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物种不平衡与农业起源
在农业驯化之前的狩猎时代里，农业生态系统或者说受到人类强烈干预的生态系统尚未形成，人们的食物来源直接来自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的劳动力投入有两种特点，一是比较少，二是面比较广。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在狩猎时代，人们为食物所支付出的劳动量远较后期农业劳动投入量为少，因为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劳动生产率比较高[1]。人类的狩猎、采集行为只是自然生态系统循环中的一个环节，由于所施加的影响力小，所以不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这时期，社会组织系统尚未形成，部落内的各个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单位，只是与大自然发生简单的双向联系，如图3a所示。
图3 采猎时代和原始农业时期家庭生产单位P与NET以及TET的联系
尽管这种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并不影响大的生态环境的变化，随着人口增长，生态系统中人类所取食的那部分物种的数量就开始逐渐地发生变化，如果人与人所依赖寄生的物种关系发生变化的话，那么人口的增长肯定会导致寄生物种消失，而寄生物种的减少和消失，反过来便会影响人口的数量，所以说在农业发生以前仍存在着人口压力，人与其寄生的物种存在着周期性的交替消长关系。人也经常受到饥饿的威胁[2]。尽管大的生态系统受到较小的影响，但人与生物所形成的系统是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的，F[0,]与F[1,]都呈周期性变化，这种周期性不稳定的作用，将农业以前的人口稳定在一个相对稀少的水平上，人类对这种周期性不平衡的适应和进化，便是改变这种人与取食物的简单的寄生关系，改寄生为一定程度上的共生，这也是农业驯化的产生和推广的进程[3]。
[1] Boscrup.E.The conditionsofagriculturalgrowth.Chicago:Aldinc.1965.
四、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相互影响
休耕期缩短是人类干预生态系统强度特别是农业生态系统强度的标志，随着人口的增长，对有限的土地持续开发的区域也越来越多，农业生态系统在休耕期缩短和劳动力投入水平增加的情况下，系统本身也越来越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区别开来，见表1。
表1． 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在历史过程中逐渐显示出的区别[1]
农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和集约化的提高，不但改变了生态系统，并且人类自身也越来越依附于农业生态系统，由于农业生态系统的自平衡远远低于自然生态系统，如表1所反映的也正是这种不稳定性在各方面的体现。所以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要高度依赖于人的调控，这种相互的依赖性和共生性决定了相互之间的同化，农业系统的不稳定也必然要反映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也就是社会系统上来，农村公社时期那种稳定的土地公有制，定期的轮歇制在人口增加、生产强化和内部贫富分化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而逐渐向土地私有、短期休耕或土地连作的方向发展[2]。在小农生产者之上的农村公社制也逐渐在掠夺土地的战争逐步升级的情况下被破坏掉，村庄从此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小农户要向政权系统纳税。不但如此，在村庄内部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条件下小农户可能还要付出高昂的地租来租种地主的土地。从整体上看，随着农业生态系统在人口压力下的扩展和不稳定性的增加，一种新的系统SET又在农业生态系统基础上建立起来了。SET严密地控制着TET的调控者──人，也就是小农生产者，正象小农生产者严密地调控着TET一样。人类社会的自身的管理系统正是这样被农业生产管理系统所同化。
如果将小农户纳入社会系统中，并用各种资源表达农业生态系统的话，我们可以象图4那样表达社会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关系。如果图3易于描述一个村庄一定时期内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话，图4则更容易历史地描述一个地区农业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作用。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口、技术、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阶层化等因素都是相互作用并影响到投入的水平，如政治可以通过调整社会的结构来影响人口与技术，而人口和技术则直接影响投入的水平。而意识形态往往可以直接影响到社会结构、人口和技术，总之，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投入的数量和性质，也决定着所能从农业生态系统所得产出的数量和性质。
在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社会体系中，SET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TET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集权政府的作用。正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农业生产依赖于政治，正象欧洲依赖于天气一样”。
图4 TET与SET之间的相互作用[3]
从历史上看，能够对TET进行正确的、稳定的政治操作应该是这样的：
（1）减少压迫程度，削减F[b1,]和F[b2,]的值，削减F[b1,]的措施关键在于削减寄生在官僚系统中的寄生人口，这样才能减少赋税压力；减少F[b2,]的措施在于抑制土地兼并，实行耕者有其田。“文景之治”的成功正在于削减F[b1,]，而“贞观之治”则在于削减F[b2,]，也就是以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贯彻“均田制”，打击地主豪强。
