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宋林木破坏的历史转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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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是我国历史上林木破坏十分严重的朝代之一，以真宗朝为界，可以将北宋的林木破坏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内，北宋林木破坏活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值得研究。
一
大体而言，林木破坏有以下几种途径：战争、河防、垦荒、原料及燃料需求。这些都可以归纳到三个方面：1、战争、2、经济发展、3、河防。虽然垦荒的直接动因在人口增长导致的土地资源紧张，但人口增长事实上亦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和重要的评价指标。笔者以为，真宗时期之所以是北宋林木破坏的历史转折，在于：
第一：真宗统治时期国家的统治重心由统一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太祖、太宗时期，虽然为恢复经济曾经大力劝课农桑，但太祖、太宗念念不忘的仍是"北伐幽云，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在制定国家各项政策时，统一是他们考虑的首要目标，发展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改善人民生活，而是为了给统一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随着北攻幽云的一再失利，宋廷虽然也在考虑放弃收复幽云的打算，如淳化二年（991年），太宗告诫近臣："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但由于契丹未放弃南侵中原的念头，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宋初诸帝心里。只有到真宗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宋辽双方订立和平条约，宋廷才能真正实现统治重心的转移。
但是，有人可能人会问，真宗后，宋廷同西夏进行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争斗，为什么又没有构成对经济建设重心政策的威胁呢？笔者以为，这应与辽夏不同的战略地位有关。虽然宋在同辽、西夏的斗争中采取的都是消极防御政策，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但辽对宋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西夏对宋的威胁，这从宋与辽、西夏媾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宋与辽是兄弟之盟，而宋与西夏则是君臣之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辽实力更为强大一些外，还在于宋辽边界地处华北平原北部，这里"地广平，利驰突"(2)，地势开阔平坦，利于骑兵突击；且距统治中心亦近，快马加鞭星夜兼程，数日即可兵临城下。西夏则不然，宋夏边界高山突兀，道路险阻，又远在西北一线，根本不足以对宋廷构成实质性威胁，所以当辽南侵时，满耳是"迁都"的懦弱之声，而当西夏东进时，全国则是一片"大张挞伐"的慷慨陈词。
第二：战争格局发生改变。随着宋辽和平条约的签订，宋辽关系转入了长期的和平状态，代之而起的是宋夏之间的斗争。当时为了抵御西夏的骚扰，宋廷除增加驻边禁军外，还采取了两项辅助措施：（1）大修堡塞。由于宋夏边界山川险阻，道路崎岖，因此堡塞的防御功能非常突出。一个建在险要位置的军事堡寨往往能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随着西夏骚扰力度的加强，宋廷修筑堡寨数量亦在不断增加，"秦州、鹿阝延、泾原、环庆、并代五路，嘉之间城堡一百一十七，熙宁一百一十有二，元丰二百七十有四"(3)；另据李健超先生统计，宋代在西北地区构筑大量的城寨，共达五百个(4)。这些堡寨毫无疑问要消耗大量的木材，因为筑城时的版筑，城寨的设施如敌楼、战楼、望楼、篱笆、门桥、壕栅及弓矢、畚插防守工具都需要大量的木材，如曹玮知秦州时所筑壕栅（即壕沟两岸上的密密的木桩）竟达"三百八十里"(5)，甚至有的完全是"以木为城"(6)。相比较之下，河北平原就没有大量修筑堡寨有利的地理条件。另外，从林木的实际分布来看，西北地区林木苍翠，如秦州"多巨木"(7)，州西北的夕阳镇（今天水县西北新阳镇），"连山谷多大木"(8)，"西北接大薮，材植所出"，用戍卒三百人即可"岁获大木万本"(9)，大、小洛门"皆巨材所产"(10)，熙、河一带"山林久在羌中，养成巨材，最为浩翰"(11)，洮、岷等地"林木翳荟交道，狭阻不可行"(12)，"山林深险，粮道难继"(13)，也具备这样的条件。而河北平原长期以来一直是先进的农耕地区，自身并没有大片大片的森林可供开采。
