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形式—桑基鱼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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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基鱼塘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形式。即桑地依赖于鱼塘肥泥，养蚕依赖桑叶，而鱼塘则依赖于蚕屎、蚕沙这样互相依存的形式。珠江三角洲蚕区布满着“桑基鱼塘”，这种生产形式一直延续至今。1992年，桑基鱼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
一、 珠江三角洲蚕桑业的兴起和发展
广东蚕桑生产有悠久的历史，产丝量历史上曾名列前茅。珠江三角洲既是广东省的粮仓，又是盛产蚕桑、塘鱼、甘蔗的重要基地。它是由东、西、北三江汇合冲积而成的肥沃大平原。地处北回归线以南，自然条件是亚热带气候环境，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时间长，终年无雪，四季常春，适宜于各种农作物生长。桑蚕的饲养一年达八至九造。区内河网密布，特别是基水地区，四面河涌纵横，桑基鱼塘交错其间，交通方便，对发展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具备了优越的自然条件[1]。
珠江三角洲是广东省种桑养蚕的重要地区，蚕桑业是珠江三角洲的重要经济作物。南海、顺德、中山、三水等地的桑地面积约占全省桑地面积百分之七十五，产茧量占全省百分之九十左右，成为我国著名的生丝产地，和太湖平原、四川盆地并列为我国三大蚕桑区。蚕业起源于我国，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而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蚕桑业生产的发展，与中原和长江流域比较，是稍迟而且缓慢的。根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在广东省南部的珠崖（今海南岛），西部的德庆，北部的连州，以及中部的广州附近等一带地区，女子已有进行“桑蚕织绩”和“采桑饲蚕”的种桑、育蚕、丝织的生产活动了[2]。汉朝建安中，交州剌史步隲到南海（今广州附近一带地区）观察地势时，见到广州附近一带“高则桑土，下则沃衍”，反映了当时广州附近已利用高地种植桑树[3]。
唐代，广州已成为我国通往外地的港口，各地的商人和外国人都相继来广州贸易，贩运绢丝，农业生产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已是“田稻再熟，桑蚕五收”。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日渐南移。北宋末年，大批士民渡岭南来，散居于珠江三角洲，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围垦土地。北宋徽宗期间，珠江三角洲地区修筑了“桑园围”。珠江三角洲的蚕桑生产已伸展到南海县的九江、沙头和顺德县的龙江、龙山一带[4]。
明初，珠江三角洲蚕桑除相继在西、北江沿岸的南海、顺德、中山、新会、番禺等一带地区发展外，还向东江沿岸的东莞、增城，北江沿岸的清远等县扩展。顺德县的平步村已是“四月蚕成麦亦收”，“夏末粜谷春卖丝”。南海县的西樵居民，一年衣食的支出都靠种茶和蚕桑解决[5]。广州府南海等八县，有夏税畦桑共四万七百五十一株，东莞、增城、香山等县已有小黄桑种植。珠江三角洲蚕桑生产，主要蚕桑产地如南海的九江，顺德的龙山、龙江，尚未围垦利用之前，只能分布于高地，进行小面积的种植。
明中至清初，珠江三角洲蚕业生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而土地的利用也有所改进。基地和水塘布局的生产形式相继出现。随着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广东丝织品更远销海外，蚕业的商品性日益增大。广州府各县已是“男勤稼穑，女务蚕桑”的盛况[6]。顺德县的龙江这时也出产了著名的丝织品——“玉阶”和“柳叶”，并成为广东的贡品[7]。1530年，佛山的丝织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的生产，整个丝织行业划分为十八行，进行分工分业的生产[8]。
