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江西的农业经济与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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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农业是农、林、牧、副、渔业等五个生产部门，而古代的农业仅指种植业，一般称为狭义的农业，我们在本文中谈的农业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农业，即利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过程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门类。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得发展农业。我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从原始社会制度-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都是以农业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为前提。正如恩格斯所云："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论语》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说明古代的部族首领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这些都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极好概括。
农业是商代先民的社会经济基础部门，也是构成当时社会经济的主体，是人们衣食的主要来源。吴城文化是一支以经营农业为主业的商代文化，吴城先民的农业生产技术已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水平，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颇有创造，发明了一批适合于南方水田稻作农业生产的农具，并在当时率先使用青铜农具，对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本文试从农业生态环境、农业起源、生产工具、农作物种类、农业经济模式与文明进程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试图找出江西古代文明起源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 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
农业生态环境是指植物新陈代谢所依赖的气温、日照、雨量、地貌、土壤等气候、地理条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历史上，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比较差，对自然力的依赖比较强，所以，生态环境的优劣，对农业起源的发展起着相当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鄱赣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交接部的长江南岸，位于北纬24°29′14″-30°4′41″，东经113°34′36″-118°28′58″之间，现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平均年降雨量在1000-1200毫米左右，湿度大，气温高，无霜期长，一月份气温在0℃上下，七月可高达30℃以上，平均气温高于15℃的持续日为175天左右(2)，丰富的热量资源和水资源为水稻等喜暖作物的栽培提供了优越的气候条件。
关于这一地区商周时期的气候状况，史书缺如。竺可桢对我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化进行研究后指出，夏、商时期，华北地区的气候跟现代有差别，年平均气温比现在略高2℃(3)。近年来，自然科学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华北地区出土的动物骨骼种类鉴定和对植物及其花粉孢子的分析测试，其结果正好与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成果相一致(4)。这一成果同样适用于赣鄱地区的古气候研究，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在商周时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约高2℃。自然科学工作者认为，某一区域年平均气温下降2℃，就等于将该地向北推移200-300公里，相反，若上升2℃就等于将该地向南推移200-300公里(5)。据此，在商周时期，
