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溯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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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湖南教育界、知识界兴学之风，盛极一时。早期毛泽东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在从军未果的情况下，考入了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就利用担任学生组织「学友会」总务的机会，开办工人夜校；将毕业时，首先设想的是兴学从教；毕业后即进行「工读互助」的实验。他自称「教育是我的职业」1，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打破正统的教育模式，建立自己的理想教育模式。本文着重讨论毛泽东早期的教育思想及其渊源。
一
毛泽东青年时代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存在「君子」、「小人」两分的社会结构观念。就「君子」的社会责任来说，正如他的同乡曾国藩所说的：「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2儒家为维护封建纲常论理而行「仁政」，是基于尊卑差别，也就是贤愚差别，把教育「小人」视为「天」授予「君子」的政治义务。
1913年春，时年二十岁的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至1918年6月毕业，接受了长达五年半的师范教育，开始了他一生对教育的特别关注。
1913年10-12月，毛泽东在笔记《讲堂录》中就说3：
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
1917年8月，毛泽东给既是老师又是同乡的黎锦熙写信：「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信中说他「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
这封信叙述了他所怀抱的理想和通过教育「救世」的计划。他说：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
这是说，因为「小人」同为「吾宇宙之一体」，君子应「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君子」对「小人」有教育的责任。
他试图通过教育来弥补人的「天禀之不齐，境遇之不同」。他认为4：
草木鸟兽，同兹生类，尤宜护惜，何况人乎？小人原不小了，他本不是恶人，偶因天禀之不齐，境遇之不同至于失学，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
几个月后，这种设想通过「筹办夜学」获得实现。
1917年10月，一师的学生组织「学友会」改选，毛泽东当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实际主持会务，并筹办夜学。
1917年10月30日，毛泽东用白话文写出适合工人看的〈夜学招学广告〉，列举工人「最不便益」（方便）的几件事：「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广告夜学教学的内容、时间等。同时，以学友会名义致函校友，函称：「敝会发起夜学，原欲灌输常识于社会，经尽师范天职。尊处工人极多，想不乏热心求学之人，……望先生广为劝导，俾早来报名。」通过广告宣传，报名夜校者达百余人5。
1917年11月，毛泽东在《夜学日志首卷》中，介绍了欧美的经验6：
欧美号称教育普及，而夜学与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不废；褓姆有院，聋盲有院，残废有院，精神病者有院，于无可教育之中，求其一线之可教育者，而不忍恝置也。
为佐证通过教育救「小人」的思想，在上述给黎锦熙信中，毛泽东还引用了儒家经典论据7：
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钨，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这里所说的从「据乱、升平二世」，进「太平世」，是指汉代儒家的「公羊三世说」和近代改良派理论家康有为的「大同观」。毛泽东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反映出他对康有为主张的儒学传统大同思想的认同。
中国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出现了人们对大同的追求。到秦汉之际，《礼记·礼运》中提出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加以阐释，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的顺序发展的，封建社会是「据乱世」，资本主义是「升平世」、大同社会是「太平世」。他说：「盖自据乱至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无不同风。」8
康有为「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视中国，远览全地」，他借用西方进化论，提出的中国近代大同论，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之上。其目标是批判封建制度，推崇「天赋人权」，主张推进民主，发展经济，建立新式学堂，培养现代人才。他的学生梁启超以此作为发展教育的理论依据：「吾闻之，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相互胜，太平世以智胜。」他以近百年来，欧洲各国以智取胜为例，得出了「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源，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的结论，作为兴学的依据，这在19世纪末的晚清是十分先进的思想9。
当然，康有为的大同观，承认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和过程，但不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一个不断实现社会变革的过程，有它的局限性。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在40年代末，毛泽东还曾反复提及，年青时的「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当然不再是「消灭国家权力」，而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和共产党领导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10
二
从价值取向看，中国古代「大同观」，往往是儒家理想与道家乌托邦想象杂置并陈。在研究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中，还可明显反映出「大同」与外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并呈的现象。
空想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由于它与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吸引了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但空想终究是一种凭借激情随意想象的幻假图景，这种图景只能导向虚无缥缈的境地。中国一些青年知识份子受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多个来源，对早期毛泽东影响较大者，有日本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和十九世纪俄国的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 早期的毛泽东抱着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价值追求，多次进行了「工读互助」和「新村」实验。不过，他所设想的只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与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现代职业教育的「半工半读」有质的区别。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毕业。毕业后与蔡和森等到岳麓山野餐露宿，从事社会改造问题的探讨，计议在此间办「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来实现建设新社会。对此，蔡和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说：「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11。
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发表〈学生之工作〉，其中说：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立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本位说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他认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他希望新村实行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实行完全的平均分配，并且通过「新村」的实行，改造中国。他以日本的新村运动为例说12：
