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山林开发与环境保护——以大埔县《湖寮田山记》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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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北为山区，大埔县则地处崇山峻岭之中，向有“山中山”之称。自明代中叶以来，该地人口大增，除垦种有限的盆地外，人们靠山吃山，山林成为重要的的生存资源。开发山林，可以给人们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但如果采伐过度，则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产生一系列生态灾难和社会危害。在明代嘉靖三十四年编的《大埔县志》中，登载了一篇名为《湖寮田山记》的文章，反映了当时因山林过度开发而导致了较严重的环境问题。本文试以此为中心，结合当时大埔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试对明末清初大埔山区的山林开发及环境保护问题做些探讨。
一、 山区环境与开发
大埔北与福建的上杭、永定接壤，东界福建之平和，西接梅县，南邻饶平、丰顺，全部为丘陵山地，海拔自200米至1000米。境内多山，东北两面与福建接壤处有桃坑嶂、水珠岽、三层岭及象湖诸山；东南近饶平有铁顶岽、纹山、西岩山和罗根石山，西南接丰顺处有飞凤坳、留宾岽，铜鼓嶂诸山；与梅县接壤之地有明山嶂、王寿山、阴那山等。在县的西北部，有五百嶂、风波嶂、笔山、狮子山、角吉嶂、三将军山、阳石峰，这些山岭，莫不重岩叠嶂，飞壑流丹。而东南部诸山，如芙蓉山、双吉山、帽山、虎耳山、廊山嶂、九峻岭等，也莫不磅礴郁积，千岩竞秀。中部地区有华表、天狗诸山及曾子嶂、大湖岽、木寨岌、桃花笔、狮子顶、横屏山等。山林聚水，在这些众多的山岭之间，形成众多的大小河流。其中汀江（山河以下为韩江）中贯，梅江西来，清远河横其东南，构成河流三大系统。在北部除汀江外，主要有青溪、小靖溪、大靖溪，都注入汀江。汀江发源于福建宁化县，流经长汀、上杭、永定入大埔县。东南部主要有清远河，发源于福建平和县东，西流经平和县城，从西北流入县境之大产、兰砂、百候，再经同仁、三河入韩江。
这些河流在山间长期冲刷淤积，逐渐在较宽阔的山间冲积成为众多的大小盆地。其中较大的盆地如百候盆地，由清远河流经百候后，水势纡缓，遂蔚成百候盆地。湖寮盆地，由清远河流到湖寮东南端的黎家坪后，便折而西北流，经岭下到杨梅田以后又接受湖寮北面来自岩上甲经莒村长窖的溪水，转向西南流，直向下沥、河头，再接受双坑水，曲水纡回，从而形成湖寮盆地。相传该地原为湖泊，汉晋时，有人于湖边搭棚寮以居，后由于河流冲积及人工围湖，遂成盆地，居民发展成为村落，遂名为湖寮村。
这些山间大小盆地，一般都四面群山环绕，水土条件较好，宜于耕种，亦宜于畜牧。据现有各姓族谱记载，大埔居民多为移民。 较早定居大埔的居民，大多居住在这些盆地中。如晋朝义熙九年（413）在当时移民较集中之地流人营设置的义招县（含今天大埔、梅县等地），就有招收安置移民之意，县址即设在湖寮盆地的湖寮村（即今古城）。据称是宋末迁来的肖、杨、池、丘等姓，定居于百候盆地；饶姓定居于茶阳盆地，张姓定居于小靖盆地，吴、蓝、罗、黄等姓定居于湖寮盆地。各姓大多为南宋或宋亡以后迁居大埔，他们开垦田地，种植粮食，采伐山林，从大自然中获取生活所需。随着人口的繁衍，宗族的发展，到明代中叶已传至八九代，已达到相当的人口规模，所承担的赋役徭役可以满足一个县衙动作所需，以致可以于嘉靖五年（1526）设县。建县时所登记的人口虽仅4721户，36785人，但这只是纳税人口，并未反映真实的人口情况。如建县20多年后的湖寮附近6社，即“民万家”，以一家5口计，达5万之众，已超过了全县的人口数。人口的大量增加，反映当时大埔山区的开发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二、 过度采伐与环境问题之呈现
