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祭祀用稻看旱田陆稻先于水田水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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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稻亦称陵(稜)稻或早稻。稻有籼、粳两个亚种，陆稻不是亚种，只是适应较少水分环境的一种生态型，陆稻和水稻一样有籼、粳两个亚种。
人类最先栽培、驯化的是陆稻还是水稻?学界至今争论不休[1]。本文试图从祭祀用稻的角度来证明陆稻的栽培和驯化可能先于水稻。
我们知道，祭祀礼仪中大多保存有非常古老的内容，虽然祭礼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这种改变往往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以至于大多数情况下，后代举行祭祀的人，只知道礼仪规定要这样做，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例如，野生稻生长于南方，最先栽培、驯化稻子的也是南方人，这些种稻的南方人中曾广泛流传着狗帮助人类取来稻种的传说，因此收获新谷后，要把第一碗新米饭献给家中的狗吃。至今湖南等地，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仍以农历六月六(或新谷登场后的一个辛卯日)为尝新节，这天先倣新米饭敬祖宗，再盛新米饭喂狗，然后全家人才吃饭[2]。这个神话传说曾在某个历史时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的时候)伴随着稻作的北迁(《诗经》等均有北地种稻的记载，详后)而进入北方文化，并发展为中国礼仪的一部分，《礼记·月令第六》(传为西汉·戴圣收集编撰，所收均为公元前之事，多取材于周秦古书)曰：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3]但从整体上看，北方毕竟不是一个很适宜稻作的地区，不可能不间断地保持稻作(气候寒冷干旱时就不能种了)，稻作中断了，传说也就淡忘了，因此到东汉，郑玄为《礼记》的这条记载做注时，只说了句“稻始熟也”，说明当时还知道这是一个收获稻谷时的祭礼，但已不知为什么要“以犬尝稻”了。现在，甚至有人把它理解为“这个月，天子食狗肉来品尝新收的稻谷，在尝新前，要先献给祖庙”[4]，新米饭献给狗吃，变成了人吃狗肉，说明现代人已完全不理解这个古祭礼了。当然，当祭礼的内涵与现实或祭祀人群的文化背景相距太远而风牛马不相及时，人们有时也会为祭礼重新编造一个理由，中国民间吃乌饭的习俗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吃到后来各地吃乌饭的日子、理由都不一样了(详后)。
祭礼这种严重的滞后性，倒为我们探索稻作起源提供了一条途径。
祭祀离不开食物，酒、肉味美而不易得，成为食物祭品中最贵重的一类，足以填饱肚子的粮食作物位居第二，此外还有蔬、果及奶、茶等。早期历史文献(记录的多是北方的情况)表明：粮食类祭品主要有黍、稷、稻、粱、麦、菰等，黍、稷是北方的主粮，因此北方祭礼中献祭的也多为黍、稷，《诗经．小雅。大田》是一首西周贵族丰收后祭神的诗，诗中所谓“与其黍稷，以享以祀”[5]的现象在祭礼中极为普遍，丰盛的祭品成了人们取悦神灵的重要手段。稻、粱、麦在祭礼中的地位虽不如黍、稷，但在一些特殊祭礼，如稻米在南方山神的察礼中(详后)，其作用甚至超过黍、稷。
下面我们试图从祭山神用稻米和祭祀用色饭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稻作的起源问题。
一、祭山神用稻米