华北地区的气候应该与今天的长江中游地区差不多，属亚热带气候；依此类推，赣鄱地区商代的气候就大致与现在珠江流域相近。新中国的考古资料印证了这一推断：地处长江下游、杭州弯附近的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中的出土物，经孢粉分析推测，这里曾"生长着茂密的亚热带绿叶阔叶林"，主要树种有樟树、枫香、木考、青岗、山毛榉等，林下地被层发育，蕨类植物繁盛，有石松、卷柏、水犀骨、瓶尔小草，树上缠绕着狭叶海金沙。海金沙现在只分布于广东、台湾、马来西亚群岛、泰国、印度、缅甸等地"(6)。根据对上海崧泽遗址的孢粉分析研究，在公元前三千纪时，长江下游的气温比现在高1-2℃(7)，这种湿热的气候条件适宜于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
赣鄱地区地理条件优越，三面环山，北靠长江，形成了一个向北开口的巨大盆地，发源于周围山地赣、信、抚、修、袁等五大水系穿过盆地，汇入鄱阳湖，流入长江，在盆地中部构成了一个发达的向心式水系，河流众多，水网密布，湖沼星罗棋布。鄱阳湖在当时称彭蠡泽，在都昌松门山以北，松门山以南的湖区地势低缓，河沼湖泊密布，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盆地的中部、北部、地势平缓，土地为黄壤或红壤，有机质含量可达5%-10%，天然肥力较高，灌溉便利，是理想的农耕之地。《尚书·禹贡》在评述九州土壤条件中，把荆州的土地列为下下等，扬州为下中等，皆为涂泥之地。其实，这种划分并不科学，是其作者对南方的土壤缺乏认识的偏见。因为当时南方气候温暖湿润，种植水稻，一年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田中蓄水，这就是所谓的"涂泥之地"，对种植旱地作物来说，确实不宜，将其归为下下等。南方的耕作方式与北方通行的旱地耕作方式不同，南方的耕作方式是"火耕水耨"，所谓"火耕水耨"，据《史记·平准书》应诏注："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水稻生长期间，田间蓄水，杂草踩入泥中自然腐烂，作物收获后，秸秆还田，放火焚烧，又是极好的有机肥，北方人不懂得"火耕水耨"是对南方水田耕作方式的描述，错误地理解为生产力和耕作方式落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南方的这一生产方式作了公允一些评价："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赣鄱地区优越的农业生态环境，为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这一地区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先决条件。
二、 农业起源
农业起源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课题，一般来说，农业起源是与新石器时代的出现同步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实质上是农业革命。
人类的原始农业，起源于人类对野生植物的驯化。赣鄱地区正好在中国稻作农业区，因而这一地区农业的起源自然就与水稻的起源联系在一志。关于水稻的起源，至目前为止，学术界已基本取得一致意见，认为起源于中国本土，至于起源于什么地方，则有云贵高原说(8)、华南说(9)、长江下游说(10)、黄河下游说(11)等4种不同的意见。黄河下游说主要是依据文字训诂，缺乏考古学、生物学方面的证据，赞成者极少；云贵高原说，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根据云南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丰富的野生稻资源来论证，但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证据；长江下游说则更多地依靠考古学的材料以及文献记载中野生稻存在的史实来论证，应该是有说服力的，但也有人提出，考古学有一定的偶然性；华南说主要依据的也是生态学方面的证据和野生稻广泛分布的现状，但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总体上说，后三说的地点都集中在适合水稻生长的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来寻找中国稻作的起源地，争论各方都有其立论依据，但都还不够充分，以至形成鼎立局面。严文明先生在综合各家意见的基础上，从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古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面作全面考察，提出水稻起源多元论学说："既然适于栽培的野生稻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许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么栽培稻也就可能在许多地方较早地独立发生。中国的水稻固然不必到外国去找根源，而中国本身也不必只有一个栽培稻起源的中心"(12)。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切中要害。
赣鄱地区气候、地理条件优越，适宜野生稻生长。东乡县至今仍有野生稻，经鉴定，系现代栽培稻的祖本(13)，说明在比现在气温略高的新石器时代，这一带很可能生长着成片的野生稻，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很有可能在渔猎经济时代，已熟悉、认识并开始采集、食用野生稻，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长期采集野生稻的过程中经过仔细观察，逐步发现、认识了野生稻的生长规律，经长期的经验积累，将分散的野生稻移栽到住地附近，集中管理，掌握了驯化、栽培它们的简单知识，开始有意识地照料住地附近某一片野生稻。从简单地采集野生稻穗、到有意识地照料、再发展到人工移栽，很可能是赣鄱地区先民稻作农业革命的三步曲。