（2）屯田。由于前述林木资源分布原因，河北平原屯田所造成的林木破坏要远远小于西北地区。第三：河防新局面出现。北宋时期（960～990）水灾发生频率虽然最高，达到157次，占到北宋全部水灾总数465次的三分之一(14)，但几次大的决溢、改道都是发生在真宗以后。据统计，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一千多年间，黄河决口泛滥约有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重大的改道有6次，其中宋代黄河的重大改道有3次，而较大的改道则多达10余次(15)。而这些改道大部分发生在北宋真宗以后。仁宗景元年（1034），黄河在澶州横陇埽决口，河水冲出一条新河，流经今山东省聊城、临清一带，在今滨海县以北入海。庆历八年（1045）黄河在商胡埽（今濮阳东北）决口，"今夏溃于商胡，经北都之东，至于武城，遂御河，历冀、瀛二州之城，抵乾宁军，南达于海。今横陇故水，尚存三分，金、赤、游河，皆已堙塞，惟出雍京口以东，大决民田，乃至于海。自古河决为害，莫甚于此"(16)。河水泛滥后分为二股，一股北流合永济渠，经山东北部入今卫河由天津附近入海，史称为黄河北流。这是有记载以来黄河的第三次巨大改道。嘉五年（1060），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河南南乐西）决出一条分流，东北循今马郏河入海，是为东流。公元1117年，黄河堤岸溃决，一次淹死上百万人。
二
对真宗朝林木破坏的转折可以从质、量两方面进行考察，包括量的增加和质的变化。第一：量的增加。出于时代的限制，生活在千余年前的宋人不可能清晰地认识到林木所具有巨大的生态功能，因此史籍中有关林木破坏的材料散漫稀少，不成系列，从而使得对林木消耗量进行全面的考察有很大困难。限于材料，下面仅以宫室道观等土木营造为例进行说明。赵宋立国之初，承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混乱之弊，经济衰败，其后虽在太祖、太宗鼓励农桑政策下有所好转，但因要负担统一战争和北伐幽云的庞大军费开支，府库资财并不充裕，社会经济仍较困顿，不存在奢侈浪费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土木营造的规模和样式控制非常严格，"凡公宇，栋施瓦兽，门设木互。诸州正牙门及城门，并施鸱尾，不得施拒鹊。六口以上宅舍，许作鸟头门。父祖舍宅有者，子孙许仍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为饰，仍不得四铺习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17)。宫室建筑亦不例外，淳化二年（991），太宗修正殿，只是在柱廊墙壁上彩绘了几幅图画，结果遭到大臣的反对，最后不得不"悉去彩绘，涂以赭垩"，弄点红白颜色涂上敷衍了事。(18)真宗统治时期，经济状况大为改观，史载当时"海内承平，边隅清晏，人康俗阜，时和年丰"，"府库之中，货宝山积"(19)。在这种情况下，宋廷大规模的宫室营建开始了。大中祥符元年（1008），为安置天书，真宗决定建玉清昭应宫。原计划十五年完成，后在修宫使丁谓的催促下，至七年十一月宫成。整个宫殿建筑群共二千六百一十区，由紫微殿、天书阁、宝符阁、先猷殿、长生崇寿殿、太初殿、明庆殿、二圣殿、集禧殿、安圣殿等组成。"宏大瑰丽，不可名似，远而望之，但见碧瓦凌空，耸耀京国。每曦光上浮，忆彩照射，则不可正视。其中诸天殿外，二十八宿各一殿。木便木冉杞梓，搜穷山谷，璇题金榜，不能殚纪，朱碧藻绣，工色巧绝，甍木共栾楹，全以金饰。入见惊忄兄臚魄，迷其方向"，"议者以谓玉清之盛，开辟以来未有也"(20)。该工程耗资巨大，"土木之极天下之巧，……又以其余材修五岳观，世犹谓之’木天’，""屋宇不中程式，虽金碧已具，必令毁而更造"(21)。除此之外，真宗尚建有景灵宫、太极观、明道观、天净宫、会灵观、西京太祖神御殿、天庄观、祥源观等，所有建筑无不备极宏伟壮观，"辇他山之石，相属于途；伐豫章之材，运周于材麓。累土陶甓，挥锸运斤，功极弥年，费将巨万，规制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木便楠"(22)，其中仅西京太祖神御殿，就有房屋凡九百九十一区。仁宗继位后，土木工程营造有增无减。据三司统计，庆历年间，仅京师营缮建筑物每年就需林木30万条(23)。