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10月30日香港同胞为反对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的“人头税”法案，进行全市大罢工。 当天罢工回广州的香港工人就有3000多人。继后在香港做工的广东工人纷纷回到原籍，使得香港各业全部停顿，市政运行瘫痪。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月。使英国侵略者蒙受了重大损失。香港当局最后被迫宣布延缓执行“人头税”政策。 1883年10月30日，清政府发银十万两，资助刘永福抗法。 1884年10月30日，清政府再次出国库金五万赏抗法有功的刘永福军。 1885年10月30日清廷授予袁世凯“知府分发”加三品衔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 1894年10月30日（接10月25日内容）日本东路军继攻陷九连城及安东之后，又继续向西侵犯。于即日又侵占了凤凰城。聂士成军据守摩天岭阻击日本侵略军。 1900年10月30日，电影艺术家夏衍诞生。 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曾用笔名蔡叔声、丁一之、丁谦之、黄子布、王老吉等。1900年10月30日生于浙江杭县。1920年赴日留学，翌年2月考入日本福冈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1925年入九州帝国大学深造，1927年因参加日本左翼文艺运动被驱逐回国。1929年参加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时组织上海艺术剧社，后又参与组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应聘为明星影片公司编剧顾问，1933年问世的《狂流》被誉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同年，任中共电影小组组长。被选为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此间相继完成电影剧本《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撤、《压岁钱》等。同时以著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和话剧《赛金花》、《秋瑾传》、《上海屋檐下》等享誉文坛。抗战爆发后参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任《救亡日报》总编辑，参加话剧《保卫芦沟桥》的创作。抗战期间创作的话剧有《一年间》、《心防》、《愁城记》、《水乡吟》、《法西斯细菌》、《离离草》、《芳草天涯》等，电影剧本有《白云故乡》。1945年4月任重庆《新华日报》代总编辑。1946年6月调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中央代表团工作。同年10月赴香港、新加坡。1949年春创作电影剧本《恋爱之道》。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日友协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等职。改编了《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等电影剧本。著有《夏衍剧作逊、《夏衍选集》、《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电影论文集》等。1994年10月，国务院授予“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1911年10月30日，蔡锷等受武昌起义鼓舞，在昆明发动起义。 原计划于夜12点进城发起攻击，但七十三标发子弹时，一军官察觉，一起义排长开枪将其击毙，战斗提前打响。李根源、李鸿祥集合队伍，搭人梯翻城墙入城，开城门后，义军一涌而入，袭占兵工厂等处，攻击军械局及五华山。蔡锷、罗佩金率七十四标入城，攻击总督署，另以一部助攻军械局。 31日上午，义军占领军械局和督署。杀十九镇统制钟麟同，俘总督李经羲，蔡锷、李根源念李旧谊，馈送川资护送出境。11月1日成立云南军政府，举协统蔡锷为都督。
1916年10月30日，参、众两院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公开化。皖系段琪瑞得到日本支持，以国务总理控制了北京政府实权。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政客，与皖系相勾结。直系冯国璋得到英美支持。国会中一部分国民党议员，以张继为首，成立“宪政商榷会”，称“商榷系”，与研究系争权。段琪瑞专权，与并无实力的总统黎元洪发生矛盾。这样，总统与总理，直系与皖系，商榷系与研究系，几对矛盾错综交织。商榷系采取“联冯制段”办法，通过国会选举冯为副总统，以对付段琪瑞，中国政局变得更加复杂了。 1920年10月30日北京政府宣布“南北统一” 1922年10月30日，中国天文学会成立。中央气象台台长高鲁波任会长。
1927年10月30日，汪精卫等七人于广州开联席会议，主张于广州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国事，并发表通电。