赣东北的万年县离东乡县不远，境内有一处属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之交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1993-1995年北京大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安多沃考古基金会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二个年度的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标本，采集了一批供科学研究的样品。对该遗址采集样品进行孢粉分析，结果表明，禾本科花粉在仙人洞遗址普遍存在，自下而上数量明显增加；对吊桶环遗址进行植物硅酸体细胞分析结果表明，早在12000多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这里的居民已开始采集附近的天然野生稻，到新石器时代初期，已出现了栽培稻，对野生稻的驯化从距今10000年一直持续到7500年前后，此后，栽培稻完全取代野生稻。这一系列考古遗迹、遗物，充分证明江西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之一(14)。遗址中还出土了石斧、石斫、骨铲、石磨盘、磨棒等与农业生产、谷物加工有关的生产工具及一定数量的原始陶片，可以辩明器型的有作为炊器的陶罐(15)，也从一个侧面支持这一鉴定结论。一般都认为陶器是与原始农业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农业产生后，由于农产品的丰收，人类需要缸、瓮、罐等器具来贮藏粮食，由于粮食产品的剩余，人类开始酿出了醇香的美酒，从而推动了壶、觚等酒器的制造，这一切都表明，陶器的发明、发展与原始农业息息相关。安志敏先生认为："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农业，然后再发明陶器"(16)。
商代江西的农业经济与文明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三、 农 具
生产工具是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化形态，是认识该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农业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工具改进和革新，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前提。吴城文化诸遗址出土了大批农具，按质料来分，有铜、石、骨、木、陶5类，按器种来分，有起土、中耕、收割、3类12种：
1、 起土农具，有犁铧、耒、耜、锸、铲、锛、7种。
1）青铜犁铧2件，新干大洋州出土，三角形宽体式，两则薄刃微弧，三角形銎，銎部正中有一穿对通，以系钉固定犁铧，两面饰三角形云纹。标本342，长10.7，肩阔13.7，銎高1.9厘米，两刃夹角65°，犁面与犁背夹角10°；标本343，长9.7、肩阔2.7、銎高1.6厘米，两刃夹角65°，犁面与犁背夹角10°(17)。这种犁与新石器晚期以来江南地区流行的三角形石质破土器相类似，它的出土，说明过去人们把三角形石质破土器推定为石犁的推论是正确的(18)；李学勤先生还据此推定1973年山东济南拣选出的1件青铜犁铧是商代遗物(19)。
据季署行先生研究结果，像新干出土的这种犁面与犁背夹角为10°的犁铧在南方水稻田中耕作，所需牵引力约为2.6-7.8公斤(20)，在一个人正常的拉力范围内，也就是说这种犁的出土，并不能说明当时已产生了牛耕，只能作为产生了犁耕的证据，而且这种犁耕也是很原始的，因为它还没有与之配套的犁壁，只能松土、破土，不能翻土，不能有效提高精耕细作的程度，因而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犁耕。不过，这种犁的发明和使用，还是农具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革新，因为铲、耒、锛等农具对土地的作用力是垂直力，利用杠杆原理将土翻起；犁对土地的作用力是水平力，是后世犁耕技术发明的技术基础，其工作效率远比耒、铲要高："一人聀耒而耕，不过十亩"（《淮南子·主术训》）。"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汉书·食货志》）。
由此可知，汉代牛耕是耒耕效率的16.5倍。贵州黎平县侗族有木牛，即人拉犁耕作，据调查，木牛的工作效率是锄耕的2倍(21)，这种效率可能比较接近商代的实际。2）青铜耒1件（标本346），新干大洋州出土，背面无纹，椭圆銎，銎口有箍，双扁齿，其中一齿在使用中已残损约1厘米，通长12.7，齿距8厘米。耒是一种起土农具，有单齿、双齿之别。《周礼·考工记》云："车人为耒，?长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缘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内，六尺有六寸，与步相中也"，"坚地欲直?，柔地欲句?，直?则利推，句?则利发"。
