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比较研究

[摘　要]　近百年来文化人类学发展史表明,文化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不但是文化人类学工作者自身在田野调查访问以至室内整理研究过程中研究人类群体文化的必要工具,而且是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的重心。同样,这种方法也得到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认同和使用。 

[关键词]　人类学　方法论　文化比较研究　跨文化比较研究 

文化比较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是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的重心。 
自19世纪始,由于达尔文人类进化思想的影响,在人类学发展史上,早期进化论派的学者们率先提倡与当时进化论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牢固联系的比较方法,试图建立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的通则。往后,不同学派的学者们根据自身的理论观点对世界不同国度的社会群体的一种或多种文化事象在作出记述和分析的基础上展开了文化比较研究工作。当考察人类文化进化受制于自然环境的时候,新进化论学者又兴起对作为文化之所以变异的文化进化理论的研究。他们从世界各地众多社会群体的抽样资料之中作出统计分析,试图进一步找出某些具体的风格、信仰甚或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等等的规律,或者一些相同或近似的发展模式。美国人类学家默多克(George Peter Murdock)等利用他们累积起来的资料,建立起“人类关系资料档案库”(全称Human Relation Area Files, 简称HRAF)为不少领域进一步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实际资料。 
在当今交叉科学时代,各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支援,跨文化比较研究已经超越人类学独一学科的范围。我们已经看到: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已经遍及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学以及经济管理学等领域,它们正是运用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去梳理出某一个被研究者所从事的诸多课题的特点及其规律,取得和继续取得可喜的成果。 
一、 文化比较研究的开始 
从早期进化论始,学者们以手头的民族学资料,广泛地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说明和发展他们的理论。 
一般说来,对人类文化的研究,既要看到文化的发展有着历史继承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多民族的文化之间有着彼此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一面。前者属于文化史的研究范围,后者属于文化比较研究的范围。对于文化史、文化比较研究,当然不是单一学科——文化人类学独占的课题,但是文化人类学工作者重视文化的起源及其发展并从中梳理出规律性的东西却不是其他学科所能及的。翻开人类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正如上面提到的,主张早期进化论的学者已经注意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去处理各地群体间的文化异同性:即利用现存的部落作为早期历史阶段的例子建立社会进化的普遍法则来论证他们的理论。像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John Lubbock)早于1865年在他的专著《史前时代》里便以地质学的实例用类比的方法去解说史前时期的历史面貌了。考古学家顺利地沿用地质学上行之有效的方法,把已与灭绝了的动物遗骸在一起的原始石制工具相对比。卢伯克说:许许多多在欧洲大陆早已灭绝的哺乳动物,至今仍然有它的代表生存于其他国家。例如,我们对象、犀牛、河马等厚皮动物化石似乎难以理解,但这一物种仍然活于亚、非两洲的部分地区;有袋(目)动物在澳大利亚、亚洲和南美洲可以找到它的代表。这样,如果我们打算去了解欧洲古迹文物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拿迄今仍存在的、被世界其他地区的野蛮种族所使用的原始工具和武器予以比较。事实上,塔斯马尼亚人和南美洲土著居民之于文物工作者与袋鼠(Opossum)和树獭(Sloth)之于地质学家一样重要。 
就文化人类学说来,1871年摩尔根的《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是第一部用比较方法研究亲属制度的专著。他不但对易洛魁人、塞内卡人有关的习俗、宗教、政府、物质文化以及不同的亲属制度有所了解,而且旅行至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密苏里等州,北抵哈孙海湾,对七十多个部落群体作了具体研究。摩尔根这一专著正是过去进入现代观念的延伸。即在印第安人中间,我们已经发现,在性别、亲属、地域等通过婚姻和家庭的继承方式联系起来,通过家族生活和组织以及有关财产和房屋的习俗等等体现出来。 
第二位学者是泰勒(Sir E•B•Tylor),他是首先试图建立起解释社会文化进化理论的方法论的。他于1889年一篇题为《研究社会制度的一种方法》里边,应用统计学方法就已收集到世界350个不同社会群体(Ethic Units)的资料,以其文化特质作为统计分析的变项去观察其重复出现的、可以决定社会制度里边的某些关系如亲属关系和婚姻模式来说明文化进化遵循着由母系向父系发展重建各该群体社会行为的趋向。泰勒的主张正如美国学者哈奇(Elvin Hatch)就《原始文化》(1881年)内容作出的概括那样: 
