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园林规划设计领域的首席人物杰弗里.吉利柯

摘　要：作为景观规划设计领域的一代先驱、首届国际景观规划设计师联合会(IFLA)主席以及历届IFLA的名誉主席，杰弗里·吉利柯的经历与国际景观规划设计学科专业的发展紧密相关。

 
1　前 言

　　作为景观规划设计领域的一代先驱、首届国际景观规划设计师联合会(IFLA)主席以及历届IFLA的名誉主席，杰弗里·吉利柯的经历与国际景观规划设计学科专业的发展紧密相关。杰弗里·吉利柯的景观规划设计理论研究与设计实践长达70多年，从1925年出版第一部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花园》(与J.C.亚特兰大合著)起，到1992年规划设计亚特兰大市历史学会庭院，杰弗里·吉利柯一生出版发表专著论文数十部，完成的建筑与景观规划设计100多项。其中，《人类的景观造园》(The Landscape of Man)[1]一书被译成多国文字，在规划设计界广为流传。

　　回顾国际规划设计界发展的历史，建筑和景观曾经是相互分离的两大部分。过去，建筑凌驾于景观之上，支配着景观；如今，这种情况不复存在，甚至已截然相反。在人类步入21世纪的今天，景观成为重要的因素，随着世界各国关注焦点的转变，生态环境问题已被优先考虑，这些都促使景观规划设计学进入了重要的中心舞台。虽然起初杰弗里·吉利柯是个建筑师，并且在学生时代最初也与其他建筑师一样得到了建筑学的严格训练与实践，但是在这场景观第一、生态第一的观念转变进程中，他是景观园林规划与设计界当之无愧的主帅。

　　2　专业教育背景

　　本文着重在杰弗里·吉利柯作品的扼要分析介绍，并非个人传记。但是，对于许多问题的理解有赖于对于其生平的了解，因为，规划设计作品自身无法解释发生在杰弗里·吉利柯长达70年的规划设计生涯中的这样和那样的转变。对这样一个职业变迁的真正理解，不仅需要单纯的设计作品方面的知识，更需要对其设计动机的了解、痴迷以及兴趣。

　　杰弗里·吉利柯190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96年9月逝世。他最早的建筑经验源于建造其父母的住宅。在寄宿学校，他接受了古典而正统的教育。之后，他幸运地遇见了建筑师C.F.A.福塞(C.F.A.Voysey)，被引导进入位于贝德福特(Bedford)广场的建筑联合学校，就读于建筑学专业。在那，杰弗里·吉利柯与其学友J.C.(约克)斯费尔德( J.C.(JOCK)Shepherd)合作，进行长达5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花园的研究，并出版了专著。那时，几乎没有关于该领域的权威著作。通常，只有建筑物被细心地记录下来，其他要素则被排除在外，与建筑邻近而不可分割的花园也不例外。因此，这一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杰弗里·吉利柯后来事业的形成。

　　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研究激起了杰弗里·吉利柯对于景观园林设计哲学领域的好奇心。凭借其古典主义方面坚实的基础，他开始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这种将设计与哲学相联系的习惯，最初只是暂时的、尝试性的；后来得以确定和继续，最终贯穿其整个规划设计生涯。同时，这一习惯也扩展了其作品范围。

　　3　专业实践的发展与追求

　　杰弗里·吉利柯的规划设计实践可以分为三大阶段：1927～1960年、1960～1980年、1980～1996年。

　　第一阶段从1927年获得建筑师从业资格开始，长达30年之久，极大地影响到杰弗里·吉利柯的整个规划设计生涯。其间，主要有三件事影响了杰弗里·吉利柯的规划设计。第一，当他还是学生时，获得一个机会，转向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园林》，这启发了他思考建筑物及其环境的整体关系；第二，在此后的一段时期，他留校任教达五年之久，学生们对于那个时代现代建筑的狂热追随以及对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尤里奇·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作品的狂热崇拜深深地影响了他。这两种不同特征的影响使他既能深刻理解历史传统，又能跟上时代潮流。第三，在花园设计和建筑设计中，他都得到了家具设计师高登·罗素(Gordon Russell)友好的专业支持。