3）青铜耜、木耜各一件。青铜耜1件（标本347），新干大洋州出土，三角形宽体式，平面呈梯形，平肩，刃微弧，正面中部拱起，背面平齐，形成纯三角形銎，有一穿对通，正、背两面饰三角形云纹组成的简体兽面纹，长11.5、肩阔15.2、刃宽9.1厘米。《周礼·考工记》云："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三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圳"。该书成于战国，当时的尺度，据传于1931年在河南省洛阳金村古墓中出土一铜尺，现藏南京大学，铜尺长23.1厘米，五寸正好是11.5厘米(21)，与新干出土实物相印证。樟树市吴城商代遗址出土1方较为完整的石耜范，标本75T8②：821，长17.5厘米，宽13厘米，柄长4厘米，灰白色粉砂岩质，身近梯形，微弧刃，中脊凸出，柄呈扁椭圆，近刃部一端，一侧有浅凹槽，近柄端两侧也有斜形凹槽，型制与新干青铜耜完全一样(22)。木耜1件，九江县神墩商周遗址商代水井中出土，长88厘米，有直柄，前端呈方形(23)。这些实物的出土，说明耜这类农具在赣鄱地区有着比较广泛的使用。
《易·系辞》云："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东汉的许慎把耒、耜说成是同一种农具："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也"(24)，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后世注家多沿用其说。徐中舒先生在《耒耜考》一文中，力辨众谬，指出"耒与耜为两种不同的农具，耒下歧头，耜下一刃，耒为仿效树枝式的农具，耜为仿效木棒式的农具"(25)。这是很精辟的见解，新干所出青铜耒、耜以实物证明这一推论的正确性。在商代，耒、耜的确是两种不同的农具，而且也是两种主要的起土农具：
"修耒耜，具田器"（《礼记·月令》）。
"古者剡耜而耕"（《淮南子·汜论训》）。
"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吕氏春秋·任地篇》）。
4）青铜锸2件，新干大洋洲出土，分两式。I式（标本345），正方形扁平体，圆角平刃，口薄，正面拱起，背面平齐，銎口正中一孔，长13.1、肩阔14、刃宽11厘米。这是湖北盘龙城二里岗期长方体锸到晚商U形锸之间的过渡形制。II式（标本344），平面呈U形，双肩稍耸，弧刃，正面拱起成弧形，背面平齐，銎口正中处有一圈云纹，长11.5、肩阔14.8、刃宽11厘米。这种凹口锸是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锸的基本形制。新干大洋洲同时出土两种型制的青铜锸，说明锸这种农具在商代的吴城地区已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其形制在使用中得到了改进、发展。锸，到汉代仍然是一种广为使用的起土农具，《汉书·沟洫志》云："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描绘的是人们用锸兴修水利的劳动场面。
5）铲，有青铜、石、木三种质地。青铜铲12件，分三式。
I式，方銎方肩铲，南昌市郊出土，銎部饰一周凹弦纹，呈梯形，刃部宽于肩部，刃微弧，通长6、刃宽4厘米(26)。II式，方銎溜肩铲，新干大洋洲出土（标本360），溜肩方体，方銎，銎口有箍，銎直通铲体近刃部，刃微弧，略有残损，素面无纹，残长14、刃宽10厘米，这是中原地区比较常见的铲式样，是中原地区主要的挖土工具之一，比较流行。
III式，圆銎溜肩铲，共10件，铲体呈圆形，椭圆銎，銎口有箍，饰一周带纹，銎伸入铲体中部，平刃微弧。
6）青铜钁1件，新干大洋州出土（标本377），方銎长体，銎口有箍，双面饰索状燕尾纹一周，銎长与体长相等，双斜肩，平刃，通长14.8、肩阔5.7、刃宽2.6厘米。它基本上具备了的主要特征：长身、窄刃，长宽之比约为三比一，侧视为等腹三角形（楔形），平口刃，顶中空，銎口长方形。据陈振中先生研究，商周时期的青铜主要有长矩形、凹形、横銎三种形体，均作长方体(27)。标本377为分段有肩式，是类器的另一种形制，它很有可能是吴城地区有段石锛的变体。是一种起土和松土农具，《说文解字·金部》云"，大锄也"。《论衡·须颂篇》云"以耯凿地"，"或以耯平而夷之"。
7）锛，分青铜、石两种质地，青铜锛12件，吴城(28)、都昌、新干大洋洲等地均有出土，大洋洲标本357，作长方体，断面为梯形，微束腰，宽刃，正面呈弧形，背面平直，正背面近銎部饰简体兽面纹，长9、刃宽3.5厘米。吴城、大洋洲、德安石灰山(30)等商代遗址中还出土过数方石质、泥质锛范，说明青铜锛是吴城文化中一种广为使用的农具。有段石锛是赣鄱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广为使用的一种农具，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必定有石锛出土，是本区富有地方特色的器种。
2、 中耕锄草农具
中耕锄草农具有铲和锄2种。
1）铲，有青铜、石两种质地，石铲在各遗址中均有出土。青铜兽面纹铲，1件，新干大洋洲出土，椭圆銎，銎部饰双目纹组成的简体兽面纹，溜肩平刃，铲面近方形，通长17.8、刃宽13.4厘米，这种铲体薄质轻，不宜作起土工具，可能也是一种中耕草农具。
2）石锄1件，德安石灰山出土，呈上窄下宽的扁平梯形，宽弧双面刃，长13、刃宽8厘米。
3、 收割工具
收割工具有镰、铚和刀3种。
1）镰，有青铜、石、陶三种质地。青铜镰5件，新干大洋洲出土，标本371，薄体平勾，前锋下勾，近内端有一圆穿，正面近背部有脊，背面无纹，刃部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石镰，各遗址均有出土，大致可分为长条形、新月形二种，有双面刃、单面刃之别，多数为青石质，打磨光滑，微弧，中部起脊。