泰勒采用比较法“是建立在依他看来一个不证明的事实上,即遍及全世界,人类制度显示着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类似像石器、编篮和烹调菜文化现象,在不同社会与不同大陆之间,不过在细节上有所差异而已。 
在这种比较上,几乎无需顾虑到历史时间或地图上的位置。相同的信仰、行为和器物可由全世界各地收集起来,然后将它们组织为包罗万象的分类架构。武器可组成矛、棍、投石器、弓与箭等类别。神话也可分门别类为像日出、日落、地震等各类神话。一旦以这种方式做了分类,则每一类别内的资料便可以显示进步或演化发展的模式。例如,在研究火器时,研究者从早期粗糙形式的武器,如燧发枪开始,而进到最现代与精巧的武器。演化所走的方向便以这样方式流露出来。” 
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从早期进化论开始,人类学家们从人类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文化发展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人类精神生活表现的系谱关系与动物演进状态相似的假说来建立社会进化的普遍法则。从当前生物学界已经承认形式与构造的类似不能作为生物本身存在“发生类似”来看待,很显然,他们把复杂多因的文化现象看得太简单了。早期进化论主张的“并行说”(Parallelism)与传播论派完全归诸于“传播说”(Diffusionism),同样失之偏颇;而历史特殊论派主张用“辐合的原则”(Principle of Convergence) 来判别文化现象,其看法无疑是综合的折衷的。当然,历史特殊论派博厄士发表了被称之为连续性区域跨文化比较,即对北美印第安群体连续性区域内进行神话学的比较研究之后指出早期进化论者倡导的文化比较研究有三个缺点:1.文化类似或相同的程度与意义,不易评量;2.只从旅行游记或传教士的报告中抽出背景不同,首尾不贯的许多事实来填入自己的计划系统内,不免有错误的危险。3.若欲充分明了文化的特征,不能不注意熟考其实在的历史背景。 这些意见是值得研究者重视的。功能学派兴起后,尽管学者们仍然喜欢用生物学的观念去看待文化现象,但是他们在强调田野工作重要性的同时重视比较方法在研究社会制度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是可取的。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拉德克利夫(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 -Brown)认为:比较的方法是唯一使我们可以找出人类社会的一般的,根本特质的归纳法。换言之,所谓比较方法就是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法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应用。“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力求去认识(而不是‘解释’)一个具体动物的一个具体特征,即首先将它看成是一种或一种普遍现象的一个具体例子,然后将它与人类社会某种一般的或最好说是普遍的趋势加起来加以认识。这种趋势在某些时候又叫做规律。”“对于社会人类学来说,任务是阐述和证实社会体系存在的条件和在社会变迁中可观察到的规律的理论。而这只有通过比较的方法系统使用才能做到。” 因此,他们在田野工作中,侧重社会制度的系统观察;从亲属制度与婚姻法则的知识入手;对社会制度本身,由比较建立分类,由分析去了解内容。 
在试图解答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人类学家们又把比较研究拓展到现代社会国民性的探讨上来。他们在分析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的人格特征及其对特定民族的文化、制度、思想方式等等的影响时,着力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人格和社会的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米德(Margaret Mead)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本世纪10年代初,当代名家金克木先生在《读书》月刊著文,以上述两位女人类学家专著为例,三次谈论比较文化及其研究方法,建议更多的人知道人类学的用处,学习人类学知识,重视文化人类学所倡导的比较文化的观点和方法。 比如其中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剑》(一译《菊花与刀》)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专著。第二次大战期间,她服务于联邦政府的战时情报机关,主持对日、德等国民族性的“遥远文化研究”(The Study of a Culture at a Distance),美军当局要求她运用人类学思想方法去处理现代社会问题。当年她只能采取文件和访问的方式,用文学、电影、大众传播甚或与战俘或被逐者等交谈的方式对日本民族性作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她正是运用跨文化比较法站在美国的立场去观察对比、理解日本人,通过对不同背景的逻辑分析来确定其文化模式。从个人“恪守本分”到家庭生活以至“奉行圣志”等思想言行中,突出地勾划出形成日本民族性的文化模式,即所谓“双全性格”。 
二、 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拓展 
1940～1950年间,在探求人类文化之所以变异的理论研究上,以美国人类学者为主的学者们,针对功能学派经常以分析一个社会的功能理论推展到全人类的社会这一缺失,起而提倡把人类学的理论用统计的方式证之于许多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况,发展跨文化比较研究(Cross-Cultural Comparison),更有效地运用统计分析试图取得更具科学性的说服力。 