瞿明安先生首先注意到“稻米在祭山神仪式中的作用显得非常突出，‘糈以稻米’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6]，惜未展开讨论。笔者对此深感兴趣，于是沿此思路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发现确有这种现象，主要见记于《山海经》。经笔者查核，祭山神用稻米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南山经》中，《南山经》其实包括“南山经”、“南次二经”、“南次三经”三经，三经全部讲到祭山神要用稻米。如《南山经》曰：“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凡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滁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凡南次二经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祠：毛用一璧瘗，糈用稌。”“凡南次三经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称。”[7]其他山经中则只有个别山神用稻米祭祀，以《中山经》较多见，如《中次五经》曰：“首山，魁也，其祠用滁、黑牺太牢之具、蘖酿；干儔，置鼓；婴用一璧。”[8]《中次三经》曰：“凡茧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其二神用一雄鸡瘗之，糈用稌。”[9]《中次九经》曰：“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其祠：毛用一雄鸡瘗，糈用滁。”[10]《中次十二经)曰：“凡洞庭山之首，……糈用稌。”[11]此外，《西山经)和《北山经》中也有零星记载，如《西次四经》曰：“凡西次四经自阴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神祠礼，皆用一白鸡祈，糈以稻米，白菅为席。”[12]《北次三经》曰：“凡北次三经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13]糈即祀神之米，稌(音杜或徒)即稻米中的糯米[14]。其他地区的山神祭品则多为鸡、羊、狗等动物牺牲和璧等玉器，个别地方也用糈，但其糈非稻米，而为黍、稷或五种之精(不清楚指哪五种谷物，如为后世的五谷，则一般也包括稻)，如《西次三经》曰：“糈用稷米”。[13]《东次三经》曰：“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16]《中次十经》曰：“凡首阳山之首，……糈用五种之糈。”[17]《中次十一经)曰：“凡荆山之首，……糈用五种之精。”[18]这种情况和稻子的自然分布区域和稻作栽培区是基本吻合的。据研究，古代野生稻分布的北界，大致起自长江上游的渠州，经中游的襄阳、江陵，至下游太湖地区的浙北、苏南，折向苏中淮北，直至渤海湾的鲁城(今沧州)，比现在野生稻分布的北界要北移10个纬度以上[19]。不少古文献也都提到了北方种稻、食稻之事，如《诗经．小雅。白华》曰：“?彪池北流，浸彼稻田”，《周礼·地官》曰：“稻人，掌稼下地”，《战国策》曰：“东周欲为秀，西周不下水”，《礼记·内则》曰：“淳熬，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由此可见，在气候偏暖湿的历史时期，北方偏南地区的居民曾采集野生稻或种植栽培稻。而且，前述《南山经》之外的一些用稻米祭山神的地点，《山海经》中虽未归入《南山经》，但事实上这些山系中有不少其实属“南方”。虽然《山海经》中的地名大多已无法确证，但像洞庭山、岷山、荆山之类现在仍在使用的地名还是可以确定的，这三个地点，《山海经》中均归入《中山经》，但洞庭在湖南，岷山在四川，荆山在湖北，均属长江流域稻作区。因此，《中山经》和《西山经》中有部分山神和《南山经》中的山神一样用稻米祭祀也就不足为奇了。
《山海经》是一本非常古老的书，所收均为中国上古之事，其中“山经”部分的成书年代不迟于战国[20]，这说明：用稻米祭山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祭礼。
对此，笔者曾百思不得其解。稻子生长于沼泽之地，为何不祭水神或沼泽之神，而要用来祭山神?现终于想通：如果人类最初采集或栽培驯化的是陆稻，出现这种祭礼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最初的稻子是否是陆生?前苏联研究植物起源的植物学权威瓦维洛夫、日本的盛永俊太郎等从植物遗传学的角度都主张稻子起源于山地；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虽然野生稻生长于沼泽低地，但由于其生长的南方地区旱雨季分明，其一部分生长期处于无水旱地阶段，因此。