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意义
台湾回归大陆事关中国国家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现实则是，近十多年来台湾在闹独立而且愈演愈烈。从战略角度看，台湾顺利回归大陆，将大大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实现；从外交角度看，台湾问题是我国外交工作针对的「五毒（独）」之一1，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影响了国力的提升；从经济角度看，两岸分隔妨碍了人员往来、技术资金与市场的充分利用。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对问题的准确把握，而台独势头的日益发展，说明我们近二十年多来对台政策存在缺陷2，这就有必要反思大陆对台独原因的把握是否抓到了要害，现有通行的认知有何缺陷，以及如何改进。遗憾的是，现有流行的看法与分析或内涵不清，或侧重描述，或局限于分析岛内因素，或光谈解决办法。笔者认为，对台湾问题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抽象，在理论层次进行概括、总结、分析，对问题的把握才能切中肯綮。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归类分析、比较就是理论研究中的一种，目前国内尚无相关的学术文章面世，是个不小的缺憾。本研究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意在抛砖引玉。本文运用近年来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考察台湾问题的演变和实质，再尝试提出一些建构主义视野的解决办法，依笔者看来，这是治本之道。
1.2 现状分析与文献综述
从国际关系理论视野3，现有对台湾问题的众多看法可以分为四类：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论者的4、认同论者的（或曰初级建构主义的）。简要介绍如下：
（1）因为大陆经济落后，与大陆统一将降低台湾居民的生活水准，两岸经济联系又不够密切，不足以影响台独的发展。如果大陆经济发展到与台湾相近的程度，两岸经济联系足够密切，则台湾很可能不会谋求独立，甚至两岸会自然而然地走向统一。这是自由主义的观点。也是李登辉时期台湾拒绝「三通」，反对与大陆统一的主要论据之一5。大陆在八、九十年代也认为发展两岸经贸关系将抑制台独，通过「以民促官」、「以经促政」，推动台湾当局走上政治谈判桌6。
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重视经济利益，相信合作是可能和必要的，由于制度化的合作乃合作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故合作方都会往这个方向努力。第二章将展示双方经贸往来的增长并没能促进台湾方面致力于建立合作所必须的制度。这说明这种观点难以成立。
（2）因为大陆力量不够强大。只要大陆有了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台湾即使想独立也不敢，台独趋势自然被抑制住。美国敢干预同样是因为大陆军事上太弱。这是现实主义者的观点。这一派因而认为「时间在大陆一边」，大陆应抓紧时间发展经济，同时大力增强军事实力，到一定时期一举收复台湾，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
重视实力，通过增强实力以追求权力与安全是现实主义的传统。所谓权力是一种关系，即让对方做其不喜欢做的事，或让对方不能做其喜欢作的事。力量对比将决定行为体行为。第二章将显示：事情远不是那么回事。
（3）因为大陆信奉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统一的结果是「专制主义」的大陆吃掉「自由民主」的台湾。台湾只有保持现在的实际独立状态或实现独立，才能保持繁荣、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美、日及台湾「意识形态论」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只有大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台湾就不会因恐惧而谋求独立，两岸统一不过是时间问题7。
这种观点初看颇有道理，但经不起推理分析，第二章将说明：这种观点乃台、日、美意识形态论者的虚假托词而已。
（4）近年来，人们也渐渐注意到了认同在台湾问题中的意义，但用的是不同的提法：台湾认同、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族群意识、大福佬主义等等，说法层出不穷，又缺乏明确的界定，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这种表面的热闹无助于人们分析、把握台湾问题的实质，严肃的学理分析与推理是专业研究者的应尽之责，也是本研究的核心。这些看法触及了认同这一建构主义的主要概念，但仅仅是些初步的看法，远不足以说清台湾问题，作者们也没有有意识地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系统分析，所以，笔者将之称作「初级建构主义」。详细分析见第二章。