　　20世纪五十年代末，杰弗里·吉利柯在专业上已具备巩固的地位，1960年，他被委任领导首届国际景观规划设计师联合会。对于大多数规划设计师来说，这也许意味着整个职业生涯，然而，对于杰弗里·吉利柯来说，20世纪五十年代末所获得的成就只是一个开始。1960～1980年期间，其景观与园林规划设计实践发生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深刻的变化。他改变了与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伙伴的合作关系，从而使自己能够更加专一地应用自己所积累的知识技巧。这一单纯的转变对其设计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之变得更加富有特色并极具个性。同时，也深化了其景观设计哲学思想，这可以从他作图的线条、构思以及完成的项目中看出。

　　与其设计哲学的追求一样，杰弗里·吉利柯不断发展的技巧也是注重实效的：设计形式的表达在不断地进化并得到提炼升华。出于对于现代主义运动的同情，早期的古典主义手法得到了修正；当后现代主义理论迷惑了许多出色的设计师之时，其“二元论”使他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期间具有巩固的地位。总之，他总能轻松自如地游离于现代世界与古典主义世界之间，对于二者驾轻就熟、胸有成竹。

　　杰弗里·吉利柯的景观规划设计作品，绝大部分属于环境设计。不管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生态方面的考虑总是占着主导地位。对于生存环境这一人类的根本资源，杰弗里·吉利柯认为，通过保护全球的环境来达到保存人类文明的目的是关键而核心的任务，其中，景观规划与设计是不可缺少的要素，起着至关重要的平衡作用。在其名著《人类的景观造园》一书中(1975年，1986年、1992年)，杰弗里·吉利柯写道：“今天，作为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在逐步展开的世界面貌表现出了集体性的物质主义而非规定的宗教性。在先进国家，个人在其所拥有的家园住区之中产生、演化、并形成其个人信仰。对他(她)存在的最大威胁可能并非商业第一主义，并非战争、污染、噪音以及主要能源的消耗，甚至亦非断子绝孙的危险，而是由于鉴赏力的严重缺乏和历史上价值观念的相继解体毁灭所导致的盲目无知，而这种相辅相成的鉴赏力和价值观念正是那种单纯而伟大的理念的象征。”[1]

　　4　杰弗里·吉利柯作品解读

　　对于杰弗里·吉利柯来说，设计与其环境背景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最为重要的。无论是什么地方的项目，他总能探索出该地的场所精神，并将这一精神清晰地定义下来，从不脱离和歪曲事实。这样的案例在他最早的一些项目中就已有所体现，例如查达·乔治(Cheddar Gorge)或作为对照的迪奇雷(Ditchley)公园。在查达·乔治，基地本身所具有的戏剧化效果通过水平安排的建筑物得到突出，并通过水池的反射进一步强化；在迪奇雷公园，被赋予历史意义的长平台完全合适，使得整个建筑物成为后来加建的景观环境的一部分(图1)。又如在拉尼麦德(Runnymede)，肯尼迪纪念碑被建造在到草地北坡的途中，要到达纪念碑，必须穿过自然林地，这是一条寓意深刻的“朝圣者之路”

　　之后，分析场所各方面的条件成了杰弗里·吉利柯工作的中心。在许多园林设计中，他首先将主体建筑安排在景观环境中，使之成为其中一员，而不是简单生硬地安放在环境中。在大约20个项目中都曾运用了长平台或长步道，其中也包括小尺度的平台。随着这一设计技巧的发展，它更多地浓缩了场所的历程。在拉尼麦德，它被设计成联系圣地和自我反省座位的一条线；在克罗伊斯特(Gloueester，1961年)，长步道被改换成城市背景下的步行路线的形式，连结哈尔(High)街和花园；在莫丹拉(Modena，1980年)，步道位于长水体的旁边；在心境园(1986年)中，它又变成一条水上游线，一条通过综合场所的主要游线。对此，迪奇雷公园的委托人提到：“无论怎样，平台是杰弗里·吉利柯的一项伟大成就。”

