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战略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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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战争的负面影响及其警示
全球化是个确定的趋势、模糊的概念。在没有给全球化以科学的准确的界定之前，必须首先明确这样一个观念，即全球化不应是西方化，不应是美国化，更不应是超级大国在东西方推行“新战略”为所欲为的合法依据。连西方有识之士都认为“科索沃模式是个失败的例证”。人类社会需要有各国平等参与并自觉遵循的国际战略控制，否则，不仅科索沃战争的悲剧会在世界各地重演，而且还可能酿成更大的灾难。作为上世纪的最后一场战争，它不仅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而且对新世纪的国际战略走向都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战争演变”取代“和平演变”，以强权压主权，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世纪末的狂躁、浅薄、狭隘与短视。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千年之交，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他们表现得不是更成熟、更睿智，而是更浮躁、更轻率了。这场战争还表明，作为霸权主义新形态的新干涉主义是更富于进攻性和冒险性的国家对外政策，是新战争的原罪。其特点是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标榜，以军事威胁与军事打击为手段，强调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合法性与有效性。在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中，强化了单极独霸的国际结构，美国可以任意给别国下定义，可以为别国立法，可以操纵西方八国集团主导世界事务。当时联合国在科索活问题上被边缘化了。
科索沃战争提醒人们，当人权成为强权的一种借口时，人权就失去它本来的意义。海湾战争后，伊拉克被“制裁”10年中，已有150万人死于医药缺乏和营养不良，还有更多的人在受着上百万枚贫铀弹爆炸遗留的放射性污染的折磨。而且正是来自外部的高压，才帮助伊拉克领导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如果西方大国真的关心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它为何对卢旺达的部族大屠杀导致60万人死亡的悲剧无动于衷?说穿了是卢旺达对它们没有直接的地缘战略利益，而波斯湾和科索沃则是兵家必争之地。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制造人道主义灾难，是20世纪末期最大的怪现象。人道主义就是这样被亵渎的。
科索沃战争，虽然展示了前所未有的高技术战争图景，但也破坏了人类对进入21世纪的和平期盼。在科索沃战争中，西方大国军事集团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国狂轰滥炸了78天，用极不人道的方式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北约是打赢了，但并不光彩。南联盟抵抗侵略，虽败犹荣。从战争指导来说，对南联盟进行的残酷空中打击，不仅有悖于战争道德，就是从军事艺术的角度讲，也是平庸之作，在军事艺术史上没有什么地位。北约始终不敢用地面部队进行较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科索沃战争的教训》的报告中承认：“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并未赢得明确的胜利。尽管军事力量一边倒，但战争的最终结果并不明显。”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在这场战争中，军事实力强大，但指挥艺术一般；军事胜利，政治失败；战术胜利，战略失败。如果说科索沃战争能在战争史上留下一笔的话，那就是这场战争开了若干危险的先例：1．置联合国和国际法原则于不顾，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实行军事入侵；2．公然用武力支持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活动；3．战争不择手段，袭击目标不受限制，包括医院、学校、居民住宅、热电厂、总统府，甚至中国使馆都成为轰炸目标；4．操纵国际法庭进行跨国司法干预，宣布被侵略国家的领导人为“战争罪犯”，并提出起诉和通缉。如果这场师出无名的战争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无疑是对侵略一词的最新版本的注释了。
科索沃问题是南斯拉夫国内民族矛盾长期积聚造成的。冷战后在外国的怂恿和支持下，科索沃分裂主义势力恶性发展。从1998年10月以来，科索沃阿族恐怖分子共发动1062次武装袭击，杀害159人，绑架101人。美国专家坦言：“由于从阿尔巴尼亚获得了武器，科索沃解放军的暴力行为愈加肆无忌惮。他们占领警察局，抢夺武器，公然袭击巡警和边境检察站。……南联盟军警忍无可忍，于是开始清剿科索沃解放军。”南联盟为解决科索沃问题做了很大努力，但在作战中，未能有效控制塞族极端势力的过激行为，导致大批阿族居民逃离家园。美国和北约以此为借口，实行军事干涉，但根本没有达成他们所标榜的政治目的，反而留下许多后患。如此轻率地把一个主权国家内局部的种族冲突变成国际政治和军事冲突，势必埋下日后巴尔干乃至整个欧洲冲突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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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性质讲，这次战争是世界最强大的军事集团联合对一个弱小的、孤立无援的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美国和北约的经济实力是南联盟的700倍，军事实力是南联盟的400倍。使用航空兵和导弹进行空中袭击成为达成战争目的的惟一手段。它在组织计划和技术操作上是出色的，但在军事艺术上是平庸的，在道德水准上更是低下的。美国和北约使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的当时世界上最新的高技术兵器，包括国际上禁用的集束炸弹、贫铀弹和石墨炸弹等，进行一场“非接触性战争”。在78天的狂轰滥炸中，美国和北约是0伤亡。南联盟损失惨重，仅和平居民就死亡2500人(其中有81名儿童)。这表明，这场战争是在人道主义名义下进行的不人道的战争。美国和北约依仗其空中的绝对优势，实际上把南联盟的所有人民当作人质，对方如果不屈服，就不断杀伤其人民，破坏其生存条件。这和暴徒、恐怖主义的行径实在没有什么区别。霸权主义就是放大了的恐怖主义。美国受到科索沃战争的鼓励，强化了以武力图霸业的观念。科索沃战争模式可能成为21世纪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主要军事行动样式。从这个意义说，科索沃战争拉开了21世纪战争的序幕。