野生稻兼有水生和陆生的生物性质，生态条件改变后，它也能向给于的生态条件靠拢；D,具阿德、希格罕和基金干则以泰国能诺他遗址为据，指出人类是先有旱作，很久以后才发展出水田农业；日本的渡部忠世根据中国云南和印度阿萨姆等地区少数民族的农业发展经历，也得出与之相似的结果，认为水田整治、管理的技术要求较高，人类最先种的是陆稻，生产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开发水田种水稻。此外，近代发现的普通野生稻，也大都生长在陆地或山地，而且泰国、缅甸、云南等地至今还有水陆未分化的稻[21]。这一切都说明，稻子最初可能是一种陆生植物，人们最初采集或栽培驯化的也是陆稻，这是大山恩赐给人类的一种美食，因此，人们要用它来祭祀山神，祈求山神对此多加保佑。此时的山神即农神，至少可以说它的主要司职是管好农业。
但经笔者查阅，《山海经》之后的文献少有相关的记载。既然曾是一种普遍流行的祭礼，为什么这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笔者考虑，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们开始掌握开发水田的技术，于是更加高产、稳产的水稻几乎全面替代陆稻。山地开始退出农业范畴，转而成为狩猎、伐木、采集、采药等的场所。人们因此对以稻米祭山的礼仪发生疑问，转而用他们可以理解的其他祭礼替代此祭礼来祭祀山神。因此，用稻米祭山神的做法在水稻取代陆稻后，很快退出了主流社会的历史舞台，成了一个人们无法理解的古祭礼。
这是大部分稻作区的发展演变情况，但历史上陆稻一直有零星种植，并没有根绝。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不仅记有乌陵稻、黄陆稻等陆稻品种，而且专辟一章讲早稻的种植。明清方志中的记载则更多，如福建莆田的白陵，浙江平阳、瑞安的水稜，西安(今衢州)的浦陵，临安的旱稜等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陆稻品种[22]。日本学者认为最先从中国传人日本的也是陆稻中的红色糯稻[23]。中国至今仍有不少陆稻品种，如白壳早稻、有芒早稻、红早稻、香珠米、砂早稻、茶米粒等等，上海、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广东、贵州、云南、湖南等地都有不少陆稻品种，尤以云南、江苏为多[24]。尤其是云南等西南边远地区，由于受地理、气候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或出于饮食习惯，历史上曾较普遍较长时间地种植和食用陆稻，有些甚至到近现代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阶段。他们不仅大量种植、食用陆稻，如西盟佤族、怒族、景颇族等[25]，而且较好地保留下了以稻米祭山神的祭礼。如哈尼族每年三月蛇日以羊、酒、米饭祭山神[26]；云南普米族祭山神时要烧松毛，并往火中撒糌粑和酒[27]；四川永宁纳西族农历七月廿五日祭山神，祭品有糌粑、蜂蜜等[28]；云南墨江县布朗族每年正月初五、初六祭山神，祭品有红公鸡和米等；傈僳族每年阴历四月中，全村共祭山神，祭品中有4碗米饭；贵州布依族每年三月初三祭山神，祭品中有谷子[20]。
基诺族猎获麂子时，家人须将米、饭、菜和水撒到楼下祭山神，以感谢山神让他打到了麂子[30]。此时的山神其实已没有农神的性质，而是一个狩猎神了，但祭祀仍沿用旧法。白族与之相较，似更先进些，已知道用不同的祭礼祭祀不同性质的山神。祭山神是白族最普遍的祭祀活动之一，种荞子，收玉米、上山伐木、采山货、开荒种地、狩猎、冰雹灾害等都要祭山神。从各地白族祭山神的情况看，种荞子、玉米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以粮食祭品祭祀，如云南洱源西山一带的白族每年上山种芥子时，以鸡蛋、粉丝、饭、“干拉”(米粉制品)等祭品祭山神；狩猎或祈求六畜平安时则以鸡为祭祀牺牲，如聚居在半山区、近山区的白族，在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十的10天里，以鸡为祭物，由牧羊老人主祭，求山神保佑羊群不受野兽侵害[31]。有些地方从陆稻转种水稻后，则把相应的一套祭山(即祭农神)礼移入水田农业祭祀中，如哈尼族祭水田时，由家长在稻田水口处立一根竹竿，杀一只白公鸡，同时用染成红、黄、绿等色的糯米饭献祭水神，以求稻谷丰收[32]。这种做法并逐渐泛用于许多其他农业祭祀中，如傣族祭“披纳”(水田鬼)、招谷魂、广东海南岛黎族祭稻公稻婆、高山族祭新年、仫佬族祭社王、布朗族祭土神，基诺族的播种祭等农业祭祀中也都沿用米、饭和糍粑等稻米祭品[33]。
