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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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梗概
作为一门学科，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发展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那时在中兴大学和东海大学成立了最早的两个社会学系，紧接着，台湾大学的社会学系于1960年成立。在70年代，辅仁大学和东吴大学也于1972和1973年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学系。1983年，政治大学将其原有的人类学－－社会学系改为社会学系。1993年，世界新闻学院成立了偏重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系。最后，社会学研究所于1995年在台湾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内正式成立。在这之前，已有不少社会学家在研究院中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内供职。
在上述的社会学系(所)中，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设有硕士和博士课程，东吴大学可授硕士学位，而中兴大学、辅仁大学和世界新闻学院只有本科。清华大学在1987年开设了独立的社会学硕士课程。此外，台湾大学农推所的研究生部长期开设农村社会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而“中央研究院”是一个非教学的研究机构，不为学生提供任何学位，但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上面提到的各社会学系中担任全职或半职的教学工作。
其他广义上与社会学相关的系(所)如社会工作(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系)、社会福利、儿童福利、社会政策、保健、医学社会学等，自80年代起，在许多大学和院校得到发展。这些系(所)虽然按照定义不是社会学系，但也有不少社会学家。
根据1995年的最新估计，在台湾，约有150名社会学家工作在教学或研究机构，而1985年时只有81名，在过去的10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他们之中80%有博士学位，而1985年时只有约一半人有博士学位，这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Chang，1996；瞿，1986；)。在台湾，社会学与其他建设完备的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相比，其学术社团仍相对较小，但却比心理学和人类学有更多的师资。社会学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也改善了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在社会学家心中的地位。1983年时，在上述7门学科中，社会学自我评估居第六位，仅高于人类学(萧，1984)。但到1995年，在社会学家眼中，社会学已上升到了第三位，仅次于经济学和心理学(Chang，1996)。
总的说来，在战后的台湾，社会学作为一门学术性的社会科学学科，其发展史相对较短。战前台湾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之下，在1895至1945年期间，台湾从未有过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因此，战后台湾社会学的发展也无日本时期的遗产可继承。战后台湾进入了后殖民时代，开始经历国民党的统治，在1948年以后的20多年中，社会学一直未被视为合法的现代社会科学。由于国民党的精英们误认社会学是社会主义或是激进的、反政府的，所以在50、60年代的大学中，社会学即便是未遭有意的压制，也得不到发展和鼓励。
更重要的是，在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败北时，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学家来到台湾。共产党执政后，大多数社会学家留在了大陆，所以建立于大陆的中国社会学传统并未真正地移植到台湾。没有殖民地的遗产，也没有大陆的传统，所以，台湾战后初期社会学发展所经历的，与其说是“认同危机”，还不如说是“传统的断裂”。回想起来，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社会学的建设完全是一种创新的努力，而不是对某种已有的东西的恢复和改革。
新社会学始于60年代初，战后世界体系中美国的核心地位和美国化社会学对其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对台湾大学建立社会学系给予了直接的帮助，并为台湾提供了新一代受过美式训练的台湾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的影响直到70年代才有助于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但同时也使台湾社会学产生“依附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后来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运动在80年代转向了本土化，甚至台湾化。
大陆出生的社会学家属于战后台湾社会学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已故去或已退休。在150名在位的社会学家中，多数是台湾出生的，属于第三代或第四代。第三代台湾社会学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主干力量，如今他们的年龄大多在45岁到55岁之间。第四代社会学家是第三代社会学家从前的学生，80年代后期才进入社会学界，年龄大多不足40岁。从现今社会学家的生活经历和年龄结构来看，台湾社会学事业可以说主要是由台湾出生的中青年学者来挑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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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新煌曾以“世界体系中的范型分工”为分析工具，把台湾社会学60年代至80年代的发展描述为“依赖性发展”，它完全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学从60年代帕森斯功能主义一家独尊，到70年代多元范型兴起这一范型转移的过程。从1960年到1981年，在123篇中文写成的期刊文章中，所引用的1051种英文参考文献大多数是美国社会学家的著作。那时，所有中文的社会学教科书实际上都不过是美国社会学入门教材的翻版。在这些教科书中，没有战前大陆社会学家和战后台湾第一二代社会学家所做出的经验资料和研究成果。美国社会学的普适性从未受到怀疑和挑战，文化特性和“国家社会学”等问题也从未被视为合法的问题。到了1980年，台湾社会学的地位仍处于战后美国社会学所发展出来的核心范型的边缘。
然而，从80年代开始，自由主义社会学家在中国化名义下提出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要求。社会科学社团(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开始进一步反省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急切地想把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因此，根据70年代初期以来台湾所经历的广阔的历史背景，来正确评价这场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走向本土化的自觉运动，是十分重要的。
