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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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终身致力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教学事业和研究工作，以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自成体系著称。今天，在全国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人类历史发展和一般社会形态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的时刻，介绍一下雷海宗一生中结合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对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似乎是不无裨益的。从另一方面说，雷先生虽早归道山，如能看到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方针和社会科学的繁荣景象，能有机会通过某种形式参加今日的争鸣和讨论，当会分享大家的愉快而含笑九泉的。
雷海宗自19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Zz年去世。在这35年中，随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国家社会性质的根本变革，他对人类各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观点和体系也在变化发展中，总的来说，基本上可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大阶段，而解放后在1956年其观点又有所发展，兹分别介绍。
一
解放前，雷海宗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基本上属于文化形态史观，这一史观是由西方著名学者施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所倡导并风靡一时的，在这两人当中，雷海宗可能更倾向于施宾格勒，这大概是由于：(1)、施宾格勒成书较早，雷海宗最先看到并为之倾倒的是施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问世较晚，且系多卷本，待最后完成时雷海宗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2)、汤因比的著作部头更大，分卷多，将人类各文明分成二十多种，雷海宗觉得太繁琐了一些。
在30年代中期，雷海宗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开设《西方史学名著选读》课程，讲授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他正式撰文系统阐述自己的文化形态史观，始于1936年左右的《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一文。此后，此文改名《中国文化的两周》加上以前发表过的《中同的兵》等文及新写的《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文章，合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于1940年出版。后来，他又写《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一文于1942年发表，进一步论述其观点和体系，后与其他三篇文章一同编人《文化形态史观》，该书于1946年出版。雷海宗撰写的全面讨论文化形态史观的作品大致如此。
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历史，即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只以近5000年为限。自公元前3000年略前一点以后，地面各处逐渐脱离石器阶段，进入历史文化阶段。历史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5000年来高等文化区域共有七个：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各个文化有其特殊性，进入历史的时间也不相同。断代应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不能把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而牵强分期。若把人类史认为是一个统一的历史，必致碰壁。但每个文化历史单位进展的大步骤及其时限则大致相同，可以概括出来甚至加以预见，这个共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