毫无疑问,当代人类学工作者强调用这种比较研究法去探索人类群体的面貌。它着意的不是一个孤单的社会甚或一种社会习俗方面,而是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对待人类,即不限时空地对群体与群体之间、传统与传统之间作出比较,做到普遍化(一体化),进而达到识别文化的异同及其所以异同的目的。它寻找社会结构上变异的科学解说,同时又要证明人类群体本身及其习俗的来源和发展。比如说,对南非某一社会、新几内亚、中美洲的部落园艺、亚洲的牧人、欧洲的农民以及工业国家等等的记述,都需要人类学家的努力。庄重的人类学工作者并不想仅仅建立在西方社会的研究上,而把有关人类自身的文化如何深入完善而不顾,人类学工作者坚决主张,任何有关建设性的根据,必须建立在跨文化检验(Cross-Cultural Ex-animation)的基础之上。如果说,这些概括被断定对人类社会是真实的话,那么,它一定对任何地方的人类及其社会也是真实的。对任何一位人类学工作者说来,西方社会只不过是情况之一罢了。当然,人类学工作者同样不赞成建立一个爱斯基摩人家庭中有关人类家庭组织的概括,原因是我们想知道的是:家庭的起源、发展和变化,不同地域家庭的异同,以及有关家庭的经济、政治组织、孩提抚养社会化、宗教、娱乐等等。这么一来,当人类学工作者接触某一特定社会有关的家庭组织这一课题时,他必须带着问题在更大的渊源上去考虑问题。他们应该意识到:对于某一种研究,作理论判断时,以一个族体为例与以全世界更多的族体为例是很有差别的。如果你所了解的是整个人类的文化时,那么,这种比较方法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到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默多克,他深信跨文化比较法 对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终生致力于发现、研究和比较研究世界文明的成长讯息。他从1930年起从事跨文化比较(Cross-Cultural Survey)研究,并在1949年全面建立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库。他是现代研究亲属称谓制度的先驱。其名著《社会结构》(1949年)就是运用上述档案资料对250个社会群体的家庭和亲属组织进行量化分析写成的。他提出夏威夷式、爱斯基摩式、易洛魁式、奥马哈式、克劳式、苏丹式等6种亲属称谓图式已为众多的研究者所采用。 
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库,实际上是世界民族志的资料中心。默多克认为,尽管多种文化互不相同,但存在一些相同的发展模式,从世界许许多多的“样本民族”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中通过比较分析,从中可以发现不同族体从简单到复杂的文化特质,而族体之间的文化变迁则朝着一定的方向进化。默多克《世界文化大纲》(Outline of Cultural Materials, 简称OCM)就世界6大地区(非洲、环地中海,东亚、太平洋岛屿、北美和南美)的群体分人类为88大类617小类的文化资料输入了由电脑控制的HRAF系统之中。迄今1994年止,HRAF共储存约4.5百万张微缩胶片,预计今后每年可以递增2500张胶片 。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取得所需的专题资料以便进行统计和比较分析,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是借助于这一档案库储存的资料完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多年实践,研究者利用HRAF档案库应十分重视与原型不一致的文化社会标本的文化特质的特殊背景所塑造的行为模式,否则,就很可能曲解具体文化的社会含义。今天看来,比方说,人类史前的经历较之传统的模式存在差异。例如考古学材料已经证明,过去人们认为采集狩猎的生活特点主要是平均主义的、流动性的和小规模的,现在,我们已经从澳大利亚、亚非等地农业集群的史前生活中了解到,当时人们过着大规模的,半固定的生活方式,有基本的等级制度,一部分人支配其他劳动、产品再分配和扩张居住地。至于狩猎社会的复杂性,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丘马什人中得到颇为充分的发展。这个社会包含了绘制本民族群体杰出的从事工艺美术的人员。质言之,利用这批资料进行跨文化比较时,要特别注意某一文化特质的时代属性,同一社会性质,即处在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族体才能开展比较。如果掌握的资料不能令人满意时或者案例不多的情况下就不宜勉强进行。 
现代比利时著名史学家亨利•皮朗(Herni Pirenne)说得好:“唯有比较方法可以减少史学家间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 对于研究社会群体的文化及其行为模式的当代文化人类学说来,他是率先倡导文化比较、跨文化比较的方法的。今天,更多的有识之士认为:平衡国际间的合作战略十分重要,因而研究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事象的异同及其联系,将有助于充实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群体以及不同学科之间对人类文化的理解,进而开展接触和交流便在各国文化人类学工作者的视线之内。跨国、跨地区、跨学科(社会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经济学)等等跨文化比较研究有了引人注目的新发展。例如踏入20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领域首先运用文化人类学比较方法去处理神话题材的是英国第一个以创造神话研究影响文学及其直接来源的人、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他的不朽名著《金枝——巫术与宗教研究》正是以泰勒的比较研究方法为手段去解剖宗教仪式与神话之中可见的宗教原始渊源。 