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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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毕生似乎与争议结下不解之缘。即使在身后，他仍然一再作为争论的主题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史家们大约都会同意，这些争议有颇大的一部分关系着中国文化的走向。最近一次持续时间很长的挑战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的林毓生教授。其代表作《中国意识的危机》（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ou-rth Era，Madison ：University of isconsin Press，1979)对胡适作了系统的否定性的批评。这本书的中译本1986年12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1月便出版了增订再版本。仅后者印数便高达2万册。它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应该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罕见的指责
简单地说，林毓生教授认为20世纪出现了“中国意识的危机”，“我们的‘人文’实在是处于极严重的危机之中”。这个危机的实质是“权威的危机”。原因是“五四运动主要的一面是反传统的思潮，经过这个思潮的洗礼之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已经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根据韦伯和希尔斯的理论，“‘卡里斯玛’是象征的秩序中心，是信仰和价值的中心，它统治着社会”。“中国社会的‘卡里斯玛’的核心所在的崩溃必然导致文化失范（anomic)和道德混乱与失意。”（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363、366、40、4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形成这样的局面的原因又在于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等人的思想模式是错误的。首先，“在胡适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盘西化主张为基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其次，在方法论上“胡适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他终生强调的思想力量和思想第一的观点”在林氏看来这种方法和观点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继承了“经典儒家以后的强调思想力量和思想领先的思想模式”。（同上，140、141、76页。)
林先生认为，胡适等人上述错误的后果非同小可。其荦荦大端有：
1妨碍了自由、理性、法制与民主的确立。（该书《增订再版前言》)甚至隐约地说：“这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意识持续危机的原因……”（同上，293页。)
2“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与五四运动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同上，292页。)
3胡适等人提倡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同上，288页。)因此，只有摒弃胡适等人的错误，实行林先生的主张才能“创造性地解决中国意识的危机”（同上，294页。)，“创造性地转变中国传统”（同上，299页……)
坦率地说，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除了政客们的谩骂以外，出自学人的如此尖锐和系统的批评并不多见。林先生为此写了不下30万言，意在解析过去指导未来。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这些见解，却不能不承认林先生提出了一些非弄清不可的问题，其性质已远远超过对胡适个人的臧否，而直接涉及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
“全盘西化”再咀嚼
20世纪的中国确实灾难频频，动荡不安；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一再出现众说纷纭，剧烈冲撞的景象，统治者对此束手无策，相继用武化手段去解决文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意识危机也未尝不可，尽管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可能大不相同。真是胡适等人言论不当导致这样的局面吗？
看来还得从所谓“全盘西化”谈起。对这个耳熟能详的老问题还谈点什么呢？胡适逝世前后，台北学术界围绕胡适与中西文化这一中心着实热闹了一阵子。我们没有必要重复当时说过的许多话。
首先应该弄清楚，在“西化”的名义下，胡适究竟提倡了什么？
评论一个思想家的观点在片言只语上纠缠没有多少意思，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他的基本主张。不必讳言，胡适确实说过主张全盘西化的话。1929年，他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不过，不久后他就申明：“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西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胡适与中西文化》，140页，台湾牧童出版社，1977年。)如果不想过分咬文嚼字，他的“西化”、“世界化”的同异也可略而不计，直截了当看看他的“西化”或“世界化”的内容。胡适先后提倡过“实验主义”、“易卜生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不朽论”、“进化论”等等，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思想的中国版。与梁启超的“善变”相反，胡适对一些基本主张毕生信守不渝。概括起来“西化”思想有这么几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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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性自由。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选》，132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胡适的这句话在新文化运动中曾传诵一时。在他看来，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同上，1页。)现代文明的建立和发展都有赖于国民独立人格的养成。他对中国旧礼教的猛烈抨击就是基于这种来自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
第二，怀疑主义。
西方现代文明的曙光是从对黑暗的中世纪思想统制的怀疑开始的。胡适提倡的存疑态度，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也面临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任务。代代相传的制度、风俗、圣贤教诲，历来视为天经地义，如今却必须一一重新审视。二是把事事问个为什么的理性态度看作人性的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和圣贤的教导就是真理；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偶尔出现的怀疑思想除了异端以外，基本上是对经义的不同理解。胡适说：“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3页。)他提倡用理性审视一切，主要渊源于现代西方文化。
第三，实证的态度。
胡适一再说：“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00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在他看来，“科学唯一武器是证据”，这是“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唯一工具”。（胡适：《演化论与存疑主义》，《胡适文选》，12页。)科学所以能战胜迷信，推动人类的认识发展、文化进步，其奥秘就在于此。翻阅一下胡氏的著作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实验主义的旗号下倡导“实验室态度”，鼓吹“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还是维护科学精神，批评不利于科学发展的错误思潮，他归根到底是要启示人们“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反对专制统治养成的盲从盲信，“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胡适：《庐山游记》，《胡适文存》三集卷二，273页。)