二、祭祀中的色饭
笔者在阅读有关文献时，发现古代祭祀中的供饭，或某些节日的主食多为有颜色的饭，有些甚至用五色饭。如明．屈大均有“社日家家南烛饭，青精遗法在苏罗”之诗句，说的是在祭祀土地神的社日食乌饭；畲族在农历三月三祭祖时食乌饭：“四月八日造麦精饭，……赤有乌饭乃于三月三日取柴汁和米蒸之，相传其祖盘瓠喜吃此饭也”[34]；云南河口瑶山一带瑶族农历三月三过于巴节时，要染制各色糯米饭[35]；云南彝族过尝新节时，除祭祖祈神外，还要把新米饭染上各种颜色，做成各种花样，馈送给亲友和村里的老人[36]；江苏无锡农民以农历八月廿四为“稻稿日”(稻之生日)，农民煮新糯米饭，炊半烂捣之，和以赤豆，作成红白相间的糍团，以供尝新；渡部忠世所谓“糯稻栽培圈”的人们，在尝新节吃的都是糯米糍粑或糍团，且多染成各种颜色[37]；广西壮族农历三月三和十月十要去郊外祖坟处祭祖，届时要用枫叶、旱稔米果、红兰草和一种俗名叫“花买”的灌木的叶或花泡水后，用过滤得到的汁把糯米染成黑、红、紫、黄色，蒸制成有奇特香味的五色饭供于坟前[38]；前述哈尼族祭水田时则用染成红、黄、绿等色的糯米饭供祭。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最初色饭均用于祭祀，被祭者多为祖先或社神、谷神之类与农业有关的神，古时祭祖多在农作物收获之后，意即丰收后与祖先共享，也惟有此时，才拿得出象样的祭品，因此，祭祖与农业关系密切，许多情况下祖先和农业神是放在一起祭祀的，如前述云南彝族和湖南一带农村的尝新节。
色饭所用色彩，五颜六色，但以红色和黑色为多，而且早期多为红色或黑色，晚期才出现其他颜色。为什么?
湘西苗族传说禾谷神为了拯救饥饿的人们，曾将自己的乳汁一滴一滴挤出来，每一滴乳汁是一颗白米。挤多了，挤出了血，变成红米[39]。
笔者认为这和稻作的起源有关。如上所述，人类最初采集的是野生陆稻，植物种质资源调查表明，野生稻现在还存有三个种，即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一般认为栽培稻由普通野生稻驯化而来，采集时代是否还有其他野生稻?是否只局限于采食普通野生稻?我们现在已无法证实。但从米粒颜色上看，至少这三种野生稻米多为红色。其中普通野生稻多为红色，对我国现有的3635份普通野生稻籽粒进行色泽统计，发现可分为8种色泽：白色、淡褐、褐色、浅红、红色、深红、虾肉色和紫黑色，其中红色最多，占93．2％，虾肉色次之，占3．74，紫黑色也有1l份[40]。药用野生稻均为红色，疣粒野生稻均为淡红色。
由普通野生稻驯化而来的栽培陆稻的米粒因此也多带有颜色，笔者根据赵则胜等人编著的《中国特种稻》一书中的《中国特种稻品种资源分布情况表》(41)进行统计，发现各种陆稻的米粒几乎均为红色或紫色，白色极少见。对此，历史文献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如《南史·周颙传》说周颙山居时每天吃的是“赤米，白盐”，据宋．程大昌《演繁露》考证，赤米是一种品质较差的米，俗称“红霞米”，“田之高仰者，乃以种之，以其早熟且耐旱也”(42）。
以上所提及的红色米多为籼、粳，糯米中则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黑色系列。我们知道陆稻和水稻都有籼、粳两个亚种，而籼稻和粳稻又都有糯与非糯两种，非糯是正常情况，糯则由非糯变异而来，糯性的籼称籼糯，糯性的粳称粳糯。由于糯稻较耐寒、耐旱，早期稻作(陆稻和早期水稻)中糯稻占有很大比重。渡部忠世对此专门做过调查，发现在栽培稻历史悠久的一些亚洲地区，至今还保留以糯米为主食的消费方式，其分布范围包括老挝、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缅甸的掸邦和克钦邦的一部分，中国云南和广西的一部分(如云南的傣族和广西的苗族非常喜欢吃糯米)，印度阿萨姆邦的东部等地区，渡氏称之为“糯稻栽培圈”(43)。人类出于对祖先和鬼神的崇拜，总想把自认为最好的东西献给他们。糯稻因含有90％以上甚至100％的枝链淀粉而具有一种特殊的软滑糯性食味，口味好，成形性强，因此很早就成为祭祀的主要米种，前述《山海经》中祭山神所用之稻米大多点明要用糯米。黑糯是中国糯稻中一群米粒从紫色至黑色品种的统称，全国各地都有分布，云南最多，方志中对此也多有记载，如胭脂秫(糯)、猪血糯、朱砂糯等(44），现代著名的黑糯则有江苏鸭血糯、云南紫米和陕西黑米等。这些黑糯饭和红米饭一起成为古代最重要的两种供祭色饭。