陶镰，吴城遗址第六次发掘时出土2件，模制，形体与石镰相近。模制陶镰的出现，值得注意，因为模制的目的在于批量生产，虽然仅仅发现2件，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一定比较流行，是当地广为使用的一种收割工具。
2）青铜铚1件，新干大洋洲出土，长方体，素面，体甚薄，两边直，刃微弧，近背脊部有并排的长条形穿3个，脊部有明显的柄、把挟持痕迹。是收割农具，《说文·金部》云："铚，获禾短铁也"；《释名·释器用》云："铚，获禾铁也。"陈振中先生认为，铚的使用方法类同于现在的爪镰，即在铚体上铺垫几层纺织物，再在双孔上穿上一个布制或皮制的套环，使用时，将右手姆指伸入套环，用左手握住禾穗，再由右手用铚的刃部把它割断(31)。3）吴城文化有一种穿孔刀，有青铜、石、玉、陶等几种不同质地，长条形、马鞍形、长方形三种型制。青铜带柄长条形刀是手工工具或武器，不适宜作农具，可以排除在外。
马鞍形、长方形刀一般说来是农具，安志敏先生认为它们是农具："大体说来，直刃的是农具，也可兼作切割用；凹刃的是专作农具；凸刃的则作切割用。"两侧有缺口和穿孔的，可能是在背部缠以皮革或绳索，系成套环，便于插入手指以增加使用的方便，它们主要是作农具用的"。马鞍形玉刃出土1件，马鞍形陶刀，吴城文化各遗址均有出土，总数在150件以上，一般是肩宽大于刃宽，单面刃，器身中部近肩处有两圆穿。
石刀则更多，可以分为马鞍形、长方形、半月形和梳形4种型制：
I式，马鞍形，是最为常见的型制，吴城各期文化中均有此类刀出土，它们的区别在于二期的刀束腰。吴城标本93HT：1，砂岩质，残长3.5、宽4.6、厚0.4厘米，脊部弧度不大，单面刃，肩宽大于刃宽，器身有双孔，通体磨光。II式，长方形，肩部、刃部宽度大致相等，体近长方形，单面刃，器身中部近肩处有两圆穿。
III式，半月形，德安县陈家墩标本94陈采：18，青石质，双孔，残长5.7、宽4.4、厚0.4厘米(32)。
IV式，梳形，陈家墩标本94陈采：17，青石质，残存双孔，表面精磨，残长4、宽3.7厘米。吴城文化的青铜农具种类繁多，包括开荒起土（犁、耒、耜、锸、铲、、锛）、中耕除草（铲、锄）、收割（镰、铚）等农业生产全过程所必须的农具，像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铲、锸还可分为二式或三式，说明青铜农具在社会生产需要的推动下，改进得很快；吴城遗址中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农具范，很可能是当时重要的青铜农具铸造地点。考虑到商代已对瑞昌铜岭的铜矿进行了大量开采，有了高超的冶铸技术，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在商代大量使用青铜农具具备了物质技术保障。另一方面，也具有社会生产需要推动的外部动力，中原地区，土地肥沃，土壤中含有丰富的腐殖质，土质疏松，易于耕作，木、石、骨、蚌质农具也可以胜任，相对说来，对青铜农具的需求就不是那么强烈；江南地区，"涂泥多草秽，而山出金锡，冶铸之业，田器尤多"(33)，耕作难度大，使用木、石、骨、蚌质农具，劳动生效率比较低，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自然会利用便利的铜矿资源来铸造青铜农具以提高生产率，也就是说，吴城地区已具备了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物质技术条件，也有了社会生产需要的推动力。新干大洋洲大批商代青铜农具的出土，尤其是耒、铲等农具均在使用中被严重磨损，以实物证明这一地区在商代确实已经大量使用了青铜农具。
商代江西的农业经济与文明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四、 农作物种类
商代江西先民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同时也兼种花生、葫芦、菱角等经济作物，以满足他们生活多方面的需要。
1、 水稻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经人类长期栽培，现在已传播到各大洲。在亚洲，稻谷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的90%以上，而亚洲的大国中国和印度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稻谷生产国、种植国。其中，中国的稻谷产量占全球的40%，为世界之冠。我国南方的赣、浙、苏、沪等15省、市，气候条件优越，适宜水稻生长，是水稻的主要种植区域。水稻对水源和光照的要求非常高，每棵稻每日需要水份5.6-20.4毫升，一般要求气温在25-33℃，在扬花至成熟阶段，理想的太阳辐射强度是每平方厘米250-500卡，是一种既受地理气候条件限制又需要精耕细作的农作物。
赣鄱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地势低平，河网稠密，湖港众多，灌溉便利，种植水稻，历史悠久。赵志军在对万年吊桶环遗址采集标本进行植物硅酸体细胞分析后指出，当地先民在距今7500年前后已完成了对野生稻的驯化，开始了真正意义的栽培稻种植。据笔者粗略统计，已在修水县山背(34)、永丰县尹家坪(35)、樟树市樊城堆(36)、新余市拾年山(37)等9处江西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稻谷及稻秆遗迹。也就是说，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江西地区就已形成了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农业传统，商代先民已普遍种植水稻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2、 花生