1.3 论文结构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引言包括研究意义、现状分析与文献回顾、论文结构、研究视野与方法、论文创新之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故笔者在论文结构上做了些调整，不同于常规格式：笔者在本章的「现状分析与文献回顾」部分只是简单归纳介绍了四种情况，而把对这四种情况的详细介绍与分析放在第二章进行，这样可以把理说的更透些，同时这些分析是个铺垫，导入对台湾问题的学理分析，从中推理出政治认同在现阶段台湾问题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效果。第二章的分析显示运用建构主义理论的必要性。所以从第三、第四两章转入建构主义分析。由于重要概念较多，本研究在第三章中界定相关概念，但同时包含了对这些概念的建构主义分析。第四章进一步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展开分析影响台湾人族群认同的主要因素：岛内的和岛外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第五章是结论，先对前面的研究进行讨论，总结台独发生、发展的主次因素，转化为国家认同所带来后果的严重性，并推论族群认同视野的适应范围，然后列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接着指出本研究不足之处。最后一节，笔者先列表分析台湾问题现状（主要是大陆、台湾、美国三方角力），然后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
1.4 研究视野与方法
1.4.1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建构主义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迅猛，现已经成为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并列的三大主流理论范式之一。建构主义内部有不同流派，本文采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结构派理论。
该派认为：国际社会里，行为体（agent）之间的互动赋予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以社会意义，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观念建构而成的8。利益并不是放在那儿（out there），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的9。换言之，物质力量本身的作用有限，行为体（agent）通过规范（norms）进行理解(understanding)而建构起身份或认同（identity），行为体的身份决定其利益和行动。身份可以建构，身份变了，行为体利益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种「弱式物质主义」的视野，其本体论是理念主义的，故又被称为结构理念主义（structural idealism）10。从某种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是身份政治理论。
就台湾民众而言，对自己身份认同变了，所追求的利益也随之发生变化，表现为从谋求光复大陆，到维持现状，再到要求建立主权国家（即台湾独立）。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身份认同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台湾内部，外来压力的作用相对次要，或外来压力要求台湾维持现状，台湾自己则求变。
1.4.2 诠释法
「诠释学」（Hermeneutics）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学问，指教人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他人的话语、特别是文字话语（文本）的技艺。它在历史上特别指神学中对《圣经》的解释方法，在近现代则扩充到对文学文本及其他文本（比如法律文本）的解释。主要由于海德格尔的工作，诠释学获得「哲学」的或纯思想的含义，与「现象学」和「存在问题」贯通了起来，并且赋予「解释」（hermeneuein, Auslegung, Interpretation）和「文本」以更深广的意义。常指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但是，诠释法的应用极为广泛──准确地说，诠释法与实证法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两个主要方法。孔德开创的实证研究法乃基于这种认识：自然科学揭示自然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社会存在也是客观实在，所以，社会科学可以借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解释（explaining）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马克斯·韦伯与埃米尔·涂尔干则将世界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前者指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的事实，如树木、土地等，后者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其含义只能通过社会意义网路去理解。文化事件（即社会现象）之间的价值关联是人选择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注重理解（understanding）的方法，这是诠释法的大致含义11。事实上，与自然界不同，人是有价值观的社会动物，实证法能解决的问题相当有限，大部分的社会现象还得以诠释法进行研究。
本研究主要运用诠释法，但结合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以及博弈论思想。理论视野则是建构主义的。