大埔地处万山之中，山多田少，“其间耕桑之地，不过山阻水涯总计之得十一耳。故民生生计甚难，其不沾寸土则十室而九也。”因其它资源缺乏，很多人靠采伐山林为生。如王演畴万历二十九年到大埔来任知县时，“度岭而南入（县）境，峰头石上见男妇老弱皆樵采，负载相错于道，黎烈日，履嵯岩，走且如鹜。甫下车，进邑父老问焉。古称男耕女织，今皆以力事人，岂非农桑无地，故以樵负当耕织与？良苦矣。父老为予言，君候谓其苦，此犹乐事，彼之生计在樵，所从来矣。今道旁之山且将童，非深入不能得。”[2] 再如平砂社一带，居民赖樵采为半年生活之计。[3]
明清以来，潮州沿海一带人口众多，制瓷、盐业等相当发达，生产、生活所必须的竹木炭柴严重缺乏，形成一个庞大的木柴需求市场。烧制瓷器、煮盐以及日常生活所需均用木材柴炭等，顺韩江而下，由大埔等山区源源不断地运往潮州府城及沿海平原。嘉靖年间“乌槎山……接饶平县界，山势崔嵬旋绕。所产竹木，海、饶、大埔多资之。”[4] “潮郡下游诸县，桁梁等多取材于埔属。”不少商人因贩卖竹木而发财致富。如万历年间双坑人何少松为木商，把家乡的木材大量贩卖到潮州，“不数年广置田庄，称饶裕焉。某年洪水为灾，木排缆脱，木冲湘桥，而湘桥第十四墩建筑年久，因而圮毁。”他竟独力修复。[5]
除伐木外，还在山中以山林烧炭、造纸，甚至起炉炼铁。如湖寮附近有高道庵、双髻山、山丰山，为附近吴、蓝、罗、黄、丘等各姓生产生活所需“材、薪、藤、笋”之所。“嘉靖壬午（1522）以来，双坑何氏潜入山林，伐木抄纸。”经营了10年，“逮壬辰（1532）攒册，妄意首垦。”经其他各姓及地方官员反对才罢手。但厚利所在，何氏并不愿放弃，因此“越十年壬寅（1542），何氏复据前山，招商伐木，煽炉专利。”招纳商人，砍伐树木，出卖木材，并构筑炭窑，烧制木炭出售。[6]
大埔平砂社一带，明末有“钻利小人入山起窖烧炭营生”。后又有人在此煽炉炼铁，所费木炭更巨，“大炉一座其所需之炭即用小炭窑八十余座。数年后草根剥落，地气焦枯。”[7] 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由于明末以来人口增加太快，生产及日常生活所需木材、薪炭均取之于山林。且居民过于集中于盆地，盆地开垦完了，就向周边的山林进军。烧山开垦者日多，树木被砍伐太多，致使山林迅速惨遭破坏，“山濯濯童矣。”从而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倏时大雨，百道流潦，泥沙崩塌”，[8] 导致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是“山就童而泽缘涸”。山地因缺少植被，自然降水直接成为地表径流，山陵不能涵养水源，从而使田地缺乏较稳定的灌溉水源，出现“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现象，严重影响百姓的生活。如湖寮附近有高道庵、双髻山、山丰山，因何姓等人的过度采伐，至嘉靖“己酉（1549），山就童而泽缘涸，田粮荒害，民命不堪。”[9]
