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出农民工汇款研究的理论背景
在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研究农民工外出对于流出地的农村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此问题上，一直有两派针锋相对的理论观点。一派是所谓“现代化理论”，强调农民工、流动人口的积极意义，认为，农民工的流出是城市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带来农村地区的发展，可以使外部世界的资金、技术、信息、新观念传到农村，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Ahlburg ，1996：391-400；Solinger，1999：184；Parish，1973：591-609）。另一派是所谓“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 ），它认为，作为核心地带的大都市的发展，是建立在农村地区的不发展基础之上的，换言之，都市地区的发展是以对作为边缘地带的农村地区的剥夺和剥削为前提的（Frank ，1985：160；Santos：1985：171-172）。“依附论”提出了大都市与边缘卫星地带（metropolis-satellite）的观点，认为，目前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发达的大都市地区剥夺了不发达的边缘卫星地带的剩余价值或经济剩余。所谓“发达的大都市地区与不发达的边缘卫星地带”的关系是层层推进的，比如，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不发达国家就成了边缘卫星地带；而在不发达国家内部，相对于该国的中心大都市地区而言，该国的农村地区则成了边缘卫星地带。弗兰克说，审视这种“大都市—卫星”的结构，我们可以发现，每个卫星都扮演着一种吸收其本身的卫星的资本和经济剩余，并将部分的剩余输送至都市中心的角色（Frank ，1985：160）。依附论所涉及的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该理论也在探讨一国之内不同区域发展的关系、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的关系。
笔者以为，上述两派观点在经济学理论上也表现为，均衡论与非均衡论之争。所谓“均衡论”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与商品是可以在各地区之间自由流动的，这种自由流动的结果是，该国家各地区的工资水平和利润率是会逐渐趋于平衡和均等的，这种演变的结果会促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均衡地上升。也就是说，否认在市场条件下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所谓非均衡论则认为，市场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最终带来的是“不均衡”。资本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是“极化效应”，从城市流往农村是“涓流效应”。美国经济学家赫什曼认为，受到提高收益力量的驱动，劳动力与资本总是从边缘地区（农村）迅速地流入核心地区（城市），结果是强化了极化效应，进一步促进了核心区的发展（周起业等，1989：6-7）。所以，非均衡论认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极化效应总是处于支配地位。要改变这种状况，要缩小地区差距，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加强政府的干预。通过这种干预，使地区发展的步伐得到调节。
那么，中国农民工流动的结果究竟如何呢？农民工进城打工、汇款回家，究竟是缩小了城乡的差距，推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呢？还是造成了更大的不均衡呢？中国农村工在城市里打工、汇款回家乡的模式究竟与其他国家的模式相同？还是不同呢？中国外出农民工给家庭汇款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针对上面所陈述的焦点问题，中国案例所证明的，究竟是更倾向于现代化理论呢？还是依附理论呢？本文试抛砖引玉，阐述一孔之见。
本文提出的一些假设和验证都建立在几次实证调查的基础之上。最主要的调查有两次。一次为农村调查，是1999年8月，笔者组织对四川15个区县农村地区移民和外出农民工的家庭进行调查，采用入户调查方式，共完成农民家庭户有效问卷451份。下文中，凡标注1999年数据的，即指此次调查。另一次为城市调查，是笔者于2000年11月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师生，在北京市丰台区的右安门、西罗园、东铁匠营、丰台镇、花乡，以及在此区域内的建筑工地、服装城、农民工集中居住点等地区做的问卷调查。丰台是北京地区外来民工最为集中的地区，外来流动人口大约有32万人。该调查采用配额抽样和问卷面访方式进行，共完成有效问卷493份。下文中凡标注2000年数据的，即指此次调查。本文以下的分析，主要是依据这两次调查的数据。此外，人民大学的王鼎同志也于2000年7月在北京市做了一次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本文有一处使用了该数据，并在使用之处作了特别说明。在此，谨对参加上述调研的全体师生致以谢意。再者，本文少数地方还使用了笔者过去的“个案”研究材料。
在开始正文之前，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汇款”一词，是泛指农民工寄回和带回家乡的钱，由于“寄回和带回”说起来比较罗嗦，所以，就简称“汇款”。另外使用“汇款”说法，与国际学界在此问题研究上的"remittance"一词也可以对应。总之，请不要误解为仅仅是从邮局寄的钱。
自农民工外出打工以来，汇款就成为改变农民家庭生活，甚至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关于该项资金的影响作用，历来为社会学家们所关注。
二、中国外出农民工汇款比例高于其他国家
外出农民工给农村的家庭汇款的现象，在对其他国家农民工的研究中也常见到（Ahlburg，1996：391-400），此种现象本身不足为奇。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外出农民工汇款的比例最高。
