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穆 的 圣 贤 史 观

关键词：钱穆  历史人物  圣贤史观  心性决定论

    钱穆是现代中国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历史观，同时吸纳了一些西方文化生命哲学思想，建立了以心性为本体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1] 历史创造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内容。钱穆继承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心性论及其圣贤创造历史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历史创造的“圣贤史观”。本文拟对其“圣贤史观”的含义、基本内容、理论基础和时代意义作一评析。

一  人和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创造作用

钱穆充分肯定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创造作用。他的基本观念是，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主宰者和支配者。他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事业，“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2] 历史的事业和事件只是人的活动，在它们背后都有人的存在，“事由人干，人换了，所干的事亦必变”[3]。因此,“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因于人不同，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4]

钱穆进而指出，每个人都是历史（活动）的中心，历史是人的共业所造成的，历史是由普通民众、历史人物和杰出英雄共同创造的。他说，历史只是一整体之人事，所以，每一个人和每一活动都与此一大事有关，“亦可说每一人尽是历史中的主人，每一活动都是历史中的成分”。[5] 历史上的单个之人是一切人事的枢纽，是扭转世运和时代的中心，“就人事来说，个人乃是一切人事之枢纽。……每一个人，在人群中，在天地间，实各自成为一中心”。[6] 同时，由于历史是一整体大事，历史这一人生事业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7] 因此，每一个人在历史中都各有其地位和价值。历史上除了少数伟大杰出之人物外，人人都会对历史产生作用和影响。他指出：“历史由人主动，乃由人的共业所形成。纵使在此许多人物中间，也有少数杰出的英雄，又有多数无名无传的群众，但在这两端之中层，却还有不少人物，各有作用，各有影响。其作用影响，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相反相成，而始得成此一共业。历史乃由人类之共同业力而造成，既非盲无目的，亦非一二人所能操纵。这一看法，更近于历史演进之真相。”[8]

钱穆还对历史人物和普通民众在历史及其创造中的关系作了阐发。他认为，普通的个人与少数杰出人物在历史中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少数杰出历史人物并非天生的，而是从普通人群中来，“特殊人物又必出在普通人群中，且亦不能专凭己力为之，乃其同时乃至前世之普通人群同心共力凑合配当而有此人之出现，遂以归之于天。但此人仍必于普通人群中做人。亦可谓仍是一普通人。又必待此下社会不断有人信仰崇奉，然后才成为一独特人”[9]。少数杰出历史人物主持和领导历史，但一般民众也可以制约和作用他们的活动，“通泰之世君子道长，固由当时群心群力皆在助长此君子之道”[10]。

钱穆明确提出历史是由历史中所有的人共同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中心，普通民众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普通民众的历史地位及其创造作用。这一思想对儒家的“民本论”及其民众的历史创造思想作了现代性发展。在儒家思想中，孟子明确论述了民众在历史中的地位，提倡“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但他只是为了肯定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非主体性的根本地位，他是将民众与土地和政事作为统治者的“三宝”，并不是讲民众作为社会主体是怎样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圣贤”，王阳明甚至说，“满街都是圣人”，也同样不是从肯定普通民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创造作用的角度出发的，而只是为了说明“人性善”，是为了说明普通人通过心性的修练可以成圣的理论。钱穆的思想显然是对传统儒家有关历史创造者思想的突破。钱穆还指出，历史中的人（物）对历史的作用，有正有负，相反相成，他们相互作用的共业，才创造了历史。这也是传统儒家思想所没有的，这种观念颇似恩格斯讲的历史创造“合力论”。