（2）在开国之初，耕者大都有其田，削减F[b1,]的措施也很明显，到王朝经历一段时期以后，人口增加，地租上升，正确的政治措施不但在于削减F[b2,]，还在于组织水利建设，推广农业技术，如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特色，正是如此。这种措施在于推动小农户增加了对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水平和技术改造水平，当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水利和新技术时，这种TET对SET的依赖性也就越大。汉武帝时期长安和关中地区的人口对西北水利高度依赖，现代日本、台湾农村地区的小农生产对政府在技术提供方面的依赖也说明这种情况。
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的操纵过程中往往做不到这两点，特别是当人口增长到一个地区负载量极限时，国家政权不但不能够组织水利建设、推广和鼓励新的农业技术的应用，而且由于官僚体系的庞大、腐败，豪强地主的崛起，剥削格外严重。这一切都会使各种形式的农业投入品减少，使本来就不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更难提供稳定的产品供给，当产品供给满足不了人口的需要时，整个SET系统便会发生大动乱，人口出现大削减，而动乱时期的TET系统则由于得不到投入的保证而向NET系统复归。动乱时期大量的荒芜土地便是这种回归的反映。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生态系统的范围和稳定性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我国地域的广阔性，自然生态系统多种多样。农业生态系统在泛化过程中也在与各地区的生态环境相结合的过程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形成许多种不同的农业形态，尽管这些农业形态都是集约化农业经营的泛化。
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劳动力集约化。铁器时代以后，这个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在强化开发的条件下，已显示出高度的不稳定性，因为这个地区的干旱条件和易流失的土壤条件难以使农业生态系统在连续的耕作条件下保持稳定。当一定程度的休耕期放弃之后，这个地区的农业就显得对水利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西汉时期水利建设搞得好，农业和人口密度也达到高峰；当水利建设衰退时，农业和人口就呈明显的下降状态，以陕西为例，西汉末年的高峰人口数为327万人，东汉时期由于水利事业荒废，人口不足100万人，在以后的几百年动乱时期人口更少，一直到隋、唐盛世期间人口才恢复到300—400万人之间，以后长期在这个水平上波动，到17世纪新作物引进以后，才又开始上升。可以说传统的以栗麦为主体的旱地农业形态，其人口负载力在传统时代里已经在西汉时达到了高峰，并且随着持续时间的加长而显示出愈来愈不稳定的特性。对依赖于北方农业的封建政府来说，也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隋代以前，黄土高原和次生高原地区有一半时间处于动乱状态。以后，政府系统不得不加强对另一个生态系统的依赖，大运河的开凿正是实现了这种依赖作用。
黄土高原农业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旱灾频率加大，长期的开发使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下降。在同样的降雨条件、同样的人口压力条件下，人们对旱灾的感受明显地增强。西汉末年陕西地区旱灾的频率是100年发生15次，到8世纪也就是盛唐时期，从气候条件上看，尽管降雨量比汉代增加，但旱灾的频率已经增长到100年发生43次[4]。由于这两个时期人口压力也基本上相等，可以断定黄土高的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至少增加了1倍以上。
南方水田稻作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开展潜力，是远大于北方旱作农业生态系统的。水田稻作业不但可以提供比北方旱田高出1倍的产量，稻田的水面覆盖还可以防止土壤流失，并相对地稳定土壤中的氮和有机质的含量，现在太湖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28.2g/kg，而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地区旱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才有10.4g/kg和9.7g/kg；太湖地区水田的土壤含氮量达1.47g/kg，而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旱田的土壤含氮量只有0.7g/kg和0.63g/kg[5]。从社会系统方面看，宋以后，南方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并在这个基础上保持政治系统的相对稳定。由于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数量的减少，封建地租在后期达到很高的水平，剥削程度远超过北方，但一直到清末，并未发生大规模动乱，充分体现了南方地区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对社会系统的支持作用。封建统治者只要维护社会稳定、抗御北方的侵犯者，便可以获得长期的稳定统治，与封建社会前1000年的那种政治动乱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没有“均田制”的推广，也没有汉武帝那样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但宋、明、清三个王朝统治时间各长达300多年，只是到了清末，南方地区在人口压力进一步加强的条件下，才发生象太平天国这样的动乱[6]。
[1] Robcrt,G:Comparativc Nutricnt Cycles of Natural andAgriculturalEcosystcms:AStcptoward Principles in AgricnltualEcosystcms.cditcd by Richard lowrance.