1.5 论文创新之处
有两个方面：（1）国内第一个从建构主义视野对台湾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系统梳理台湾人族群认同起源、发展、最后转变为国家认同的全过程，探讨了影响这一进程的主要因素。这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台湾问题并「对症下药」将有助益。族群认同视野也有助于我们考察世界上广泛存在的分裂、闹独立现象。（2）温特理论是体系理论，探讨的是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如何塑造国家身份与利益，温特承认国内政治的重要影响，却没有展开讨论12。建构主义的案例研究或者把国家施动者（state-agents）当作消极接受外界影响的行动者，如《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文化》、《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和自卫队》，或者认为既定的文化传统将决定国家的对外战略，如《文化现实主义》。这些研究的物件都是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行为体，情况确如作者们所展示的。前述作品中的案例研究主要展示了这么个过程：外部因素──→影响精英──→影响统治者或民众──→身份变化──→利益变化。但如果将目光转向那些或多或少享有一些主权的准国家行为体，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本案例显示，要求行为体（agents）改变身份的外来压力较小，或者外来压力要求行为体维持现在的身份时，行为体通过内部斗争、学习等过程，也会导致身份的变化，其利益因此发生变化。本案例还显示：内外因素都在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而谋求身份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对次要。所以才会出现美国要求台湾独立时，台湾不同意，而当美国要求台湾维持现状时，台湾却又想独立。
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上）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第二章 对现有主要观点的辩驳与台湾问题学理分析
2.1 自由主义观点和对这种观点的辩驳
自由主义者关注经济利益，认为在劳动分工广泛存在的市场体系里，贸易会使各参与方获益，理性的国家行为体出于对共同利益的关心与追求而谋求彼此的合作13；经济是和平的前提，贸易的发展将促进和平14；全球化导致了各国间的复合相互依赖，军事力量的作用下降15；除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外，二战后出现的大量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也增加了和平因素，因为它们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16；经济影响政治，经贸的密切联系将导致国际规制17（institutions and regimes）的出现和强化，从而使得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可预期、不确定性下降，国家之间采取敌对行动的动力与可能性因此而减少；特别是一方对另一方因为不对称依赖而形成高度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敏感性(sensitivity)时18，会阻止依赖性大的一方采取与己不利的政策，而倾向于与对方建立相关的制度（institutions）联系。
海峡两岸的实际情形则是：一方面，近二十年，台湾从承认一个中国退到否认「九二共识」，再到「一边一国」直至在今年三月搞「防御性公投」（为「统独公投」打下基础），即从「暗独」到「明独」并采取了实质性的步骤。另一方面，两岸贸易金额1978年为0.46亿美元，2002年增至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970倍。截至2003年9月底，两岸贸易总额累计3091.8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出口488.9亿美元，自台进口2602.9亿美元，累计逆差达2114亿美元（远大于台湾对大陆357.1亿美元的实际投资额）。自1991年始，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顺差来源。根据2002年统计，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台湾是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19。国际上公认的贸易依存度有两条线：超过15％为相对依存，大于30％形成绝对依存。台湾对大陆的出口1994年的平均依存度已经达到16％，部分产业则已经超过了绝对依存线：造纸工业51.8％，皮革工业41.4%，机械工业38.7%，化学材料工业35.6%，化学制品业与纺织业也分别达到了29.5%和23.2%20。而《联合报》1994年4月25日「我对大陆贸易依存度创新高」文章更显示：1993年，台湾对大陆出口依存度已达16.47％，大陆对台出口依存度仅为1.2％。48.29亿美元的对外投资中，31.68亿美元投向大陆，占65.61％21。另外，2004年1月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达35.4％22。显然，经贸关系并未能牵制台独的发展，两岸之间官方半官方的规制（institutions and regimes）建设未进反退，两岸政治、军事关系总体趋向紧张。这与自由主义的主张相矛盾。