　　透过林荫道的狭长景观视轴(vista)是杰弗里·吉利柯景观设计的另一个主要词汇。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它们都被合乎逻辑地设置，与其余的景观要素相辅相成。在诺丁汉(Nottingham)大学(1955年)，哈特威尔(Hartwell，1979年)，布列斯卡(Brescia，1981年)，圣保罗的沃登拜里(Walden Bury，1983年)和休特(shute，1987年)以及其他无数的项目中，这一特殊的景观被杰弗里·吉利柯创造或再创造。尤其在贝克汉姆·布鲁德(Buckenham Broad，1977年)，贝尼威尔·麦纳(Barnwell Manor，1981年)和唐德克姆(Tudcombe，1989年)中，这一手法更为突出。在埃汶顿(Everton)中，许多技巧被有效地用于遮掩直接的视线，以使游人在经过此步道时能观赏道路两边的景色。

　　水是又一个使杰弗里·吉利柯着迷的景观元素。在许多项目中，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景观要素，例如休特(1970年)和莫丹拉 (1980年)等。同时，水也常常作为一种现状特征被加以开发利用，例如撒顿场所(Sutton Place)(1980年)和心境园(1986年)等。在撒顿场所中，水如瀑布般泻下；休特项目则充分开发具有视听双重感受的涓涓细流；在为迪奇雷(图1)等所做的规划中，杰弗里·吉利柯特别增加了泉水，以作为一种最主要的水的表现形式。

　　为了增强上述景观要素之间的联系，许多辅助设计要素被或者联合、或者单独地使用。这些辅助设计要素的范围从凉亭、坐凳到棚架、雕塑、水缸，到装饰性的花瓶、篮子等等。它们被有计划地、有效地应用在许多项目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许多要素还被确立为花园设计行业必不可少的原材料。然而，即使这样，杰弗里·吉利柯一直十分谨慎、节俭地应用它们，以求获得高质量的景观环境效果。

　　在杰弗里·吉利柯的作品中很难找到精彩的植被规划。仅仅在三个案例中，植被规划被证实是成功的：克里汶顿(Cliveden)，埃汶顿和撒顿场所。实际上，前者是由他的妻子苏珊·吉利柯(Susan Jellicoe)设计的；后两者则是由海利·斯莱福(Hilary Shrive)设计的。杰弗里·吉利柯只是与他们共同商榷设计方案。事实上，杰弗里·吉利柯是第一位敢于承认自己不是种植设计师的景观规划设计师。

　　从以上可以看出，杰弗里·吉利柯作品的尺度涵盖极广，从小规模的城市花园到大面积的游憩综合场所。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这些作品的共同要素呢？首先，在理性分析方面是考虑人性的尺度。其次，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关注人类的天性。杰弗里·吉利柯认为，下意识的心理活动在领悟、感受景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将依此行动。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的，二是人类群体共有的。在创造力面前，这是一种十分谦逊的态度，至今，只有他认真并坚定地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思考研究这一规划设计界的根本问题。

　　杰弗里·吉利柯还是第一位声称自己是现代主义者的设计师。如果说他是现代主义者，那么其现代主义是不受特定时间影响并且更加专业化的。对于新事物，他总是以一种不断考察的态度对待它们。在每个项目中，出于灵感的需要，他总是涉猎得更加遥远、更为广泛。自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出自对于文艺复兴艺术的热爱，杰弗里·吉利柯成了一位热衷于评价现代绘画和雕塑的人，特别是对于保罗·克利(Paul Klee)、马列维奇(Malevich)、康达斯基(Kandinsky)、毕加索(Picasso)、 亨利·摩尔(Herry　Moore) 和安东尼·卡罗(Arthony Caro)的作品。其更多的设计灵感还来自于广泛的文化方面的积累，尤其是20世纪的各种哲学思潮。对于古代中国的哲学思想，他也兴趣盎然、长久不衰，这启发了他关于景观布局结构的概念。