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成功地运用了联盟战略，共有19个国家参加，如果没有欧洲空军基地的使用权、飞越领空权和后勤支援，美国无法完成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利用俄罗斯1998年8月金融危机后国内出现的复杂而脆弱的政治经济局势，以及无法对南联盟进行直接支援的地缘障碍等软弱地位，使俄罗斯放弃实际援助，而参与外交斡旋，逼迫南联盟就范。但“联盟力量”内部从始至终存在分歧。对是否需要打这一仗、是否投入地面交战、是分阶段逐步升级进行空袭还是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空袭等，各国看法不一。美国提出的打击目标常被盟国否决。科索沃战争是二战后欧洲(北约)追随美国最紧密和最不光彩的一次行动，但经过历史反思，也可能是欧洲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分道扬镳的开端。
南联盟为捍卫自己国家主权，进行了英勇斗争，虽败犹荣。但是也暴露出在民族政策上有失误；在战略指导上存在某些消极保守倾向和战前对建立战略反击力量认识的不足。特别是对俄罗斯的支援抱有过高的期望，战略形势判断失误。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且孤立无援无法扭转战局，最后不得不接受美国和北约的条件，从科索沃撤军。假如南联盟拥有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假如俄罗斯向南联盟提供军事援助如萨姆—10地空导弹，那么就可能是另一种结局。
科索沃战争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从长远看，科索沃战争不仅给发展中国家也给侵略国家自身带来无穷后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从科索沃战争中得到警示，不得不认真思考下次轮到自己头上该怎么对付的问题。而超级大国和一些西方的政治家、战略家，则需要对自己的战略理念进行控制和改变：
第一、对战略观念的控制与转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上总要出现一个国家或民族想成为全世界的主宰或领导者，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获得成功。它们最终都在这种疯狂的追求中削弱了自己，以给别的民族带来灾难开始，以自己的民族灾难告终。如今美国似乎正在做这种努力。
冷战后，美国的一些政治家、战略家患了“敌人缺乏症”，总想寻找和制造一个敌人，夸大本国所受到的威胁，以便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这种出于政治需要、商业利益，以及为争取国防经费而玩弄的把戏，是冷战思维的继续。伴随制造一个敌人，在心理上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交战准备与交战期望，于是所谓“中国威胁论”、“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便应运而生了。从历史上看，美国和日本除了它们之间相互争斗外，从来没有遇到来自太平洋沿岸其他国家对其本土的威胁，更实在谈不上受到中国的威胁。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受到日本的严重挑战。最后是与中国结盟打败日本的，而战后美国在亚洲的两次重大失利，即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所遭到的挫折，则是与中国为敌造成的。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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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解中国是列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梦想，至今阴魂不散。一些国冢的反华势力仍在处心积虑地支持“台独”、“藏独”、“疆独”。他们认为，只有肢解中国，才能使中国永远不能崛起，永远丧失东临太平洋，西接中亚能源基地的地缘战略优势，最后使中国成为向西方世界的求乞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对李登辉、达赖之流情有独钟。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七块论”，正是适应国际反华势力肢解中国的需严，闹走上分裂的不归路。中国一旦发生局部地区的分裂动乱，霸权主义国家就可能把“和平演变”转为“战争演变”，采取科索沃模式干涉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中国不得不认真准备对付东西两面受到的这种威胁。
第二、对战略利益与战略边界的控制。超级大国的所谓“前沿部署”、“前沿存在”、“防区外干预”，都是超越自己边界的军事行动。历史上的侵略战争都是无限扩大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和超越战略边界开始的，诸如普鲁士威廉二世——施利芬——小毛奇的战争计划；日本“田中奏折”战略方案、“太平洋战争计划”；德国侵波“白色计划”、侵法“黄色计划”；侵苏“巴巴罗萨计划”等，皆无一例外。可以说，从1888年以来导致世界性或地区性陷入战乱的30多个著名战争计划，都有这个特点。冷战后，北约东扩和日美军事同盟干涉范围西扩，无疑是超越自己应有战略边界的行为。这种东、西对进的全球战略部署，是企图遏制俄罗斯和中国，挟制欧盟和日本，控制中东、中亚石油产地，最终夺取欧亚大陆的控制权。按照西方地缘政治的逻辑，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科索沃战争时期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宣称，北约不受地域的限制。德国国防部要人也宣称，德军将来需要更多的走出国门，执行“国际任务”。这就是说，北约新战略二北约东扩(包括武力东扩)：北约任务全球化。如果北约的战略边界无限制地扩展，就会走上当年威廉二世企图“统一欧洲征服世界”的老路，那么欧洲注定要再次被拖人万劫不复的境地。
第三、对军事革命和军备竞赛进行控制。当今，在世界范围的军事领域，正由美国带头进行一场适应信息时代的、以高技术战争为内容的军事革命和军备竞赛。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新军事革命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它对和平与发展终究是个不祥之物。如同核军备竞赛那样，新军事革命不会使最发达的国家更安全，但会使世界更不安全。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新的军事革命中投入军备竞赛，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失去理性，人类创造文明的力量也可以变成毁灭文明力量，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多大，破坏世界的能力也有多大。
