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危机时代的史学理论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和经济全球化使历史哲学及其所维护的历史感陷入了危机。进步主义历史哲学从此失去其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史学理论,即叙述理论。但叙述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全球化呼唤建立一种新的史学理论:整体历史论。　
　
　   如果说18和19世纪哲学的一大贡献是使人们有了史实性意识,那么不言而喻,20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则使人们产生了新的历史意识:历史哲学及其所维护的历史感陷入了危机。无须再指出人是历史的基本存在,能在创造历史,改造自身及其生存环境的同时成为历史。但我们现在开始怀疑:自蒙昧时代就已存在的有数十亿之众的人类和他们的所作所为,包括艺术表演、神话和道德标准能否产生有益的效果,最终消灭暴力、屠杀和各种不公正现象。20世纪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既寄希望于进步——一种共同生存的高级社会形式,同时又孕育出最有害的集权制。诚然,我们不能把苏维埃的共产主义同纳粹主义相提并论。历史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哲学,虽然继承了进步主义历史哲学的思想:内在的感觉源于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并左右人们的行为,但却无意建立思辨的历史理论。它因为试图证明推翻公认的道德标准和改变历史的做法合乎正义而受到人们的指责。

      我们没有必要再坚持后现代意识的判断,因为从历史和哲学角度讲,无论是否出现了危机,历史的进程不会终止。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为了人类的发展,理解并思考这一现象,尽可能地同当代的非人道现象作斗争,虽然苏维埃共产主义以失败告终,但是非人道现象却伴随着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而再次抬头。

      历史哲学危机的若干现象学因素

     从哲学方面看,史学陷入当代历史性危机的最大特点是,曾经左右某些历史事件并使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各种精神领袖纷纷失去往日的神圣地位和影响,例如罗马帝国《通史》的作者波利比阿,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汀,首创人类史哲学教育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共和国和平联盟的精神领袖康德,将人道精神引入科学和伦理—政治进步的法国哲学家孔多塞,提出绝对精神的黑格尔,倡导国际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人们的信仰随着这些领袖及其“时代精神”的名存实亡而破灭。过去,人们曾有共同的目标,相信进步和未来。如今,信念已不存在,人们已不再相信困难和消极因素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辩证”思想。

  　这种哲学观念的变化已成为“大众新常识”的一部分,人们开始怀疑一切:从历史的积极影响到历史哲学的伦理和政治承诺,认为历史哲学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已经过时。唯有市场理论的辩护者——自由经济学家看到了引导人们走向美好经济—世界的那只“无形的手”。事实上,1989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
化非但没有加速解放的进程,相反却极大地阻碍了它的发展,使众多的人民和民族,各社会阶级和青年一代看不到未来和希望。“没有未来”的意识致使人们的历史前景感暗淡和共同记忆衰退,最终导致现代传媒用意象的现实取代事实的严重后果。

　　值得指出的是,个人瞬间的意识被铺天盖地的日常事件所包围,根本无法判断这些信息的真实可靠程度。因此,需要不作判断,让人信得过的大众传媒进行客观的叙事和报道。

　　这次危机之所以影响到哲学和常识,主要是由于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史学对话之后,历史活动进程(可理解的)和乌托邦(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历史哲学仍未走到一起。进步主义的历史哲学——正如K.勒维特在他的《历史的意义》(1949)一书中所指出的——成了一种通过革命或突变接近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的思想,成了一种从时间上将非完美的现实与完美的未来割裂开来的方法。它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是历史使人失去了最初的善,现实又使人找回了善。

　　历史哲学的历史感主要源于上面这种不现实的希望,并最终演变成对背离目标、一意孤行的禁锢、强制和限制的强烈的现实感。历史哲学使人们有可能认识到一些矛盾的东西,例如压迫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氏识到:革命的道路艰难曲折,险象环生,有时需要迂回前进。历史哲学阐述的是一种目标而并非单一性的复杂感觉,认为史实主义的政治旨在改变现实并在改造现实的过程中确立最终的目标。然而,历史事件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观点,不是使历史进程分析和乌托邦这两种历史哲学联姻,便是分手。