到了90年代,有一位爱尔兰泰特罗(Antony Tatlow)教授有意识地将文化人类学引入比较文学,大大开拓了文化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新兴领域,称之为“本文人类学”(Textual Anthropology)即主要通过人类创造的本文,包括诗歌、小说、戏剧、雕刻、绘画等窥探其隐含的文化深层内容。 又如在我国医学文化史上有一个脍炙人口的跨文化传统(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特例”——即我国的人痘术外传到英国变型为牛痘而后返传到我国“其中有冲击,有变异,有融合,最终成为世界性文化的一个特殊方面:“实际上异文化之间的交流都不外乎这三个方面,只是机制的启动,有迟有早,发生的效果有大有小而己。” 在欧洲以一个欧洲共同体的名誉组织常设协调机构——欧洲跨文化的相互认识TRANSCULTURA由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阿让•热•比松博士发起,主张以文化作为社会群体的纽带,提出“非欧洲人研究欧洲”的口号,于1987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第一届跨文化国际研讨会,宣布“双向文化人类学”(Reciprocal Anthropology)的诞生。他们认为:“文化的沟通是一种相互认识和承认的过程”,而那些顽固地站在欧洲文化的立场来审视和评估非欧洲文化、宣扬欧洲文化沙文主义的“单向文化人类学”正是相互认识和承认的一大障碍。该组织的第一件事是邀请非欧洲人去欧洲实地考察,去点评欧洲文化。而参加“双向文化人类学”活动的学者的学科背景广及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神学、音乐和绘画艺术、建筑设计、符号学、数学、生物学等等。继第二、第三届分别于1988年、1989年在意大利罗马、比利时举行之后,第四届跨文化国际研讨会已于1991年3月初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总议题是东西文化间的相互认识(A Transcultural Approch to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欧洲跨文化研究会以“双向认识的策略”为中心,第一次在我国召开的。 当年与会的学者有从语言、文学、音乐、历史、宗教、哲学、社会、人类学乃至自然科学等不同侧面,就东西文化交流中共同关心、涉及跨文化研究方法论、思维模式、认识导向、个体观与整体观、东西艺术特征分殊,宗教的历史与现状、翻译的文化景景、语言与社会生活变迁等问题展开讨论。 它对我国从事跨国、跨地区、跨群体文化研究并以“双向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去取代“单向文化人类学”的指导起着推动的作用。 
三、 余　论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哈维兰(William A Haviland)严肃地指出:“理想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应该产生于广泛的比较研究基础之上的。跨文化研究者考察世界性实例为的是探讨他们对文化现象的解释是否能广泛运用于全世界。” 这一段具有指导意义的话,是值得我们牢牢记取的。近百年来文化人类学发展史表明,文化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不但是文化人类学工作者自身在田野调查访问以至室内整理研究过程中研究人类群体文化的必要工具,而且,像上文粗略地介绍过一样,这种方法也得到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认同和使用。 
但是,应该承认,在我们的队伍中,有的人有意无意地割断我国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发展史,既不承认文化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作用和今天的地位,又给这种研究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前者出现在近年出版的一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人员必读的基本著作”的“修订本”上,即在实地调查方法和文化研究专章,完全没有文化比较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地位。后者则发生在1991年3月上述欧洲跨文化研究会在我国南方以双向认识的策略为中心议题的国际会议前夕。当时,有一位从事民族学教学和研究多年的教师竟然把跨文化比较研究诬之为“殖民主义的东西”,真是不可思议。 
如何消除上述某些人的偏见和设置的框框?万应的良方是没有的,我想,加强学习,勤于实践、尊重历史、尊重科学才是最好的出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民族志资料丰富多彩,成文的史料地志之类数以千万计,以上引HPAF档案库不同的倒是未经精心整理分散于各省、市、自治区研究与教学等单位而己。比方说,以亲属制度为例,距今15年前有一位学者研究我国鄂温克式亲属制与摩尔根列举的类型不同 ,可以设想,如果我国从事原始社会史的民族学家与民族语言学家通力合用,按专题注意收集、分类资料,深入比较研究,我深信他们能够创建出亲属称谓图式也会在摩尔根和默多克成果之上。 
我国正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我们。可以预见,我国众多的文化人类学工作者、民族学工作者继续发挥跨文化比较研究在解剖民族社会历史面貌的同时,为人类学本土化,现代化建设同样发挥解剖和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