第四，进化观点。
胡适这个名字就是中国知识份子深受进化思潮影响的标记。他也一贯致力于提倡用进化观点观察万事万物。“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存》二集卷二，26页。)这就是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基础。
第五，民主与法治。
胡适的政治理想是步欧美后尘，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他认为以人民程度够不上为藉口拒绝采用民主制度，是无视这个制度本身的教育作用。只有在实际贯彻过程中，人民才能学会运用民主。他尖锐地指出，那些以训政者自居之辈，“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人权论集》，30页，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为了确立民主制度，必须实行法治。他说：“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法定的人权的……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胡适：《人权与约法》，同上，12页。)民主与法治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国长治久安之路。这些西方思想的介绍不自胡适始。以进化论来说，早在1889年春，上海格致书院考课（公开征文)，请李鸿章命题，题中便要求阐述达尔文之书的内容。其他各点大体上在19世纪也已陆续传入中国。（参*$阅拙作：《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绪论第二章，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此后，几代知识份子都曾为这些西方现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殚思竭虑，胡适就是其中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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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样评价胡适提倡这些西方现代思想所作的努力？
17世纪以来，中国原有的社会制度已经破绽百出，社会转型已经成了非解决不可的历史课题。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繁荣。它掩盖不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此期间英美法等主要西方国家通过各具特点的革命确立了新的社会制度，为本国的富强建立了必要的前提，并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中国却成了时代的落伍者，致使经不起接踵而至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大洪流的颠簸，长时期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于是，是否有助于中国社会从古代型向现代型蜕变便成了臧否一切人物及其言行的最高标准。不幸，老祖宗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却偏偏缺少建立以民主自由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妙方。不管人们是否高兴，历史迫使中国人面对唯一的选择：要救国就必须学习西方！
评估胡适的言行同样不能无视这个历史背景。他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驰骋了近半个世纪，他学习西方的上述主张，按基本精神说来是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他从参与新文化运动之日起提倡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曾经启迪过一批又一批有为青年。这是无法磨灭的历史事实。他的错误不是在这些方面。因此，当林毓生先生说胡适的主张妨碍了自由、理性、法制与民主在中国的确立，便不能不令人十分费解了。
那么，据说胡适提倡“全盘西化”令中国产生了“权威的危机”，令“卡里斯玛”即秩序、信仰和价值中心崩溃，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胡适自己已一再说，由于文化的惰性，全盘西化是完全不可能的。以此指责胡适，很大程度上是文字游戏。在这里纠缠不休究竟有多大价值，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其次，包括“卡里斯玛”论在内的一切理论均须不断验证、修正和发展。以一个理论为根据去宣判另一主张的是非，其结论能否令人信服是不言自明的。
略加比对便不难发现，与林先生的论断相反，任何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巨大变革。其核心正是价值观和信仰的转变。没有人权取代神权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黑暗的中世纪就不能蜕变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路易十四时代的价值观和权威如果不瓦解，就不可能有1789年以后的法国。旧权威的崩溃与新权威的建立往往密不可分。“朕即国家”不成为秽土，《人权宣言》的权威就不可能确立。这就是历史前进的足迹。同样，在中国只要圣贤和经典仍然被看作真理的最高标准，现代社会就仍然是个幻影。
论者认为这些转变固然必须，但要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结合点才能令这些转变成为现实，这就叫“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个辩解也是苍白无力的。晚清以降，所谓“礼失求诸野”的“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乃至“孔子改制”等等都曾风靡一时，穿的是地道国服，“创造性”也不弱，可曾促进中国向现代社会顺利转化？说外来的思想不会被人民接受而成为新的权威，也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不符。试看贵至天子，下至庶民，雅如士夫，俗如村妇，多少人在释迦牟尼偶像前顶礼膜拜，把拗口的“南无阿弥陀佛”念得琅琅有声，只见中华民族赞颂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的博大胸怀，那有什么种族歧见！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主与科学已成了中国很多知识份子不可动摇的信念，也没有因为他们是西装客而拒之门外。在受过现代科学文化洗礼的知识份子心目中，任何主张的国籍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理性的态度才是睿智的表现。不但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伟大自然科学家成了人们崇拜的英雄；培根、康德、卢骚、孟德斯鸠等人也是受到广泛尊敬的权威。从19、20世纪之交开始，进化论、民约论等西方思想不是比孔孟之道更受中国知识分子欢迎吗？除了遗老遗少又有谁会说这是数典忘宗呢？
最后，我们还应看一看胡适鼓吹“西化”究竟是冲击了哪家“权威”。除了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外，他的“西化”言论主要发表于20年代末至抗日战争前。当时，国民党及追随当局的一些学人极力渲染西化给中国带来的所谓灾难。最能代表他们心态的是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开宗明义的一段话：“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年1月10日)，《胡适与中西文化》，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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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西化浪潮已经淹没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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