单位被使用这种语言的社团的成员公认的常规的意义，这是属于语言系统的意义，是已经显现出来的意义。潜性义是语言单位的非常规的意义，是潜藏着而没有显现出来的意义。如“东坡肉”是一种食品，“法人”是一个法律术语，这都是显性义，但从字面意义看，这两个词还可能分别潜藏着“苏东坡身上的肉”和“法国人”的意思。
2．言语意义
言语意义主要由话语意义和话语所表达的内容所组成。话语意义指话语字面的意义，是一种“言内的意义”；话语的内容是指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则是“言外的意义”，是在特定语境中的产物。言语意义是指话语在特定交际环境中的产物，它是说写者所要表达的、听读者所理解的特定的意义，它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复杂多变的、千差万别的。王希杰先生在《论双关》[20]中将在话语中实现的主要意义分为以下几类：
内容义，是说写者所要表达的内容，即信息源所发出的、话语所传递的信息，如“今天星期六”，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语境含义。
文化义，是语言形式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之中多次反复使用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色彩，一种特殊的情韵。如“碧玉妆成一树高”，碧绿的玉，这是比喻，但还有个意思，南朝宋汝南王的小妾名叫碧玉，是个大美人，这是文化义。
情景义，是依附于特定言语环境的意义，即话语和交际情景发生联系之后产生的一种特定的意义。如对着秃子骂和尚，实际上是在骂秃子；对着阿Q说“灯”“亮”，实际上是在刺激阿Q。
深层义，是隐藏在字面之后必须深入挖掘才能知道的意义，如李白的诗《早发白帝城》，字面上反映了李白轻松愉快的心情（遇赦归来），但深层还有惋惜和遗憾的心情，因为上三峡时心情不好，没有很好欣赏，下三峡时又太快了，也没能很好地欣赏。
潜层义，是说写者潜意识中不自觉流露出来无意之间编进代码之中的意义，如曹操的口令“鸡肋”的潜层义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于汉中之地，欲收不能，欲罢不甘。
联想义，是从语言材料的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可能引起的相似联想的意义。如“英模”从语音方面可联想到“阴谋”、“英雄”、“模特儿”、“模范”等；从意义方面可联想到“光荣”、“奖章”、“牺牲”、“永垂不朽”等等。
还有感情义和风格义。
特别要说的是，王希杰先生分析言语的“意义”，不是孤立地研究，而是把“意义”放在语言现象的整体中进行考虑，所以，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现了意义在语流和情景中的特性及变化规律，提出了“语流义和语流义变”、“情景义和情景义变”这两组概念，[21]后来这两组概念又被写进了《汉语修辞学》修订本中。“语流义”是王先生对“意义”的又一发现，是对意义研究的又一新贡献。
“语流义”是指词语和句子在上下文中改变了其意义，获得新的临时性的意义。“语流义变”是指“在连续的语流中，由于受到邻近的语义的影响，以及自己在语流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等原因，有些词语的意义也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语流义变的规律主要有语义同化、语义异化和语义脱弱。语义同化是指“由于受到邻近的语义单位的影响，一个词的意义同它邻近的那个词的意义接近了”。[22]如，“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无声的语言”、“男保姆”等短语中，“老先生”、“语言”、“保姆”中本来都含有与它们的修饰语相对的义素——[+年老]、[+有生]、[+女性]，但是由于在语流中受邻近意义的影响，变得逐渐向“中和状态”靠拢或者说发生转义，“老”由年龄的老化转义为思想的老化，“语言”由有声的自然语言转义为具有标志性的某种特征，“保姆”由专指女性转义为泛指的家政服务员。引入同化的概念来分析修辞现象，无疑更具有概括性。语义异化是指“两个语义单位彼此影响一同改变了原有的意义、产生了新的意义。” [23]如“女保姆“这个词中，“女”和“保姆”本来是有共同义素的，但是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保姆”的词义范围就扩大了。具有了泛指的意义。语义脱弱是指“有的语义单位在语流中消失了。” [24]汉语中的偏义复合词如“动静、死活、成败、人物、窗户”等，就是语素的意义在组合过程中发生脱弱的现象。语流义变是一种修辞现象、也是一种构词现象。