统一影响台湾居民生活水准的说法更缺乏说服力：一国两制下的港澳居民生活水准并未下降，原来外流的人口出现回流，快速发展的大陆经济反而吸引了数十万生活优渥的台湾居民前来投资、置业、定居。民调显示：约25％的台湾民众希望在大陆定居，仅常住上海的台商就有30万人23。
2.2 现实主义观点及对这种观点的辩驳
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的基础是实力，实力对比决定彼此的关系，权力意味着让对方做其不喜欢做的事情，或阻止对方做其想做的事情。在无政府状态下这是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必然选择，国际体系结构（主要是力量对比）决定行为体的行为。
从1978年到2003年，大陆的经济实力相对于台湾无疑大大增强了，GDP从3000亿人民币飞增至逾110000亿人民币，增加了30多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GDP列全球第六（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第二，仅次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有目共睹：实现了载人航太、拥有了中子弹、掌握了空中加油技术、洲际导弹已能打到美国本土、新一代潜艇已具备有效攻击美国海军的能力、海军活动范围大大扩展、远距离军事投送能力明显提高。
与大陆经济、军事实力快速增强相映衬的，是台独倾向的日益明显，作为对大陆国家权力（power）显著增加的回应，台湾反而更「敢」独立了。这显然无法印证「时间在大陆一边」。现实主义者可能会辩解说：那是因为大陆的实力还不够强，美国又是台独的主要动力之一。大陆如果能象美国打伊拉克一样快速解除台湾的武装，美国将接受既成事实。为了「长痛不如短痛」，「早打」也值得考虑。这个问题颇具挑战性，但我发现，这种权力政治观有几大致命缺陷：
（1），中国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不具备全面抗衡美国的能力。如果美国将台湾问题列为国家的核心利益24，则五十年内，大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将很可能导致台湾的独立。
（2），「不打无把握之战」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的精髓。大陆目前没有「尽早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决心和能力，大陆近期的对台战略是「防独」而不是「促统」25，动武是威胁性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实施，更倾向于借助美国来「防独」。「快速解除台湾武装」实际上是个假问题，这种主张将起危险的误导作用。
（3），动武后果的不确定性是大陆处理台湾问题的主要考量之一，这一点不会因为大陆实力的相对增强而改变。除非美国明确将台湾问题列为第三类（重要国家利益）或第四类（次要的国家利益），而笔者的研究显示：对美国而言，当在第二、三类之间，以第二类可能性为大。对中方而言，则为第一类的核心国家利益。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符合中美两方的共同利益，台湾则力图打破现状。26
（4），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大陆暂时不必要冒战争风险。军方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
（5），从1972年的「上海公报」到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美国对台湾的支援明显弱化。此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基调是「和平解决」，既反对大陆动武也抑制台独倾向。如《联合报》1997年5月26日消息称：美国官方对1996年派航空母舰到台湾附近的行动进行事后评估，结论是：此举「给了台北一个错误的认知」27，所以，1997年中美决定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克林顿1998年在上海公开重申美国对台湾的「三不政策」，对李登辉1999年抛出的「两国论」，美方的反应是：李是个「麻烦制造者」。小布希上台初期，中美关系有所后退，但小布希熟悉国际政治、对两岸问题的认识深化后调整了对华政策。九一一事件给中美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经贸关系的发展、朝核问题的处理都使美国进一步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鲍威尔甚至认为中美关系现在处于建交以来最好的时期。美方明确反对台湾改变现状的任何企图，不赞成台湾搞「防御性公投」。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新任主任Mitchell B Reiss不久前到中国「调研」，在清华国际所回答笔者的提问时说：「我不认为美台之间有台下交易，这种交易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很难长期保得住秘密。美国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美国不过起帮助作用」。言下之意，美国确实没有武力保台的现成安排。 概而言之，中国的总体实力近25年来明显提升，美国对台湾的支援近33年来总体减弱，态度由五、六十年代的促进台独到现在反对台独与改变台湾现状，而这与台独总体增强的趋势相矛盾28。
总之，「收复台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诚然不假，但其时间、方式现在难以确定。
2.3 意识形态论者观点及其困境