其次是泥沙淤塞沟渠，破坏水利设施。人们在开垦田地时，为了引水灌溉，在山间流水的出口处修筑了许多水陂、水渠。如百候的蔡仙圳，“相传宋开禧元年由蔡仙人捐资开凿，经七八里，灌田三千余亩。”[10] 嘉靖年间湖寮一带筑有车陂、黎家坪陂、双坑陂、黄坑陂、葵坑陂、高圳、陈衙陂、跳河陂、小滞陂等。小滞陂在湖寮黄坑圳之上流，灌溉湖寮山子下、古城、龙岗等村千余亩。但因附近各姓砍伐山林过甚，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小滞崩颓，殆无宁岁。”[11]
再次是河水“涨溢为患，堤易荡决，田被淹浸”，[12] 造成严重灾难，甚至改变自然环境，恶化自然条件。如茶阳盆地，县治设于此处的理由之一就是有上百顷的平原可以耕种。但“自万历间，小靖溪徙，蹋岗水啮，遂举昔年沃壤，尽为河伯所有。”[13]
尤为严重的是，大的水旱灾难变得更加频繁。如嘉靖三十五年以前仅记载2次，而以后至明末共记载了10次。造成的损失更加严重。如嘉靖三十五年的大水，“其水一月再至，城不浸者盈尺，古昔之所无也。神泉铺店漂流殆尽。城中公署、民居，十倾八九，米谷货物皆湮没糜烂，数十年蓄聚，坏于一朝。灾害之惨，莫此为甚。”
三、保护环境的主要措施
面对因山林过度采伐而导致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地方官员和士绅们采取了一些治理措施。
种树封山。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间任大埔县令的吴立思认为，“濯濯岂山之性哉？山川弗正性命，欲民物康阜，得乎？”认为山的本性应该是林木丛生，郁郁葱葱，百姓才能从中获取生活之资，才能丰衣足食。因此大力提倡百姓在被砍光的濯濯童山上栽种树木。并亲自在天印山上“载封载植，时亲省焉。邑之父老，咸往从之。”雍正年间任潮阳知县的蓝鼎元也认为要改变大埔的经济状况，必须“谷涧冈阜，皆种竹木，槎蘖伐夭，并为严禁。”[14]
保护水源林。水源林为田地灌溉用水发源之处，如采伐过度，将导致水源枯竭，田地颗粒无收，不仅影响百姓的生活，还使百姓无法向官府交纳赋税，从而影响国家收入。因此官府多把水源林作为官山，严加保护，不能私占垦伐。
湖寮盆地有“田畴百有余顷”，其“水利本自三山：一曰高道庵，一曰双髻山，一曰山丰。位连离兑，田距二十余里。源泉泻为沟圳之流，竹木蓄作车陂之具，”为湖寮各姓田地的主要灌溉水源。“而材、薪、藤、笋亦就仰给。农之耕耔于是乎赖，国之租调于是乎供，民之用度于是乎藉。自有此乡、此民、此田，须有此山。六社共之，罔或竞也。”嘉靖壬午（1522）以来，双坑何氏等“潜入山林，伐木抄纸”，后来又“招商伐木，煽炉专利”。“至于己酉（1549），山就童而泽缘涸，田粮荒害，民命不堪。”严重影响了湖寮各姓的生活。于是“士民黄裳、廖钦事、蓝田学、丘万古、廖见一、蓝继芬、罗宗铉、梁国器、蓝绪、张仕龙、蓝裳、罗文黼、梁国巽、罗子鹏、罗尚清等凡百余人”，赴县控告。官府遂“按法治罪，”“斥罢五炉，申严界域。”“追征赃银三百二十余两，而山仍归六社。”并立石碑于山上，以示明确。“经年锢疾，赖以克瘳，而六社生灵得以永奠厥丽矣。”[15] 这就是后来困扰湖寮各姓与双坑何姓之间数百年之久的“湖寮田山”事件。[16]
严禁盗斫焚山。盗砍山林，焚山开荒，对山林植被的破坏严重，官府多予以严禁。
如乾隆年间，双坑何、丘、陈、罗、谢等各姓所种之树，“惨遭一般贼党假做屋料、水桶为名，买人十株，盗斫他人百株，买人百株，盗窃案斫他人千株，以致盗贼生心，连年偷盗不休。大树已完，小树又偷，童山濯濯，萌檗无存。甚而乘三冬朔风猛烈，夤夜放火焚烧，借口煨烬，肆行党抢。皇仁变为故纸，民业化作灰尘。至今民惧于盗，又悚于火，不敢种田。山为遇天旱，山无树木遮荫，泉源涸渴；遇天雨，山无树叶阻滞，沙石交颓。旱涝受害，粮田荒芜，国课无供，民生莫保。”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影响了各姓百姓的生活。因此官府应当地生员何其煌、何殷勤、何经国、何经光、何弼良、何光华，贡生何廷扬，子民肖玉盛、何乃敬、丘士纶、陈东升、罗上拔、保长谢宗玉之请，竖立石碑，严禁盗斫焚山。并明确表示，如有人“借影盗斫，放火焚烧，一经巡山公人拿获，许即指名禀赴本县，以凭差拘严究。”[17]