　　5　代表性作品简介

　　杰弗里·吉利柯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园林规划设计作品创作于1980年至1996年期间，包括：撒顿场所，莫丹拉市民公园(Modena)，心境园 (第一期、第二期)和休特住宅花园(见彩图)，此外，还有曾被提议但未实现的特尔尼公园(1989年)以及为开罗所做的设计(1992年)。

　　5.1　撒顿场所

　　撒顿场所的对称式布局形成于1526年左右文艺复兴初期的修建和1905年的扩建。现在的景观始建于1980年，是对创造力、生命和志向抱负的巧妙隐喻，其中东墙花园(East Walled Garden)则展现了天堂乐园与圣地园。从这一作品可以看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花园对杰弗里·吉利柯的深刻影响，撒顿场所花园与干布瑞尔别墅同样表达了其个人头脑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5.2　莫丹拉市民公园

　　莫丹拉市民公园和撒顿场所一样，结构上是古典主义的，但是二者的目标不同。表面上，如同任何一个市镇公园一样，莫丹拉市民公园为集体性的都市社会提供娱乐和休闲；实际上，它意在打开基于尊严之上的潜意识的窗口，表达当今人类社会与古典主义世界的联系，从而强化旧城中心区的价值。这一作品体现了作者广泛的文化方面的积累。正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开阔的视野和对于人文主义的热爱启发了这一设计。

　　5.3　心境园

　　心境园1985年立项，位于得克萨斯州卡尔文斯顿的不宜居住的墨西哥湾海岸。在这一著名的景观设计中，诸文明被组织在一起，各类植物被精心培育，并与其花园的多样形态结合为一体。富有教育意味的校园和玻璃房，架在沼泽之上的步行小径和苗圃，以及通过步行或乘船穿越伊甸园和激动人心的诸文明世界……，在游览过程中，你将发现，宇宙之中诸文明的存在方式是多么的脆弱而不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苗圃被指北针从稳定的古典主义摆向了不稳定的浪漫主义；充满敌意的海神波塞冬(Poseidon)和友善的谷物女神黛麦特(Demeter)的巨大头颅从外太空越过保护墙注视着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奇特的、充满希望的、美丽的产物，那样的踌躇而迷茫。

　　5.4　亚特兰大市历史学会庭院(Atlanta Historical Society's Gardens)

　　1992年设计的亚特兰大市历史学会庭院景观，体现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提出的观点：“下意识与意识相互协调”的论点。这是一种崭新的、涉及西方人与环境关系的哲学思想。

　　亚特兰大市的历史学会庭院的场地(33英亩)长满了本地生的树木，被深壑与河谷一分为二。北半部为斯旺住宅占用，其宏伟的意大利风格宅邸和庭园始建于1927年，当时该城市的社会历史景观方才开始。南半部有两个现代博物馆，附带一个停车场和村庄。对景观设计师来说，如何将这些分离的元素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恢弘的理念——一个穿越历史的景观城市，这是设计的难点。常规的几何式的古典主义方法强调中央景物，不论对场地还是设计意图均不合适。通常的英国浪漫主义景观设计方法是用一条假设的河流统一整体，这在统一诸景观要素方面是可行的，但同样与该计划的真正意图不符。

　　故而，受赫拉克利特的启示，杰弗里·吉利柯产生“穿越时空的宇宙的运动”这一设计概念。基于这种能力，借助于这种能力，人类的潜意识能如河流一般在脑海中记录下经历过的事物。为了创造自身运动的感觉，一连串的体验被组织成一个整体，如同一曲交响乐。路径则被刻意设计成不抢不显，往往掩蔽在树丛之中很难寻觅。为了与设计概念协调，避免有交叉路口。整个路径方案，其原理如同一个圆，从起点到终点，再回到起点，又重新开始。