至和二年（1054），欧阳修在《上仁宗论京师土木劳费》中说："昨开元殿只因两柱损，遂换一十三柱。……所用材植物料共一万七千五百有零。睦亲宅神御殿所用物料，不可悉数。此外军营库务合行修造者，又有百余处。使厚地不生他物，惟产木材，亦不能供此广费。"因两柱毁损而换一十三柱，费一万七千五百，浪费之巨可见一斑，难怪欧阳修感叹即使所有土地全部用来栽种树木，也不能供应这种消费。是时对林木资源的挥霍浪费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诸处神御殿，当盖造初，务极崇奉，栋宇坚固，莫不精严，虽数百年未必损动，近年以来，不住修换"，殿宇无损亦要修造，可以想见耗木之烈。频繁的大兴土木，肆无忌惮的挥霍浪费，使时人发出了"山林已尽，人力已竭"(24)呼声，昔日"皆有羡余"的诸木场，英宗时已"渐就耗减"(25)。
在皇帝带头下，大兴土木之风很快蔓延到民间。仁宗不得不对人们的僭越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天下士庶家，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毋得为四铺作及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绘栋宇及朱黑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26)。此后，北宋王朝又多次重申旧制，但由于皇室自身未作反省，这些规定大多成为一纸空文，徒具形式，没有也不可能得以切实执行。相反，土木营造高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规模一次大过一次。
第二：从质的方面看，真宗后，林木破坏的格局发生变化，砍伐重点开始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宋初，秦陇地区是主要的林业基地，大部分的砍伐活动即发生在这一地区。北宋王朝刚刚建立起来。到秦陇之间采木的人就络绎不绝，"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渭达河。历砥柱以集于京，期岁之间，良木山积"(27)。除北宋王朝正式派出的官吏外，上自达官贵人如宰相王公附马，下至身份卑微的平民走卒，无不冒禁到当地采购，私贩牟利。
真宗时期，大规模的林木采伐开始向南方转移。真宗修玉清昭应宫，"所用有秦陇歧同之松，岚石汾阴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木余木冉槠；温台衢吉之木寿；永沣处之木规樟，潭柳明越之杉"(28)，采伐范围由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遍布全国。从林木供应结构看，南方地区超过北方地区居于主导地位。尤须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开始出现毁灭性破坏迹象。如浙江温州雁荡山，"前人所不见，……因昭应宫采木，深入穷山，此境始露于外"(29)。南方林木破坏加剧的情况还可以由农民的垦荒活动得以反映。垦荒虽然每一时期都有，但真正大规模的开展却是在真宗以后，因为垦荒的直接动因在于经济发展、人口增殖所导致的土地资源紧张。其时间可由同一性质的围湖造田得以反证。以鉴湖为例，王十朋说，"国朝之兴，始有盗湖为田者，然其害犹微。盗于祥符者才十一户，至庆历间为田四十顷而已。……至治平、熙宁间，盗窃而田之者凡八千余户，为田盖七百们顷，而湖寝废矣。"(30)，《宋史·食货志上》引李光言："庆历嘉间，多有盗湖为田者"，指出大规模的土地拓殖浪潮开始于真宗、仁宗之时。对宋代林木造成破坏的垦荒活动主要是山田的开垦。宋代开垦山田的活动虽然比较普遍，"田尽而地，地尽而山"(31)，并且在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的西北地区，贫苦农民为得到耕地也在不顾后果地毁坏山林，"河东山险，地土平阔少，高山峻坂并为人户耕种"(32)，但大部分的山田垦辟发生在南方。如张氵昊在《云谷杂记》中说："沅湘间多水，农家唯种粟，且多在岗阜。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木，纵火焚之。俟其灰，即布种其间。"寇准《忠愍公诗集》卷中：归州巴东县"谁家几点畲田火，疑是残星挂远峰。"吕惠卿的父亲为漳州漳浦县令时，因山林翳茂，"教民焚燎而种"(33)，江西"烧畲于山岗"(34)，湖南"人家迤逦列板屋，火耕硗土角名畲田"(35)，夔州路"号为刀耕火种之地"(36)，利州路蓬州"大山峻谷，侧耕危获之地居多"(37)，剑州"山高人尽耕"(38)，广东连州，人们"上山烧卧木，下种暖灰中"(39)。这主要指的是畲田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梯田，同样占优势的地区是南方。