由于对丝织品的需要增加，珠江三角洲的南海、三水、东莞等县的桑地面积更为扩大，广东蚕造由唐代桑蚕一年五收发展为“广蚕岁七熟，闽则八熟”。同时，广东丝织品如线纱、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已远销国内外，享有声誉。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是反映当时广东丝织品的品种、质量和对外贸易的概况写照。
鸦片战争以后，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刺激，生丝大量出口。桑塘地区不断扩大，桑地面积也随而增加，加速了珠江三角洲蚕桑生产的发展。南海、顺德等县部分地区，已经是有桑塘无稻田的地区了。种桑和养鱼相结合的专业化生产，已占农业生产的首位或第二位。甚至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高潮，居民以“农桑养蚕为业”[9]。
二、基塘的形成与修筑桑园围
1、围“海”筑塘 围“海”筑塘是指将一些河涌堵塞或圈筑河旁来修筑成塘。早在十四世纪中期，珠江三角洲西北部地区的劳动人民已经结合修建水利来“堵河筑堰而养鱼”了。据史料载：明中，顺德县陈村等地区的“筑海为池者”，更是“辄以顷计”。围“海”筑塘的生产活动，六百多年来不断发展，三百多年前相当盛行。《广东新语》则说：这种“筑海为池”的活动，已遍布于“广州诸大县村落”。后来，由于河流逐渐变狭，围“海”筑塘潜力已不大，又跟不上桑基鱼塘发展的需要，因此，围“海”筑塘的生产活动就逐渐减少了[10]。
2、挖田筑塘 唐宋以前，珠江三角洲不少部分地区都是面临大海，地势低洼，水患严重威胁着生产和人民生活。因此，珠江三角洲人民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在一些低洼的地方，把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将泥土复于四周成基。既可收到地尽其利，又可收到降低地下水位有利生产的效果，便组成基、塘的生产形式。因这些平旷低洼地势，挖塘蓄水养鱼，不但可以发展生产，又能使挖塘的余泥填高部分地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水患。这是当时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充分利用低洼地发展生产的方法之一。清中，由于受蚕桑业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少洼田被改成鱼塘，洼田地区变成基塘地区，南海县的九江、顺德县的龙山、龙江等乡，不少池塘都是挖田筑成的。鸦片战争后，蚕桑生产畸形发展，原来已有基础的基塘区，更大规模的挖田筑塘，出现“人与鱼共命，鱼与谷争秋”的情景，挖田筑塘的风气，向邻乡及其附近扩展，达到历史上的高峰。可以看到，珠江三角洲的河涌密布和“地势低洼，水潦频仍”，是形成基塘区的基础。围“海”筑塘和挖田筑塘，是当地劳动人民改造洼地，利用自然的主要途径[11]。
3、修筑桑园围 珠江三角洲大规模农业开发是在唐宋以后。此时，人们为防洪水，保护农田，已开始建造堤围。据史志记载，北宋时沿江已建有堤围十余座。从堤围发展趋势看，早期的堤围多建在珠江三角洲的上中部。建于宋代的西江、北江上的堤围绝大多数在鹤山—南海一线西北。据《罗格围志》载：宋代南海县的西北部始筑堤围，最早有北江的罗格围，这段堤围长26005丈，捍卫农田400顷。其次是北江的大富南围、大富北围和西江干流左岸的桑园围，筑堤规模较大。如桑园围，分东、西围，“西围自三水飞鹅翼起至龙江河澎围尾止”，长“万二千余丈，捍田千百顷”[12]。桑园围修建于1101年至1125年，堤长14700丈，捍卫农田面积1500顷。据宣统二年（1910）《南海县志》载：“雍正五年（1727），桑园围，海舟堡属之丫基，采石修筑，桑园围修筑用石自此始”。据此记载，桑园围到清初才开始在部分基段上改用石方修筑，而始筑桑园围时极可能是用泥叠成的。桑园围是宋代位于珠江三角洲最南面的河岸堤围，堤大且长，用泥修筑；桑园围的修筑东西两基均“遵海捍筑不与水争地”，并根据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和在桑园围“下流之水较上流差四、五尺”，故筑堤留口，在围东南角的倒流港和龙江滘两水口，“不设闸堵水”，让围内水及江“水从外灌入围内，互相宣泄。”即将桑园围修成开口围而不筑成闭口围。