1927年10月30日，彭湃等领导广东海丰、陆丰的农民武装起义。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３０日，中共广东东江特委利用当时粤系军阀内部矛盾激化之机，在南昌起义余部的配合下，领导海陆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在彭湃主持下成立了广东省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后来，武装起义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1937年10月30日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在莫斯科签订关于普通安全的宣言，提出建立保障和平的国际组织 1943年10月30日日本与汪精卫政权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 1945年10月30日，原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八军长高树勋在邯郸战役中率部一万三千余人，在河北邯郸以南马头镇起义。 此举在国民党内造成极大的振动和影响。自后中共中央加大了策反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派出了大批的策反干部，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策反国民党军队。到1950年6月，共策反国民党军队 84万人起义，29万人接受了改编。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数的百分之十四。 1945年10月30日 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 1945年10月30日，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年40岁（1905年生）。冼星海，广东番禺人。他继聂耳之后，以广泛的题材和体裁，表现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对全国抗日军民起了巨大鼓舞作用。其作品《黄河》大合唱，歌曲《游击军歌》、《在太行山上》等至今仍为人们喜爱。 《人民日报》1983年2月8日发表冼星海女儿冼妮娜写的文章《父亲回来了》。文中说： 1月25日上午，我和大家肃立在首都机场的大厅里，迎接刚刚从苏联接回来的父亲冼星海的大理石骨灰盒，看到吕骥伯伯将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它的上面，看着父亲那幅充满无限深情的遗像，我止不住泪水滚滚而下。 我要对着九天之上我父亲的英灵大声呼唤：亲爱的爸爸！女儿日夜思念着您，祖国和人民怀念着您啊！我们盼啊！想啊！等了整整37年，今天，您终于回来了，回到了您终生为之奋斗，为它讴歌，为它献身的中华民族的怀抱，您终于了却了使您一直不能瞑目的夙愿，可以永久地躺在这美丽的伟大祖国母亲的土地上安睡了。 我是父亲唯一的女儿。父亲和我分别时，我只有9个月，对他我是没有任何记忆了。听妈妈告诉我1945年10月，我6岁那年，在延安枣园里一个联欢会上，毛主席曾抱着我说：“妮娜，你爸爸就要回国了，再过不久，你就可以见到你的爸爸了！”我那幼小的心灵是多么急切地期望着立刻能见到亲爱而又陌生的爸爸，期望着我也能像所有的孩子一样，让我爸爸抱抱我，亲亲我啊！ 万万没有想到，没过多久，传来父亲病故的消息。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使“鲁艺”哭声动地，使整个延安沉浸在哀痛之中。党和人民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毛主席亲笔为他题词——“向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那时候对于这一切我都还无法理解。我只知道，我从此，永远、永远失去了我的最最亲爱的爸爸！ 祖国解放了，我也长大了。从音乐课上，团队活动里，从收音机里，从舞台上，从那一次又一次为父亲举行的纪念音乐会上，我听熟了，背会了父亲创作的许多歌曲，我常常是流着热泪去聆听那部震撼人心的《黄河大合唱》。我渐渐地懂得了，理解了，我的父亲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民族的歌手，人民是这样热爱他、怀念他。 后来，我又读过了父亲的许多遗著，从他遗留的信件中，从他的战友、学生的回忆中，也从妈妈长年不断的思念的叙述中，我更多地懂得了父亲。他是个贫苦渔民的儿子，从小酷爱音乐，他几乎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奋斗、求学，他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等待他的是一条用鲜花和金钱铺成的大道。但他却义无返顾，不远万里，回到了自己贫苦的多难的祖国，满腔热血，投入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他紧紧站立在劳苦大众之中，用他卓越的创作，去鼓舞人民战斗，周副主席赠给他的题词，说他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受党的派遣，他远离祖国和亲人到了苏联，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离别的愁苦，多种病痛的折磨，都不曾使他放下那支不知疲倦的笔，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父亲是一位有着坦荡的胸怀，赤诚的心地，深沉而炽烈感情的人。许多熟悉他的长辈都告诉我，父亲对学生是热忱的诲人不倦的师长，对同志是最诚恳、忠诚的朋友，对大众是最谦逊、尊敬的学生！而他对自己的亲人，对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的爱又是多么的执着和热烈啊！我从父亲遗留的信件中看到，他是那样惦念延安的一切，嘱咐妈妈要赡养我的奶奶——一位慈爱的孤苦的劳动妇女；父亲几乎在每一封信里，都鼓励妈妈要多多学习马列主义，追求进步，为儿童创作。每一封信都格外思念他的小妮娜。他记得我要过1周岁生日了，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省吃俭用地从西安捎给我玩具和食品，他嘱咐妈妈要多给我喝开水，晒太阳，注意营养，要妈妈多让我接近音乐、美术和戏剧。他对女儿的爱是那样深切、细致。他在信中说：“听说妮娜长大一倍了，使我听了多么高兴，替我吻吻她吧！妈妈爱护她，小孩子是我们将来的主人……”爸爸在信中还说：“我不时想念你和妮娜，也有时感到少许寂寞。”但是“在这大时代里，我们要把自己所能的贡献给民族，一切贡献给党，不要时常挂怀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爸爸，我亲爱的爸爸，您是一位多么慈爱、多么无私而又伟大的父亲啊！ 在那十年动乱的岁月里，我父亲的作品也曾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篡改和压制，甚至连《黄河大合唱》也不许唱了。