花生在我国种植的历史比较早。新石器时期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就曾出土过炭化的花生种子(38)，与该遗址年代大致相当的修水县山背跑马岭遗址中也出土了4粒炭化的花生种子，表皮及心呈黑色，椭圆体，其中较大的一粒长11、宽8、厚6厘米，最小的一粒长9、宽6、厚5厘米。吴城文化诸遗址中虽然未见出土，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的传统种植业必定被继承下来，时至今日，江西仍然是我国花生的重要产区之一。
3、 葫芦
葫芦遍布世界各地，是一种很早就被认识和食用并被人工栽培的作物(39)，老葫芦的木质外壳可以用作容器或鱼网的游子(40)，野生葫芦的果肉味多苦涩难尝，一般需经人工栽培后才逐渐成为蔬食之物。葫芦在江南史前遗址中出土较多，河姆渡、属马家浜文化的浙江罗家角遗址、属良渚文化的浙江杭州水田畈遗址、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和江苏吴江龙南遗址中均有发现。九江县神墩商周遗址中出土了炭化的菱角和葫芦，德安县陈家墩遗址中出土了炭化菱角，表明商代赣鄱地区已种植了葫芦、菱角两种经济作物。
五、 农业经济模式与文明进程
一定的文明水平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条件和人口规模适应，吴城文化时期的生产水平已进入人力犁耕阶段或通常所说的耜耕阶段。据民族学家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种植调查，人力挽犁的收获量为播种量的15倍左右，如遇到病虫害和天灾，则达不到这种水平(41)。江西商代农业产量当去此不远。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缓慢地扩充耕地，可以导致粮食总产量的持续增加，从而养活更多的可以脱离农业生产的上层统治者和从事兵役、劳役、制陶、冶铜、琢玉、编织、商业、宗教等活动的非农业人口，加之青铜农具在一定范围内的普及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率，为吴城文化在二期迅速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我们对吴城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江西属于稻作农业区，水稻对水源和光照的要求都非常高，生长期间，田间蓄水时间要延续三至四个月，当水源不足或森林稠密时，就无法种植。这样一来，在采用人工灌溉以前，其产地就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只能集中在河湖溪旁低洼之地、河流下游的冲积平原或沼泽周围，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描述南方土地利用的状况时说："深广旷土弥望，田家之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共弃而不顾"。耕作状况是："其耕也，仅求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即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耕耘，一任于天。"江西大部分地方是山地、丘陵，多为酸性淋余土，适耕性差，山多林密，水面广，洼地多，也给大规模开发带来许多困难和问题，缺乏华北那样广袤的平原，农田灌溉设施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重要的或先决的条件，大面积地砍伐森林，为水稻田清除荫蔽，兴修灌溉工程，保障稻田供水，这些都是青铜时代的木、石和骨质农具所无法胜任的，青铜农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这就决定了该地区农业虽然出现很早，但要达到大规模开发阶段则远比黄河流域困难，需要有一个更长的发展过程，直到汉代南方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推广后才由可能变为现实。
江西地区的自然地理特点和农业耕作方式决定了这里的人们在铁器推广之前的商周时期只能在赣江中下游的河谷或湖泊周围的平原上发展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吴城文化被限制在赣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河谷和中下游冲积平原这一不大的范围内，众多的族群分散在山林溪谷、河湖沼泽之间，交通不便，自然的障碍将古代的文化分割在一个一个小的区域中，各小区因面积不大，所能供养的人口和社会剩余产品也很有限，相互之间虽然存在互相影响，但往来不便，交往不多。对于统治者来说，传达政令、征集赋税和遥役均极为不方便，也就是说，这一地区要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发展到文明社会比较困难。童恩正先生从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南北方文明发展轨迹进行比较后指出，稻作农业是一种分散性的经济模式，经济上的分散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分离，居民缺乏协作意识，满足于以家庭为中心的原始社会，南方地区在先秦时期最多只能独立发展到酋邦(42)。