四、 山林种植与经营
由于过度采伐山林导致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但山区居民又不能不以山林为生，因此人们在官府的提倡下，开始有意识地种植山林，采伐对象出现了由自然林向人工林的转变，并形成了一套成功的栽种之法与管理之道。
1、 由自然林到人工林
对于天然山林，人们开始为任意采伐。如开县之初，在茶阳县城之南的天印山，“靖溪环其东，漳溪绕其西，汀杭之水经其北。是山当三水交会之处，而屹然独立，端于浮印，秀如拱壁。”本为树木茂密之处，但“山之南麓，环以居民，斧金入焉，牛羊牧焉，故尔濯濯。邑之建逮今逾三十年矣”，[18] 竟成为濯濯童山。嘉靖年间湖寮何姓等在高道庵、双髻山、山丰山，也是只砍伐不种植。结果数十年之后，“山就童而泽缘涸，田粮荒害，民命不堪。”引起其他各姓的强烈不满，导致了长达数百年的官司。[19]
这种滥采山林的现象一直到清初以后才有所改变。由于韩江下游地区庞大的木材市场的吸引，从明末以来，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经营山林，种植杉树、松树等有经济价值的林木。如双坑何氏，嘉靖年间就想“封植”高道庵、双髻山、山丰山。到清初以后，这种现象就变得非常普遍。如康熙三十二年湖寮何与蓝、罗等打山林官司时，海阳县丞高某在查堪杉树种植情况时看到，“山丰山系蓝罗黄丘等姓栽种”，“高道庵之前地名粪箕窝何姓杉木繁多。”“何姓通族坟木共十八处”，“外有他姓共三十三家。” 并认为“此乡居民，山多田少，艺木营生，历代无异。不独何氏一姓，合邑皆然。”[20] 可见人工林的种植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并成为一种维持生计的主要经营方式。
双坑何姓村落四周之山，因长期樵采，山上连一个“遮障之所”也找不到。康熙初年，“至十八世通族始议，照鼎成、道隆、鸿业三户丁口派银购物，鸠工栽种，修蓄松、杉等木。”经过族人数十年的精心管理后，至乾隆十七年时，“吾族一抔之土，茂林修竹，蔚然深秀，一望无际。”[21]
2、 种植之法
在长期的植树造林实践中，大埔人形成了一套造林之法，其依树种不同而各不相同。[22]
杉树须选择较阴凉之地栽种。上年冬间先将山中杂草烧尽。至惊蛰春分时候，觅山中砍去之老杉树头根际所生嫩荪长约尺余稍有茸根者劈下，用泥土调成糊状，蘸其根，置于阴凉之处。待积累到一定数量后，便挑一个春雨连绵的日子种于山中。以后每年夏季要铲除杂树野草，“毋使高荫，能锄松其土更妙。如是约五年，则杉高数丈，葱翠成林矣。”杉有油杉、白茵杉两种。白茵杉长十五六年可供建筑梁桷之用，而油杉要长20多年才可供建筑之用。白茵杉易长，但质轻而价廉。本地人建房少用，多运到潮州销售。
松树宜种于半阴之地，过阴则长不大。栽种者预先两年打下松果，“半削其鳞状之壳，曝之使出种子。”次年春初播种于园地。经一年后松秧高约五六寸。又次年先将种树之山的杂草烧去，然后挖松秧，蘸以糊状之泥浆，趁春雨之日上山栽种。如要简便，则预先一年采集松子，“趁雨登山，以刀尖掘土，每穴下松子一粒，待其自生。”但此法一恐野草易生，高荫新苗；二恐鸟雀吸食种子，因而效果较差。栽种后二三年间，每当秋夏之季，亦宜铲除杂草，毋使高荫。待四五年后，则森森成林矣。早者大约十二三年，迟者或至20年，可以出卖。一次砍后，即将树头挖去，因其不能再生嫩荪，留之徒占地面。