在广大革命群众愤怒的呼声里，在革命同志热忱的支持、帮助下，1975年9月，我的妈妈代表我向党中央揭露了“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请求在父亲逝世30周年的日子里，为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举行纪念音乐会，并正式向党中央提出把父亲的骨灰移回祖国的希望。我们的请求，受到了党中央支持。1975年10月，聂耳、冼星海那战斗的歌声重又响彻了中国大地。敬爱的邓副总理，当时正面临横遭围剿的风雨之中，却还亲自指示要在适当的时候，争取移回留在苏联的冼星海的骨灰。 今天，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感谢党中央，感谢苏联人民，感谢一切热爱冼星海，在最危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父亲的朋友们，感谢为他治病的苏联医务工作者。 冼星海是属于祖国的，是属于中华民族的。现在我国已成立了聂耳、星海学会，研究他们对中国无产阶级音乐发展所做的贡献。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没有能实践父亲生前的愿望，从事音乐工作，但我有责任，有义务，为收集、整理、保存、研究星海的全部遗作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我要永远以父亲为榜样，“为党工作”。 我亲爱的父亲，您的女儿再一次向九天之上您的英灵呼唤：您是祖国的儿子，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您的音乐将永远和祖国前进步伐一起跳荡！ 1946年10月30日，“毛泽东号”机车正式命名。 1 946年，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到满洲里铁路上的肇东车站，有一台千疮百孔，破烂不堪的报废机车。哈尔滨机务段的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精心修理，使这台死车复活了。为了纪念工人阶级创造的这一不平凡的业绩，经上级批准，1946年10月30日这天，这台机车被命名为“毛泽东号”机车。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号”机车承担着运送部队和战争物资的任务。当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修到哪里，‘毛泽东号’就开到哪里。”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到平津战役，“毛泽东号”的英雄们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地圆满完成任务。1949年，这台在解放战争中立过汗马功劳的模范机车，来到了北京，留在丰台机务段，编入北京铁路分局的机车序列。1977年2月，“毛泽东号”由蒸汽机车改为内燃机车，型号是东风4A型。1991年8月，“毛泽东号”又换成了第三代新型车——东风4B型内燃机车，车号为1893，是以毛泽东同志诞辰年份命名的。从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毛泽东号”机车人员始终把永不自满、永不停顿、安全运输作为机车组永恒的主题。他们在全路率先提出和推广了“责任心加责任制加基本功等于安全”的经验和方法，使一次出乘的上百个作业环节实现了制度化、程序化、标准化，从而保证了行车安全，为铁路运输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号”车组多次被评为全国、全路的先进集体和安全标兵。 “毛泽东号”机车在全国数千台火车头中是保养得最好、节省燃料最多、安全运行最长、从未出过任何责任事故的优秀机车。为了学习和推广“毛泽东号”机车组的经验，全国各条铁路都开展了学习“毛泽车号”，争创模范机车组的活动。“毛泽东号”机车成为全国铁路安全运输的一面旗帜，是全国火车头的“火车头”。 | 1947年10月30日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签署 | 1947年10月30日，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美、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亚等23个国家于日内瓦共同签署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关贸总协定》，于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 《关贸总协定》是包括一整套有关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各种规定、规章、允许实施的措施和禁令的法律文件。它的宗旨是在处理成员国的贸易和经济事业的关系方面，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障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生产与交换为目的，努力达成互惠互利协议，大幅度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和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 缔约国大会是其最高权力机构，一般每年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和处理总协定执行中的重要问题，保证总协定条款的实施。大会一般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作出决定，很少投票。代表理事会在大会休会期间负责处理总协定的日常工作和紧急事务，下设专门委员会、贸易发展委员会和秘书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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