史载荆湖南路，"山田悉垦"(40)；江西袁州，"岭坂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41)；徽州，"大山之所落，深谷之所究，民之田其间者，层累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快牛剡耜不得旋其间"(42)；温州冯公岭一带，"百级山田带雨耕"(43)；严州，"一亩之地高覆低节，级级如横梯"(44)；明州，人们"累石堑土"，将所有坡地都建为梯田(45)；据说当时福建路是"富者垦山为田，层起如阶级然"(46)；其中邵武军"地狭山多，田高下百叠"(47)；建州，"山化千般障，田敷百阶级"(48)。上述材料虽多出自南宋史籍，然追溯其发端，当在北宋真、仁之际。综上所述，北宋真、仁之际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这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上的分期正相吻合，从一个侧面证明，生态与政治、经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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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末。
（2）《长编》卷59，景德二年三月丙申。
（3）曾巩《元丰类稿》卷7。
（4）《北宋西北堡寨》，《西北历史资料》，1983（2）。
（5）《宋史》卷258《曹玮传》。
（6）《长编》卷82，大中符祥七年三月丁末：“荆湖北路转运司言，当管慢水、乌速、庐
溪、江口等寨，最当冲要，止以木为城，请改用版筑。”西北地区肯定有类似情况。
（7）《宋史》卷349，《贾逵传》。
（8）《宋史》卷279，《高防传》。
（9）《长编》卷3，建隆三年六月辛卯。
（10）《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七年三月丙寅。
（11）《长编》247，熙宁六年十月庚辰。
（12）《长编》卷247，熙宁六年二月庚辰。
（13）《长编》卷246，熙宁六年七月戊申。
（14）康弘《宋代灾害与荒政述论》，《中州学刊》1991年第5期。
（15）黄河水利委员会：《人民黄河》，水利电力出版社，1959年，第11页。
（16）《长编》卷50，庆历八年十二月庚辰。
（17）《宋史》卷154《舆服六》。
（18）《长编》卷32，淳化二年二月。
（19）《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丁酉。
（20）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21）（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8《宫室》，引《孙升谈圃》。
（22）（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14《艺文一》。
（23）《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春正月丙子。
（24）《长编》卷108，天圣七年七月乙丑。
（25）（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14《艺文一》。
（26）叶梦得《避暑录话》下。
（27）《宋史》卷276《张平传》。
（28）(29)洪迈《容斋三笔》卷11。
（30）王十朋《梅溪集》卷27《鉴湖说》。
（31）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田制门》。
（32）《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6《乞罢刈白草札子》。
（33）《宋史》卷471《吕惠卿传》。
（34）曾敏行《独醒杂志》卷5。
（35）章忄享《开梅山》，明杨慎《升庵全集》引。
（36）汪应辰《文定集》卷4《御札问蜀中旱歉画一回奏》。
（37）《舆地纪胜》卷188《蓬州》。
（38）《舆地纪胜》卷67《隆庆府》。
（39）《舆地纪胜》卷92《连州》。
（40）《长编》卷47，咸平三年四月。
（41）范成大《骖鸾录》。
（42）罗愿《新安志》卷2《叙贡赋》。
（43）楼钥《玫瑰集》卷7《冯公岭》。
（44）方逢辰《蛟蜂文集》卷6《田父吟》。
（45）罗浚《宝庆四明志》卷14。
（46）方勺《泊宅编》卷3。
（47）祝穆《方舆胜览》卷10。
（48）陈藻《乐轩先生集》卷1《福州途中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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