但是，由于钱穆仍是立足于儒家思想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对历史中的人和民众的历史地位和创造作用、以及历史发展中的普通民众与少数杰出人物相互关系的看法，与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民众创造历史的民众史观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真正的民众史观认为民众是历史的主体，只有他们才是历史创造的决定性力量。而钱穆则没有这种思想。他所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中心与主宰，实际是从儒家“人性善”和“人皆可以为尧舜（圣贤）”的理论来说的。如上所言，传统儒家并没有从这一理论进一步去论证民众的历史地位及其创造作用，钱穆的思想固然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然而，从传统儒家的这一思想出发推证，得出的最终结论，只能是否认普通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这一立论所蕴含的意思，一是，每一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心性，即成为尧舜的资质，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尧舜这样的杰出历史人物。可实际上，最终能成为尧舜这样杰出人物者在历史上却是极少的。在宋明新儒家看来，自古以来的圣贤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十多位。二是，所谓“人皆以可为尧舜”，并不是说历史中的每一个人即是尧舜，而只是可能成为尧舜。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历史的中心，具有扭转历史和时代的力量。只有当一个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少数历史人物之后，他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中心，才能扭转时代。

正因为如此，钱穆反复强调指出，历史的真正主干、灵魂和中心是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可以改变和支配历史。他说：“历史最重要的是人物，……历史要靠人物，人物可以将这个地区黑暗的历史变为光明，也可以将这地区光明的历史变为黑暗。”[11]“历史之主干在人物。……没有人物，仅有社会，也不会有历史，如非洲社会存在并不比中国社会迟得多，只因没有人物就没有历史。”[12] 他又说，领导、创造和维持历史的是少数杰出人物。因为，有人才有历史，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有少数人来创造历史。而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绵延，定要有少数人来维持使其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只是少数。……人群所更需要者，乃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13]。他还说，历史时代的开创和形成只能由少数杰出人物进行，“只有少数人卓然杰出，能开创出一新时代，主持一新局面，斡旋一新事业，此在政治学术皆然。此乃有了人物而始有此时代者”[14]。如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便是有此人物而有此时代之例。他认为：“此杰出少数人，有高度，有深度，乃经人类长时期无形的民主选择而公认。由于此少数人而始产出人生大道与夫文化之大传统。”[15] 而各时代的流俗人随时代的冲洗和淘汰便会消失，只是假多数；各时代的少数杰出人物却能超越和跳离时代长存于历史，所以，他们才代表着人类的真多数。

由此可见，钱穆的历史创造论本质上是一种英雄史观。

二  历史人物之种种和圣贤史观

不过，钱穆眼中最杰出的历史人物，即真正英雄，并非帝王将相一类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等，而是历史中道德至上的圣贤。准确地说，他的英雄史观是一种道德性的圣贤史观。钱穆的思想体系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立足点的，其圣贤史观是儒家道德决定论在历史创造问题上的具体展现。

钱穆把凡在历史上进行活动、对历史起过影响和作用的人，均视为历史人物，或称历史上的人物。他对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了五种划分，而品评其高下、优劣和得失的标准，一是心性道德，二是事功表现，其中，首要和根本的标准则是道德。

第一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三类，即：治世盛世的人物与乱世衰世的人物、成功得志与不成功得志的人物、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

关于治世和盛世的人物与乱世衰世的人物。钱穆说，按理说历史人物必该在历史上有事业以见其人之伟大，因而，人物似乎总该多出在治世盛世。但是，中国历史却不然，乱世和衰世产生的人物更胜过治世和盛世。这是因为，伟大人物不能完全靠事业来表现，“所谓大人物，他不仅在当世，还要在身后，对历史有影响，有作用，这才是大人物，影响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16]。他们的人生虽无事业可表现，他们却转能超越于事业之外表现自己，即赤裸裸的人，这种赤裸裸的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17]。再者，倘若乱世衰世的人物不多和不伟大，又怎能使衰世乱世变成盛世治世，开出新历史呢？正是由于有衰世乱世的大人物去持续上面的历史传统，才得以开创下面的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18]。

关于成功得志的人物与不成功不得志的人物。钱穆说，诚然，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历史来看，有时失败不得志者反而比得志成功者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此上反而会比较差”[19]。因为，人物的伟大并不能专以事业作代表，随着时代成功而成功的人物不如在失败时代中成功者，这才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之更成功”[20]。所以，中国史上的所谓失败人物，其实是并未失败，他们往往能在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如南宋的岳飞和文天祥。他认为，这种不以事业及其成败来衡定历史人物的思想正是中国文化精神所在，“中国文化重人，其人乃可无当时历史事业可言，更不论其事业之大小与成败”；如果不能明白这一点，“即不能读通一部中国史，亦无以论中国文化之特质”[21]。

