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1957年被中断的原因

　　1956年4月，为了繁荣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明确宣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贯彻这一方针。遗憾的是，这一方针只实行了一年的时间便被中断，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原因作一点简要的分析。

原因之一：党内对「双百」方针的认识不统一

　　在「双百」方针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亲笔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最初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

　　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基本的方针完整提出，则是1956年的事情。这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扩大会议上对此进行讨论。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前一阶段文艺界和学术界所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宣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1

　　「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广大知识分子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对此报以热烈欢迎。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说：「我们科学界所以衷心地欢迎『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因为『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道路。」2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表示：「我们搞科学工作的人，百分之百的赞同『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要科学发展，就应该做到自由论争，『百家争鸣』。不这样，思想就会僵化，科学还哪里会发展。」3

　　但是，对于在这一政策的看法，在党的干部队伍中，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其中有不少人对此心存怀疑和忧虑。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干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二是过去的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对的中间却有些界线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要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三是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

　　这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有的甚至还以编者按的形式赞成陈其通等人的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月28日的《旅大日报》在转载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时，编辑部还在按语中说：「这篇文章提出了当前在文学艺术战线上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引起了文艺界及有关方面的广泛注意。在我省，日前中共辽宁省委文教部召开的文艺编辑座谈会曾经讨论了这篇文章。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也是及时的，文章中提出的几点意见，都是正确的。」这些事实表明，对「双百」方针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者并非只是个别人。毛泽东也一再说过，高级干部中不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多数，赞成的是少数4。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上海市委的一位负责人说，「百家争鸣」缺了共产党一家；北京市委的一位领导干部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1956年是唯心论抬头，唯物论的鸣声不高，向科学进军后，知识分子开始钻研业务了，但尾巴也翘起来了5。

　　1956年底1957年初，有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信，认为「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攻，说甚么1955年是无产阶级思想向资产阶级思想总攻击的一年，1956年是资产阶级思想反攻的一年。资产阶级思想获得了苏共二十大的援军，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其具体表现是唯心主义解放了。此人还说，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除了鼓励争鸣外，没有能解决唯心主义长期存在对人类的祸害问题，因此思想界很混乱，甚么人的主观意见都说是「百家争鸣」。

　　在那些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人看来，「百家争鸣」中，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其他九十九家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让这九十九比一，「鸣」的结果，很可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甚至是资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他们还认为，多少年来一直提倡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可是，「百家争鸣」一来，唯心主义也获得了「争鸣」的资格，而他们又认为，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其世界观本来就是唯心主义的。因此，「百家争鸣」将会使唯心主义呈日益泛滥之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将变为一句空话，而且随著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鸣放出来，局面将不可收拾。正因为如此，「双百」方针提出之后一段时间，「百家争鸣」的局面并未真正出现。

　　尽管1957年春毛泽东对为甚么要实行「双百」方针作了多次讲话，并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作了公开的批评，但党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并未真正统一。随著反右派运动的开展，相当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将「右派言论」的出笼与「百家争鸣」联系起来，认为都是「百家争鸣」闯的祸。所以反右派运动后，「双百」方针作为一句口号还在使用，但实际上已不可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

原因之二：对「双百」方针理解的偏差

　　1956年大力倡导「双百」方针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体制的许多弊端，其中包括针对文艺和科学工作的种种清规戒律造成的对知识界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挫伤。党的领导人在试图走出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除了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要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外，在思想文化建设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提出在文学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百家争鸣」。尽管这一政策所允许的对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的宽容，并没有超过1954年通过的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但这一政策的提出，与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文艺的粗暴干涉和对科学研究随意贴上政治标签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对此前片面强调学习苏联且一味强调要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但是，应该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提法，虽然在建国之初就已出现，但把它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是1956年4、5月间才正式提出的。而这个方针的提出，党内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酝酿，没有通过深入的学习讨论，因而也没有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1955年，在意识形态领域，曾大张旗鼓地进行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谴责，以及对梁思成建筑设计中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错误」的批判，开展了大规模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些运动几乎涉及到整个知识界。但仅过了半年，「双百」方针便提出来了，尽管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长期的思维惯性，有相当多的党员、干部一时难以转过弯来，对实行这一方针抱有某种抵触情绪。就是因思想改造和各种批判运动而颤颤惊惊、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也对此心存疑虑而不敢大胆「争鸣」。河北天津师范学院院长胡毅说：「百家争鸣是执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的一种手段。我相信今后大家对百家争鸣的顾虑会减少，但不见得会很快就全没有。」南开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郑天挺说：「一年来，可以说历史科学界已经争鸣起来了。好多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社论都提到这一点。但照我们的看法，鸣是鸣了，而比起哲学、文艺方面来说，鸣得还不够，差得很多。可以说还有顾虑。」6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则更是坦言：「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鸣放的方针，大家都很兴奋。不过有这样一种疑虑：今天我把甚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不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我所接触的一部分人也有这种想法。有的朋友谈起整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弄在里头？还有人怀疑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7

