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学术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性别这一女性主义学术的核心概念及其相关理论。该理论以透析男女两性差别的社会存在为主要内容，从解构男性中心主义传统知识体系入手，强调社会文化建构对性别的作用及其多样性、可变性，倡导多元的思维方式，关注女性/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力倡男女两性关系的改善与社会的公正。性别理论的知识批判与重建精神及其实践性，反映了这一新兴的、跨学科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所具有的开放性格和学术生命力。
关键词：性别概念；社会文化建构；性别文化积淀；知识批判与重建关注点的转移
作者简介：林红，女，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日本国立御茶水女子大学人间文化研究科博士生。
本文试从性别概念形成的谱系学入手，阐明性别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学术价值，以期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了解、理解女性主义的基础上，以各自学术研究的背景为舞台，自觉运用性别视角共同审视人类已有的知识，促进性别平等意识的普及。
一、性别概念的提出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性》一书的作者西蒙娜·波伏娃等早期女权主义者在向性别差异本能（先天）论挑战时，开始对造成性别不平等、置女人于从属地位的男权社会构造进行质疑。她们通过对欧美和非洲一些地区进行的人类文化学考察，论证了男女性别的分工和差异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是在男性优位的社会建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虽然波伏娃没有直接使用ｇｅｎｄｅｒ这一用语（因她用法语写作），但她的“女人是被塑造的”这一著名观点成了其后女性主义性别概念的核心思想源流。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精神分析学家ｒ．ｊ．ｓｔｏｌｌｅｒ和性学家ｊ．ｍｏｎｅｙ，在对“性认知障碍”的形成原因进行实证性研究中，正式引入“性别”（ｇｅｎｄｅｒ）一语 ，以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性别自认（心理上认定自己是男／女）的作用。ｒ．ｊ．ｓｔｏｌｌｅｒ对“性认知障碍”患者的研究表明：一个男儿或女儿身的孩子，出生后即被当成与其生理性别相反的性别养育，久而久之形成的性别自认是很难改变的 。ｊ．ｍｏｎｅｙ在对阴阳人（俗称“半男女”或“两性人”，系生殖器发育不完全引起）和由于事故而失去生殖器的患者进行治疗和研究中，也发现并进一步证实：性别自认并不取决于人所拥有的生殖器官的属性，而更多地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此外，一些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们还发现，并不象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生物属性被精确地划分为男性或女性，人类社会中常有居于男女两者之间的半男半女和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性别。近年来，我国日渐向社会公开的易性癖、同性恋、双性恋者就是最显而易见的实例 。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按照生物的性别、社会的性别、性行为上的性别对性现象加以分类。如：将男女染色体、激素、内外生殖器等以生俱来的男女生物属性视为生物的性别——ｓｅｘ；将男女的社会分工、男女角色、气质、能力、性格以及身份、地位等后天约定俗成的一整套男女规范视为社会的性别——ｇｅｎｄｅｒ；而视性意识、性取向、性行动等为性行为上的性别——ｓｅｘｕａｌｔｙ。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生物性别上的差异决定着社会性别和性行为上的差异。“性认知障碍”的研究成果，从根本上推翻了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性差生物决定论的假说，为性别是社会文化建构的观点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性别（除了性和生育功能外）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观点向人们提示：孤立地从生物的性别、社会的性别、性行为上的性别的任何一面去理解和把握性别概念是有失偏颇的。社会文化不仅直接地对社会性别和性行为加以构建和制约；而且通过社会性别加强、复制和合法化那些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差别。基于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性的无处不在及三类性别之间彼此相关的特性，女性主义学者们反对把生物的性别和社会的性别分离、反对社会性别基于生物性别的观点。为了避免把性别概念狭隘地理解为或混同于上述三类性别中的“社会的性别”，笔者采用李小江等人的“性别”译语而不用“社会性别”。
二、性别理论及其在中国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兴起以来，女性主义学者们在对已有知识体系的质疑中，不仅发现了妇女在这一知识体系中的缺位，而且看到了父权制文化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看到了由这种权力关系制造的、被作为常识接受的性别话语的偏颇和谬误。于是她们做了大量的学术调查研究，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男性中心主义知识体系加以批判、解构和重构。她们分别在自然科学史、社会学、人类学、历史等领域对一些基本理论和观点中的性别标识进行深入细致的追踪，发现了性别文化的无处不在，连生物性别上的差异——我们长期信以为科学的生物学上的有关性差的知识，都是由社会文化编造出来的 。
最先在社会学领域中对性别进行研究的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安·奥克利对男女之社会和家庭分工（“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的研究。她指出：性别分工并不是由男女生物学上的差别决定的自然体，而是社会有意造成的性别不对等的社会规范，从性别规范上揭示了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性和不平等性。
１９７５年，人类学者盖儿·卢宾在〈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这一被视为“７０年代影响最大的女权主义理论文章之一”的论文 中，分析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具有独到见解的性别机制理论。她说：“性/性别制度”是制造和规范着性、性别甚至于个性的一整套社会组织；这套组织（特别是亲属关系和婚姻结构的组织）在制造性别差异的同时不断地维持着性别差异。视性别为一种制度的这种分析方法在女性主义学者中影响很大。此后，许多学者纷纷从各自的研究背景出发探究了性别制度在各种社会文化和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和演变，极大丰富了性别概念的内涵。
１９８８年，历史学家琼·ｗ·斯科特在《性别与历史学》中，进一步强调性别是一种权力关系，即一种“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份”和“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 。她将性别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并把它运用在历史学、尤其是女性史的研究中，从而使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主要关注点由研究性别差异转向研究性别关系及其社会结构。