关于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钱穆说，中国史家特别喜欢表彰无表现的人物，孔子称颂颜渊，足见孔子最能看重人物无表现的一面。孔子目此为德行，德行在孔门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记》可谓深得孔子之意，它在体例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写历史。太史公将无所表现的伯夷和叔齐立《伯夷列传》，置七十列传之首，使此下中国史书收容了极多无表现的人物，这些人物却备受后世称道与钦佩。论事业，他们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无表现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这却是一大表现。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在当世，而在对将来历史作贡献。他说：“这些人只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无所表现。诸位想，这是何等伟大的表现呀！……他们之无所表现，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中国历史这伟大，正在其由在大批和历史若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22]

由上可见，钱穆对这三类历史人物评判的最主要标准都是道德而非事功。那些处于衰世乱世、不成功、不得志和无表现的历史人物，均非在事功上有突出和伟大表现的。钱穆却十分看重他们，称他们在历史上有大表现。在他看来，他们的表现与价值即在其道德精神与人格魅力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种分法，将历史上的人分为上层人物与下层人物。

钱穆说，历史上的人有在上层，有在下层；有浮面的人物，也有底层的人。浮面上的人写在历史上，是上层的人。下层的人处于历史的底层，历史根本没有记载下他们，然而他们却实实在在活在历史里，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藏在历史里。所谓的上层人物，是指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人物，下层是指在政治上没有事功的社会人。那么，两者是什么关系？其历史的作用又如何？他说：“上面政治人物都从下面社会起来，我们可以说，底层比浮面更重要。……跑到政治上层去的人物，是有表现的人物，如刘邦、项羽，都是有表现的人物。还有一批沉沦在下层，他们是无法表现的人物，但他们在那个时代，以及此下历史上，一样有影响、有作用。可能那些无表现的人物，他的影响作用却更胜过了有表现的。”[23] 不过，所谓的下层人物并非一般的民众，而是指那些虽无政治事功表现，道德人格却十分高尚的人。如，钱穆说，《左传》虽是春秋时期一部极详尽的历史，颜渊却不见记载，但颜渊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和作用的人物。可见，钱穆划分历史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分别是以政治事功和道德人品为标准的。下层人物比上层人物更重要，就是说道德重于事功。

第三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

何为历史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钱穆说，历史自有一条大路，人人都该由此路向前，“能指点领导此路的，始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则“不能领导历史向前，却使历史倒转向后，违背了历史的大趋向”[24]。如，曹操兼能政治、军事和文学，又能用人，是魏国创业者。然而，他却是一大奸雄，故为历史反面人物，此下中国历史六百年中衰，曹操不能辞其咎。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四十年，求中国之自由与平等，此乃指导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大路，故为历史正面人物。他认为，中国社会不断有孝子，他们都在继往开来，都是历史的正面人物，“不断有历史正面人物，历史自然不会断，所以能五千年到今天”[25]。可见，钱穆对历史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分别也是以心性道德为基本准则的。

第四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君子与小人。

钱穆说，历史上有治世和乱世，依照中国人观念，君子多为治世，小人多为乱世。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在其人之品格，以及其对人群乃至后世之影响。一群中有君子，一群人之品格，亦得随而提高。一群中有小人，一群人之品格，亦得随而降低”[26]。所以，《周易》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为世之泰，以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为世之否。君子有德慢慢可以影响后世千万人，使次第尽为君子，“因此一人之德可以变成一时代的气运，气运转而时代就复兴了”[27]。他说，中国史书特别看重君子小人之分别，一面加以培植，另一面则加以诛伐。可见，钱穆视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人品而非事功，君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即体现在他们高尚的道德品格上。