五、小农在农业生态系统不稳定和社会系统压力下的反应
尽管农业生态系统的物种的多样性远远少于自然生态系统，但在传统农业条件下，由于小农与市场的联系相对少，所以，家庭的非食物消费往往也要靠家庭劳动者的直接生产才能满足自身需要，而这些日常用品制造所需要的原料也必来自NET或TET。所以，种植的多样性从农业一开始就存在着，热带亚热带刀耕火种区内的农业种植就具有很大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一般是随着小农消费水平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种生产行为在传统社会阶段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多用途策略”（multiuse strategy），这是由小农生产的自给自足性和实用性最大追求原则所决定的。但这种多用途策略的采用随着历史的发展阶段不同往往出现在不同的水平上，《豳风·七月》所描述的多种种植，可能是在农村公社基础水平上的多样化生产，这可能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有类似之处。战国以后，生产多样化资源配置方式则完全由小农家庭自己负担。《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的多样化种植是“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菰，殖于疆场”，同时，还大搞庭院经济“鸡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时，女修蚕织”，为的是达到“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的消费水平。
那么在人口压力下农业集约化的加强和农业生态系统日益不稳定的情况下，小农的种植行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可以认为小农尽管在作物种植行为上采用那种“杂五种，以备灾害”的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方式，并大面积地种植养地作物。但从总体上的那种农桑并举、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多样化消费的生产消费结构是要发生变化的。首先是畜牧业的比重下降，因为由人口增长引起的草荒地的开垦减少了用以放牧的区域，特别是在休耕期缩短导致连作耕作时犹为如此，汉代北方旱作区的人均耕地只有4—5亩，尽管古人描述出一幅多样化种植、多种经营的图画，但“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的消费水平就足可以说明多样化种植和多样化消费在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欧洲的小农则不同了，由于长期存在的休耕地使大量地饲养大牲畜成为可能，代表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水平的Norfolk四程轮作是在休耕地上种三叶草（Clover）和芜青（Turnips）为基础代替以前的二田制或三田制休耕，在四年轮作过程中，作物种植时间和牧草种植时间各占一半，这样不但载畜量提高了，农业产量也由于土壤肥力的增加而提高，所以说，四程轮作比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更有生态稳定效益，何况黄土高原是干旱区，而英国是雨量偏多的地区。
尽管如此，小农户在人口压力所造成的生产多样化紧缩的情况下，仍然以最艰辛的劳动投入和低水平的消费要求以达到相对稳定的农产品收获量。如大豆的种植在汉代黄河中下游一带的推广面积已达到40%[1]。这种作物一方面用来养地，增加土壤含氮量，另一方面用以抗旱，是一种相对具有稳定产量的作物，从营养学上讲也可以补充人在常年素食情况下的蛋白质需求。小麦种植对水利的依赖程度比较大，西北水利衰退之后，小麦种植也相对减少，一般是谷子、高粱与大豆进行轮作、复种。下游地区雨量偏多，生态的相对稳定性往往使种植多样化得以形成，特别是在人口压力较低时期。如《齐民要术》所反映的作物种植种类与蔬菜种类多达14种。但随着后期人口压力的增加，新作物的引进，种植业结构中也越来越趋向于向少数高产、粗粮作物集中，以前的作物如黍、稷、小豆、麻、麻子、胡麻、瓠、芋等的种植面积可能越来越少，作物只集中在玉米、高粱、大豆、甘薯、小麦这几类，桑、麻的种植已被棉花所取代，这其中大豆的播种面积在一般的村庄内只有10%左右，高用地作物如玉米在许多村庄则高达30—40%左右，高粱和栗各占20%，小麦也在10—20%之间。[2]在北方旱作区域内，如果前期的变化趋势是畜牧业减少的话，那么后期的变化则是种植结构内的调整，向粗粮化、单一化的种植业结构转变，豆科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和多样化种植业结构，已经完全为高人口压力所改变。由于人口压力和高土地利用率，下游地区水旱灾害频率也比以前大大地提高了。如河南省淮河口地区从16世纪到19世纪平均每100年发生旱灾67.5次，涝灾约80次；而从9世纪到15世纪平均每100年发生旱灾36.3次，涝灾33.4次。
在北方农业生态系统愈加不稳定的条件下，小农的选择一般是在小块土地上混合采用几种轮作种植方式，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粮食，表2所列的是一种比较普遍采用的种植模式。在这种生产配置中，每年能收获棉花、小麦、大豆各一荏，以此来应付水灾、旱灾的频繁所带来的收入的不稳定。某块地上灾害严重，可以从另一块地上得到补偿；粮食作物的欠收可从卖棉花的现金收入上得到补偿；旱灾严重时有大豆、高粱等抗旱作物求稳，水灾严重时有小麦应付。这是北方小农对高度的生态压力和社会压力的一种稳定性选择。
表2. 三块地上的同一种二年三熟制度所产生的相对均衡[3]
与北方小农不同，长江三角洲和华南一带的农民在人口压力、经济剥削加重的条件下，则通过向土地追求最大的生产量的方式来满足消费的需求，这是由于水田农业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所决定的，唐宋以后稻麦轮作的推广和以后双季稻和一年三熟制的产生，说明小农生产强化手段主要集中于通过一种高产作物──水稻，向土地索取最高的产量。这与北方小农在粮食作物种植过程中所持的那种谨慎的搭配形式形成明显的对照。到晚期，珠江三角洲甚至发展出一种高投入、高产出、多样化生产的“桑基鱼塘”式的农业经营模式。[4]这说明农业生态系统在社会人口压力增加条件下已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协调和循环机制，这当然是由珠江三角洲丰富的水、光热资源所决定的。只有在这种丰富资源的条件下，人口压力才能推动出这种具有良性循环的高产、高效益农业生产技术。总观全国各地区的情况来看，小农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多种经营的程度以及生活消费水平，主要是由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和稳定性决定的。
[1] 许悼云：Han Agricultur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css.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