由此可见，人们最初采集的稻子和栽培驯化的陆稻(包括早期的一些水稻)多为红色、黑色之类的色米，人们自已食用色米，也用色米饭祭祖祀神，久而久之，祭祀用色饭成了一种习惯。即使在人们自己已经种水稻，吃白米饭之后，由于祭礼的严重滞后性，人们仍努力遵循古训，遵守祭礼，用色饭祭祀，甚至在色米难以寻觅的情况下(中国人口压力一直很重，色米多低产，水稻区极少有人栽种，只个别无法种水稻的偏远山区有零星种植，但后世也多被海外传人的玉米、番薯等高产山地作物所取代)，用染色的办法来达到供祭色饭的目的。
最初人们只是模仿，所以多为红、黑色，乌饭可能就是仿黑糯饭的一个典型。乌饭，又名乌精饭、青精饭或乌米饭，一般都用粳米和南烛的叶茎制成。南烛Vaccinium bracteatum Thunb。是杜鹃花科Ericaceae越橘属Vaccinium的一种植物(45），我国南北各地皆有，俗名有乌饭树、青精树、乌稔树、黑饭草、乌饭草、乌米饭、乌饭藤、南竹子、乌饭芦、黑米饭(46)等。食乌饭的习俗源远流长，许多历史文献均有记载，如北宋．马志、刘翰等编修的《开宝本草》曰：南烛，……“取茎叶捣碎，渍汁浸粳米，取汁炊饭名乌饭。亦名乌草。”北宋《日华子本草》(作者不详)曰：“黑饭草，益肠胃，持浸米蒸洒，干服，又名南烛也。”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曰：“道家以叶染米为青精饭，花如米粒，湖南谓之饱饭花。”(47）但后来人们已不知用色饭的初意，于是不再局限于红、黑色，为图热闹，五颜六色都用上了，前面提到的瑶族、彝族、壮族、哈尼族等用的都是五颜六色的米饭或糍粑。
至于煮食方法，各地略有不同。唐·陈藏器《本草拾遗十种》和《清嘉录》(48)等对此均有记录。陈藏器记录的方法是：取乌饭树茎叶捣碎渍汁，用浸粳米，蒸熟成饭。把饭晒干，再浸其汁，复蒸复晒，如此九浸、九蒸、九曝后，米粒紧小，黑若坚珠，可以袋装出远门，久贮不坏，临吃时，用沸水煮一滚即成清香可口的饭食，相当于现在的方便食品。《清嘉录》记录的是吴地用于祭祀的乌米饭，先将乌饭树叶洗净捣烂滤汁，再将淘净之糯米放人此汁水中浸泡四小时，取出糯米加适量清水煮熟，拌糖食之。笔者小时居住杭州，吃到的就是这种用糯米炊制、拌糖食用的乌米饭。
如前所述，色饭供祭多用于祭祖和尝新节等农业祭祀，而祭祖又大多与农业祭祀一起举行。但到后世，由于耕作制度的改变，南方一些生产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二熟甚至三熟制，各地栽种的作物品种和作物的收获季节不一样了，各地的农业祭祀和祭祖的日子因此也不一样了，食乌饭的日子也由此开始混乱。如现代江苏溧水、句容、宜兴、溧阳、金坛一带以及浙江宁海等地在农历四月初八吃乌饭，杭州近郊一带在立夏吃乌饭，江淮农村在清明吃乌饭，闽东则在农历三月初三吃乌饭(49)。由于色饭供祭的祭礼起源太早，且与后世种水稻吃白米饭的现实背景相距太远，再加上各地食乌饭日子的混乱，加速了人们对食乌饭原始意义的遗忘，人们只记住要吃乌饭，但已经弄不清为什么要吃乌饭，为什么自己要在这个时候吃，别人要在那个时候吃?随着对远古记忆的淡忘和对现实祭礼的疑惑，人们开始不断地为自己造出各种吃乌饭的理由，如立夏吃乌饭据说是为了记念孙膑，闽东三月初三吃乌饭是为了记念唐高宗时期雷万兴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四月初八吃乌饭则有佛祖诞日、目连救母、沉香救母、金花救杨文广等几种说法(50)。
色饭用于祭祀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以致于后世的人们在不了解其初义的情况下，开始神话色饭。如《风土记》曰：“精折米，十取七八；取淅使青，蒸而饭，色乃紫绀。于东流水饭食与洗而除不详。”(51)神仙“邓伯元、王玄甫俱在霍山，服青精饭。”(52)
综上所述，祭山神用稻米为祭品和祭祀用色饭两种祭礼，有力地说明了人类最初采集的野生稻和栽培驯化的稻子是陆稻，所以才会用稻米祭山神，野生稻和陆稻多红、黑色，所以才会产生用色饭供祭的祭礼。
从祭祀用稻看旱田陆稻先于水田水稻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注释：
(1)匡达人：《亚洲稻作多中心起源论》，载王玉棠等主编《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游修龄：《农业神话与作物(特别是稻)的起源》，载游修龄《稻作史论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年。