在雷海宗看来，每个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封建时代，前后约600年。其特点：(1)、政治主权分化，该地区有最高元首，但只直辖天下土地的一小部分即王畿，天下大部分土地由分封的诸侯各自为政，诸侯封疆内大部分土地又由卿大夫治理；(2)、社会分成各个世袭的法定地位不同的社会阶级；(3)、经济上所有土地都是采地，而非私产，层层向下分封，由庶民农民生产食粮，理论上不允许自由买卖；(4)、精神上是宗教的天下，国家大典和人生大事都为宗教规则所规范。这个时代在古埃及为旧王国时代，即金字塔时代(2800---2150B． C．)；在中国为殷商西周，从盘庚迁殷至平王东迁(1300---771B．C.)在希腊罗马为王制时代(12013 650B．C．)；在欧西为西洋中古时代(911 —— 1517)。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贵族国家时代，前后约300年。其特征：在政治上以贵族为中心的列国并立，各国国君统一其封疆，脱离共主羁绊；在社会上士庶之分在理论上仍然维持，但平民升为贵族，实际已非不可能；在经济上土地自由买卖风气已相当流行；在精神上宗教仍占重要地位，但唯理思想发展，出现伟大哲人诗圣，一个文化对于宇宙人生问题的伟大解释与答案皆产生于此时。这个时代在古埃及为中王国时代(2150---1850B．C．)；在中国为春秋时代(771--473B．C．)；在希腊罗马为以雅典：斯巴达和罗马之国为中心的希腊文化极盛时代(650—323B.C．)；在欧西为旧制度时代(1517—1815)。
文化的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250年。在进入这个阶段时，必发生惊天动地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大革命，平民阶级推翻贵族阶级，掌握政权，表面出现全民平等的社会，最初一百年间大体美满。但随后社会骚动，国际大战，列国数目日渐减少，最后只剩三两大国率附属小．国互作拼死决战。战争破坏文物，各国政策造成文化摧残，这是一个思想上回光返照的时代，经短期百家争鸣，思想趋于派别化，缺少伟大的创造思想家，最后走向消沉，只有胸无定见的杂家还在写杂乱无章的大书。这个时代在古埃及为希克索斯时代(1850—1600B．C．)；在中国为战国时代(473--221B．C．)；在希腊罗马为后期希腊罗马时代(323--82B．C。)；在欧西为帝国主义阶段(1815迄今)。
文化的第四个阶段是大一统时代，前后约300年。整个文化区一国独强，并吞天下，政治专制独裁，天下大致太平；人心困倦，社会颓风日显，尚武精神衰退，文弱习气风靡，实行募兵式召边疆夷狄当兵；思想趋向单调，最后学术定于一尊，真正哲学消灭，文人全失创造能力，尚有学术注释对过去思想进行探讨，亦多附会误解。这在古埃及为新王国时代(1600---1250B．C．)；在中国为秦、西汉和东汉中兴(221B．C．一A．D.8)；在希腊罗马为罗马帝．国盛期(82B’．C．一A．D.180)；欧西则尚待一百年后方能到来。
第五个文化阶段为最后的时代，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可长可短。专制政治腐败野蛮，极端个人主义成为社会生活主要原动力，内乱迭起，外患严重，时被蛮夷侵占征服，传统的政治文化最后完全毁灭。这在古埃及为公元前13世纪中期以下，历经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统治，最后被回教征服而阿拉伯化；在中国为大汉帝国破裂而至五胡乱华；在希腊罗马则公元180年后，罗马帝国逐渐瓦解而灭亡。
雷海宗历史观的整个体系和理论大多来自施宾格勒，但在运用于解释中国历史时，自有发展创新。施宾格勒主张一切文化的生命只有一个周期，至末世而亡，不可能再生，中国文化也是如此。但雷海宗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两周甚至三周说，认为唯独中国文化为一例外，并未经历一个周期而亡，而是返老还童，又出现了第二个周期。
雷海宗主张，4000年的中国史可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分为两大周。第一周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不占重要地位，这个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其发展各阶段已如上述。但到五胡乱华时中国文化并未灭亡，却经淝水之战的胜利获得了再生和新生。第二周的中国，从公元383年至20世纪，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佛教产生深刻影响，无论在血统或文化上都起了大变化，但中国的个性并未丧失。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也是一个向南方大发展的中国。
第二周的中国，在政治社会方面1500年间无本质变化，大体保持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朝代更换甚多，规模总跳不出秦汉范围，但就统治领域和重心来说，都有了很大变化。在第一周时黄河流域始终为中国的政治文化重心．。五胡乱华以后，南方逐渐开拓，每经一次外患，就有大批中原人士南迁，而且一般讲来南迁的人多是民族中比较优秀的份子。2000年来南方的经济文化地位一代比一代重要，人口一代比一代繁殖，最后都远超中原之上。在别的民族已到老死的时期，中国反倒开拓出这样伟大的新天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例外。
在精神文化方面，第二周中国的宗教、哲学和文艺等有真正的演变，也可与第一周的中国和其他文化周期一样分为五个时代：(1)、宗教时代，包括南北朝、隋、唐、五代，由公元383至960年，是一个大的过渡、综合与创造的时代，最后建立胡汉混成合作的隋唐二元大帝国和灿烂隋唐的文化，佛教大盛并与中国旧有文化打成一片。出现调合一切、包含一切的天台宗和中国式佛教的最早创作《大乘起信论》，完全宗教化的净土宗泛滥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平民的社会。(2)、哲学时代，包括宋代，960--1279年，是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政治上王安石变法失败；北宋分天下为十五路，北方五路，南方十路，北方已较南方落后。但思想上宋代诸子和陆象山最后调和了中国式的佛教、原有的道教与正统的儒教，产生了一种混合物，可称新儒教。(3)、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步时代，包括元、明，1279--1528年。元代为外族．统治，明代政治腐败达到尽头，唯一光明为闽粤的向外发展。在思想上宋代理学发展为程朱派和陆王派，王阳明是最后有贡献的理学家，也是明代唯一的伟人和全才。(4)、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包括晚明盛清，1528—1839年，是政治文化完全凝结的时代，没有天才，没有创造。只有在云、贵推行改土归流的汉化运动是唯一影响远大的事。王阳明后理学不再有发展，盛清智力集中于训诂考据，但不算是一种创造运动。(5)、文化破裂时代，包括鸦片战争以下，西方侵入中国，思想学术并衰，西洋文化东渐，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总崩溃时代，中国文化的第二周已趋于结束。