意识形态论者偏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问题，具体到台湾问题，他们认为大陆与台湾不同的意识形态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
然而，「意识形态论」者的观点愈来愈难以被人苟同了29。从1840年到2003年，中国对外政策的心理基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轻视──失落──恐惧──自闭加排斥──将信将疑──逐步认同，所谓和平崛起意味着认同现有的国际规制，愿意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30。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是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包容性、适应性、不尚武、重视「和而不同」等特点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5000年的主要原因。所以，毛泽东时代中国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与美国联手抗苏，邓小平用「一国两制」解决了港澳问题，江泽民时代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通过宣示「公有制经济有多种实现形式」的政策，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被有意识地不断降低31。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是邓小平理论，后者的思想核心是「猫论」和「三个有利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意在扩大党的代表性、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事实上，各国官方、民间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意识形态的考虑已居于次要的地位32。且大陆已意识到台湾问题具有与港澳问题不同的独特性，明确表示将给予台湾更大的自主权，如不在台湾派驻解放军、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
没有证据表明两岸统一将导致大陆吃掉台湾，大陆放弃马克思主义与台湾放弃台独之间难以证明存在因果关系。世界上也没有例子说明：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了国家某一部分的独立，相反，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施印证了一点：不同意识形态可以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共存。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并行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
2.4 初级建构主义观点及其不足
李─陈时期台湾问题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如何统一的问题，而是台湾要闹独立且愈演愈烈（以图打消美国因素中对台湾独立不利的一面）。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许多人一般性地谈到与台湾人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族群认同」发生了变化有关，观点散见于媒体报道，如：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统筹员王家英文章《李登辉的老谋深算》提到「台湾内部的国家认同问题日趋严重」33；陈子帛提到2004年3月台湾大选使「人们看不到真正意义的族群融合的前景。在政客们的操弄之下，台湾的主体认同竟然成了非黑即白的大福佬主义的最佳掩饰」34，郑永年认为台湾「反对党越来越倾向于抛弃『中国包袱』」，「以保持他们所谓的台湾认同」35。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秘书长张子超谈到「台湾的政治分化加深，台湾人的族群意识倍增」36。以学术文章的形式进行学理探讨的很少，笔者检索到的仅寥寥数篇37，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近十年来的研究论文，发现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台独问题的文章不多，运用建构主义则没有见到。兹介绍如下。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林震的《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38他认为「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中华民国』在推动民主改革的同时也成为解构物件，这使得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出现分裂，民进党为首的反对派成功地瓦解了部分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国民党渐居下风」，「（中华民国认同观与台湾国认同观）两种对立的国家认同观在『中华民国』缩小化（即限于台湾地区）的基础上实现合流，但仍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的认同危机」，该文分析的是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政治认同危机，未进一步分析这一认同危机的文化根源，也没提到台湾人对「中国人」认同上的变化。