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代表同情于吾人者。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赴上海。5月间，他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工读生活。他们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进行织袜子的劳动，「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
同年7月4日，毛泽东离沪返湘，在路过武汉时，同恽代英见了面。早在毛泽东发表〈学生之工作〉时，恽代英就在武汉成立了具有新村性质的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他的学生林育南是这些组织的积极成员。林育南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在家乡湖北黄岗当织布工人，熟悉织布手艺。他受到林育南的影响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一度来武汉参加织布厂工作。毛泽东在武汉同恽代英这位志同道合者进行了长谈，听取了恽介绍兴办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回长沙后，毛泽东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13。
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溯源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三
五四时期，无论新儒学的学者还是主张向西方学习富国的方法的先进知识份子，他们的主题都是以富强来救国，并且提出了许多改革设想和要求。毛泽东从少青年时代熟读儒家经典，不仅受儒家大同思想的影响，他出身农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独特的乌托邦价值观，来源于十九世纪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认为俄罗斯农民的某种共产主义天性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是-致的，因此俄罗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且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相比更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说：他所「梦想新社会生活」，是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建设新村，并详细列出「新村」项目，认为「田园树畜各项，皆旧日农圃所为，不为新生活，以新精神经营之，则为新生活矣。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则为新生活矣。号称士大夫有知识一流，多营逐于市场与官场，而农村新鲜之空气不之吸，优美之景色不之赏，吾人改而吸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这种「新精神」，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纵情田园的思想。他还说：
种园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梁，（玉）蜀黍等亦可间种。粗工学生所难为者，雇工助之。
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
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皆可分别养之。
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
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
学生认为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
毛泽东在此文中还主张废弃学校的手工科、体操科，以生产取代之。他说14：
现时各学校之手工科，为不生产的，所施之能力，掷诸虚牝，所谓「能力不经济」。手工科以外，又有体操科亦然，各种之体操，大抵皆属于「能力不经济」之类。今有各项工作，此两科皆可废弃之。两科之利，各项工作之中，亦可获得。
毛泽东的中、后期对农业、农村教育的高度关注。他主张把教育重点放到农村、反对单纯升学模式。到70年代末，国农村高中普及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他要求农林大专院校「一律迁到农村举办，使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在全国掀起一场搬迁风，使农业院校受到严惩破坏。
很明显，他的教劳结合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教劳结合思想是存在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教劳结合思想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教劳结合是复杂而非简单的过程。他们主张教育不仅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更要同综合技术教育相结合，而且进行体力劳动也是为了「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15
四
毛泽东早期的教育思想并不只是上述来源，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实用哲学大师杜威本人和介绍杜威教育思想的著作，对青年毛泽东也有很大的影响。杜威强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推崇「综合教育计划」，反对职业训练与文化修养的背离，职业与个人发展的对立，主张把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的结合，提倡「做中学」等，在毛泽东早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有明显的反映16。
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一文中，提出七十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中，教育问题居第一位。教育问题又有十七个子问题，其中「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是最后一个问题17。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介绍健学会会则规定要「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列举了该会组织的演讲，如「采用杜威教育主义」，并对此予以肯定，认为「传播之快，得益之大，不可计量」18。
1920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一文中说：「美博士杜威东来，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19
1920-1921年间，杜威在中国讲学。1920年10月曾来长沙，同来演讲的还有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毛泽东被湖南《大公报》特邀为此次讲演的记录员。
1920年11月10日，〈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一文中，开列的书目有杜威五大演讲、实验主义、杜威新教育的趋势、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等一大批20。
毛泽东创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夜学时，曾建立由职员轮流记载日志的制度，主要记录教学和管理情况。1917年月11月，毛泽东在夜学日志首卷中，直指「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学生不能得职业于社会，学生近之，社会远之，学生亲之，社会离之，永无联结契合之日。」他主张「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大之大学校」21。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了杜威「学校即社会」教育思想的影响。
1920年3月7日，由陈独秀、彭璜等人连署，毛泽东执笔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刊出，这一「启事」对旧教育进行了尖锐批判22：
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是受教育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谋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