芦沟桥的炮声将雷海宗从宁静的清华园的睡梦中震醒，抗日战争的烽火激起了他的满腔爱国热情。他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第三周说，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恰如淝水之战，但比淝水之战更严重、更伟大，“日本的猛烈进攻使得我们不得不把八字正步改为百码赛跑。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①。中华民族经受了这场战争的悲壮惨绝的磨炼和彻底澄清的洗礼，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就将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雷海宗慷慨激昂地写道：“今日是中国文化第二周与第三周的中间时代……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②
总括上述，雷海宗的历史观与施宾格勒、汤因比等的理论观点一样，在本质上属于历史唯心主义，具有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的色彩。但他的热爱祖国，坚决抗战，反对日寇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二
1949年，全国解放。虽然国民党当局一再动员雷海宗“南飞”，并为他提供了机票，但雷海宗毅然决定留在北京清华园，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等运动，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发生转变，从思想感情上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内容和真正意义。他认真地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感到“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批判了过去接受的施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理论。
雷海宗开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体系来讲授历史，研究历史。当然，在结合到具体历史时，特另Q是对于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问题，他本人是有自己的一定看法的，而且也在变化发展之中。这里根据他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授的世界古代史课程，并编写的《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一书，介绍他到1955年时对奴隶社会历史的见解。
雷海宗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按其生产方式的不同，亦即社会性质的不同来划分其各个历史阶段，则有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即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世界史的分期必须参照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严格地按照年代划分成下列五个时期：(1)、氏族社会，公元前3000年前，是人对自然进行斗争和阶级出现之前的氏族社会时期。(2)、上古，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5、6世纪间，此时世界上几个发展较快的地区都进入奴隶社会，阶级斗争主要是奴隶主与奴隶的斗争，但各地之转入封建社会时间早晚有所不同，以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为最早。(3)、中古，公元5、6世纪间至17世纪，世界各重要地区都进入封建社会。(4)、近代，公元1640至1918年，其特征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与支配。(5)、现代，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现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时期，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并将取得最后胜利，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区统治的削弱与走向最后灭亡。