松、杉而外种得最多者为杂木。所谓杂木，即不论何种树木，混杂栽种。届时尽砍之，设窑烧炭，或作杂柴售卖，俗称之为山柴。种山柴虽说不论树种，实际上还是有所选择。最佳者为豪树，其种法一如栽松之法。其次为包衣周，种包衣周不须预播秧苗，只需在上年冬季采集其种子，届时登山掘土下种，即能自生。此两种树的长处在于砍伐一次后，其根际自能繁殖新苗，无须再用人工栽种，连砍五六次而其根仍能不朽，人工省，收益大。除这两种之外，其余数百种则听其自生自长，混杂其间，以人工栽种者绝少。
凡种山柴，初次栽豪树及包衣周等，宜十一二年砍伐。以后宜十五六年砍伐一次。如初次“蓄之太老”，则树根增发新苗较少。每次砍伐后，不宜烧山，如烧山则树头就毁了。每年须铲杂草一次，以免无用之小灌木及杂生荆棘侵僭新苗。
泥竹宜种于河岸常遭洪水之地。遭一次水浸，则泥土增厚一次，而竹愈加茂盛。种泥竹不须花任何人工。但在生笋时，须注意除去害虫。老竹则逐年陆续砍伐，束捆成排，运至潮州售买，作竹篾之用。沿大河各地均有之，以高陂为最多。
黄竹则宜种于山冈。栽种者将遍山泥土掘松，再栽竹种，间距约丈许，次年根际即生新笋，五年后可以成林。老者陆续砍伐，十年之后则每年均有相等之出产，其利永远无穷。其砍伐运销与泥竹同，惟栽种颇费人工，每年砍去之竹根须挖去，并须逐年锄土复其根部，方能茂盛。
猫儿竹，宜种于较阴之地。一次种植之后，即听其自生自长，仅须略除蔓草杂木而已。砍伐运售与上二种相同。种植者最忌挖笋，尤以冬笋为甚，因为挖笋易伤竹根，每株黑叶苍萃之竹娘，一年可生数笋，挖笋者所挖仅得一笋，而竹根已伤，数笋俱毙，不数年而竹将绝矣。
大埔各地山岭重叠，可事耕作之地仅十之二三，其所靠以为生者主要在林业。因此县内山岗河滨，除高山峻岭不易登陟者外，十居六七皆苍翠葱茏，收益不少，这些多为人工所造。
3、 山林管理
为了保证所植之树能够成林，各姓在种树后都会议立规矩，并指派专人管理。如何氏在栽种村落四周之山后，规定“三年一划拨”，平时不准上山樵采。如发生山火，子孙必须前往救护。为管理好山林，“举次房十八世瞿行、而安二公为董理”。设立巡夫，每天巡视山林。“二公既往，时异势殊，守规者固多，犯禁者亦不少。则有善长公者，而安公之胞侄，毅然独任，族人目为破面虎。勤劳三十余年，而树木益长大，劂功诚伟。”[23]
竖立禁碑。为了显示所立山林规矩的严肃性，让附近居民知晓，管理者会以宗族的名义把规矩刻于石碑，竖碑于山林之旁，并鸣锣示禁。甚至为了树立权威，往往在请示官府后，以官府的名义竖碑。如双坑何氏，所栽之松、杉、桐、茶、竹、木，经精心管理，“数十年树木畅茂。运潮发卖，上帮国课，下赡民生”，赚了少钱。但到乾隆中期，人们为利所引，不再那么守规矩了。不断出现盗斫焚山之事，严重危害了何姓及附近肖、丘、陈、罗、谢等姓的利益，因此以“盗斫焚山，误课害民”为名，要求当时的温县令“给示严禁”，并刻碑示众。[24]
五、 结语
明末清初大埔山区所发生的“湖寮田山”事件，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开发山区过程中所
遇到的开发山林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在官府的提倡下，人们在采伐自然林后开始有意识地大量栽种人工林，[25] 并形成了一套成功的栽种之法与管理之道，提高了山林的生产能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类对自然的压力。一方面使农田能够得到足够的水源灌溉，保证农业生产的需要。直到民国时期，“山谷间之冲积低地，常得山泉之润灌，略少旱害。”[26] 另一方面又使大埔能够从明末以来，生产出大量的竹木柴炭，“连舸载至府城归行售卖。其大木可作栋梁者，连舸数百枝为排，运至蔡家围贸易，多获厚利。”[27] 源源不断地供应韩江下游各县。乃至所产冬笋等山货，“资给潮郡各属”。椅、桌、杓之类的木制品，“潮郡所用大半埔制”。[28] 成为潮州最重要的竹木及其制品的供应地之一。而竹木及其制品也成为大埔仅次于陶瓷的出境贸易产品。民国时期，每年的出境贸易额达50多万元，占全县出境贸易总额的1/5左右。