(3)钱玄等注译：《国学基本丛书·礼记》(上册)第235页，岳麓书社．2001年。
(4)同(3)第236页。
(5)袁愈荌等：《诗经全译》第345页．贵州人民出版杜。1981年。
(6)瞿明安：《中国古代宗教祭祀饮食文化略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杂学十三经·山海经》(上册)第428—432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
(8)第459页，(9)第457页，(10)第466页。(11)第471页．(l2)第441页，(13)第449—450页，(15)第439页，(16)第453页，(17)第466页，(18)第470页。
(14)(19)游修龄：《中国稻作的起源、分化与传播》，载游修龄《稻作史论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年。
(20)吴枫：《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第4s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21)匡达人：(亚洲稻作多中心起源论)，载王玉棠等主编(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游修龄：(中国稻作史}第50—53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
(22)游修龄：《中国稻作史》第50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23)第55页，(42)第114页，(<4)第112页。
(24)赵则胜等：《中国特种稻》第349—466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40)第25、35—37页，(4l)第349—466页。
(25)李根蟠等：《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第140—142页，农业出版社，1987年。
(26)郑传寅等：《中国民俗辞典》第432页，湖北辞书出版社，1987年。(30)第,140页，(33)第436—445页．(35)第274页。
(27)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第3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28)第342页，(29)第345页．
(31)同(27)第344页；同(26)第435页。
(32)金泽：《中国民间信仰》第3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33)第137页。
(34)民国《建法县志》卷三。
(36)(37)(39)游修龄：《稻与尝新节及新年》．载游修龄《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
(43)游修龄：《糯稻文化区》，载游修龄《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
(45)《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三册)第209页，科学出版社，1987年。
(46)完颜绍元：《中国风俗之谜》第28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杭州植物园药用植物名录》(内部发行)第272页，1975年。
(47)转引自梅全喜：《本草纲目补正》第253页，中医古籍出版社．1993年。
(48)完颜绍元：《中国风俗之谜》第28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49)第286页，(50)第286—288页。
(51)唐·徐坚等辑：《初学记·卷二十六·饭第十二》(下卷)第400页，京华出版社，2000年。
(52)宋·叶建珪撰。李之亮校点：《海录碎事》(下册)第687页，中华书店，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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