吴城文化二期的突然繁荣，当是外部条件刺激的结果，直接原因是与中原商王朝以铜为中心的边境贸易。当地统治者通过以铜为中心的贸易活动大量积聚财富，在商业交往的过程中，接受了商人的礼仪制度和先进文化(43)。吴城文化二期城墙修筑的规划者、组织者，新干大洋洲商代器物群的所有者，瑞昌铜岭商代铜矿采矿的组织、管理者，就是吴城文化的主人或统治者，那些筑城的劳动大军、采矿工人和其它手工业劳动者及为他们提供给养与物资的农民便是被统治者，两者构成了吴城文化的两个对立的阶段，吴城与赣江流域其它聚落也有明显的差别，吴城是这一地区的中心聚落；作为文明诸要素的青铜礼器、文字、城墙、贫富分化等在吴城二期均已产生，从而步入文明社会，出现了以吴城为中心的强大的政治集团，与中原商王朝抗衡，成为一支与中原王朝并行发展的南土青铜文明(44)，这一文明是在中原商文明启发下产生的，或者说是受到殷商青铜文明的直接影响而形成的，两者在主要青铜礼器的类别、纹饰和造型诸方面都保持了较多的相似性；陶文也属于中原象形文字系统。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王权、神权、军权地位，兴建高大的城墙，大规模开采赣北瑞昌铜岭铜矿以供应与中原商王朝的铜矿贸易需要，铸造青铜器以满足祀与戎的需要，促进了社会追求青铜冶铸业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青铜手工业的畸形发展，也加重了人力、物力的非生产性浪费和负担，无助于全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给农业生产加上愈益沉重的负担，阻碍了生产力继续发展。由于农业大规模普及受到很大限制，农业单产不高，社会剩余产品也不够丰富，要长期支持更大范围的城市和国家，难度比较大，再加上商代晚期殷商王朝国力衰落，吴城与中原之间以青铜为中心的贸易中断，吴城文化经历吴城二期短暂的兴盛之后便迅速衰落，退回到原始的状态，西周、东周时期仍很落后，至一千年以后的西汉初年，江西的总人口才35万，不到全国的6‰，且大部分集中在赣江中下游平原。
商代江西的农业经济与文明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注释：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中译本。
（2）《中国农业全书·江西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
（3）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
（4）参照周叔昆等：《对北京市附近两个埋藏泥炭沼的调查及其孢粉分析》，《中国第四
纪研究》1965年1期；贾兰坡等：《桑干河阳原县丁家堡水库全新纪中的动物化石》，《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4期；叶祥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的龟甲》，《藁城台西商
代遗址》19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陈报章：《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八千年前稻作遗存的
发现及古文化生态学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1期。
（5）参照程洪：《新史学一年来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年6期。
（6）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
年1期。
（7）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35页。
（8）刘子明：《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发展》，《遗传学报》1975年第二卷第1期；汪宁生
：《远古时期的云南稻谷栽培》，《思想战线》1977年1期。
（9）丁颖：《中国稻作之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1949年第七号；童恩正：
《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2期。
（10）闵宗殿：《我国栽培稻起源的探讨》，《江苏农业科学》1979年1期；杨式挺：《从
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水稻的起源演变及其传播》，《农史研究》第二辑，农业出版社，1982年
。
（11）李江浙：《大费育稻考》，《农业考古》1986年2期。
（12）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1-2期；《再论中国稻作农
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2期。
（13）陈活龙：《东乡野生稻情况初报》，《农业考古》1990年2期。
（14）彭适凡：《东亚水稻农耕摇篮地之探索》，赵志军：《稻谷起源的新证据—对江
西万年吊桶环遗址出土的稻属植硅石的研究》，均见《农业考古》1998年1期。