据清同治十三年（1874）《南海县志》载：“邑内江防之最巨，无过桑园围，形势与它围不同，它围形如碗，桑园围形如箕，东西两堤皆从上游建瓴之地，依山筑堤，从高而下，顺水性，送至下流而止，而下流之水较上流差四五尺，故围尽处，甘竹、龙江两口，其水从外灌入围内，互相宣泄。”[13] 筑堤后，洪水泛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珠江三角洲农田受泥沙淤积的机会也因而大为减少，地势低洼的状况被固定下来。据《新建南海县桑园围石堤碑记》载：“田之未围堤也，大水浸之则泥沙加积焉，一年积二三分之泥沙，百年积高一二尺之田地，自有堤而田无水患，地亦不复加高。”堤围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不断地加高培厚，小围联成大围，土围改成石围，有些地方大围之内又建起子围。如著名的桑园围内就有东方子围、五约子围、南方子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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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过程中，珠江三角洲出现了新的生产结构方式—“果基鱼塘”、“桑基鱼塘”。基塘的利用，最先还是“凿池蓄鱼”，基面“树果木”而成为果基鱼塘。基塘地区的果基鱼塘布局出现在明初池塘养鱼兴起之后。原不很适应果木生长的低洼地区，利用堆土筑墩或挖土筑基，以填高地势，相对降低地下水位种植果树。更利用凹陷的积水池进行养鱼，以收到果鱼两利，后人称为“果基鱼塘”。明万历年间，南海县九江地区的塘基，人们将低洼积水地或易淹的农田挖深作池塘，挖出的泥土培于池塘四周以为基，池中养鱼，基上栽植荔枝、柑橘、龙眼等果树[14]。
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布局，是明代后兴起的。因“桑基鱼塘”布局能够很好地把养鱼业和蚕桑业的生产结合起来，成为比较更合理连环性生产体系。这是“果基鱼塘”所没有的。据史料记载，明末“桑基鱼塘”兴起和发展地区，主要在珠江三角洲西北部的桑园围和古劳围内，其中以南海县的九江，顺德县的龙山、龙江，高鹤县的坡山等乡发展较快[15]。到清初，由于国际贸易对丝绸需求的扩大，种桑养蚕的获利大大超过了水果的收益。蚕桑不断发展之后，有些地方的“果基鱼塘”仍然继续保存甚至发展，而另一些地方的果基鱼塘很快衰落。史志称“民多改业桑鱼，树艺之夫，百不得一”[16]。不少地区从原来的果基鱼塘生产形式大量改为桑、塘专业性生产。如南海县九江乡一带，明嘉靖年间蚕桑还未普遍发展，妇女日常劳动是纺织，而龙眼又遍野，那时大面积自然是“果基鱼塘”了[17]。此后，果基鱼塘的生产方式，逐渐演变为“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的桑基鱼塘代替了原来的果基鱼塘生产，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低洼地积水内涝的问题。果基向桑基的发展，为珠江三角洲塘鱼、蚕丝出口的贸易打下了基础。《广东新语》对广州和南海等地桑基、果基与鱼塘的记载：在各县—“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柑、橙次之，龙眼多树宅旁，亦树于基。基下为池以畜鱼，岁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大者至数十亩。其筑海为池者，辄以顷计”。珠江三角洲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岭南肥美的稻田被弃，农民筑田为基，或筑海为池，基上植果、植桑、植茶，基下为池养鱼。人们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方式，充分地利用土地的空间与轮作的时间，以求最佳的经济效益。当时已形成了包括南海县的九江、海洲、镇涌、金瓯、缘潭、沙头、大同等乡，顺德县的龙山、龙江等乡，香山县的小榄和鹤山县的坡山、维敦等连为一片的“桑基鱼塘”专业生产区域[18]。桑基鱼塘，种桑养鱼，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商品生产。岭南人把种桑—养蚕—缫丝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结合为一条龙。由于桑基鱼塘带来的农业生态文明而产生的良性循环，促进了桑—蚕生产发展，并牵动了缫丝的发展。据《广东新语》载：“计一妇之力，岁可得丝40余斤”；“计一亩之地，月可得叶500斤，蚕食之得丝4斤，家有10亩之地，以桑以蚕，亦可充八口之食”。正如《广东新语》提到：果基鱼塘与桑基鱼塘这一新的生产结构所带来的直接的经济效益，便是使岭南人在商品经济之路上富裕。屈大均生动地描绘了在商品经济之路上发家致富的新型农民的形象—“左手数鱼，右手数钱”。