“情景义”指的是词语和句子在特定的交际情景中所获得的临时性意义。[25]交际情景能够改造话语和句子，改变了话语本身的意义，这就是“情景义变”。交际情景对话语本身意义的改变表现在：第一，取消话语本身的含义；第二，强化或弱化话语本身的含义；第三，转移话语的意义，把坏话变成好话，把好话变成坏话。[26]许多笑话就是利用情景义变而构成的。
“语流义和语流义变”、“情景义和情景义变”概念的提出，“不仅为修辞学，也为词汇学和语义学，提供了一种演绎的研究方法，将这种方法与归纳法结合起来，可以更有利地解释词汇系统和语义系统的演化和发展。” [27]
《汉语修辞学》（修订本）还将模糊话语同意义联系起来，阐述了语言的模糊义；将交际中的表达和接受结合起来，提出了表达义和接受义。
言语的意义尽管复杂多样，但王希杰先生认为主要的有：指称意义、描述意义和联想意义。[28]
指称意义，指的是和具体、特定对象的对应关系，如曹操《赐袁涣家谷教》中的“郎中令”、“曜卿”、“袁涣”和现实世界中的同一个人发生了对应关系。
描述意义，指的是在言语表达中特定的话语所表达的说写者所要表达的信息或者说思想感情，如辛弃疾《采桑子》里“天凉好个秋”所描述的正是词人“愁”的思想感情。
联想义，指的是说写者和听读者个人所理解的意义。由于生活经历、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等因素的关系，听读者所理解的意义总是有个人特色的，如“狮子”一词对儿童、猎人、动物学家是截然不同的。
至此，王先生提出的言语意义的概念有：内容义、文化义、情景义、深层义、潜层义、联想义、感情义、风格义、语流义、指称义、描述义、模糊义、表达义、接受义等。
（二）狭义和广义
意义还可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意义指的是语言意义。广义的意义，既指语言意义，也指话语意义。最广义的意义，甚至把话语表达的内容也可以包括进来。
（三）四个世界的意义
从四个世界的角度把“义”还可分化为四种：语言世界的意义、物理世界的意义、文化世界的意义和心理世界的意义；这四种意义又分为两个层面，前一种是语言意义，后三种是言语意义。
语言世界的意义指的是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物理世界的意义指的是语言符号所反映的物理世界的事实。
文化世界的意义指的是语言材料中所蕴涵的文化含义。
心理世界的意义指的是语言符号所引起的心理联想。
等等。
把“意义”作如此细致的分析，这在“意义”的研究史上，恐怕王希杰先生是第一人，并且恐怕只有他才有此功力。新加坡学者林万菁先生评价王希杰先生对“意义”的研究时说：“其特点是细而不琐繁而不碎。就整体概念而言，如此讨论，不失为‘寻根究底’的一种探索方式。既能见木，也能见林，林木互见，的确为修辞学注入科学的元素，使得修辞研究更能突出论证的过程，而且不仅仅局限于主观的比较或个别的铺陈。这也就是说，以‘同义’概念分析语言手段的选择，使之配合修辞效果，使之显现修辞功能，从而让用语者与研究者了解其修辞上的意义。” [29]林先生的评价是准确的。
（四）运用“转换”原理揭示“义”和“形”的关系
“义”和“形”是语言符号的两个对立统一的方面，“义”是“形”的内容，“形”是“义”的载体。“义”和“形”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语言符号有一义一形的，有多义多形的；有多义一形的，有一义多形的。多义一形就是“同形异义”现象；一义多形就是“同义异形”现象，即同义现象。在语言研究中，王希杰先生有意识地运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转换”原理和原则来解析“同形异义”和“同义异形”现象。