总的分析奴隶社会的整个历史，可以看到奴隶社会的三种不同地区与奴隶制度的两种不同类型。三种地区即以畜牧或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草原沙漠地区；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土地辽阔和肥沃的大陆地区，中国、埃及、印度都属此类，以及可耕地有限、商业自始即占一定重要地位的临海或近海地区，例如两河流域、希腊、罗马以及整个地中海世界。其中两河流域地位含混，所包括各区多有不同。有的是纯农业区，有的是纯商业城，有的则农商兼有。两种类型的奴隶制度，即家长或家庭奴隶制和生产奴隶制。家庭奴隶主要在家内服役：生产劳动不占重要地位。在阶级社会初期，家庭奴隶制是奴隶制度的一般类型，当时世界各地的奴隶都以家庭奴隶为主，数量不多，大部分在少数长老家中服役。所谓生产奴隶，主要从事生产劳动，家庭服役只占附属地位，这是个别地区奴隶制度的发展形式。奴役现象是一个内在的发展，只有在本族人被奴役之后，外族的人，特别是战俘才开始被役为奴。本族奴隶始终不可能太多，世界史上没有一个本族人多数为奴的例证。只有在有条件大量奴役外人的情况下，奴隶制度才可能有极度发展。战俘日多而奴隶大增，用于农业生产的情况，除罗马历史中很短的一段外，并无他例。奴隶制度的高度发展，在世界史上并非当然的现象，倒不如说是间或有之的短期现象。
具体说来，两种类型的奴隶制度在三种地区中的发展是相当错综复杂的。
首先，在游牧地区，奴隶制度根本不会有什么发展。自由身分的小牧民和不完全自由的贫民(雇牧或部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有少量奴隶，一般在酋长、长老家庭服役，极少数从事劳动，但不重要，在地广人稀条件下，逃亡甚易。这里的奴隶社会阶段甚短，甚至可说根本没有奴隶社会阶段，阶级社会出现后，很快就进入封建社会。
其次，在地广人稠的大陆农业区，奴隶制度也没有高度发展的可能。这里自由农民数量相当多，也没有因缺粮而刺激手工业发展的现象发生，所以商业不发达。就主要生产部门农业而言，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剩余生产极为有限，如基本上靠奴隶劳动，奴隶必然发动的破坏及怠工一定使奴隶主无利可图。并且只有在能够不断大量虏人为奴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才可能主要依靠奴隶劳动，这只能是个别地方的短期现象。所以，在广大的农业区，奴隶社会阶段必定甚短，且无高度发展，如曾试用奴隶劳动为主要劳动，必定很快就发现其不经济，奴隶必定很早转化为农奴，或名为奴隶实际等于农奴。罗马帝国成立后，立即发现奴工经营之大田庄不合算，因而很快就转入封建的生产方式。前此的掠夺性大帝国如亚述和波斯，一时可能大量以奴隶业农，但只要掠夺一停，只要无地无人可供掠夺，必立即发现大批奴工业农的不能维持，只有改行近乎封建的生产方式。希腊世界斯巴达的奴隶身分的希洛人，实际地位近于农奴。一个农业社会大量使用非人待遇的农田奴隶而能持久，在经济上是不可想象的，在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
第三种就是邻近可航海洋的地区。大海是最经济最便利的道路，海洋地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可耕地少，粮食生产有限，必须向．海洋上谋出路的地区，腓尼基各城，雅典和一些其他希腊城邦都属此类；一种是可耕地尚多，食粮尚充足的地区，无向海上发展的绝对需要，但既有现成的海洋通路，势必也向海上发展，如罗马、埃及。贸易、商品交换对海洋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地位，而工商业与奴隶制度关系密切。手工作坊中的制作，往往大量依靠奴工，一个奴工任“工头”而领导甚至管理自由工人的现象，最少在雅典不是鲜见的。与农业上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不同，这里不发生奴工生产不经济合算的问题。经商的人也时常依靠奴隶，海上航行更几乎完全依靠奴工摇桨。
由此可见，海洋区是唯一奴隶社会为时较长，奴隶制度发展较高的地区，工商业一直是维持并发展奴隶制度的基础。所以，要了解奴隶制度，不妨少注意农业，多注意工商业。而工商业的奴隶又与我们一般意识中生活不如牛马的农田奴隶的想法不相吻合，他们的身分不自由，可以买卖，但不能说低于牛马，否则就难生产出细致精美的器物与制成品了。
对于奴隶社会和奴隶制度，尚待更深刻的研究和更科学的解释。就目前说来，可以说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差别，远不如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别那么巨大，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多有交错，各地情况也多歧异，整个问题仍待历史学者彻底分析研究。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和情况，其间缺乏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明显进步。没有发生新兴阶级打倒旧阶级的革命，以及各地区转入封建社会时间迟早的大不相同等，这一切都是上古史中的疑难问题。
三
1956年，经过两年左右的思考研究，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根据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精神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雷海宗开始对世界上古中古史的体系和奴隶社会的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发表新的见解。
1956年秋至1957年夏，雷海宗再次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程。