四、 桑基鱼塘与堤围的结合
1、建堤围后筑基塘 从基塘与堤围结合的方式看，主要是建堤围后筑基塘。据史料记载，堤围内的桑基鱼塘有：南海县九江乡五子围，“内护桑基鱼塘二十二顷”；东方子围，“通围内桑基鱼塘六十六顷”[19]。人们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把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将泥土复于四周成基，既可收到地尽其利，又可收到降低地下水位有利生产的效果，便组成了基、塘的生产形式[20]。如“秀丽围，近年业蚕之家，将洼田挖深取泥覆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蓄鱼”[21]。
2、先挖基塘后筑围 据史料载：顺德县福安围，围内基塘共四十顷余；保康围，内包烟户桑基鱼塘五千八百亩；合安围，内包桑基鱼塘一百亩；东园围，内包桑基鱼塘四百亩；北辅围，内包桑基鱼塘一千亩；乐成围，内包桑基鱼塘二千一百余亩；龙乐围，内包桑基鱼塘七百一十亩；南华围，内包桑基鱼塘四百亩；永福围，内包桑基鱼塘二千零五十亩；富安围，内包桑基鱼塘二千八百零二亩，合德围，内包桑基鱼塘二千七百四十六亩；大成围，内包桑基鱼塘二千八百六十七亩；东洲围，内包桑基鱼塘一百三十二亩五分；安定围，内包桑基鱼塘六百三十八亩；长乐围，基塘三十六顷；凌化围，基塘二十七顷余；里沙围，基塘约十顷余；永丰围，基塘三十余顷；北洲围，基塘约十余顷；沙嘴围，基塘约十顷余；康围，每乡涌口各一基塘[22]。一县之内，就有20余座堤围内包有桑基鱼塘，少者百亩，多者五千余亩，可见桑基鱼塘与堤围的结合多么普遍了。如《顺德县志》记载：“旧有大墩障，仅围南便田亩，东北无围闸拦束，每逢潦至，水从径口逆入横流堡内，田禾尽没，基塘半空……同治三年春，乡绅……倡筑大围名曰玉带……告成后，洼田尽变沃壤，租息比旧倍增”。这也说明，桑基鱼塘不能单独抵御洪潦，有必要筑堤围来保障基塘和田地的正常生产。稻田改作桑基鱼塘之后，一方面因田基培高而免除了水潦之患；另一方面因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鱼，鱼屎肥塘，塘泥培桑，形成良性循环。在循环中，各种物质得以充分利用，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史志中也多有改田为塘后，“收入自倍”，“十倍禾稼”的记述。这样，堤围为农田提供了保障，桑基鱼塘的高收入，又为修筑堤围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来源。堤围与桑基鱼塘结合较好地解决了堤围的渍涝问题，外御洪水，内除渍涝，使基塘免遭洪水冲决。二者相得益彰，优势互补。它们因此也得到较快的发展，成功地解决了田地与水的矛盾，也为珠江三角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形式—桑基鱼塘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五、桑基鱼塘的主要特点
“桑基鱼塘”最早的文献记载于《广东新语》。“桑基鱼塘”是“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塘泥培桑”，即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帮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洼地水涝之憋，收到了“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前一环节的废物成为后一环节的营养（如蚕屎饲鱼），减少了环境污染。