将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仅仅归结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是不够的。福建师范大学林晓芳在《浅析50多年来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多元化走向》39一文中提到「50多年来，在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台湾逐渐滋生出与祖国大陆格格不入的政治文化，民众简单朴素的中国认同出现混乱并形成多元化走向……目前持双重身份认同、主张维持现状者居多,坚持台独的人是少数，但对这一走向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该文对台湾岛内国家认同的变化分析较细，但是，把台湾人国家认同变化的原因仅仅归结为美国因素与台湾岛内因素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没有分析台湾族群认同的演变过程、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天津大学才家瑞的《日据时期（1895～1945）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40，他认为「1895年清政府甲午战败，马关割台，台湾从此沦为日本殖民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祖国的认同与忠诚,表现出台湾同胞在日本殖民统治50年中，奋起抗日，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正是凭借这种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台湾才能在1945年10月重回祖国怀抱」。该文谈的是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笔者认为，说「日本殖民统治50年期间台湾同胞表现了『奋起抗日、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缺乏立论依据。在日本人统治中后期，台湾人的抵抗已经很弱，蒋渭水等人的抗日行为只有短期、局部影响，很快就被日本人镇压。研究台湾历史问题时应注重全面客观的分析，对某些局部事情采取任意拔高的做法不足取。日本人统治中后期台湾人中较有影响的是林献堂等人，但他们根据大陆当时的情况，采纳了梁启超的建议，走「爱尔兰式」的道路：保存实力、与当局适当合作，利用合法手段（包括利用议会）为本地人争取更多的权利。
以上作者从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角度探讨台湾问题，基本未涉及到族群问题，且概念界定或缺乏或不清。从族群认同角度研究台湾问题的则有：郝时远的《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41，他注意到，在台湾，族群「已经成为构建『族群政治』的文化『工具』」。刘国深的《台湾「省籍族群」的结构功能分析》42，他提到「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里，『省籍族群』的政治功能得到空前绝后的发挥……这一功能将趋于萎缩，但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期里，『省籍族群』仍会是一个难以忽视的因素」。陈孔立的「台湾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 43，他从省籍、族群、本土化三个维度对台湾政治运作进行了分析。这些论文注意到了族群认同与台湾人政治认同的关系，分析较为细致，引用材料甚为丰富，是近年来分析台湾岛内文化因素之政治作用的好文章，给本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不足之处则是视野较窄（与文章的立意有关），难以给人一个台湾问题的全貌。他们虽然也运用了认同概念，但尚不属于有意识地从建构主义视野进行系统分析，故笔者概之为「初级建构主义」 44。
笔者从上述起点出发，将台湾问题放在国际大视野下进行全面考察。前面已经以国际关系理论归纳台独问题认识上的四种主要看法，通过对实际情况与数位分析，指出这些看法实际上不成立，下面笔者将从运用博弈论开始，转入建构主义理论（主要是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温和建构主义）阐明台湾问题发生、发展的实际历程，论证台独的主要根源在于台湾人的族群认同变化导致的国家认同嬗变。根据这一研究结论，作者尝试提出一些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应对之方。
2.5 台湾问题的学理分析：从博弈论到建构主义
甚么是台湾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导致前述四种片面认识的主要原因：没有区分原因、发展、现状、解决方案等而笼统作答。 笔者以为，所谓台湾问题是个概括性的表达，是一个包含了许多子集的集合，故必须对此进行拆解，然后才能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根据大陆官方的定义，台湾问题是指海峡两岸的分离状态45，那么，它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有三个方面、是三方互动的结果。