　　由此可知,当代历史哲学危机的史实性是“矛盾的史实性”:试图消除由怀疑和不信任而产生的历史意识。毫不奇怪,曾被贬得一无是处的前现代意识和思想会在此时再次出现。这两种对立的历史哲学就像是一个被肢解了的身体的两个部分。

　　A)现代创神运动失败之后,记述各种宗教理论和教派的宗教史相继问世,这是人类创造并引以为自豪的历史。宗教史指责那些忘记上帝的人,提醒人们唯有神法能决定历史事件的进程和管理宗教——政治权力机构。

　　B)紧接着出现了与之相对立的、宣告现代解放思想结束和激烈抨击现时代的“后现代史”。

　　这种后现代理论值得重视,它提出的新历史多元论具有摧毁进步主义历史哲学的威力。但同时应该看到,这种多元论在通过地区史、地方史和语义史重新恢复前现代史地位的同时,放弃了世界史和否定了历史哲学敢于研究世界史的长处。它不再仅靠通史把各种历史串联在一起,而是放弃通史,最终甚至有可能放弃神智。

　　进步主义历史哲学的统治地位之所以丧失,其主要原因是它将信仰视为进步的资本,认为信仰可以抵消历史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失望。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非人道制度的胜利,为历史创造了物质条件,却使历史有目的的观点从此消失。自称是后现代的史学,不出人预料,从以下两个方面弥补了进步主义历史哲学的不足:把自己说成是叙事史论的统一体;在更新叙事学的同时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

　　因为最后一种观点至少在法国是一种占有统治地位的哲学观点,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强调指出这一点。

　　作为文学叙述或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批判思想有可能退缩的当代史学理论　

　　目前,我们仅对历史哲学作结论性的批评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分析另一种情况,即历史哲学被作为艺术,准确地说,被作为文学类叙述的历史理论所取代。人们对宏观主体,例如上帝和教会、民族—国家、人民、工人阶级谱写的历史产生了疑义和分歧,叙述理论逐渐占据了上风。这些宏观主体曾是世界史的配景,今日的衰退为古希腊和拉丁历史文献、前现代史等历史叙述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种发展趋势居然出现在世界市场及其周围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时刻。在叙事与日俱增,抽象、难以理解和并非人皆有之的恐惧和性成为叙事的主要对象时,史学家们对正在变
化的世界史的实效性则保持沉默。

世界史让位于彼此不相关的地区史、地方史和个人史,也许是出于对国家、人民和传统的保护,使其免受马克思指出的和M.韦伯从现代化历史社会学角度论证的,一味追求提高资本生产力和一切服从于劳动的全球经济及其无情的现代化机制的威胁。许多国家、人民和新旧团体均表示反对全球市场的一体化及其组织形式,对把地方史纳入曾被宏观主体视为进步的世界史失去了兴趣。正如资本主义的理论学家所指出的,后现代历史哲学不是间接赞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是偷偷摸摸地为其涂脂抹粉。

　　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历史哲学危机时代的历史状况。一方面历史哲学在未分析全球化的机制和未作任何抗争的情况下被全球化所击败,仅满足于叙述一些非常简单、现实主义的历史和将历史叙述变成一种朴素的理论。另一方面,历史哲学家彼此之间的不和致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不幸的历史意识:被推进自己所不熟悉的全球事业中,成为漂泊不定的旅行者,仅限于固守在某个方面或安全的私人领域,身份也变得多少可以任人想象。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况极其危险。首先,人们不加思考地盲目接受全球市场的限制,参照物变得没有意义,个人和团体失去了个性;其次,虚构的身份将人们孤立在某个地方,避免接触到真实的历史环境和所有被视为潜在的侵略者的“其他人”。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当代历史理论该作何反应?我们可以听一听R.博德伊(贝加莫,1997,《如果历史有某种意义》)关于将历史理论分为三类的建议。