1、桑、蚕、鱼、猪的连环性生产 种桑、养蚕和养鱼三者之间的连环性生产体系，是珠江三角洲桑塘地区农业经营的主要特点之一。桑、蚕、鱼连环性生产的起始，当在桑基鱼塘兴起之后，到了清末才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体系。据《高明县志》（1894）载：“将洼地挖深，泥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畜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又据陈启沅《蚕桑谱》中的《蚕桑总论》载：“蚕食余剩之粟，可以养鱼；蚕疴之屎，可以粪土。固可以培桑，并可以培禾蔬菜杂粮，无不适用”。利用桑叶饲蚕，蚕沙落塘作塘鱼饲料，塘泥上基作桑肥，做到“基养塘，塘养基”的循环利用，互相促进。这一方法，不仅能把种桑、养蚕和养鱼三者之间在生产上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任何一方都可以促进或影响它方的发展。这是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地区生产独具的特点之一。过去在桑塘地区流行着一句“蚕壮、鱼肥、桑茂盛，塘肥、桑旺、茧结实”的谚语，充分说明桑、蚕、鱼连环性生产互相间的密切关系。另外，珠江三角洲桑塘区的农家，除了饲蚕种桑养鱼外，也有利用部分鱼塘水面放养水浮莲，作猪的饲料，结合养猪，既可利用猪屎肥桑地，又可以饲鱼。使基塘的连环性生产更臻完善，农村里的劳动力更能发挥。这是“桑基鱼塘”地区生产结合的方式[23]。
珠江三角洲的养蚕业同塘鱼养殖业密切相结合，作为一种综合的经营，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扬长补短，把桑、蚕、鱼三者有机地循环联系起来。基本上解决了桑的肥料和蚕、鱼的饲料问题，不仅养蚕和养鱼生产稳定，而且成本也大大降低。一般来说，用800斤蚕屎，再加上适量的青草饲料，便可育肥100斤鱼。通常养蚕用桑一千斤，可得蚕屎残渣500-600斤，每担蚕屎可值二元以上，从而增加了蚕桑的总收入[24]。
2、桑基和鱼塘的比例 珠江三角洲的基塘地区，最初是利用基来种植果树，故相互间是没有一定的比例。但到了明代的中后期，随着蚕丝业的发展，原来种果树的基地，逐渐改植桑树，桑基和鱼塘配合生产才有一定的比例。当时地基和鱼塘的面积比例是“三比七”或“四比六”，即大部分采取“三基七水”或“四基六水”的配合形式。清末，人们根据桑叶、蚕沙和每亩塘鱼产量所需要的饲料和塘泥的沉积量等关系，作出了更恰当的基塘比例。因长期受到雨水冲刷和年年戽泥上基的影响，以致塘面逐渐增大，基面日渐缩小，故后期的基塘有“六水四基”或“七水三基”的比例。有些因基面严重崩卸，基面成了又高又窄的所谓“瓦筒基”，造成水肥流失大，桑叶产量不高，不符合基塘的合理比例，塘鱼产量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基塘面积的大小则是因应把地势和拥有的土地面积而有差异。因此，在同一地区内，其基塘的大小亦有所不同，鱼塘面积有七至八亩的，有十多二十亩的，也有四至五亩的[25]。
现在，在珠江三角洲蚕桑区（南海、顺德、中山等地）的桑田形式一般都是桑基鱼塘的形式，这种生产形式传续至今。除了地理上的原因之外，在经营上也是合理的。据一位参观过珠江三角洲某地桑基鱼塘的外国学者说：“基塘是一个很独特的水陆资源相互作用的人工生态系统，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这种耕作制度可以容纳大量的劳动力，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世界各国同类型的低洼地区也可以这样做”，并主动提出资助经费进行研究。可见，独具珠江三角洲农业特色的桑基鱼塘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注释：
[1]、[2]、[3]、[4]、[9]、[14]、[23]、[25]《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四。
[5]《南海县志》1835年版。
[6]明嘉靖 黄佐《粤会赋》。
[7]《广东通志》1713年版。
[8]《佛山纱绸行业史》。
[10]、[11]、[16]、[14]、[17]《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三。
[18]《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四）下 第371页。
[12]《桑园围志》1817年版。
[13]《广东史志》2000年第3期 第33、34页。
[19]《农业历史论集》第146页。
[20]、[22] [清]陈启沅《蚕桑谱·三造宜忌篇》。
[24]《蚕桑谱专辑》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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