山林开发与环境保护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人口不断繁衍而其他资源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要彻底解决不太可能，故水土流失一直是大埔的老大难问题。如至民国二十年（1931），韩江流域，“森林荒废，不足以涵养水源；河床填高，不足以收容水量。故一旦暴雨，则洪水迅滥，一泻千里；……但数日不雨，则又山无泉源，河水干涸。……潮、梅水旱灾之惨为各江冠，而兴宁、梅县、大埔三县，旱灾尤甚”。[29]
明末清初的山林开发与环境保护——以大埔县《湖寮田山记》为中心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注释
[1] 参见黄志环编《大埔县姓氏录》， 大埔县地方志丛书2001年8月版。
[2] 王演畴《大埔县义田记》（万历二十九年），民国三十二年《大埔县志》卷三十六《金石志》。
[3] 康熙《埔阳志》卷二《政纪·平砂村煽炉议》。
[4] 嘉靖三十四年《大埔县志》卷二《山川》。
[5] 民国八年《崧里何氏族史·十六世少松公传》。
[6] 《湖寮田山记》，《嘉靖三十四年《大埔县志》卷九《杂录》。
[7] 康熙《埔阳志》卷二《政纪·平砂村煽炉议》。
[8] 乾隆《大埔县志》卷一《水利·引明末张燮任志》。
[9] 《湖寮田山记》，《嘉靖三十四年《大埔县志》卷九《杂录》。
[10] 民国三十四年《大埔县志》卷十《民生志》。
[11] 《湖寮田山记》，嘉靖三十四年《大埔县志》卷九《杂录》。
[12] 乾隆《大埔县志》卷一《水利·引明末张燮任志》。
[13] 杨缵烈《邑名音义考》，《百候杨氏文粹》，民国十三年。
[14] 蓝鼎元《鹿州初集》卷十二《大埔县图说》。
[15] 《湖寮田山记》，《嘉靖三十四年《大埔县志》卷九《杂录》。
[16] 详见民国八年《崧里何氏族史·杂录》。
[17] 《合乡禁山呈请温县主给示文》， 民国《崧里何氏族史·杂录》。
[18] 饶相《天印山集序》，嘉靖三十四年《大埔县志》卷八《文章志》。
[19] 详见民国《崧里何氏族史·杂录》。
[20] 《高县丞回勘文》，民国《崧里何氏族史·杂录》。
[21] 《十八公引》，民国《崧里何氏族史·杂录》。
[22] 这些栽种之法虽记载于民国《大埔县志》中，但编者按里称“造林植树，皆守定成法。”可见是这在长期造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一直遵守。
[23] 《十八公引》，民国《崧里何氏族史·杂录》。
[24] 《合乡禁山呈请温县主给示文》，民国《崧里何氏族史·杂录》。
[25] 1992年《大埔县志·植树造林》称“建国前，人工植树造林很少”，不确。
[26] 谢申，陈宗虞《梅县大埔蕉岭土壤调查报告》，广东土壤调查所，民国二十五年。
[27] 嘉庆《大埔县志》卷二《物产》。
[28] 嘉庆《大埔县志》卷二《物产》。
[29] 《韩江水源农林调查报告》，广东省政府建设厅农林局，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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