在国际上，以往的研究证明，外出农民工向家乡汇款的比例一般是很低的。例如，印度西北部的12个村庄，外出农民工汇款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为0.1%至39%不等，平均为6.5%，印度东部农村为0%至8.4%不等，平均为1.3%，其他的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新几内亚、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的情况也均如此（周红云，1996：37；康内尔，1976：96）。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外出农民工往家乡汇款或带款的比例通常较高。比起上述国家来，比例显然是高多了。根据以上所述及的笔者组织的两次调查的数据，均可以证明中国城市农民工高比例汇款的现象。
首先，我们看看农民工往家乡汇款的情况（见表1）。
表1农民工给家庭汇款分组（1999年）
此外，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汇款对于农村生活的影响颇大。在表4的回归系数分析中可以看到，外出农民工给农村家人的汇款，对于提高农村家庭收入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他们在外打工时间越长，则对于提高农村家庭收入越是起到促进作用；在外打工的家庭成员越多，则农村家庭收入越高；农村家庭收到的汇款越多，则对于自己生活地位的评价越高。再者，随着外出农民工年龄的增大，他们汇款的热情不是减少而是增大，表4第五条显示，农民工年龄与农民工汇款多少的关系，回归系数竟高达0.608.如此等等，都证明，外出农民工的汇款在农村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汇款支持着和支撑着农民家庭和农村经济，汇款也是农民工和家庭联系的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汇款和接受汇款，已成为外出农民工和农村家庭互动的重要内容。
表4关于汇款对于农民工和农村生活影响的回归分析（1999年）
四、农民工汇款的“边际效益心理”
按照“依附理论”的假设，外出农民工汇款的结果并不会改变贫困与富裕地区之间关系的“马太效应”（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效应）。“核心与边缘区理论”的假设是，外出农民工的汇款，只会是“涓流效应”，它并不会缩小区域差距。例如，里查德·H.亚当斯对于外出农民工比例甚高的埃及开罗农村地区的研究证明，外出打工农民工的汇款对于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负面效应的，因为，外出农民工多是已经富裕的农民，所以汇款的结果反而是拉大了差距（Adams ，1989：45-71）。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汇款是更多地流向富裕地区还是贫穷地区呢？汇款是更多流向富裕家庭还是流向贫困家庭呢？北京的浙江农民工是比较多的，80年代就已经有了号称“浙江村”的浙江农民工聚集地。早期浙江农民工向家乡的汇款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此次调查的数据却证明，与其他地区相比，浙江农民工向家乡汇款的比例反而是比较低的了。倒是那些贫困地区新出来的农民工汇款比例较高。因此，随着中国外出的农民工逐渐向中西部推进，新出来的较贫困农民工汇款积极性和汇款比例均高于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工。所以，此种心理和态度上的变化会对于缩小地区差异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对于上述假设，笔者特根据在北京丰台的调查数据，用回归方法作出四方面验证。
第一，数据显示，近来，在北京，浙江等富裕地区的农民工汇款比例低于中西部农民工汇款的比例。换句话说，已经富裕地区的农民工，往家中汇款的积极性，远不如那些尚未富裕地区农民工的高（见表6）。
在表6中，虽然回归系数不是很高，但是，生活水平比浙江低的那些省份，汇款的比例和汇款在农村家庭收入中的比例却都高于浙江。
第二，笔者比较了农村的不同产业结构与汇款之间的关系。笔者所提出的问题是，农民工家乡的地方财政最主要来源于什么产业，这一点，对于农民工汇款是否有影响？笔者的假设是：如果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得到的汇款多一些，这就好比是“雪中送炭”，显然是有利于缩小农业为主的乡村与非农业乡村的差距；反之，如果汇款更多地流入了工商业为主的乡村，那么，对于收入较低的农业村来说，就好比是“雪上加霜”，其结果就会扩大农业村与工商业村之间的差距。结果，数据证明，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得到汇款的比例，高于以工商、服务业为主的乡村。所以，我们可以判断，高比例的汇款，起到了辅助贫困村庄的作用。参见下面表7：
表6与浙江农民工相比较的其他省份农民工汇款比例
五、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的负面影响
按照上述农民工的边际效益心理，汇款的结果似乎是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会由于此种心理作用而趋于缩小。同样，按照“新古典主义平衡假设”（equilibrating hypothesis），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从而使农村穷人获得更多的新机会，这有利于降低农村内部或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平衡性“（周红云，1996：33）。然而，当我们考察农村的贫富差距时，发现的却是差异比较大的情况。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1987年以来，农村的基尼系数是在提高。其中提高最快的是西部地区，由1987年的0.1660增加到1994年的0.316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1996：12-13）
笔者此次调查也证明，四川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是比较大的。
表10四川被调查农户家庭各收入组占总收入的比例（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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