首先，他对整个体系作了新的调整和安排。过去该课程基本上按地区分总论、印度、巴比伦，埃及，埃及与巴比伦的边区殖民地与边外诸族、希腊罗马王制时代、城邦时代，希腊化与罗马帝国成立时代、罗马帝国、波斯之再兴与罗马帝国之衰乱、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世界上古史总结等十四章讲授。而今改为基本上按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分总论、上古前期上(2900---2000B．C。)、上古前期下(21XIO---1IOOB．C。)、上古后期上(．1100—500B。C．，分亚、非和希腊两章)、上古后期中(500B。C．一公元，分早期帝国500--200B．C。和后期帝国200B．C．一公元两章)、上古后期下(公元--570年，分总危机公元一300和总崩溃300---500两章)、上古晚期之东亚新兴诸国——朝鲜、日本、越南、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等十章讲授。
其次，对上古时期各时代的社会形态的名称和性质作了新的阐述。他称上古前期建立最初古国的铜器时代为部民社会。所谓部民社会，生产力低，剩余生产极有限，村社各成独立小天地，守望相助，自成局面，满足现状，蔽塞保守，保留氏族社会之“太古”风气，最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理论上属于神或国家及其化身代表王所有，实际上归村社和各家族占有使用，广大劳动者部民通过向神或国家和王提供劳役、实物租税而遭受王、神庙和贵族等统治阶级剥削；由于剩余有限，因而剥削就有限；必须大量集中，也就出现政治集中即专制主义，而村社之蔽塞保守有利于专制主义的成立与维持，村社之原始平等的外衣也使阶级斗争不易表面化；一般人民全无政治生活，君主如神，神权思想即政治专制主义之意识反映，神意信仰必然排除进步发展观念，造成二千年间生产技术进步缓慢，社会思想普遍安于现状。至于上古后期为文明地区扩展的铁器时代，奴隶社会条件成熟，大陆国家可能继续维持部民社会，而海国和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贝。进入奴隶社会。 、
1957年6月，雷海宗在天津各社会科学学会学术讲座作了题为《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以后全文在《历史教学》杂志1957年第7期发表，要点如下：
第一、生产工具发展史。
雷海宗强调生产工具在生产力概念中的地位和在决定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自有人类以来，生产工具曾经过四大阶段：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而社会发展，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典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以及近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可以看成为社会的经济形态的几个递进时代。”③很清楚，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铜器时代，即近年来一般所谓早期的或不发达的奴隶社会；古典社会就是铁器时代的第一段，即近年来一般所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是铁器时代的第二段，即中古时代。这就出现了问题：为何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为奴隶社会；后一阶段为封建社会?生产工具既然前后基本一致，为何前后会是社会发展的两大阶段?而前一段为何又与铜器时代同为所谓奴隶社会?生产工具是否如此地不重要，以至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根本不发生重大作用?为何铜器铁器之间可以认为无大分别?又为何同为铁器时代，都有所谓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分?
第二、铜器时代。
铜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尤其农具，仍以木石为主；但铜可用作兵器和贵族的日用品及奢侈品，也可用作手工业生产工具，再用铜质的手工工具制造木石工具，既快又精，价廉易得，损坏后也易获得新的工具，不致再象过去有因工具贵重难得而妨碍生产的情况。
此时生产力仍很低，剩余有限，能够作为商品的成品极少，多为兵器和奢侈品，生活必需品一般尚未成为商品。原始社会氏族宗法所维系的氏族公社基本完整保存，自成独立小天地，守望相助。生产力的低下和农民及农业生产的特征，决定此时农民的身分是自由或半自由的。每个农民所能奉献的极为有限，剥削来的产品必须大量集中管理，因而国家的规模往往相当大，但为低级的大国，中央是原始专制主义，地方保留氏族公社的原始平等。
土地制度无“东”、“西”之分，古今各国土地在理论上一向均为国有。国家由氏族或氏族集团的部落部族转化而来，土地自然为公有，亦即国有，任何国家均对土地收税。在铜器时代，土地至少理论上似为各村社公有，实际则掌握在各家族之手，由家长主持，土地转让及出租仍不普遍。
关于铜器时代，即使材料比较全面的，也还没有发现与生产有重要关系的奴隶制度。以种族、语言及生活习惯相同或相近的战俘为奴，是极个别的事。异种异族战俘在奴隶制度的发展中发生重大作用，是进入铁器时代之后很晚的事，且只有罗马一例。汉谟拉比法典所反映的巴比伦社会，土地上有否奴隶劳动，法典中全无痕迹。债奴以三年为期，等于一种特殊契约关系的雇工，．债奴制是一种还债制度，并非奴隶制一部分。奴隶自外购来，甚为贵重，为生产提高后统治阶级生活奢侈的一种表现，在经济上没有积极作用，与贵族同为寄生阶级。
第三、铁器时代。
铁制工具代替木石工具，坚硬锐利，价廉易得，任何农民都有能力使用。铜器使用和铁器使用之间的分别，几乎同手工工具与机器工具之间的分别相等，就生产作用讲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大革命。从此，土地可大量开垦，深耕细作；人类社会初次出现大量的商品生产、人口稠密的现象和较大的城市，交换行为触及社会每个成员，作为通货的铸币流通于世。一切物品都开始有了价格，人自己也成为商品，即奴隶，一种不以人看待的特殊的必需品。