「合理的教育」新模式，即「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这一设想，把杜威的「做中学」的教育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与黄炎培所概括的「美国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实用」，「职业教育把读书与谋生结合在一起，不像中国谋生读书是两回事，学校毕业却不会谋生」的认识和对旧教育的批判是基本一致的。
在此之前，由王光祈发起成立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得到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的支援，目的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通过工学结合（职业与教学合一），达到经济自立。这一时期在天津、上海、武汉等地也有类似的工读组织，这些组织进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尝试，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追求「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已经超越了「工」和「读」的范围，包括了分配和交换，则与杜威的主张并不一致。
「新村」、「工读」实验均未成功，正如他1920年〈致黎锦熙信〉中说的：「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定发起者停止。」23
1919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江西萍乡考察时分别致函向警予等会友，信中总结了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同一时期，1915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提出教育应是「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他主张教育必须贯穿的「四大主义」：一是现实主义，用科学和现实生活的教育来取代复古迷信的「理想主义教育」；二是唯民主义，用民主主义的教育来取代专制主义的教育；三是职业主义，用职业教育来取代空洞的伦理说教的传统教育；四是兽性主义，重视「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以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自文」等方面的训练。「四大主义」构成新教育目标的基本要素，反映了五四新文化启蒙的主要精神24。
1920年10月，当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毛泽东开始在湖南发展团员。11月，他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25。
五
毛泽东从少青年时代熟读儒家经典，后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他出身农家，以小农为基础的田园生活模式是其重要背景，而「民粹主义思想是可能从小农经济中自发产生的」26。这可能是他所具有的独特的乌托邦价值观的重要渊源。
胡绳的这一评价也许有它的合理性：毛泽东「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如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会化时期，提出「五七指示」的时候等。「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27。
虽然，在延安时期及建国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毛泽东是反对民粹主义的。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28：
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令人注意的是，引文中用括弧包起来的短语「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初版中已删去，而原来是有的29。
时间过去了五十一年，到了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高潮的来临，毛泽东早期的教育理想再一次勃发起来，特别是他感到，已经找到了理想社会与理想教育相融通的最佳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他对教育的热情与对人民公社的热情一样不可遏止。
1966年，林彪寄给毛泽东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在阅后，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著名的「五七指示」。这一指示勾勒了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这同他1958年设想的人民公社差不多，只是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内容。这说明晚年毛泽东仍未能忘记当时的「新村」实验30。
毛泽东的「五七道路」、「七二一道路」等有合理的成分，它鼓励学生参加实践，联系实际以矫正学校教育的弊端，作为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补充，有现实的针对性。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设计，没有将教育改革建立在符合教育规律的理性基础上，而是基于一种理想主义，企图培养一批「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新人，以实现「知识份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这固然是「乡土」的，却远离了「现代化」的目标。
历史在按照自己的脚步前进，早期的毛泽东既没有选择「杜威主义」，也没有选择「新村主义」。
但正如上文所说，「农业社会主义」、「新村主义」所描绘的社会蓝图和理想世界，超越发展阶段，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在毛泽东中、后期的教育思想中仍保留有很深的影响。
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溯源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注释：
1 毛泽东：〈致向警予信〉（1920年11月2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页548。以下未标明书名者均略。
2 曾国藩：〈答刘蓉（孟容）书〉，载《曾国藩全集·书信（一）》（武汉：岳麓书社，1990），页21页。
3 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1月），页590。
4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页88－89。
5 毛泽东：〈夜学招学广告〉，页94。
6 毛泽东：〈夜学日志首卷〉，页97。
7 同注4。
8 康有为：《论语注》，卷二。
9 梁启超：〈论学校〉，载《时务报》第5册，1896年9月17日。
10 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476页。
11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页16。
12 毛泽东著：〈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页454、455。
13 黄瑶：〈毛泽东为甚么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炎夏春秋》2003年第9期。
14 同注12，页455、456。
15 《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页218。
16 毛泽东：〈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1920年11月10日），页541。
17 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9月1日），页396。
18 同注17，页369。
19 毛泽东：〈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1920年7月31日），页495、496。
20 毛泽东：〈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1920年11月10日），页541。
21 同注6，页97。
22 毛泽东：〈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1920年3月7日），页676。
23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页478。
24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载《陈独秀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5 《毛泽东生平大事简表》，页713。
26 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7 同注26。
28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1314。
29 同注26。
30 同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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