　　顺着小路，生命的起源是巨大台地台阶前的狩猎场。从这里，穿过一片昔日是印第安人居住地的树林，到达一个建于1830年的白人村庄。向下走，从一座木桥上跨越小溪，爬上通往十字路口下方那个象征着1863年城市消亡的洞穴之路，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新亚特兰大。穿过一个又一个棚架下的花园以及一个维多利亚式的游艺室后，进入斯旺住宅花园和充满亚特兰大狂欢喜庆的气氛之中。参观过这些敬献给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辉煌礼物，沿着那条有着水池、喷泉、绿荫穹架以及斯旺宅邸特有景观的小路前行，不知不觉中就徜徉在一个温馨的中世纪室内花园之中了。再穿过一条疑惑重重的山谷，就能战战兢兢地攀上一个大台地，见到一片赫拉克利特的小树林。这样的景观感受让人不禁想起一句常言：“万事流转，永无止息。”

　　6　结　语

　　“一开始你用正常的方式准备进行一个设计，你会发现这种设计索然无味；然后，你将设计图纸放在一段距离之外，并且最好将其上下颠倒……，……你逐渐意识到它为你建议出一种与原设计方案完全不同的但又十分友好的设计思想雏形。”

　　“按照C.J.休( C.J.Jung)的理论，现在我们拥有两个截然不同并且相互分离的世界——意识世界和下意识世界。二者对抗时，我们处于混沌状态；二者分开时，我们不受影响；然而，当二者协调时，那就是艺术”。“如果可以，别告诉任何人，因为这种感觉是从一个下意识到另一个下意识的启示，并且会被理智破坏。”

　　“所有的艺术都出自于下意识”。“虚构的不可见世界的理论在原本一片空白的迪奇雷公园的多样的形式中得以效法；在30年后的同一家族的休特住宅设计中，这一理论成为我设计的关键。”

　　“我要最深切的感谢我的业主们，他们的理解、鼓励和参与是非常重要的”。“设计图纸是向项目委托人介绍规划设计的媒介。建筑是静止的，但是在景观设计中就连所运用的材料也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同时，接替原先业主的新业主的品味和要求也是变化的。我的思想的真谛都在这些独一无二的设计图中。”

　　“我们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在，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景观设计是各类艺术当中一门最为综合的艺术。这样一种认识基于三重理由：(1)在生物圈中，现存微妙的自然平衡秩序以及地球的保护层，正在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而且，似乎只有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才能恢复这种平衡，以保证生存。(2)在这些努力当中，首先需要的是诉诸生态，这些生态系统无非都是可持续存在的有效的动物状态的回归。(3)由于人类自己就是从这样的充满生机的动物状态进化过来的，所以人类所创造的环境，实际上，也就是他的抽象观念在自然界中的具体体现。第一重理由在人类的生物学层次上，引发了一种直觉的要求，并且由此导致了＂绿色革命＂，这就像1972年在关于人类环境问题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所描述的那样；第二重理由鼓励着专家们进行综合的生态规划；而第三重理由正在以历史上从来没有构想过的尺度和规模，推动着景观艺术的发展”[1]。

　　杰出的景观园林作品首先来源于深刻杰出的思想，在初步了解了杰弗里·吉利柯作品及其专业生涯之后，对于杰弗里·吉利柯以上的思考言论，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将景观与园林规划设计视为艺术，从艺术创作的理论、方法、途径寻求景观园林设计的独特风格，眼光面向古今东西，目标瞄准全世界景观园林事业的发展，实践行动具体落实在亲手绘制的设计图纸上，孜孜不倦，勤奋一生，这就是杰弗里·吉利柯的景观园林规划设计作品及其专业生涯的缩影。

　　今天，人类已步入第三个千年，景观与园林设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遍及全球，深入人心。作为景观园林规划设计领域的一代先驱，鉴于他大部分职业生涯的国际化，勿容置疑，杰弗里·吉利柯已成为景观园林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活动方面的首席人物。

参考文献：
[1]刘滨谊等译.图解人类景观-环境塑造史论[M].台湾田园城市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