1972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从整体上重新认识台湾和自己。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要求政治改革。随着民族主义的危机意识的增长，产生出一种意料之外的集体意识来处理当时台湾所面临的生存问题。由于外交上受挫，注意力中心便直接转向了内部的改革，台湾的现实开始为许多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所关心，乡土文学运动是第一个有意识的努力，不少年轻的台湾作家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身上寻求文学理念，试图用台湾的社会现实主义来取代60年代一直支配台湾文学的西方现代主义。这场运动在70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争论中达到高潮，从此，社会现实主义在台湾文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萧，1996)。这一本土化转向也扩展到其他诸如音乐、表演艺术和电影文化等领域。社会科学家自我发现和自我批评可以看作是这场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知识分子全面的本土化意识的进一步展开。从时间上看，是与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第三代社会学家作为新生力量出现是相符的。
在80年代初期，从美国归来的受过高等训练的社会学家的人数日益增多，随着他们投入到这场运动，台湾的社会学景观大为改变。根据1983年的一项对社会学家的调查，对当时的社会学状况，大多数接受调查的社会学家对过去20年的社会学进展十分不满，自我批评的表达包括：缺少临界质量，缺乏特色和没有发展主流等，缺乏理论洞见和经验工作也是对1983年前的社会学的普遍评论。大多数社会学家还非常关注，在国民党统治的数十年中，社会学发展所受的政治影响。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只有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才能养育出成熟的社会学。如同以后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过渡时期所表明的那样，社会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和批判的理智活动，有助于台湾民主化的形成。更为直接的是，有不少社会学家作为拥护民主的知识分子，参与发动、动员和保护了来自复苏的市民社会的民主力量。
对于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要求，大多数社会学家在80年代赞同这种自觉的努力，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必然的。社会学为何要本土化，许多人认为，它对台湾社会学发展的根基是必需的，它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并能产生社会学的文化和历史认同。但他们很快强调，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目的并不是要停止学习西方社会学，或鼓吹建立一种国家社会学。本土化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集体的觉醒，而不是一种幻觉的产物。如同萧新煌根据调查资料所总结的，本土化社会学应是一个双重概念，既要有社会学的普遍性，也要有相关的文化性和民族性。换言之，社会学本土化不仅要通过把社会学知识深化到台湾现实，以促进台湾社会学的基础发展，而且要通过提供得自于丰富多彩的文化特性的新元素，来充实世界社会学。从本质上讲，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是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结合(萧1984，1987)。
最终，对台湾社会学本土化的实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步骤。首先，应促进对战后台湾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及其相关问题做有力度的研究。其次，要注意中国独特的社会观念、文化特色和历史现象(萧，1987)。
从发表的文章和专家的评价来看，由于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人数的增多，专业的领域和产出都有重要的增长和扩大。根据瞿海源对台湾社会学家1951-1985年间所发表文章的研究(1986)，文章1969年前为1.86，1970-1974年间为1.59，1975－－1979年间又上升至2.42，最后，在1980－－1986年间一跃为3.65。比较一下1975-1979和1980-1986这两个时间段所发表的文章，有5位以上作者的领域数目，在10年间从5个上升到13个。1986年，最密集的研究领域有：人口统计、社会问题、家庭、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社会理论、复合组织、团体互动、女性研究、社会政策、社会福利以及文化。
近来，Chang(1996)搜集了952篇台湾社会学家1991－－1995年间发表在杂志和论文集上的论文，根据他的估算，可以进一步看出，台湾社会学家在过去20多年中研究专业的延续和变化。诸如社会学理论、人口统计、社会变迁、发展社会学、社会分层和城市社会学这样的密集领域，在1980年后仍然占据中心地位，90年代研究趣旨上升的领域有：家庭社会学、性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和文化研究，这再次反映了台湾社会学对大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回应，这些问题也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新焦点。
目前大部分台湾社会学家仍然用中文在本地刊物上发表文章，但他们用外语(主要是英语)写作在海外期刊上发表的兴趣正日益增长。从1991年到1995年，150名社会学家中有30名把他们的文章给了50多家海外或国际性刊物，这标志着台湾社会学家正缓慢而有长进地加入国际社会科学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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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务与挑战
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学正逐渐被认为是一门上升的智力事业，在社会科学的学术社团中已建立了合法地位。社会学家被视为是一群倾向于自由主义并对当前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批判的学者。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学家不仅是引起麻烦者，也是解决问题者。人们日益期待社会学家能提供灵活的理论来解释变化的社会现实，对各种出现的社会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式，并乐于扮演拥护和批评者。的确，在今天的台湾，除了教书和研究，各种社会学家还担任着多重社会角色。“政府机构”、大众媒介和市民社会组织在遇到相关的社会问题时，都希望得到社会学家的指点、评论或参与。台湾社会学家现在已是“被需要的”和“有用的”了。在自由化和民主过渡时期更是如此，不少社会学家已经在推进各种社会运动和保护民主事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Chang,Ying－－Hwa(1996)：《社会学状况报告》，“台湾国科会报告”。
(2) 瞿海源(1986)：《社会学研究现状分析》，“台湾国科会报告”。
(3) 萧新煌(1982)：《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构问题：世界体系中的范型分工研究》，《社会及行为科学的中国化》，杨国枢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类学所。
(4) 《再论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构问题：台湾社会学家如是说》，台大《社会学刊》1984年，第16期。
(5) 《对过去30年来社会学在台湾发展的若干看法》，《台湾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1987年。
(6)1996, “Changing Literary Images of Taiwans Working Class”,in 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edited by Elizabeth J--Perry pp--103--126,Berkeley,Cal: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7)萧新煌和Y－H－Chang编(1996)：《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社会学发展与交流》，台北，台湾社会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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