变法的要求提了出来并得到推行，其实质和后果就是把土地和人身由氏族解脱出来，对土地随意兼并，对人身随意奴役。就农业和土地制度而论，铜铁两代的基本分别在于铜器时代土地氏族公有的理论仍然维持，实际也距离不远；而到铁器时代土地可以自由兼并，地主阶级和无地少地的个体农民涌现，农民又分成各种小自耕农、佃户、雇农、半自由身分的农奴等。
对人的奴役，并不简单，同种同族的人民是不容易奴役的。通过奴役自家人而高度发展奴隶制度的，在全部历史上向来没有见过。只有在有条件对外人大量进行奴役的地方，在古代只有在地中海上’的海国，奴隶制度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在历史上真正的奴隶主国家只能是例外的，不可能形成通例。所谓希腊奴隶社会的说法，实际出于错觉：雅典和其他一些工商业的奴隶制城邦乃是特例。即便在雅典，奴隶与农业的关系也很浅，其大量使用限于工商业。罗马在历史上更为特殊，罗马式的土地奴隶制度不只在亚非大陆没有，在希腊也向来投有见到。
第四、铜器铁器与社会性质问题。
雷海宗认为铜器时代是普遍全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独有，最好另定新名，不用亚细亚社会之名，无论如何早期奴隶社会一类的名称难予考虑。中国历史上有“部民”一词，指半自由身分的人民，日本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时，借用了中国的这个名词，称呼当时日本社会中由氏族成员转变出来的一种半自由身分的人民。因此，是否可以考虑称铜器时代为“部民社会”，因当时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在理论上仍为自由平等的氏族农员，实际上则只是半自由人。
铁器时代的前一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雷海宗主张仍保留此名而把含意扩大。马克思当时只想到希腊罗马的经典时代，而实际上在铁器出现，社会急剧分化的公元前6世纪以下的几百年间，世界各先进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百家争鸣的场面，发出新兴各阶级各阶层的呼声。各地后世都把它看为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所以“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因为铁器引起的社会剧变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的多数地方，包括雅典的农业部分，包括公元前3世纪以上的罗马，实际是封建社会。
由原始社会末期到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有奴隶制，只在特殊条件下可以得到特殊的发展，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雅典、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看为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这种变种，并不限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条件适合，它也可出现。资本主义的西欧将大量落后的非洲人运到新大陆为奴，正是这种变种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表现。
历史上既没有一个普遍的奴隶社会阶段，也就没有一个所谓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式转化的问题。上古、中古之间并无重大的变化，真正重大的变化发生在公元前1100年以下几个世纪间铜器转入铁器的一段。但上古、中古之间显然不是风平浪静的，各大帝国都发生了游牧部族的入侵。古典时代阶级关系特别紧张，阶级矛盾特别尖锐，内部各阶级力量的相互抵削才招致了游牧部族的入侵。这些落后的部族将原始的平等主义带到崩溃瓦解的帝国来，建立了较过去为缓和的封建局面。中国的北朝隋唐主张均田，也部分地实施均田，欧洲日尔曼人建立了仿照原始公社的庄园。两者都是缓一步的封建局面，所以仍然可说中古时代是不同于古典时代的。
总括以上，原始社会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依生产工具而论，有铜器和铁器两大时代，依社会性质这两大时代可分为两个或三个阶段：部民社会、古典社会、封建社会。后两者就是铁器时代，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
1957年后，雷海宗的健康不断恶化，5年后病逝，终年60岁。
以上是我个人对雷海宗一生中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主要观点的简单整理和介绍，在文中，我希望能尽量用其原话，符合其原意。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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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12页。
②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221--222页。
③ 此段引文是雷海宗所用原文，他指出其引文不完全按照目前流行的一般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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