当女性主义学者们普遍关注性别关系及其社会结构时，著名的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把阶级、种族、民族等造成人类不平等的其它社会因素引入性别研究。她揭示了性别、阶级、种族、民族等各种压迫得以产生和彼此关联的思想根源，即“竞争性的非此即彼式的思维”１。其后（１９９６年），斯科特在为《女性主义与历史》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进一步强调要重视女性群体中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阶级和阶层、不同辈分和年龄之间的差异及链接，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女性主义的性别理论。
简而言之，西方女性主义学者们先后把性别视为一种制度、一种权力关系、一种分层机制。她们在性别分析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些理论，对我们考察性别现象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在我国，新中国建立后制定了一系列男女平等的立法和政策，从制度上排除了性别歧视，中国妇女由此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客观上改变了社会地位和传统角色，性别不再赤裸裸表现为社会制度或社会关系。尽管我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如此不同，但改革开放后性别现象的潜滋暗长却日益反映出性别文化积淀在我国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性别在我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维定势、一种意识观念。举例而言：劳动力市场上两性不同的参与模式、不同的工作机遇和待遇现象的出现；宣传平等政策和维权时不自觉地损害着妇女的利益，无形中宣扬并强化着性别意识（如退休制度硬性规定女职工、女职员、包括女知识分子比男性早退休５年；妇女阶段性就业的提出等）；对社会中存在着的性别问题学者们缺乏应有的性别敏感、视性别差异为天经地义，或者单纯地归结为经济原因而忽视性别文化的作用等等，诸如此类性别歧视现象和性别盲点不胜枚举。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兴起的我国女性／性别研究，“对知识建构和传播的热情往往让位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怀”２，难以从根本上抵制和抗衡传统的性别思维定势对性别歧视现象的催化作用。所以说，在我国，传统观念中人们对男性和女性持有的不同看法和期待，正以一种藏而不露的性别文化形态和潜移默化的性别意识观念，干扰着性别平等政策的落实和性别平等的真正实现。
三、性别理论的学术价值
尽管说，女性主义性别理论在西方形成的背景与在中国兴起的背景有所不同，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也有差异，其具体分析对象和范畴不能机械地照搬于中国，但其核心思想具有普适性和指导意义。
具体而言，有以下这么几个层面。
首先，性别是一个全球性的人类共有的学术概念。自其产生以来，经过不断充实和完善，不仅成为西方女性主义学术的核心概念，而且已经广泛渗入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析范畴。由于性别本身无处不在的特征，性别研究的对象可以涵盖所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地域的各种人群，涉及到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使性别研究具有广泛的国际间文化交流和跨学科互助合作的基础，为全球性的对话和沟通筑起一个宽阔的学术平台。
其次，性别理论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它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弘扬和谐共存的多元式思考方法，在哲学方法上突破了二元思维模式的局限。它否定先天的、生物决定论的观点，坚持后天的、社会文化建构的思想。根据它揭示的社会文化建构的观点，两性间的不平等现象既是男性中心社会权力结构的产物，又是维持这种权力结构的基础。在考察性别关系的权力构造时，不能忽视阶级、民族、人种、辈分等其他因素引起的同一性别间的差异及各因素间的链接。当我们关注社会文化建构的特性时，既应认识到社会结构的顽固性，也应看到社会结构的可塑性，确信：性别既然是社会文化建构的就可以重构，既然是建构的就不会是静态和固定不变的；我们可望通过社会文化、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最终消除性别不平等、建立新型的性别文化。这样一种开放、能动式的思维，对当前学术界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勇于创新不断创新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性别理论是一个多维的认知框架，是在挑战、质疑、批判、解构传统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建立的。它否定以等级制和排他性为特征的二元对立的男性中心主义知识建构方式，强调多元和谐的知识互补；用辩证批判的眼光审视已有的一切性别观念，坚持发展可变的观点、追求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的实现。它以长期被传统学科排斥、冷落一旁的女性为研究对象和出发点，强调把女性问题置于性别关系的结构中进行分析，而反对将女性问题孤立地剥离出来；它不仅从性别角度去考察社会，还从性别角度去审视我们所继承的人类知识，从而填补传统知识结构中的空白，重构新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批判与重建的思想体系，有利于我们在学术层面上加强对知识建构的批判和学科理论的建设，克服我国女性／性别研究中重解决实际问题而轻文化批判和知识生产传播的偏向，符合我党提倡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第四，性别理论是一种注重人本的现代意识。它以２１世纪“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为理念，揭露性别不平等，但反对把男性当作女性的对立物。它认为：不论男女，都不应以牺牲对方作为发展自我的前提，而应该共建彼此尊重、平等相处、协力互助、平衡和谐的伙伴关系。它追求一个没有成见、没有歧视、更为公正而富有人性的理想社会。这种现代理念使性别研究充满人性的光辉和理性的光彩，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价值。
总而言之，以知识批判和重建为特色的性别研究，旨在创造一个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术领域，它已日渐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研究领域中的显学。性别理论则为我们分析不同阶层、地区和民族的男女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性别形态，特别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阶层和性别分化日趋显著的今天考察性别与其他社会关系的互动状况、充实和完善性别平等的基本国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指导。
注释：
１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６页。
２杜芳琴：《全球视野中的本土妇女学——中国的经验：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１） （责任编辑林庄）
|