两个时期是指两蒋时期（1945～1988.1）和李─陈时期（1988.1～2004），两蒋时期台湾问题的实质是两岸对中国统一方式的主导权，即，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还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两岸在中国国家统一这一大目标上不存在分歧，这一时期，台湾问题可以未解决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因素加上美国因素。李─陈时期台湾问题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如何统一的问题，而是台湾要闹独立且愈演愈烈，意在建构独立的「合法性」的同时，打消美国因素中对台湾独立不利的一面。
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上）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三个方面是指：中国大陆与台湾分隔状态产生的原因、为甚么分隔状态维持到现在、如何解决这种分隔状态。导致这种分隔状态的初始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内战，这一点各方没有疑义。分隔状态得以维持主要是因为美国的介入，这一点也是共识。分隔状态的解决有三种立场：统一、独立、维持现状。
三方互动是指中国大陆、台湾、美国间的较量。分隔状态体现三方博弈均衡点，这个均衡点的实现有赖于两个威慑战略46：美国的威慑战略与中国的威慑战略。中国在1979年后威慑战略的中期目标是维持现状，抑制台独。美国威慑战略1979年后的法律依据是《与台湾关系法》，其目标是：在台湾不单方面谋求改变现状的前提下，阻止大陆武力统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博弈关系分列如下。
美国不参与时台湾问题博弈均衡为：大陆占绝对优势，用图表示如下：
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上）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在台湾岛内，台湾本省人在族群认同上的诉求因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而只能表现为零星或间接的台独活动形式。如《自由中国》杂志与雷震案，《大学》杂志与台大哲学系事件，《文星》杂志与李敖案，《台湾政论》事件、《中华日报》上的杂文、「大力水手」漫画与柏杨案、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不过是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反抗，追求的目标是民主与自由104。但我的分析是：
（1）反对国民党这一外来政权本来就是建构台湾族群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对立物与外在压力，族群认同的形成将是个非常长期的过程。
（2）这些事件的参与者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台独的中坚人物，他们在族群认同上的诉求有个由暗到明的过程。李敖与柏杨没主张台独，他们以犀利的文笔讽刺、挖苦、揭露国民党，客观上加深了民众对「外来政权」专制统治的不满。在1960年的雷震案中，《自由中国》杂志联合台籍人士和民青两党共72人开会决定召开「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并宣布「立即组织一个新的政党（『中国民主党』）」105，表达的是对民主化的追求。但该党发言人认为国民党镇压的目的之一是「威胁大陆人今后不敢与本省人合作，搞政治运动」106，与族群认同高度相关的省籍问题已开始凸显。在「中坜事件」与《台湾政论》、《大学》、《美丽岛》杂志则呈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身影：陈少廷、张俊宏、杨国枢、黄信介、许信良、康宁祥、施明德、林义雄、吕秀莲、姚嘉文，他们的政治诉求从早期批判强权主义到中期组织党外人士助选团再到后期「反对国民党专政」107，行为上族群认同的印记日趋明显。
宗教力量的作用值得一提，尤其是有20万会员的台湾基督教长老会（URM），URM是个国际性组织，隶属「世界普协」和「亚洲教协」，它在推动台湾的人权、支援台独势力上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训练的不少「台独顶尖人物」先是成为民进党内急独势力「基本教义派」主力，后又成为「台联党」的骨干。
4.1.4 美丽岛事件108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蒋经国从1970年起推行「新人新政」以「革新保台」，台湾渐走出了六十年代的「政治冰封期」，这从国民党1980年对「美丽岛事件」的处理上可以看得出来：蒋经国虽然不允许任何政治集团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口号煽动群众情绪来反对国民党，但也没有采纳国民党内保守派的意见，而决定采取「以法制暴、以理制惑、以德化怨」，缩小打击面的处理办法。只将黄信介、施明德、吕秀莲等8人送军事法庭进行公开审判，允许记者和家属旁听，媒体也可充分报道审判过程。一个国民党始料不及的后果是：公开审判造就了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等一批党外律师109，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党外运动的骨干和台独的中间力量110。政治案件的公开庭审、媒体的广泛报道对民众的影响与心理塑造自不必言。其后果是，「『台独理念』广为人知，受刑人家属与律师在随后的选举中高票当选。」111
由上可知，美丽岛事件为台独势力步入政治奠定了民意基础。