“转换”是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指把一个句子的深层结构（deep strueture)投射、衍生、变化成为表层结构（surface strueture）。利用转换手法，通过句法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的转换，可以发现语言现象的（1）变动不居中相对稳定的本质即变换下不变性的规律或（2）变换前后的本质差异及出现差异的原因或条件，以达到揭示研究对象性质的目的。在语言研究中，“转换”其实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状态观察语言现象性质的方式。通过转换，不仅可以发现：转换前后出现本质差异的现象是同形异义现象，即多义结构或歧义结构，还可发现：在变动不居中具有相对稳定本质的现象是异形同义现象，即同义手段。
在《汉语修辞学》（修订本）第四章“意义”中，王希杰先生以“形”和“义”为坐标轴，把句法结构分为“同形异义”和“同义异形”两种类型，自觉引入美国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分析原则和方法，对“形”和“义”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描写和归纳，分析了结构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了歧义产生的原因，并说明排除歧义的方法。他认为：“同形异义”和“同义异形”两种结构中的“形”可指书写形式、语音形式、词语和句子的结构方式，而与之相应的“义”则都是十分复杂多样的，可指词汇意义、结构意义（语法意义）、语义关系，也可指比喻义、引申义和各种修辞用法，还可指和客观事物特定的对应关系以及话语的内容（说写者的思想感情）等。
“同形异义”是形式相同意义不同的现象，也是多义现象，其典型特征是表层的“形”同而深层的“义”不同。如“两个工厂的工人”，其表层语法结构形式是：“数量词+名词1+名词2”，而其深层的语义结构则有两种：①[数量词+名词1]+名词2；②数量词+[名词1+名词2]，于是，它的意义也就可以有两种：①[两个+工厂]+工人；②两个+[工厂+工人]。这就揭示出了“同形异义”现象产生的原因：虽然表层的语言形式相同而由于深层的语义结构不同，从而导致了其意义有两种解释。
而“同义异形”是同义现象或者说是同义手段。在《修辞学通论》中，王希杰先生明确提出运用“转换—生成”原理，能揭示同义异形现象产生的机制。他说：“凡是从同一个深层结构投射、衍生、变化而来的表层的句子都是同义手段，在表层结构里具有平行的、并列的、对应的关系，有条件地相互代替的句子，就是同义手段。推而广之，在修辞学里，凡是从同一个深层结构投射、衍生、变化而来的修辞方式，也就是同义手段，凡是在表层结构里具有平行的、并列的、对应的关系，可以有条件地代替的修辞手法，也都是同义手段。” [30]
现代汉语中的句法转换的方式和类型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根据“转换”理论，我们可以演绎出：句类中的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句型中的单句、复句可有条件地相互转换；句式中的“把”字句、“被”字句、一般带宾主谓句等可有条件地相互转换；肯定句和否定句，长句和短句、整句和散句、列举句和分承句也可有条件地相互转换；此外，复句和句群、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等等，都可有条件地相互转换。这些在一定条件下可互相转换的语言结构都是同义手段。如深层结构为“名词1+动词+名词2”（施事+动作+受事）向表层结构的转换：
①丁丁打碎了玻璃杯。
②丁丁把玻璃杯打碎了。
③玻璃杯被丁丁打碎了。
④玻璃杯丁丁把它打碎了。
⑤玻璃杯丁丁打碎了。
这五个句子的表层结构尽管语词顺序不同，词语也有增减，但其深层语义关系却未发生变化：丁丁——施事，打——动作，玻璃杯——受事。这就是异形同义现象。
“转换”原理不仅可用于句类、句型、句式的范畴中，也能用于“语言风格”、辞格的范畴中（见后文“语言风格的同义手段”和“辞格的同义手段”）。利用转换原理和规则不仅可以分析语言中低层次的、小范畴的同义手段，还可以分析高层次的、大范畴的同义手段。
可见，“转换”是揭示同义手段形成机制的一种方法，它从“类”分析的角度为语言学研究同义手段提供了一个切入口。王先生正是利用“转换”这一方法探寻到了“形”和“义”的关系，从而也探询到了部分同义手段的成因，这既是对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解释力的开发，又是对语义学、对同义手段研究的一个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