第五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圣贤与豪杰。

钱穆说，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为治世盛世人物和衰世乱世人物，成功的人物和失败的人物，有表现的人物和无表现的人物，都是从外面看的。如果从人物内里看，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一是圣贤，一是豪杰。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分别之处。首先，圣贤和豪杰有相同之处。他说：“单说圣人，似较严格，兼说圣贤，则较为宽泛。我想说，圣贤必然同时是一豪杰，豪杰同时亦即是一圣贤。……圣贤就是一个豪杰，只让人不觉其为一豪杰而已。”[28] 其次，两者又有分别。何为圣贤？他说：“圣贤一定要能‘明道’‘淑世’。这个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做淑世。要淑世，当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扬于世。”[29] 何为豪杰？他说：“在某种环境下，外在条件配合不上，种种不如意，那么你至少要有一本领，能‘特立独行’，不论外面条件，我还是我，这样他便是一豪杰。……要能特立独行，从外面看，便是‘尚气立节’。”[30] 因此，豪杰必讲气节。而特立独行到圆满周到处即是圣贤，圣贤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从气节来，气节也定要站在道德上。从钱穆对圣贤和豪杰的品评来看，亦是以心性道德为首要标准。

总观钱穆对历史人物所作的种种解释，无不把心性道德视为首要的和根本的，政治事功则是次要的。因此，他明确地说：“中国传统文化理想，既以个人为核心，又以圣人为核心之核心。孟子说圣人名世，这是说这一时代出了一个圣人，这圣人就代表了这时代。……中国之有尧舜，也如埃及之有金字塔，各可为其文化之象征与代表。”[31] 他认为，这种重视历史人物道德品格的精神，正是中国历史的精神，“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32]。所以说，钱穆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根本主张是一种圣贤史观。

钱穆圣贤史观的实质在于，把人的历史活动和作用最终归结为道德实践及其作用，认为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最终和最主要体现在其心性道德实践对历史所形成的重大和深远影响上。这无疑有其正确性和积极意义。因为，道德实践是人类各种历史实践中最有人文价值和意义的，体现了人类历史文化的本质。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最终都应该是合乎道德和体现道德精神的。不过，钱穆把人的历史活动完全归结为道德实践，以道德作为衡量和评价历史人物及其作用的首要和最终标准，又是片面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人的历史实践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并不限于道德实践。说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最终都应该体现道德精神，并不等于说只有道德实践才有积极作用。说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是道德的，并不等于说它是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在历史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力量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历史的终极人文价值与历史的客观事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以价值判断来取代事实判断。

三  心性是历史文化及其演进的决定力量

钱穆把历史实践及其作用最终归结为人的道德实践及其作用。那么，人的道德实践在历史中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钱穆视心性为历史的本体，而心性的本质与人文意义又是“仁”，仁即是道德及其实践。因此，也可以说，道德实践及其作用便是心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展开和演化。那么，心性，即人的道德实践在历史文化及其演进中具体起什么作用？钱穆从四个方面对此作了阐述。

首先，历史文化由心性发源和展演。他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33] 自然界开始是纯物质和没有生命的，后来慢慢产生了生命，在生命中又慢慢产生了心灵，“从有了心灵，才又产生了历史”[34]。历史文化不仅源于心性，也由心性展演。他说：“人文界一切，皆从人性展演而来。”[35] 又说，孔孟立教，似乎说仁义礼智乃是人类的原始本心，“此等原始本心，乃得自天赋，由自然界来，却可由此演出人文界种种事为，而发荣滋长，迄于无穷。”[36] 性是偏于自然的，心则偏于人文。所以，在人文界中起作用的心虽源于自然，有自然的成分，但人文性的心作用更大。在人文界中，一切由心决定物，不能由物决定心。但此心并非禽兽和婴孩那种草昧浑沌心，“能决定物的心，乃历史心、乃文化心，乃人心之经过长久时期所积累演进而成之心”，“人心境界愈高，人心能力愈大，其控制决定物的程度亦愈深，此之谓文化。文化史是一部人心演进史。抹煞人心，将无历史，无文化。”[37] 因此，主张物质和生产工具可以决定一切是错误的，石刀石斧由人心决定，电气原子能亦由人心创出。唯物不能有历史，唯物不能成文化。