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一个领域像军备竞赛那样，它的存在本身构成巨：大的浪费，军事技术的创新更孕育着巨大的危险。怎样使科技术的力量向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关键在于战略思维的导向。近代史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都带动了人类的进步；而普鲁士的军事革命和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军事革命，则对20世纪大规模战争起到了先导作用。不论是工业时代的军事革命，还是当今迈入信息时代的新军事革命，如果它能给人们以启示的话，那么第一条就是必须对军事革命进行控制。掌握高技术能力的国家，必须从全球安全出发，避免科学技术力量无限制地向战争力量异化，否则必将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历史上的军事革命，其结局往往与发动者的愿望相反。它能够使战争升级，而对胜负没有产生根本影响，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就是例证。核武器和核战略的出现也是一场军事革命，但现在核讹诈已经走进死胡同，始作俑者同样成为被威慑的对象。如今又出现了信息战，在军事领域创造了新的优势，但同时也为别人提供了不用飞机、军舰、导弹就可以进行越洋攻击的一种思路和手段。战争运动往往不按军事革命设计者的愿望发展，闪击战如此，核战略如此，信息战也必将如此。对高技术战争的反制理论与实践，是这场军事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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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核扩散与核战争进行控制。霸权主义也许是在真诚地反对核扩散，但它的新干涉主义又是实实在在地制造和促使核扩散。一些国家为了自身安全和追赶新的军事革命，而不得不加入军备竞赛，并把发展核武器当作获得国防安全的一种经济而现实的选择。越是常规力量弱，越是在高技术军备竞赛中不占优势，就越依赖核武器的等效威慑的作用，这从俄罗斯国防政策的变化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科索次战争后，俄国军方一位高级领导人发表讲话说，“如果受到武力威胁，俄罗斯可能首先动用核武器。”美国企图修改1972年与原苏联签订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目的是掌握弹道导弹防御的垄断权，以确保核进攻能力的优势地位。换句话说，核防御垄断权的实质，是核进攻的垄断权。这种破坏核均衡的做法，势必引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和增大核战争的危险。人类掌握了极端武器之后，就很难取消它，特别是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也很难保证不使用它。有干涉就有反干涉，在大规模杀伤武器、精确制导武器、生化武器不再成为秘密时，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也毫无例外地会成为被威慑的对象。今年年初美国两位前政府官员发出呼吁说，“美国该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了”，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所以霸权主义政策不仅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这是一种短视的政策，是与本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相矛盾的。尊重别国主权才是自己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也只有停止无端的干涉别国内政，才能使国际社会共同制止核扩散，降低军备水平，一致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邪教极端集团的危害。
第五、对战争手段和战争规模进行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在决定对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的座机进行截击时，还曾考虑是否符合战争道德原则，而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联盟的总统府和民用设施进行狂轰滥炸竟然无所顾忌。国际社会之所以限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就是因为它的破坏力巨大，会造成许多无辜居民的伤亡。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像科索沃战争这样，使用“常规的”贫铀炸弹、集束炸弹、石墨炸弹进行狂轰滥炸，造成巨大灾难效果就不受谴责吗?使用常规武器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用其极吗?难道就不怕别人反其道而用之吗?
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科索沃战争前的局部战争，没有再向所谓“绝对战争”发展，而是向限制战争的规模和手段的方向发展。即出于对现代武器具有巨大的毁伤性、消耗性的顾虑，出于政治上的深远考虑，而将战争局限在一定时间、范围、手段和强度上。降低战争对抗而又能达到政治目的，这是一种明智之举。然而这种模式都被科索沃战争所彻底否定了。这表明，在世纪末，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战略智慧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
第六、对战略联盟和战争策源地进行控制。科索沃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出现的大国军事集团(北约)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霸权主义扩张政策的消极后果之一，就是会逼使一些国家组成或投入另一个军事集团以与之对抗。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结盟，以及以不结盟运动发起国著称的南斯拉夫申请加入俄——白联盟（虽然没有实现，但表明一种趋向）就是证明。这只能增大战争的危险。北约和日美军事同盟是产生于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冷战后美国确立北约全球化的新战略，完成从区域防御战略向全球性进攻战略的过渡，成为最富于扩张性的军事集团。重新修订的美日军事同盟与之遥相呼应。这两个以超级大国为主导、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战争策源地国家为骨干的军事政治集团，是当代超级大国推行全球战略、实行新干涉主义的工具，特别是日本正积极向军事大国发展。这样下去，是否最终会孕育出新战争的策源地，这种顾虑或者说这种警告决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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