　　到此时，不论知识分子还是政策的诠释者，对「双百」方针的理解都出现了偏差。当初这个方针提出的时候，毛泽东说得很清楚，是「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这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限定的范围是十分清楚的。至于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之外的领域，事实上是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坚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必要进行「争鸣」。可是，1957年整风运动之后，却将「百家争鸣」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向执政党的工作和执政党的干部提意见，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上的「争鸣」了，从而也就偏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本意。「放」与「鸣」的结果是，「放」出了大量的「毒草」，「鸣」出了一大批的「牛鬼蛇神」。由于对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判断，随后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这样一来，「双百」方针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原因之三：匈牙利事件的消极影响

　　在探讨「双百」方针在1957年的历史命运时，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就是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这年10月，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提出反政府的口号，随后又演变为大规模的骚乱和流血冲突，后来由于苏军进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事件才得以不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是甚为震惊的，同时也使他产生了一种高度警惕，即如何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在中国的重演。

　　当时，毛泽东一方面曾自信地说：「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9但另一面，他也不能不担心中国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况的问题，而且要设法避免匈牙利这类事件在中国发生。尤其是在1956年下半年，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现象，城市有少数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农村也发生了一些农业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的事件，更是增加了毛泽东的这种担心。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按：指此时国内少数闹事的人）引出了洞。」10他还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11毛泽东又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12

　　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此时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半年前他对「双百」方针的提倡，用意上是有所不同的。半年前，他倡导这一方针的主旨，是繁荣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匈牙利事件后，虽然他仍有同样的用意，但还有一层用意，就是让那些「毒草」长出来，让「牛鬼蛇神」跳出来。他甚至说：「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13

　　有人曾提出：「毛主席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十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而一旦形成，他就亲自执行，全力以赴做『引』的工作。」14不过笔者认为，1956年10月开始的「引」的策略，与1957年5月正式作出的「引蛇出洞」决策，在本质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此前的「引」更多的是树立对立面，使「香花」与「毒草」进行比较，从而使人们能够辨明甚么是「毒草」，并最终自觉地与「毒草」划清界限，使「香花」更好地生长。整风运动之前，在毛泽东看来，我们的社会里，虽然存在著「毒草」，虽然有一些放「毒屁」的人，虽然有人不赞成社会主义，但这是少数，通过实行「双百」方针，让他们跳出来，使人民认清他们的面貌，从而孤立他们。他觉得有那么一些「毒草」并不可怕，到时把它锄掉就是了。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巨大胜利，毛泽东的心情自然是十分兴奋的，他并没有把社会上还存在一些「毒草」看成有多么严重，甚至认为没有甚么大不了的，也值不得大惊小怪。不然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在1957春一再号召并大力提倡「双百」方针了。

　　可是，1957年5月整风开始后，鼓励「大鸣大放」的结果，放出来的「毒草」却大大超过了党的领导人的预料，这才使他们感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需要来一场大规模的锄「毒草」运动，才能将问题解决。为了将「毒草」除尽，尤其是将那些隐藏较深的「毒草」除掉，毛泽东一面在党内布置反击，一面指示继续「鸣放」，继续让那些「毒草」长出，让「牛鬼蛇神」自动跳出，目的当然是为了届时聚而歼之。如果说，1956年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种政策来提倡，那么，匈牙利事件后就有政策与策略并重的意味了，甚至后者更主要一些。至于在作出反右派运动的决策后，继续鼓励「鸣放」毫无疑问仅是一种策略了。到了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双百」方针中止也就并不奇怪了。

原因之四：对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变化缺乏足够的估计

　　1956年知识分子政策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在这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曾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中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5。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不单单是一个称号问题，更主要的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的一种认同。

　　但是，在随后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并没有使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提法，而是说：「在党的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年来各方面的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16这就说明，党内当时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并未改造好，还不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中国的政治用语中，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是有层次上的区别的，无产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而劳动人民从整体上讲是不能作为领导阶级的。反右派运动前，毛泽东一方面不断地强调要坚持「双百」方针，另一方面又一再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提法。1956年9月，他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这样说：「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71957年3月，毛泽东在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又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有的人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8

　　毛泽东之所以将知识分子冠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在他看来，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大概只占百分之十几，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重要性，说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19。

　　这种估计，不但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不一致，而且也不符合知识界的实际情况。正是由于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政治立场还没有站到无产阶级这一边，因此，需要继续加强对他们的改造。对知识分子的状态的过低估计，必然导致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仍属改造对象，另一方面又鼓励他们参与「争鸣」，这就难免将他们看作是「百家」中的资产阶级成员，在潜意识里认为他们「鸣」出来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整风运动后「右派言论」的出现，似乎更是应证了原来的判断：知识分子果真没有改造好，果然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说，在反右派运动的准备阶段，为了「引蛇而洞」，让各种「毒草」长出，让「牛鬼蛇神」自动跳出，「百家争鸣」作为一种策略还在使用的话，到了正式反右之后，自然就不能让其出来毒害民众了，「百家争鸣」当然也就不能再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份。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百花齐放」就变成了一枝独秀，「百家争鸣」也就变成了一家独鸣。这种局面，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改变。

注释

1 毛泽东：《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2 《科学家、教授谈「百家争鸣」》，《光明日报》，1956年5月25日。

3 《科学家、教授谈「百家争鸣」》，《光明日报》，1956年5月28日。

4 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5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第259页。

6 《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人民日报》，1957年4月21日、22日。

7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善党群关系》，《光明日报》1957年5月10日。

8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9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7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14 段跃编：《乌「昼」啼──1957年「鸣放期间杂文小品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5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163页。

1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134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2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