（15）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
年1期。
（16）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6年1期。
（1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
》1991年10期，下文中提到新干大洋洲的文物，均见此。
（18）余振危、叶万松：《试论我国犁耕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1年1期。
（19）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年10期。
（20）季署行：《“石犁”辨析》，《农业考古》1987年2期。
（21）宋兆麟：《木牛挽犁考》，《农业考古》1984年1期。
（22）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7期。原报
告称之为钺范，1989年新干大洋洲青铜耜出土后，这一错误认识才得以纠正。
（23）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九江县文物管理所：《九江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
古》1987年4期。
（24）《说文解字·耒部》。
（25）徐中舒：《耒耜考》，《农业考古》1981年1期。
（26）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近年江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物》1977年9
期。
（27）陈振中：《殷周青铜》，《农业考古》1986年1期。
（28）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7期；江西省文
物考古工作队、清江县博物馆：《清江吴城遗址第六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江西历史文物
》1987年2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樟树吴城遗址第七次发掘简报》
，《文物》1993年7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
第八次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1期，下文中提到吴城遗址的遗物、遗迹均见此。
（29）唐昌朴：《都昌出土商代铜》，《考古》1976年4期。
（30）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德安县博物馆：《德安石灰山商代遗址试掘》，《东南文化
》1989年4期。
（31）陈振中：《殷周的铚艾——兼论殷周大量使用青
铜农具》，《农业考古》1981年1期。
（32）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陈家墩遗址发掘简报》，《南方
文物》1995年2期。
（33）《周礼·考工记》。
（34）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修水山背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2年7期。
（35）江西省博物馆等：《永丰县尹家坪遗址试掘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2期
。
（36）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樊城堆遗址试掘记》，《考古学集刊》第二辑，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1年。
（37）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新余市博物馆：《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农业遗存》，《农业
考古》1989年2期。
（38）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
60年2期。
（39）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1999年第一辑。
（40）游修龄：《葫芦的家世-从河姆渡出土的种子谈起》，《文物》1977年8期；《青浦福
泉山遗址出土的种子的鉴定》，《考古学报》1990年3期。
（41）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1987年。
（42）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5
期。
（43）彭明瀚：《铜与中原王朝南侵》，《江汉考古》1992年2期；彭明瀚：《试论铜对商
文化南传赣鄱流域的影响》，《夏商文明研究-1991年洛阳“夏商文化国际研讨会”专辑》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44）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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