4.1.5 解严和开放党禁、报禁等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蒋经国顺应大势的做法的几重效果：国民党本土化、蒋经国在台湾民间评价远好于蒋介石，他还成了民主化后国民党的一笔资本112。
蒋经国晚年思想演变的原因与轨迹有待研究，但他力排众议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允许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大量提拔使用本省人、推行省级以下立法、司法、行政三部门的选举等措施既促进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也使得长期压抑着的省籍矛盾表面化，因为「台湾的民主化过程，相当程度上是建构在族群间的意识冲突上」113，外省人、本省人各自的族群认同在选举过程中加强114。而且，以1986年民主进步党成立为标志，台独的重心转入台湾岛内，「洋独」、「土独」汇流。
4.1.6 李登辉因素与台湾人的族群认同
李登辉上台后，台独势力得以有系统、有步骤地排斥「统派」力量（统派的言行被归结为「不爱台湾」），推进「去中国化」：修改历史、地理教科书，将明代以后的中国列为「外国」；推广台语教学；倡导「爱台湾」意识；等等，希图通过「教育台湾化」以「建构台湾为主体的教育内容」，从而「建构一个正常国家最基础的地基工程」115，进而达到从根上切断台湾居民的中国人意识。王家英就认为：「李登辉的老谋深算，正在于他对国家认同议题的前瞻判断和准确捕捉，并坚定地结集各方力量付诸实践。」116
李登辉时期台湾人形成了较明确的新的国家认同：否定对中国的国家认同，认同台湾人的「集体身份」。 1999年5月民进党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117，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这二者标志着台湾人已经成为台湾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外省人变为次要势力。但也须注意到：没有李登辉及其幕僚的纵横捭阖，民进党不可能在2000年成为执政党，更大的可能是国民党内的台湾人出任「总统」一职。这一点上，李登辉发挥了领导人的「历史作用」。
笔者认为，对92年的「一中各表」不能看的太高，因为它实际上让李登辉探到了大陆对台政策的底：大陆同意「各表」等于表示不急于解决、不想动武、没有既定的政策底线。所以，李登辉明显加快了促进台独的步伐：开展「新台湾人运动」、推行宪政改革、取消按叛国罪审判台独行为的法律、在文化教育上推行「去中国化」、直至推出「两国论」。下台之后仍不失「台独第一大佬」本色，又是策划成立台联党，又是力倡「手护台湾」，完全不负其父当年换祖宗的一番「苦心」118。
4.1.7 民进党崛起与台湾人的族群认同
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是个标志性事件：将台独列入党章的政党被允许生存、发展，原先分散、民间性质的塑造族群认同转变为公开追求新的国家认同，并有合法的政党代言人。民进党发展迅速，党员人数稳步上升。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初，民进党的党员人数仅有1万余人，在1995年发展为8万余人，1999年发展到20余万人。2000年3月上台后，社会上涌起了一股入党潮，民进党党员数成倍增长，目前已突破41万。民进党的政党认同度也稳步上扬。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初，民进党的民意认同度仅有7%，1996年升为15%，在上台前一直维持在20%左右。但是上台后，其民意支援度一直维持在23%─29%之间，居于国、亲两党之上，成为岛内第一大党119。
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上台、2001年「立委」选举泛绿阵营获得立法院225个席位中的104个。按省籍划分，本省籍190名，占84.44％，外省籍35名（其中1名来自金门，8名是「海外立委」）120，与台湾本外省人口比例相当吻合（2300万台湾人口的组成为：福佬人加客家人占86％，原住民占2%，外省人占12%）。
在台湾的政治术语中，「民主化」与「本土化」等同，在民进党基层选民观念中，台独与出头天、民主是同一概念121。外省人很少支援民进党。省籍矛盾在选举时特别突出，表现为外省人的集体身份认同（支援外省籍候选人，这一点在1989年的选举中表现得特别典型）和本省人的族群认同。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相当多的本省人，这牵制了国民党的政策选择，使之只能选择「稳健」的政策──维持现状、缓独，不能认为这部分人的基本的族群认同倾向于外省人。证据显示：外省人很少支援台独，本省人支援统一的少于20%122。本省人投票给国民党的原因有二：（1）害怕战争，但认为大陆会动武的人越来越少。（2）民进党执政能力太差，尤其是经济搞不好。这是主因123。国民党时期台湾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增长率最低为5%，而民进党执政三年来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1%、3%124。
由于老年人陆续淡出政治，新增加的年轻选民80％认同台湾，新党已泡沫化，2000年「大选」中以推进「一国两制」为竞选口号的李敖得票率不到1%。这些昭示着主张统一的意识已处于弱势并趋于边缘化，台湾人的族群认同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主流群体的争论不是统独，而是维持现状、缓独、急独三派之间的较量125。2003年12月16日国民党放弃「一中」，表面上是为了选战的需要，实际上是不得不进一步向民众的主流意识靠拢以获取选票。国民党酝酿改名主要也是出于这一目的126。台湾目前的政治光谱可表述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