　　第一种是分析历史理论。德国的史实主义学派,特别是M.韦伯,在不带任何目的论观点的情况下,提出历史因果关系问题,同时分析历史叙述作品中的逻辑成分。C.亨佩尔在其经典之作《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哲学杂志》,第39卷,1942)则探讨如何利用物质的一般规律来解释历史事件。学术辩论的结果是,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不可能做到如此精确。W.德雷于1957年发表了论著《历史的规律和解释》(牛津出版社),否认了亨佩尔的观点,认为只能满足于合理的解释。A.C.丹图在其《分析的历史哲学》(1968)一书中重新提出选择历史事件的标准问题,并强调指出“叙述话语”中的历史特性,例如它至少可以将两个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第二种是由两种对立观点构成的历史理论。J.哈贝马斯发展了的伦理—传播史理论。在犹豫片刻后,传播作用论接受了M.韦伯的现代化历史社会学理论,摈弃了认为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济物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人物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卢卡奇、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传播作用论试图利用伦理和法律的一般准则去抵制不可抗拒的现代化,努力将一些先验和历史的准则确定为必须遵守的准则,遏制经济—战略现代化进程的过快速度。康德的追随者继承了M.韦伯的观点,语言哲学在某些方面亦不例外。

　　侧重解释宗教经典相对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反对上述理论。面对进步主义历史意识的衰弱,这一理论在维护自身传统的同时,与带有偏见的现代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作斗争。H.G.加达默尔及其论著《真理与方法》(1960)是这一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论著。加达默尔在这部书中,以其富有启发的文字、对历史文献重新进行了评论,最后特别强调了文献的史实性。

　　第三种历史理论同样致力于对历史文献进行历史哲学的分析。但文献给人的感觉是难以用传统的词汇进行解释的,它属于实证技术和被语言学研究的叙述理论。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将“真实的叙述”与虚构的叙述区分开,后者属于小说、史诗和戏剧范畴。该理论的创始人是《诗学》和《修辞》的作者亚里士多德。青年时期的B.克罗奇在1893年(《按一般艺术概念概括的历史》中坚持认为,历史属于艺术和叙述艺术范围。从此之后,人们把历史首先与艺术联系在一起,史学失去了现代哲学的特点,即不再与历史事件的逻辑有关。历史被划入文学范畴,具有评论叙述的能力和自由,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叙述作品或元叙述作品被相对理解为创建某种文明的传说,或作为有教益的寓言,认为它有可能出人意料地重建人类的理想。该理论流派重视的是一流和出类拔萃的创作者的艺术自由,而不是建设具体的世界。

　　它对历史哲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例如J.F.利奥塔于1979年发表了一部颇具影响的书:《后现代状况》,批评进步主义的元叙述与现代历史哲学如出一辙。所谓元叙述即讲述某国人民、某个民族、某个阶级或整个人类的英雄的传奇式的解放故事,故事结局大都圆满,其结构是传奇式的。正如普罗珀所言,它总是以套话“有一回”为开场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故事中少不了一个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失去自我,被外人异化,后经种种磨难和艰险,最后荣归故里,找到自我的主角。辩证法即具有哲理性的传奇,这个传奇的迷人之处是情节曲折,充满冒险,最后以胜利告终。它通过一致、差异、差异与一致的同一这三个步骤使古老的纯神学非宗教化。但它最终变成了一个美丽的童话,讲述它旨在躲避风险,避免意识的丧失和进行无休止的有意识的叙述。换言之,避开上述现象的偶然性和相对性。