其次，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领导精神。他说，在长时期历史演进中一切事都像是偶然、突然和意外产生的，然而，它们实是有一种精神在指导，即，“指导这部历史不断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38]。这就是历史精神。他认为，马克思讲历史的指导力量是唯物的，黑格尔先立一个历史哲学观念来讲历史，并以此观念来领导历史，又是唯心的。他们都不是从历史本身来寻找历史向前的精神，都是错误的。历史文化演进的指导力量和精神实为人心，“人心之长期指向，即是文化精神”[39]。中国历史文化的领导精神就是走向善的心性，在这个向着善前进的心性领导下，“历史也确实会向着善而前进，文化也确实向着善而前进，……这套理论与信仰放到政治上、社会上、经济、教育一切上，来完成以后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领导精神了”[40]。

第三，历史文化以心性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推动力。钱穆说，按照中国的人意见，“乃谓人类文化前程乃起脚于一己内在现有之一心”[41]。他认为，讲宗教、政治、军事和经济是社会的推动力，是把社会推动力看成外在的了，“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推动一切的力量在于我，在于我的心，各人是一我，各人可以推动他四围而成为一中心”[42]。就是说，各人的心是历史文化的推动力。历史文化的兴衰进退全在人心，“万世太平之基，须在此一二人方寸之地之心上建筑起”[43]。因此，他认为，今天提倡中国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学做人，学做一个理想的中国人，把各人当前做人作中心，“旋乾转坤，也只在我内心当下这一念”[44]。

    第四，心性是历史文化进退升沉的机括。钱穆说，历史是在进退升沉的交替中演进。由于各民族文化体系不同，其文化力量的发现与运使，有重外和重内、重上和重下、重大群和重个人之别。中国文化极注重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重心在人心，心为万物之灵，心转时代亦转，“因此历代文化之进退升沉，虽其最显著的迹象必先归到政治军事之基层，但求其渊源，最主要的还是在学术思想，信仰风俗，深著于人心内部之一面”[45]。经济军事由政治来领导，政治由教育领导，教育则重在人心的道德敦化。因此，“文化之进退升沉，则只是道之升沉而已。今人所谓之文化，中国古人则只谓之道体。明白到此，则文化之进退升沉，其权其机括，乃在个人身上，个人心中，可以不言而喻”，“其机括则在人之心，更要乃在每一人之心”[46]。

钱穆的道德心性决定论，旨在说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和决定作用，体现了人文主义历史精神，这与他的心性本体论是合一的。他继承了中国“体用合一”的本体论思想，认为按中国人旧观念，“凡体必有用，用即是能。”[47] 就是说，有道德化的心性之体，必有道德化的心性之用。历史的本体的运动便是历史的创造与发展过程。质言之，历史创造活动便是心性本体在各种历史文化实践活动中的具体展开，历史的创造与演进即是人类心性道德不断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体用合一”的道德心性决定论强调了历史发展中本体与动力的联系，强调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求历史演进的动力，力图消除历史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但是，离开历史发展的具体社会环境来说道德心性是历史的本源与动力，把历史文化的演变发展完全归结为人的心性的活动过程，单纯说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心性，没有分析人的心性为什么能和怎样去推动历史发展，这既是抽象的，同时也把复杂的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简单化了。

    钱穆是中国现代主张儒学复兴中特立独行之人。他主张走“据旧开新”民族文化复兴之路，这是一条与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主流新儒家不同的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他是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阐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复兴的“新儒家”。他立足于儒家基本观念，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对历史创造的主体及其决定力量问题作了颇具现代意义的解释，将儒家思想作了新的发展。我们从他的论述中，便可以清楚中看到他与主张走“返本开新”之路，即从主要从哲学角度来阐扬中国儒家文化复兴的新儒家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的差异所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