　　这种叙述历史理论始终受到人们的质疑。H.怀特在其《元历史》(1973)中,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叙述模式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他指出,凭史学家充满诗意的想象树立的“过去的圣像”,经过修辞(隐喻、换喻、提喻法和讽刺)变得更加神圣,修辞有助于人们用不同的叙述手法讲述不同的事件和进行超出人们想象的剪辑。P.里科尔在他的三卷本《时代与叙述》(1981-1985)中,用引人入胜的笔法,交错分析介绍了叙述理论、分析理论、现象学和伦理学理论。他在书中重点评述了曲折动人、扣人心弦的题材,试图通过分析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的某些论著阐明真实叙述与纯文学叙述的区别。他的目的是为了完善整体的,而不仅仅是局部或地区的历史叙述。然而,历史总能赋予历史以意义。例如F.菲雷用一个描述中央集权没完没了但自由政治更得人心的故事取代了雅各宾或共产主义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诠释,后者编写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有关革命缔造者的传奇或传说。

　　可是,我们真的相信小说家、史诗诗人和戏剧作家有进行纯粹叙述的自由吗?特别是离开参考文献和非文献作品,还能研究和编纂出纯粹的文献史吗?毋庸置疑,历史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冲突:如果所有的斗争和差异都可以成为陈述的对象,都要进行陈述,那么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所有的历史作用均来自文献。叙述可以使人们避免重新遭遇行动带来的悲剧,叙述历史理论提供的文献可以否认实际存在的暴力和利益活动。P.里科尔非常坦诚,他在《从文献到行动》(1986)中不加掩饰地将行动和文献等同在一起。而我们更喜欢援引歌德的话,而不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话,歌德认为人类最初没有话语和文字,但后来的活动则包括话语和文字。我们赞同远离叙述理论的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他反对用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品取代实践,认为前者是模拟人类活动的产物。

　　对历史事件的事实的叙述是建立在看不见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的,因此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叙述理论有一定的局限,认识不到真实的叙述是有据可查的,所选用的是未加任何评论,难以让人进行正确价值判断的文献资料。史学应该在非虚构、幻想和杜撰的叙述基础上判断事实,这是对实证主义史学家的最低要求,朗格卢瓦和塞尼奥博斯正是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史学家即使不再承认世界史亦即世界法庭,也不能放弃史学判断甚至法官的作用。在未作出判断和下结论之前是不可能叙述具体情节的。所谓判断就是讲真话,讲实话。具体到某个统一监控下的共同体,我们不能根据凭空想象的标准、而应根据公认的客观合理的标准判断和认证事实。正如葛兰西在谈到认识时所指出的,认识离不开经济、政治和哲学等各方面的实践。每个共同体都无一例外地面临解决本共同体的命运、制度和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不管叙述者怎样想,历史涉及到一个有叙述意义的社会环境及其一些既是共同生活的又是具有同感的组织。

　　这样的共同体举不胜举,它们之间关系密切,逐渐编织成一个由地区、民族、国家及各种宣传(法典、戒律)、机构和社会团体构成的规模日益庞大的网络。这些团体组织的内外分化过程以及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做法成了历史选择的对象,多数叙述认为历史不可能拒绝整体,接受分裂。至关重要的是搞清楚各共同体的需要和可能的物质生存条件。要想避免人们产生历史哲学有其必然结局的思想——例如吸取后现代叙述论的教训——,这种历史叙事学的批判就应该在重新承认历史—历史学家的共同体多元观点的同时,明确自己在弱肉强食世界中的方向,抓住不受约束的当代全球化所导致的整体现象不放,并借此机会把地方史重新连接在一起。这一要求也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哲学家必须接受的实证遗产。它包括具体的普遍化范畴,即所有道德的基础和试图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同不人道的历史现象作斗争的政治范畴。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整体历史论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从下层百姓和战败者角度看,牺牲者是被用来实现虚无主义美好未来的简单工具,但始终被列入无法摆脱世界紧张局势和特殊情况的文明的守护者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